在生活中，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运转有许多信念，这些信念大部分时间会让我们感觉良好，但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就可能将其摧毁。
首先，是自己不会受伤害的信念。大多数人觉得只有别人才会碰上倒霉事，而自己是不可能的。当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自然灾害或者遭到绑架、强奸的时候，这种认为自己不会受伤害的幻想便破灭了。人们一下子觉得世界颠倒，脆弱无助，对身边的一切也草木皆兵，焦虑不安。
其次，是认为世界是公平和有意义的。而一旦发生那些没有道理、非正义或犯罪事件，如恐怖分子对幼儿园实施炸弹袭击，少年随意射杀同学，人们的这种想法就会被整个颠覆。
最后，是认为好人有好报。创伤事件的幸存者会说自己为人善良，一贯行善积德，怎么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呢？太没天理了。同样的，对于那些遇难的人，幸存者觉得就算死也应该是那些比遇难者更坏的人去死才对。
当时的情形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大楼时，我正在10楼的办公室工作。我们都听到响声，但是想象不出发生了什么。很快，有人开始大声叫喊：“快跑——是炸弹！”然后大家都朝楼梯跑去。当我们冲下楼梯时，烟尘也随之滚滚而来。到底层的路仿佛无休无止。跑出大楼，我看见人们四处奔逃，一些人惊恐地驻足仰视。我仰头望去，只见大楼顶部火光熊熊，我僵在那里，不能动弹。接着，第二架飞机又撞了上去。不知是谁抓起我的胳膊开始奔跑。混凝土和玻璃开始四处飞溅。人们踉踉跄跄，东倒西歪，个个都满身尘土。跑到离大楼很远的地方，我们站在那里眼看着世贸中心倒塌。我无法相信自己眼前所见。其他人惊声尖叫，而我却只是凝视，无法相信这一切。
如今，我睡不好觉。虽然我努力入睡，但是在即将入睡之际，那些影像似潮水般涌入脑海。我眼睁睁看着世贸大楼倒塌，看见脸上带伤的人们，以及没能逃生，被坍塌的大楼掩埋的人们。我还能闻到烟尘的味道。有时，泪水把枕头都浸湿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仿佛凝视着正在倒塌的世贸双塔。白天上班时，我的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别人对我说话，我却充耳不闻。我常常感到自己似乎处于一种飘浮状态，对周遭的事物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城市里司空见惯的警笛声却会令我着实一惊。
以上是来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恐怖袭击中的一位幸存者的描述。与他一样，许多人在生活中也会经历一些诸如恐怖袭击、强奸、地震、交通事故、火灾、战争等严重的创伤事件，而在创伤过后产生的心理障碍便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创伤后应激障碍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全景展示一下它的真容。
首先我们说，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三种症状。
睹物思人，但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却不是这样，患者不需要亲眼见到那些曾亲身经历过的悲惨事件便可以重新体验当时的感受。因为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那些恐怖的回忆和噩梦般的影像自己会突然闯入他们脑中，或者在现实里或者在梦魇中，一幕一幕不停地浮现，这便是所谓的“闪回”，让患者顿感无处遁逃。
前文中“9·11”事件幸存者的描述：“……但是在即将入睡之际，那些影像似潮水般涌入脑海。我眼睁睁看着世贸大楼倒塌，看见脸上带伤的人们，以及没能逃生，被坍塌的大楼掩埋的人们……”便很好地刻画了这一点。
因此，“重新体验创伤事件”是第一种症状。
当非常微小的灰尘落在我们皮肤上的时候，我们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可当这些灰尘聚集成尘埃颗粒，变成很大一坨落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不但能够看见它们，还能感受到它们对皮肤的压力。那么这种刚刚能够引起感觉的刺激量便叫作感觉阈限。感觉阈限越大，能够引起感觉所需要的刺激量便越大。打个比方，别人的皮肤落上一个米粒大小的物体便可以感觉得到，但是因为你的感觉阈限比他们大，所以你也许需要一个栗子大小的物体放到皮肤上才能察觉。
同样的，情感阈限也是如此。有人说一个人伤大了就麻木了，是这样吗？有时候真是这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会表现出对情感的麻木，对周围情况的无动于衷，我们就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的情感阈限被提高了，日常生活中普通事件的刺激已经无法激起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是真的“淡定”了。
除了变得麻木，患者还会疏远身边人，逃避一切和创伤事件有关的想法、感受、谈话、活动和人，甚至渐渐对不相干的活动也丧失兴趣。
再来看看“9·11”事件的幸存者是怎么说的：“白天上班时，我的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别人对我说话，我却充耳不闻。我常常感到自己似乎处于一种飘浮状态，对周遭的事物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因此，“感情麻木、疏离”是第二种症状。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任何能唤起痛苦回忆的声音或影像都会使患者立刻心惊肉跳，“抱头鼠窜”。比如在战场上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老兵，退伍后偶尔听到汽车回火的声音也会吓得一头跳进身边的水沟躲避，脑海中浮现出战争的场面，再次体验到当年在前线时的恐惧。
还是像那位幸存者说的：“……城市里司空见惯的警笛声却会令我着实一惊。”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总是时刻警惕着过往痛苦的再次出现。
因此，第三种症状就是“高度警觉”。
除了以上三种症状，活着有时比死了更痛苦，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还会出现“幸存者愧疚”！他们甚至恨不得自己才是死去的人，为自己的幸免于难或为生存而做过的事感到痛苦、负疚。有一位洪灾中的幸存者表示：“我感到非常愧疚，因为邻居当时向我求救我没有理会，而是选择了保全自己的家人。”有一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越战老兵说：“我是杀人犯。没有人会宽恕我。我们应该被枪毙，我们应该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一点从《士兵突击》中许三多第一次实战后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杀人，确切地说第一次杀人是件多么痛苦的事。还有许多幸运儿，如二战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因家人遇害而自己侥幸活着，或因自己没能奋力反抗纳粹而产生深深的负罪感。除此之外，即使更常见的日常生活中的创伤事件，例如下面这场交通事故，也会让患者深切地体会到沉重的负罪感与良心的谴责：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一天休息时，我打算陪4岁的女儿去玩具店买一些玩具。前往商店的途中，我却一边开车一边考虑工作中一些未处理完的事。突然，前面的车毫无预兆地紧急减速右转，我的车一下子撞到它的尾部，油箱撞坏起火了，我的头也撞上风挡玻璃，并且受了伤。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我女儿被变形的那一侧车厢卡住了。当时我是拼尽了全身力气才踹开了夹着她的金属板，在火势蔓延之前抱着她逃出生天。在医院里，我不断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事故发生时的场景也不断在脑海中重现……要不是当时及时救出了她，可能我女儿现在会被烧伤，甚至被烧死。但是若不是我当时开车分了心，也就不会有这场事故了……后怕与负疚充斥了我的内心，它们比我肉体上所受的伤痛要来得痛苦多了。
除了以上这些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一项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无数次空袭威胁的英国市民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例，与没有受到空袭威胁的人群相比几乎没有差别，但是一些犯罪行为（如抢劫、强奸）中的受害者事后的应激障碍的发病率却相对较高。这是为什么呢？
看看两者的区别就能找到真相所在了：原来空袭中的很多人并没有直接体验到濒死、死亡和直接的恐惧。因此说，只有当事者身临其境或者亲身经历后才有可能患上应激障碍，如看到当时的情境，听到当时的声音，闻到当时的气味……
提到气味，让我想起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记忆！
为什么提到气味让我想了记忆呢？就是因为各种感觉通道（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中，只有气味留下的记忆是最持久的，也就是说气味留下的记忆多为长时记忆。
记得电视剧《状王宋世杰》中有一场戏，为了诱迫嫌疑人招供当年犯下的罪行，宋世杰便在犯人夜审时安排了一出案件重演，布置了一个和当年很像的案发现场，找到一个和死者很像的女人扮成冤鬼来索命。起先，嫌疑人只感到惊恐、恍惚和怀疑，迟迟不肯松口。关键时刻，宋世杰使出决胜的一招：撒出了被害者遇害时使用的香粉。香味一出，立即深刻又完整地勾起了嫌疑犯对当时的回忆，他终于对眼前的一切信以为真，开始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的罪行……
到这儿，大家已经可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了大致的了解。我们都知道许多创伤事件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那么接下来，我想着重讨论四类主要的创伤事件：自然灾害、虐待、与战争有关的痛苦事件，以及常见的创伤事件，如各种事故。
亲历噩梦
10月3日，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在自己的住所自杀身亡。
10月18日，都江堰受灾伤员罗桂琼在成都市第二医院外科大楼12楼跳楼自杀身亡。
11月11日，安县花荄镇雍峙村村民陈开华在父亲坟前上吊自杀。
11月15日，北川县擂鼓镇男子杨俊在家中杀妻后自杀，夫妻二人“相拥”离世。
11月19日，绵阳市政府办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从绵阳市宇隆大厦15楼跳楼自杀身亡。
12月5日，北川邓家海光村村民朱华会在家中上吊自杀。
12月10日，绵阳海天公司职工赵学亮在绵阳市中心医院跳楼殒命。
这是从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级强震后，有报道的接连发生的七起自杀事件。
自杀危机应该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一种极端形式，更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通常不会表现得那么脆弱，尽管如此，他们却是生不如死，来看一下亲历者A的描述：
地震发生后不久，作为幸存者我被安置在临时搭好的地震棚中。一连半个多月我几乎夜夜无眠，始终担心地震会不会再发生一次，同时一场场余震也让我如坐针毡。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是睡不着而是不想睡，多困都会坚持着。因为每次睡着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惊醒，一身冷汗，我梦见自己被建筑物上掉下的石头砸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脏就好像被一把尖刀划破又挑出了神经，无法自已地思念地震中惨死的妈妈，回忆起她死时的样子……也许那时我应该跟她一起去了就对了，现在才知道原来活着远比死了要痛苦。有时我会梦到妈妈还活着，一切都未发生过，我们全家都很幸福。但实际上这种梦比噩梦还要残酷，因为醒来后我不得不重新接受一次悲惨的现实，面对一次巨大的现实冲击……
除了地震以外，洪水、火灾、台风等自然灾害也会导致幸存者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有调查显示，在一场毁灭性的洪灾过后，幸存的200人中60%都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中25%的人在14年后仍没有痊愈。
自然灾害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是“虐待”。
虐待有很多种，包括身体虐待（殴打等）、性虐待（强奸和乱伦等）、情感虐待（父母总是嘲笑自己的孩子等），这些虐待都能引起慢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20年以上的病程）。来看有过被强暴经历的亲历者B：
我的人生就是一场苦难。在我4～8岁间曾遭到一位表兄的多次强暴，12岁时又遭到亲叔叔的强暴。33岁的时候，我又被一位陌生人强奸并殴打致残。这么多年来，我的睡眠总是与噩梦为伍。我会拒绝想起被强暴的经历和任何会让自己想起它们的东西，但是非常讽刺的是，我越是努力回避那些过往，它们越是会努力出现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我对身边的活动慢慢失去了兴趣，感觉自己在不断地疏远别人，变得易怒易受惊吓。尤其是三年前最近的那次强奸后，我几乎每周都会有一次惊恐发作。我的惊恐往往是由最近那次强奸的相关线索引起的，比如在我换内裤的时候，但是有时也会发生在我抑郁和疲惫的时候。
……
亲历者B的讲述让我想起一本书，叫《可爱的骨头》。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被强奸谋杀后用灵魂偷看她死后世界的故事：她的一家遭此惨祸后立即崩溃，父亲精神恍惚，屡次为警方提供可疑线索遭拒后，在一次夜间去捉嫌犯时被误伤致残；母亲无法忍受失女之痛，竟和探长私通，然后离家出走；妹妹在哀伤中一夜成人，不顾性命之忧去凶犯家窃取证据；年仅4岁的小弟在得知长姐已死之后，成长中心灵受到创伤……
尽管少女的遭遇留下的阴影曾久久在这个家庭中挥之不去，但是许多年后，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走上了各自的生活道路。在一旁偷看的少女的灵魂这时意识到：人生，犹如人的周身骨骼，即使有一块破损了，缺失了，但骨架终会长全；灾难和苦痛与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一样，也都会在时间的慢慢流逝下，与整个生命融合。
这正是自己就有过被强暴经历的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那么在这里，我想给遭遇性侵的女士们提供几点建议：
①相信自己。不要责怪自己。照顾好自己。
②告诉你信任的人。性侵犯令人恐惧和痛苦，独自承受会不堪重负。想一想有没有值得信任的人，也许是一位朋友，也许是一位亲戚，或者是一位网友。
③接受身体检查。即使没有受伤，尽快检查可以让你了解是否引起内伤、妊娠和感染性病等。而且72小时内进行身体检查是收集强奸证据的最佳时机。
④报案。强奸乃重罪，及早报案会有帮助。
⑤寻求专业的心理援助，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需要时间和专业的指导。
下面给大家看一组“约会强奸”中男女各自的内心活动，也许你们会有一些其他的收获。
女：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一次聚会上，他外表俊朗并且爱笑，我想过去和他聊天却不知如何开始，毕竟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太主动。这时候他走了过来自我介绍，然后我们就攀谈起来。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确实喜欢上他了。当他邀请我到他家喝点儿什么时，我想这很好。他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我希望他以后继续邀请我出去。
男：我第一次见她是在一次聚会上，她看起来非常火辣，穿着性感的裙子，很好地展示出她完美的身材。我们立即攀谈起来。她一直对我笑脸相迎，并在说话的时候一直摸着我的胳膊，我看得出她喜欢上我了。她看起来很轻松，当我请她去我那儿喝点儿什么的时候她答应了，真是走运。
女：当我们到他家的时候，我发现他家唯一能坐的地方就是床了。我不想他对我有任何非分之想，但我还可以坐什么呢？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向我靠近了，我很害怕。他开始吻我，我确实很喜欢他，所以我觉得接吻没什么，那很美妙。可是当他把我推倒在床上的时候，我挣扎着要坐起来，并告诉他快停止。但他实在太强壮了，我非常害怕，并哭了起来。所有反抗都无济于事，我停止了挣扎。就这样，我被强奸了。
男：当我们到家时，我们坐在床上开始接吻。开始一切都很美好，接着，我把她放倒在床上，她开始反抗，并说她不想这样。我知道大部分女人不希望让自己看起来太随便，她们通常会反抗，所以我知道她只是想这样表现。当她停止反抗时，我知道我们做爱之前她必须假装流几滴眼泪。
女：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它令我感觉很可怕，而且他的动作又那么粗鲁。结束时，他老是问我怎么了，好像他什么都没做一样。他觉得只是压在我身上而已，他把我送回家并说希望能再见到我。我不愿再见到他，我从未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男：当我们结束后她仍然很沮丧，这时我就不明白了！假如她不想和我做爱，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回来呢？从她的穿着和言行举止上可以判断出她并不是处女，那为什么她还如此强烈地反抗呢？我不明白。
……
我们继续往下进行，下一个是什么呢？与战争有关的痛苦事件。下面有请亲历者C为大家分享她的经历：
我今年40岁了，直到围攻开始的那天我都在乡下打理我的农场，围攻开始后我家的房子被迫击炮几乎炸成了一堆瓦砾。第二天一早，武装分子便来到村里，命令所有人立刻离开自己的住所。这个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好些邻居和朋友被枪杀。我们一家被迫让出房子、汽车和银行存款，还亲眼看到别人对我们的掠夺，而掠夺者中还有我们曾经的好邻居。随后几天我们移居别处生活。一天，当我们夫妻俩走在路上时，武装分子从天而降抓住了我们，我的丈夫和其他男子一起被带走了。随后的5个月里，我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我在运送流放犯的火车里度过了几天几夜，没有水，也没有食物，许多人就在我身边窒息而死。强行军时，我不得不从死去的朋友和亲人身上跨过。
有一次，我所在的小队必须通过一座桥，桥的两边布满了武装分子的机枪手，他们胡乱扫射，还命令我们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扔到桥下的网袋里。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我和许多妇女儿童一起挤在一个条件极其恶劣的大帐篷里，人们的哭泣声不绝于耳。当我也开始哭个不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自己已经“疯了”。如今，我觉得自己再也开心不起来了。独自一人时，所有的往事都历历在目。我时常躺在地上回想着以前家中的一切，他们抢走的每一件东西，我又看见了那一切。每个夜晚那些痛苦都要伴我入睡。
亲历者C的经历其实十分普遍。在战争，尤其是大规模的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遭到迫害和杀戮，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带来的残酷不仅有军队的累累暴行、集中营大屠杀、有组织的集体强奸等，还有它所导致的邻里间的无情掠夺和相互残杀。
例如阿富汗战争中，阿富汗人民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和侵略，还有塔利班的残暴统治。并且在美国“9·11”事件后，他们的国家再次遭到轰炸，这导致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或死或伤，数以千计的人住在临时帐篷里，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四周一片荒芜。有研究发现，阿富汗难民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例非常高。其中妇女尤其容易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塔利班已经剥夺了她们最基本的人权，她们中许多人的丈夫和男性亲属被杀，没有了这些男人，她们几乎不可能继续生存。
抛开平民，我们从参与战争的另一方——战士的角度看，又是怎样的呢？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于士兵的战争创伤反应出现过很多名词，“炮弹厌恶”“战争疲劳”“战争神经症”等等，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都是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战场上他们一次次目睹了自己的同伴被杀死的惨状，同时自己也在不断杀人。这些压力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慢慢积攒，在他们身处战争中或还留在军营时很多时候是看不出明显症状的，可一旦回到平民的生活中，所有这些影响都会表现出来。他们变得恐惧、失眠、冷漠、激动以及脑中充满各种死亡的念头。有些士兵，比如说越战中的老兵甚至会对同伴或家庭成员作出攻击性的行为，使整个家庭都陷入苦恼。按照这种情况，也许有些战士一辈子都不应该离开军营。
最后一个——常见的创伤事件！来听听亲历者D经历的一场意外：
今年54岁的我和丈夫一起生活在一个小镇上。两年前，在一个冬天的午夜，一辆途经小镇的运送燃料的卡车由于打滑，冲到了小镇中心的一家商场里。我的家正好位于事故地点附近，卡车的巨大爆炸声把我惊醒了，我那时感觉世界像要毁灭了。商场和上面的公寓立刻被火焰吞灭，火势立刻蔓延到周围的居民楼。我现在回想起，当时就像在看一部真实的恐怖片，空气中弥漫着建筑材料燃烧发出的焦臭味道，到处都是黑色和红色的碎片。这些碎片有的飘在空中，有的散落满地，就好像墓地中的百年墓碑在发出魔鬼般的光影。数百人在这场事故中丧生，他们大多是正在商场中逛街的人和周围的住户。居民楼里的看门人和卡车司机也在这场事故中丧生。
事故过后，很多人前来悼念。一段时间后，商场与大厦也开始重建。但是我的生活在那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的迹象。我开始觉得周围的一切有点儿陌生，世界变得不那么真实。我慢慢疏远朋友，脑中时刻充满着那一夜的场景。在夜里我还会不时梦到那个景象。以前我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但是现在也不吃了，因为它会让我一直睡着，那样我就不能从噩梦中逃脱出来。之后的一年半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去回想那个灾难场面，但是相关的回忆和梦境仍然游走在我的生活中。我的睡眠出现严重的问题也有两个月了，到目前为止，那场事故的记忆仍然非常鲜活。
亲历者D的描述让我想起了2010年11月15日上海胶州路一栋高层公寓的大火，那场大火也酿成了58人死亡的惨剧，事故给很多人留下沉重的心理阴影。除了这些，生活中很多貌似更加平常的事件也会诱发创伤后应激障碍，如交通事故，爱人意外死亡，孩子患上重病，亲眼看见他人受伤或被害等。
四类主要事件到此就讲完了。现在，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在事后会患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另一些人却不会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成因。
“谁让我心痛？”
有些人天生就是易感的体质，遇到同样一个问题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激动，更容易受伤。但是这个易感体质放到一样东西面前往往就会失效，那就是程度！你不是不想吃，而是你还不饿；我不是够坚强，而是我还没遇到够狠的事。当创伤事件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达到一定程度，无论你是不是易感体质，都会兵败如山倒。就像在前线服役时间更长或有被俘经历的老兵，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就要大于没有类似经历的老兵；遭到暴力轮奸的强奸受害者，比时间较短、行为较温和的强奸受害者更可能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因自然灾害失去家园和爱人或自己受伤的幸存者，比受灾难影响较小的人更可能患创伤后应激障碍。
所以说创伤事件的严重性、持久性是一个成因。
有一项研究表明，经历家人自杀、性侵犯和爱人因艾滋病去世等事件的人，比起经历其他创伤事件的人更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是为什么呢？来分析一下自杀、性侵犯和爱人因艾滋病去世这几个事件的共性就知道了：通常它们都难以启齿，不便向外人透漏，会被社会认为是一种耻辱。因此我们就有了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人们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的恢复期内不能和他人谈论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回忆，并获得他人在精神上的支持，则更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就像参加过越战的退伍士兵比其他退伍老兵更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因为美国社会对越战存在很多争议，褒贬不一，所以很多重返祖国的士兵得不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还有就是，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是因为女性最常经历的创伤（如性虐待）大多是令她们感到耻辱的，而男性的经历大多为意外等不带有耻辱性的事件。
因此说创伤事件发生后能否获得社会的支持也是一个成因。
以上两个社会成因就讲完了，下面开始心理成因的介绍。
我已经在文中提到过很多遍，只有直面痛苦才能更快地从痛苦中走出来，越是逃避，反而越延长痛苦的时间，深受其害。有的人在遭遇创伤事件之后会借助酒精或者毒品的帮助，让自己置身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痛苦和它带来的影响，这种情况就跟讳疾忌医一样，会让自己陷入更加痛苦糟糕的境地。例如，有的人变得堕落颓废，丢掉原来的工作，失去家庭，甚至流落街头。所以说“应对方式”是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成因之一！
还有的人，在没有遭遇创伤事件之前就已经处于一种郁郁寡欢的状态，当他们真的遇到“大麻烦”的时候，就会比正常人更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比如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非裔、拉美裔的美国退伍老兵，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就大于白人士兵。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士兵在战前和战后都受到歧视，导致忧虑情绪恶化，增加了患病的危险。所以说“忧郁”也是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成因之一。
民间有种说法，说是在本命年的时候会犯太岁，总会遇到点儿不好的事情，严重的非死即伤。
我是个无神论者，原本不相信这些迷信的说法。但是在那次本命年里，我却破天荒地接连生了三场大病，近三个月没离开病床。这件事情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肉体上的病痛，而是心理上的震撼：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可以如此糟糕，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生命是不完美的，随时都有可能终止。这之后，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所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另一心理成因便是：信念的动摇！
在生活中，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运转有许多信念，这些信念大部分时间会让我们感觉良好，但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就可能将其摧毁。
首先，是自己不会受伤害的信念。大多数人觉得只有别人才会碰上倒霉事，而自己是不可能的。当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自然灾害或者遭到绑架、强奸的时候，这种认为自己不会受伤害的幻想便破灭了。人们一下子觉得世界颠倒，脆弱无助，对身边的一切也草木皆兵，焦虑不安。
其次，是认为世界是公平和有意义的。而一旦发生那些没有道理、非正义或犯罪事件，如恐怖分子对幼儿园实施炸弹袭击，少年随意射杀同学，人们的这种想法就会被整个颠覆。
最后，是认为好人有好报。创伤事件的幸存者会说自己为人善良，一贯行善积德，怎么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呢？太没天理了。同样的，对于那些遇难的人，幸存者觉得就算死也应该是那些比遇难者更坏的人去死才对。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成因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另一种情况下受害者的“信念动摇”，那就是——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先说一下它名字的由来：
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两名绑匪劫持4名人质近6天时间。在这次事件中，人质对匪徒反而产生了依恋情结，他们害怕警察胜过害怕绑匪。其中一位女人质和一名绑匪有自愿的性接触。人质被成功解救后，他们不但不恨绑匪，反而为他们辩解，一位人质甚至建立了基金，帮助绑匪支付辩护费用。后来一名瑞典犯罪学家将这种受害者对压迫者或施虐者的依恋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是什么导致人质产生这种一反常理的态度呢？以下四点解释也许会为你拨开这个迷雾。
①绑匪威胁会杀死人质，并且人质对此深信不疑。
在这种对峙的情况下，人质就会觉得绑匪既然可以杀死他们，那么对他们实施惩罚和虐待也就见怪不怪了，即便这会让人质们觉得很不适和不安。相反，当绑匪对他们稍有仁义之举，他们却觉得那是从没奢望过的，会受宠若惊，内心便激起情感的千层浪。
②绑匪会向人质表达某种程度的善意，或者经常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
像上一条说的，折磨是应该的，施恩是额外的。因此当人质感到绝望的时候，绑匪能给他们一些食物和水，或者允许他们上卫生间，人质便会从内心迸发出无比的感激，甚至认为自己还活着是因为绑匪没有杀掉自己，这是一种“被恩赐的存在”。事实证明，绑匪的这些“善举”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形成的基石。
③人质没有逃脱的机会。
试图逃跑的人质都被绑匪干掉了，这样就强化了人质的一种认识：我的生命完全掌控在绑匪手中。个体有时会为了生存做任何事，当人质认为听从命令和保持沉默是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唯一方式时，他们就会将认同绑匪的话变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为了保命必须服从到底。而且人质感到越无助，就变得越听话。
④人质与外界隔绝，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皆来自于绑匪。
在这种被绑架的封闭空间里，在绑匪的高压面前，人质原先固有的那套信仰体系变得不堪一击，很容易被绑匪洗脑和再社会化。如果有幸遇上了“有文化”的绑匪，那就更容易从“人格魅力”上被对方完全征服了。一旦人质开始站在绑匪的立场，透过绑匪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这个世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就在所难免了。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甚至可以用它来解释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为什么有的妇女在家暴中受尽了丈夫的折磨，但在心理上对丈夫依然有强烈的依恋？
这里我们可以把受暴妇女视为人质，而把施暴的丈夫看作绑匪，来看看两者的共同之处，大家便会明白了：
①受害妇女能够感受到丈夫对自己身心的威胁。
丈夫经常会说，如果她敢报警，下次会往死里打，或者她要敢提出离婚，那就杀死她或她的全家，对此受害人极度恐惧。当一个人长时间生活在恐惧和压力中时，其抵抗力就会逐渐减弱，甚至开始以一种近乎孩童的态度讨好丈夫。
②丈夫的悔改表现相当于绑匪对人质的善行或者小恩小惠。
在压迫环境中生存的妻子，总是会通过寻找点滴的希望来证明现状可以被改善，她们总是对丈夫抱有希望。这时丈夫的某些温柔之举，都会被妻子夸大为丈夫悔改的表现。暴力平息后，丈夫有时会买一些小礼物给妻子，或者向妻子道歉，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这时妻子很容易被打动。她们经常会以这些事实向自己也向他人证明：丈夫其实是好丈夫，只是偶尔会做错事。
③妻子很难离开家庭。
对于妻子来说，离开自己曾经爱过或仍然爱着的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妻子一般在家庭关系中倾注了很多心血，甚至牺牲了学习和晋升的机会，妻子在家庭中投入越多，离开就会越加困难。
因此这时，如果家人或朋友的一个问候或关心的电话会引发两个小时的家庭暴力，那么在妻子看来，外人才是麻烦的制造者，应当尽量避免与他们的联系。如果有司法部门干预，受害女性常常谎称自己身上的伤是不小心碰的，她们不希望施暴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当警察要带施暴人走时，会遇到受害人的阻拦，她们担心丈夫回来之后暴行会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隐忍，否则她挨打的次数将更多，受的伤害也更重。
④如同人质被绑匪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受暴妇女也完全暴露于丈夫对她的评价当中。
在暴力家庭关系中，施暴人不断贬低、侮辱妻子，故意伤害她的自尊心。这种负面评价听得多了，妻子逐渐就会认同。她们会认为自己真的是有很多缺点，所以丈夫才打她；自己没有能力，什么事都做不好；除了丈夫，没有人会爱她，愿意娶她。在她看来，丈夫是一位公正的评判者，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吸引丈夫的目光，赢得丈夫的爱。如果丈夫实施了暴力，她认为那是自己的失败。
同样还可以用斯德尔摩综合征来解释的，就是那起骇人听闻的洛阳性奴案！
洛阳性奴案的案犯叫李浩。他从互联网上看到淫秽视频表演能赚钱，便想到借此道发财，强迫年轻女性进行网络色情表演。从2009年开始，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李浩以“包夜外出”为名，分别从洛阳市不同的夜总会、KTV诱骗6名女子，到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路附近的一间隐藏于居民楼中的地下室，离最近的派出所不到100米。这个地下室是李浩在几年前从别人那里购得的，面积不足20平方米。经他挖掘后的地窖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一个直径大约为60厘米的洞口。下到洞口之后，向左即是一条仅够一人爬行穿过的隧道，爬过隧道之后，里面是两间小房子。这几名女子被长期囚禁于此，并遭受性侵害。其间，李浩还组织女青年外出卖淫，为其牟取钱财。经过“调教”，她们已经毫无反抗意识，反而相互妒忌，常常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发生争执，并称呼李某为“大哥”或者“老公”。大约一年前，其中一名女子与另一个女孩因争风吃醋发生打斗。李浩协助后者将前者打死，将尸体就地掩埋。此前，为杀一儆百，李浩已将一名不服管教的女子打死，掩埋在女孩们居住的角落里。李浩购置该地下室并开挖地窖一事，其妻几乎不知情。案发后，李浩被抓获归案。
李浩被捕后，受害的女性被问到被囚禁的遭遇时，却一致声称李浩对她们照顾有加。事后人们对这个案件做了分析，总结出其中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关系有四大诡异之处：
①被囚女子不仅不反抗，反倒争风吃醋。
②被囚女子有机会逃脱也不利用。
③受害者变施害者，被囚女子竟将同伴打死。
④被囚女子“忘记了恨”，有人还在警察调查过程中袒护李某。
这些情况基本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症状相吻合。
其中除了一人反抗被杀以外，其他人不但没有逃脱的努力，而且还为了这位“大哥”争风吃醋，甚至协同杀人，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心理操控，其实是基于生命受到威胁、反抗无效、与世隔绝，再加上“大哥”的一点儿“照顾有加”后的妥协。有人曾经设喻：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儿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他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我们前面也说过，面对生活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就像伤口自然愈合一样，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借此渡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投射等。这里我们就来说说其中的“合理化”——为社会不能接受的事情找出可以被大家接受的理由，用一个容易被接受的解释来取代真实的原因。例如，一名学生在一次考试中获得了很差的成绩，他可能会坚持认为是老师没有做好考前指导；一个女生的男朋友跟她分手了，她可能会对朋友们说，她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喜欢过他。与真相比起来，这类说法让人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而被囚禁做性奴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则可以理解成“大哥”这样做是爱我们，想把我们保护起来不受外界的侵扰。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氛围”，也可以说是“体制化”。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演绎了这一点。影片中犯人老瑞德这样谈到“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在李浩创造的这个小社会和体制中，除了个别受害人还有点儿清醒外，其他人都“入戏太深”，沉浸在一种“氛围”里，为自己深深打上了“体制”的烙印。
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与此有同样道理。该实验由24名随机挑选的斯坦福大学生分别担任模拟狱卒和模拟囚犯，在学校临时改造的“监狱”里完成。这个实验原计划进行两周。但自实验开始的第二天起，“狱卒”们就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把“囚犯”关在牢房里了，在真实的监狱（巴格达中央监狱）里发生的恐怖事情竟然在这个模拟监狱里发生了：囚犯被脱光衣服，头上套着纸袋，还遭受了性虐待。
这个原计划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在6天后夭折。“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发现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被监狱的制度“潜规则”了，它揭示了一个有机个体是如何在环境和行为的影响下改变的。一个善良、守法的公民，何以能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展现出如此的暴力和虐待狂倾向，而一个独立自由的公民，又何以能迅速进入犯人的角色而无法自拔，这一切都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句老话，叫“祸福相依”——一个人失去什么必然会同时得到什么。所以当创伤的事件发生以后，大多数人都会试图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目的，试图理解它对他们生活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以一段在几个月之前失去至亲的人说的话来结尾，这段话也是我想说的，也许大家从中会有所感悟：
回首过去，如果我没有经历那些，想来也许我会错过所有的一切——这些成长和领悟。
我喜欢将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视作礼物，无论它们因何发生，怎样发生。礼物不一定只是带来喜悦，只要发生了便是一份礼物，都有它的意义。我一生经历了很多痛苦，而我从中收获颇丰。虽然我并不愿意再次经历那些痛苦，但是我对生活中的一切心存感激，因为正是它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人生要经历许多欢乐和悲伤，但是无论欢乐还是悲伤，都使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