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精神病学家的著作，他尝试从令人困惑的各种精神扰乱现象中挑选出两种类型来，这些精神扰乱现象一般归类于“心理病态的低级状态”（Psychopathic inferiority）。这个非常广泛的归类包括所有无法列入真正的精神疾病的那些心理病理的边缘状态，亦即所有那些心理症的和所有退化的状态，诸如理智的、道德的、感情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心理低级状态。
这是格罗斯（Otto Gross）所进行的尝试，他在1902年发表了题为《大脑的次生功能》（Die Zerbrale Sekund?rfunktion）的理论研究。将他引入两种心理类型观念的是这部作品的基本假设。1043虽然他用以讨论的经验材料取自心理病态低级状态的范围，但是他所获得的洞见没有理由不能被带进更广阔的正常心理领域。心理失衡状态为研究者提供了以近乎过度清晰的视野来观察某些心理现象，而这在正常的范围内通常只能被隐约地感知到。异常状态的行为有时就像一台放大镜。像我们将看到的，格罗斯自己在他的最后一章中也将他的结论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
格罗斯把“次生功能”（secondary function）理解为“原初功能”（primary function）出现之后脑细胞开始活动的过程。原初功能相当于细胞的实际运作，即产生出确定的心理过程，例如观念的产生。这种运作乃是能量的过程，或许是一种化学压力的释放；换句话来说，是一种化学分解（chemical decomposition）的过程。在这种剧烈的释放之后——格罗斯称之为原初功能，次生功能就开始运作了。次生功能是一个复原的过程，一种借助同化（assimilation）的再建。其运作所需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先前能量释放的强度。当其开始运作时，细胞正处于不同于先前的状态，处于一种兴奋刺激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后续的心理过程不可能不产生影响。那些高调值的（highly toned）和满载感情的心理过程，由于能量释放的强度较大，因而次生功能统辖下的复原期也就跟着延长了。格罗斯认为，一般说来，次生功能对心理过程的作用，在于能对后续的联想线路产生特定而明显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它将联想的选择范围限定在原初功能所体现的“主题”或“主导观念”上。确实，在我与几位学生合作的经验性著作中，我能用统计方法证明，持续言语现象（perseveration）是紧随带有较高情感-调值的观念系列之后出现的。1044我的学生埃贝切威勒（Eberschweiler）在有关语言组成的研究中，也由语言的部分相应（assonances）和凝集作用（agglutinations）证明了这同样的现象。1045此外，从病理学的经验也可知道，持续言语现象怎样频繁地出现在严重脑部病变的病例中，如中风、脑瘤、萎缩及其他的退化状态。这种持续言语现象正可归因于前面所说的复原过程的受到阻碍。因此格罗斯的假说是有其极大的可取之处的。
由此自然生发的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的个体以至类型，他们的复原期或者说次生功能持续的时间要比别人长？如果是的话，某些特殊的心理是否也可归因于此？较短期的次生功能在既定时间内对连续联想所产生的影响，要明显小于较长期的次生功能。因此其原初功能能较为频繁地运作。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心理图像显示了一种持续的快速更新的对行动和反应的准备状态，显示了某种心理错乱（distractibility），一种朝向表层联想而非深层联想的倾向，就联想被认为应该有意义而言，由此产生的联想是过于简洁的且支离破碎的。另一方面，许多新的主题挤在同一个时段出现，其中却没有任何一个得到强调或受到清晰的关注，以致各种不同价值的异质观念都被放到同一个平面上去，给人一种威尼克（Wernicke）所说的“观念齐平”（levelling of ideas）的印象。原初功能快速地一个接一个出现，使得观念本身的感情价值完全得不到真正的体验，造成了感触性的肤浅。但是，这同时也使态度的迅速调适与改变成为可能。具体的思想过程或抽象过程自然会由于次生功能这样的简缩而受到伤害，因为抽象运作要求对众多的初始观念及其后续结果进行持续的沉思，这就需要有较长期的次生功能。否则，使某个或某群观念的深化和抽象是完全不可能的。
原初功能的快速复原产生出较高的反应性——当然指广度而非深度的反应性——这就导致对眼前状况的迅速把握，尽管所把握的只是其表层的而非深层的含义。这种类型给人的印象是有着非批判性或不带成见的态度；其乐于助人和善于理解人都令人印象深刻，或者，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一种不可理解的深思熟虑的缺乏，他有欠圆滑甚至粗野。他对深层意义的不求甚解使他产生盲目的印象，看不到那些并非直接呈现于表面的东西。他的快速的反应性从外表看来似乎显得镇定而大胆，甚至大胆到有勇无谋的地步，这就不只是缺乏批判性，而是根本就没有认识危险的能力。他那迅速的行为看似果断，其实经常只是盲目的冲动。干涉他人事务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由于他无视观念或行为的感情价值以及他对周围的人的影响，则更助长了这种状况的发生。他随时重新做好的行动准备，对于同化感知和经验有着不利的影响；一般说来，这相当程度地妨碍了他的记忆力，因为通常只有那些与其他联想内容有大量关联的联想，才能最易于再建起来。那些相对隔绝的联想内容就很快沉没不见了；这正是记忆一连串毫无意义而又不相关联的词语要比记忆一首诗困难得多的原因。兴奋与热情仅有五分钟热度，是这种类型的另一特性，还有就是品味的缺乏，这应归咎于各种异质内容的快速连续，使他无法欣赏各种不同的感情价值。他的思维方面的特征，是比较倾向于再现（representation）和对内容的有序编排，而非抽象与综合。
在描述这种带有较短期的次生功能的类型时，我们基本上依循着格罗斯的思路，处处将其转变为正常心理学的语言。格罗斯称这种类型为“浅层意识的低下状态”（inferority with shallow consciousness）。如果我们把这一十分突出的特征调适到正常人的水平上去，那么我们就会获得一幅全面的画图，读者从此很易于认识到乔丹所说的“缺少激情型”（“冷漠型”），即外倾型。所有的感谢都应归之于格罗斯，因为他是第一个为这种类型建立起简要而一致的假设的人。
格罗斯把相反的类型称作“聚敛意识的低下状态”（inferiority with contracted consciousness）。在这种类型中次生功能特别强化，持续时间特别长。因而对连续联想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其他类型。我们或许也可假设，这种类型有着较强的原初功能，因此具有比外倾型更广更彻底的细胞运作。由此自然导致持续而强化的次生功能。作为这种持续的结果，初始观念的后续-影响能维持较长的时间。由此我们便理解了格罗斯所说的“聚敛效应”：联想的选择依循初始观念的线路进行，使“主题”获得更充分的实现或深化。于是初始观念具有一种持续的影响，印象也更深刻。其不利之处在于，联想被限制在较狭窄的范围内，致使思维丧失了多样性和丰富性。无论如何，聚敛效应有助于综合，因为那些联结起来而持存的因素有了进行聚集的足够长的时段，使它们可能达至抽象。这种对某一主题的执著，使群集于它周围的联想变得十分丰富，使某一特定观念的集束（情结）得以巩固，但是同时，观念集束（情结）也就中断了与外在事物的联系，使自己处于封闭状态，格罗斯称这种现象（借自威尼克的用语）为“不相接”（sejunction）。观念集束（情结）的“不相接”的结果是，大量的观念集群（或集束）之间缺乏联系，或仅有松散的联系。这种状况向外显示为一种不谐和的或如格罗斯所说的“不相接”的人格。这些封闭的集束（情结）彼此毫不相干地存在着；它们无法相互渗透、相互平衡和相互矫正。虽然它们本身的组织严谨一致，具有逻辑的结构，但却丧失了带有不同取向的集束（情结）的矫正性影响。因此很容易产生这种状况，一个特别强大因而特别封闭且缺失矫正性影响的集束（情结），变成了一种“过高评价的观念”1046，一种独断性观念，它蔑视一切准则，享有完全的自主，直到最后成为控制一切的因素，显现为一种“坏脾气”（spleen）。在病态的情形中，它变成了强迫性的或妄想性的观念，完全无法克服，它主宰了个体的全部生命。个体的全部精神被颠覆，完全“错乱”了。这种对偏执妄想性观念的发生的看法，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其初期阶段，它有时可通过适当的心理治疗过程而得到矫正，即将它带入与其他具有更广阔的、更具平衡作用的集束（情结）的联系中。1047偏执妄想狂对于不相关集束（情结）的联想十分警惕。他们觉得凡事都应该清楚地保持分立，集束（情结）之间的桥梁都尽可能地被砍断，取而代之的是对集束（情结）内容的过度精确而严格的阐释程式。格罗斯把这种倾向称为“联想的恐惧”。1048
很明显，这种集束（情结）严格的内在一致性阻碍了所有从外部来影响它的尝试。只有当其能够使这种集束与别的集束相结合时，正如它自身组织一致那样坚固地、逻辑地与别的集束相结合时，这些尝试才会成功。未充分联结的集束的日益增多，自然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严重隔绝，从而造成欲力的内在聚集。因此我们合乎规律地看到，欲力格外集中于内在的过程，不是集中于身体感觉就是集中于理性过程，这当然要看主体是属于感觉型还是属于思维型才能确定。人格似乎被抑制，被吸纳，或被迷惑，“沉浸于思考中”，心智严重倾斜，或现出疑病症（hypochondriacal）的样子。在这种种情形下，参与外在生活的程度很微弱，显出与他人隔绝和畏惧他人的独特倾向，常常用对动物或花草的溺爱来作为补偿。唯此，其内在过程则尤为活跃，因为迄今为止与其他集束少有联系或全无联系的集束（情结）时时突生“冲突”，由此激发原初功能的剧烈活动，又从而释放出较长时段的次生功能，使不同的集束相互混合。人们或许认为，所有集束（情结）在某个时刻都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冲突，使各种心理内容普遍达到一致与整合。诚然，这种整合的结果只有在所有外在生活的变化都被遏制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这是不可能的，新的刺激不断涌现，次生功能不断引发，使内在的路线交错混杂。因此，这种类型具有一种断然的倾向，畏惧外在的刺激，躲避变化，中止生命的稳固流动，直到内在的一切都混合起来。某些病例也显示出这种倾向；他们疏远一切事物，试图走向孤寂的生活。但只有对病情较轻的患者，这种方式才能作为治疗的方法。对于那些较严重的患者，唯一的治疗方式是减低原初功能的强度，这就需要另辟一章来处理了，我们在讨论席勒的《审美书简》时已经有所涉及。
很明显，这种类型能从感情方面相当特异的现象得到区分。我们已经看到主体是怎样借助初始观念之力而使联想运转起来的。他总是用那些与主题相关的材料进行充分的一贯的联想，即他联想到的所有材料与不具有既定联系的其他集束（情结）的材料无关。当刺激的因素触及此集束时，要么会激起感情的剧烈爆发；要么当集束完全处于封闭状态时，则会完全遭到拒斥。一旦感情开始显现，其所有的能量值都会被释放出来，造成强有力的激情反应和延长的后续效应。通常这很难从外部观察到，因为它发生在深层的领域。激情的回响萦绕着主体的精神，直到激情消退之后才能接纳新的刺激。刺激的积累使他变得难以忍受，以致他会以激烈的防御反应来躲避。只要有显著的集束（情结）累积的情形出现，习惯性的防御态度便会应运而生，并且深化为一种不信任感，在病态的状况下更发展成迫害妄想症。
感情突如其来的爆发，自我防御与缄默的交织，赋予其人格以一种古怪的表现，使这类人在周围的人们看来变得不可思议。由于专注于自身，当一旦要求他们镇定或迅速采取行动时，往往会变得不知所措。陷入无法脱身的尴尬情境乃是常有之事——这是越发使他们逃避社交活动的原因之一。再者，感情的不时爆发，严重地破坏了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困窘加无助，使他们感到难以收拾局面。这种适应能力的笨拙造成一连串不幸的经验，自卑感和难堪感也就在所难免，有时甚至很容易把愤恨的矛头指向那些实际上的或臆想的造成他们不幸的那些人。他们内在的感情生活非常的强烈，各种激情的回旋激荡，发展成对情感-调值异常细腻的层次分辨和感知。他们在感情上具有特别的敏感性，当面对激情的刺激或处于引发这些刺激的情境时，对外在世界显得特别的怯弱与不安。这种过敏性主要针对周遭环境中的激情状况。所有唐突的意见表达、感情的申诉和感情的玩弄等等，在主体对自身激情的恐惧的逼迫下，从一开始就被刻意回避，这反过来又将引发他可能无法掌握的回应的印象。这种敏感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发展成忧郁症，这应是情感存在与生命相分离所致。事实上，格罗斯把“忧郁症”视为这种类型的典型特征1049。他还强调，感情价值的实现容易导致激情式判断，或者说“把事情看得太严重”。这幅对内在过程和激情生命的卓越刻画的图像是对内倾型的直接显露，格罗斯的描述比乔丹对“激情型”的勾勒要充分完善得多，虽然后者在主要特征的描述方面并不亚于格罗斯。
在格罗斯著作的第五章，在正常范围内，他所描述的两种低级类型体现了个性的生理差异。因此，浅广型意识（shallow extensive consciousness）与狭深型意识（narrow intensive consciousness）构成性格的区分。1050在格罗斯看来，具有浅广意识的类型偏重于实践的层面，因为他能快速地适应环境。他的内在生命不占主导地位，在那些“伟大的观念集束（情结）”的形成上也未起到任何作用。“他们是自己人格的有力宣传者，在较高的层次上，他们也为过去流传下来的伟大观念效劳。”1051格罗斯断言，这种类型的感情生命是原始的，尽管在较高的层次上，他也可能通过“接受外在的现成理想”而变得富于条理。这样，格罗斯说，他的行为或许就有可能变成“英雄式”的了，“然而他们总还是平庸的”。“英雄式的”与“平庸的”似乎彼此难以兼容。但格罗斯立刻向我们表明他的意思：在这一类型中，性欲的集束（情结）与其他观念的集束（情结），诸如审美的、伦理的、哲学的或宗教的集束，彼此间的关联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弗洛伊德在这点上或许会说那是性欲的集束（情结）受到了压抑。而在格罗斯看来，这种关联的显著表现，乃是“高级人性的真正标志”1052。这就要求延长的次生功能能得到发展，因为其内容的综合，只有通过深化（approfondissement），在意识中持留较长时间才有可能获得。传统观念的接受可能促使性欲流入于社会有用的方面，但却“无法超越猥琐（triviality）的层面”。这一近乎苛刻的评断，用以观照外倾性格的话，是十分准确的：外倾者完全以外部材料来自我定向，以致他的心理活动主要专注于这些外部事件。因而很少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来安置他的内在生活。他的内在生活事实上完全屈从于所接受的外部事件的支配。处此情形下，高度发展的和低度发展的功能之间的关联就不可能产生，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操劳；它是漫长而艰苦的自我教育过程，没有内倾就不可能完成。但外倾者对此既无时间又无兴趣；况且，另一个障碍在于他对他的内在世界的那种难以掩饰的疑虑，正如内倾者感受外在世界那样的疑虑。
然而，我们万万不可认为，内倾者由于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和实现感情价值的能力，便可由此不费努力地完成自己个性的综合，换句话说，便可建构起整一且和谐的高级功能与低级功能之间的联系。我宁可说这只是格罗斯的构想，认为这纯粹是性欲的问题，但在我看来，除了性欲之外，其他本能也与此密切相关。当然，性欲是野性和未被驯化的本能常见的表现形式，但各个方面的权力竞争同样也是其常见的表现形式。格罗斯杜撰“不相接的人格”（sejunctive personality）一词来指称内倾型，以强调这种类型在整合自身不同集束（情结）上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内倾型的综合能力仅仅主要用于建构集束本身，因而就其可能性而言，诸种集束彼此间是完全隔绝的。这就构成了迈向更高层次的整合的重大障碍。因此，在内倾型中——像在外倾型中一样——性欲情结，自我中心的权力追求或寻求享乐，都仍然是彼此隔绝的，与其他集束不相关联。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内倾的、有高度理智的心理症患者，他往来于最崇高的超验唯心主义与最污浊的市郊妓院之间，但却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其间存在道德或审美的冲突。这两件事截然有别，属于完全不同的方面。其结果自然导致激烈的强迫性心理症。
当我们听从格罗斯对具有深度意识的类型所作的阐述时，必须谨记以上的批判。正如格罗斯所说，深度意识乃是“内省的（introspective）个性的基础”。由于强大的凝聚性效应，外来刺激总是从某种观念的视点来作出思考。其冲动并非朝向现实生活，而是“努力内向”。“事物不是被视为个别现象而是被看作观念的部分或大群观念集束（情结）的组成部分”。这一论点与我们前面关于唯名论与唯实论及两种观点在古代的代表——柏拉图学派、麦加拉学派与犬儒学派——的讨论不谋而合。从格罗斯的论述中很容易辨识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具有较短期的次生功能的[外倾者]，在既定时空内与原初功能运作的关联十分松散，以致个别现象给他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对他来说，共相只是缺失现实性的名称。但是在具有较长期的次生功能的[内倾者]那里，内在事实、抽象作用、观念或共相总是占据首要位置；在他看来，它们才是真正的现实，他必须把所有个别现象与其联系起来。因此他天生就是唯实论者（经院哲学意义上的唯实论）。既然对内倾型而言，思维事物的方式总是优先于对外界的感知，他就有可能成为相对论者。1053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使他尤为愉悦；1054这反映出他内心急欲使他那些彼此隔绝的集束能和谐一致。他回避所有“放纵的行为”，因为这很容易导致扰乱人的刺激（当然，感情爆发的情况除外）。由于专注于自己的内在生活，他的社交手腕不敢恭维的贫乏。他自身观念的强大优势阻碍他接纳别人的观念或理想。对其紧张的内在集束（情结）的精心编构使他们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他的感情生命往往无益于社交，而总是个体性的。”1055
作者的这些陈述必须受到彻底的批判，因为这是极成问题的，据我的经验，问题在于对这两种类型造成了极大的误解。格罗斯在此所想到的，显然是那种内倾理智型，他尽可能地使情感不对外流露，他喜好逻辑正确的观点，处处行为端正，这首先是因为他天生不喜好展露情感，其次是因为害怕不正确的行为会引发扰乱人的刺激，挑动他的同伴情绪。他害怕别人不悦的感情，因为他以为别人与他一样的敏感；而且，他总是苦恼于外倾型的难以捉摸和反复无常。他隐匿自己内在的情感，以致使隐匿的情感有时会增长为激情，只有他能十分痛苦地感受到这种激情。他非常熟悉自己那折磨人的激情。他把它们与别人所显露的情感相比较，当然尤其是与外倾情感型的相比较，结果发现他的“情感”和别人的相当不同。因此，他反过来想到，他的情感（更正确地说是激情）是与众不同的，或者用格罗斯的话来说，是“个体的”。它们与外倾情感型的情感存在差异是很自然的，因为后者的情感是一种已分化出来的用于适应的工具，因此缺少内倾思维型那种具有深层情感特征的“真正的激情”。但是，激情作为基本的本能力量，纯属个人特有的成分少之又少——它可以说是人所共有的东西。只有已分化出来的东西才是个体的。因此，一旦进入最深层的激情，所有类型的区分都立刻消失于“人性的，太过于人性的”（human-all-too-human）东西之中。在我看来，外倾情感型最有资格声称拥有个人化的情感，因为他的情感已经分化出来；但是就他的思维而言，他也陷入了同样的错觉。他拥有折磨他的思维。他将其与他周围的人们所表现的思维相比较，主要与内倾思维型的人相比较。他发现他的思维与他们很少相同；因此他可能认为这种思维是他个人特有的，甚至认为自己是原创性思想家，或许他也可能全面压抑自己的思想，因为没有人像他一样地思考。事实上它们是人人具有的思想只不过很少有人说出而已。因此在我看来，格罗斯的陈述源自主观性的错觉，虽然是符合普遍性规律的错觉。
“高度集中的内敛力量使人全神关注于事物，但对这些事物并不抱有直接的生命兴趣。”1056格罗斯在此触及了内倾心灵的一个基本特征：为此缘故内倾者喜好精心编构他的思想，而无视外在的现实。这既有优势也有危险。其最大优势在于能使思想发展为抽象，摆脱感性的限制。其危险是完全脱离了实际可应用的领域，丧失了其生命的价值。内倾者总是处在太过于远离生命、太过于从其象征的方面看待事物的危险中，格罗斯也强调了这一点。但外倾者并不比他好多少，尽管其情况有所不同。他有能力将次生功能缩略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除了连续的积极的原初功能外，他实际上体验不到任何事物：他不执著于任何东西，而是喝醉了似的飘飘然掠过现实；事物不再被如其所是地看待，而是纯粹被当作某种刺激物。这种能力的优势在于使他能从许多麻烦的场合中巧妙脱身（“犹豫者恒输”），劣势则是经常导致一团混乱，最终以灾难收场。
格罗斯从外倾型中推导出他所称为的“文明天才”，从内倾型中推导出他所称为的“文化天才”。前者对应于“实用的成就”，后者对应于“抽象的发明”。格罗斯在结论中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与前一个时代那种浅层的更为外向的意识相较，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内敛的有深度的意识。“我们欣赏那些思想者、有深度者和象征论者。走向纯净的和谐——这便是最高文化的艺术。”1057
格罗斯的这段话写于1902年。现在情况又怎样呢？如果人们一定要有所表达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说，文明和文化显然都是我们所需要的，1058我们既需要适应于文明的较短期的次生功能，也需要适应于文化的较长期的次生功能。我们不可能只创造其中一个而缺失另一个。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现代人两者皆已缺失。倘若采用比较谨慎的说法，则为不是这一个嫌太多，就是另一个嫌太少。持续不停的鼓噪进步现在看来是相当令人困惑的。
总之，我想要说的是，格罗斯的观点实质上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甚至连我所使用的“内倾”和“外倾”这两个术语都可从他的概念中得到证实。唯一留待我们去做的是，批判性地检验格罗斯的基本假设，他的次生功能的概念。
建构生理的或“有机体”的假设来处理心理过程的问题，向来是很危险的事情。以往每当大脑研究出现重大进展时，就会毫无例外地出现这方面的热潮，那个所谓脑细胞的“伪足”在睡眠时就会缩回的假设，绝不会比那些曾经认真地接受并视为有“科学”的讨论价值的假说更显得荒谬绝伦。人们完全有理由将之称为真正的“脑神话”。但是我并不想把格罗斯的假设看作另一个“脑神话”——它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过了前者。它是极优秀的从事研究的假设（working hypothesis），在推出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它已得到应有的承认。次生功能是一个简单而又富于创意的概念。它使人们得以将大量复杂的心理现象化约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公式中——任何其他的假说，恐怕根本无法将如此复杂多样的现象，归入到这么简单的凝缩与分类中。次生功能的假说的确相当幸运，人们总是被它诱惑，以致高估它的适用范围。但不幸的是，它的局限性很大。我们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假设本身只不过是一种预测（postulate），因为从没有人看到过脑细胞的次生功能这个东西，也没有人能证明它如何以及为何在原则上能对后续的联想起着像原初功能那样相同的聚敛作用，而原初功能在定义上与次生功能是截然不同。进一步出现的事实是，在我看来，这是更为重要的：同一个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其习惯性的心理态度。但倘若次生功能的持续长度具有生理的或有机体的特征，那么它必然被认为应该大致是恒定的。它不应屈从于急速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从未在生理的或有机体的特性中看到过，除非是病态的变化。但是，正如我不止一次地指出的那样，内倾和外倾根本不是性格的特征，而是机制（mechanism）的特征，或许可以说，它们能随意开启或关闭。只有当其取得习惯性优势之后，相应的性格特征才会形成。至于偏向哪一个方面，无疑要视各人天生的气质而定，但这并非总是决定性因素。我时常发现环境影响也同样重要。在我经历的一个个案中，甚至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一位具有明显外倾行为的人，在与一位内倾者亲近地生活一段之后，再与具有显著外倾人格者接触时，态度竟然有所改变，成为内倾的了。我再三观察到个人的影响如何能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改变次生功能持续的长度，甚至连类型归属明确者也不例外，一旦去除外来影响，先前的状况又会快速重建起来。
从这些经验来看，我认为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原初功能的性质上。格罗斯本人强调过，处于强有力的情感-调值观念波动的情形下，次生功能尤其得以延长，1059这表明次生功能是依赖于原初功能的。事实上，人们为什么要以次生功能持续时间的长度作为类型理论的基础，这并不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既然次生功能的持续时间明显取决于细胞运作的强度与所消耗的能量，那么同样也可以原初功能的强度来作为类型理论的基础。或许会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次生功能的持续时间取决于细胞复原的迅速程度，有些人大脑的同化作用（assimilation）特别迅速，而有些人则比较不利。在此情形下，外倾者的大脑必具有比内倾者更快的细胞复原能力。但这种不大可能的假设缺乏任何证据。我们对次生功能增长的原因的认识仅仅限于这样的事实：排除病态的情况不论，原初功能的特殊强度会逻辑地导致次生功能的增长。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原初功能，或许可将之归结为：某些人的原初功能强而另一些人的弱，这是如何产生的呢？把问题转移到原初功能后，我们就必须对原初功能的变化强度作出说明，是什么确实导致了其迅速的变化。我确信这是一种取决于一般态度的能量现象。
在我看来，原初功能的强度直接取决于要付诸行动时的紧张程度。倘若心理紧张程度高，原初功能就会特别强，并且产生相应的结果。随着疲劳逐渐增加，紧张开始松弛，联想的烦乱与肤浅就出现了，最后成为“胡思乱想”，这些特征都是微弱的原初功能和极短暂的次生功能所导致的情形。一般的心理紧张（如果排除诸如肌肉放松程度等生理原因的话）取决于一些极为复杂的因素，例如心情、关注、期待等，也就是说取决于价值判断，这些判断分别是先前所有心理过程的结果。我所谓的价值判断并非仅仅指逻辑判断，也指情感判断。就专业方面而言，一般的紧张可表达为能量意义下的欲力，但就它与意识的心理关系而言，我们必须用价值一词来表达。一个强烈的原初功能固然是欲力的表现，即一个高度的能量交换过程，但它也是一种心理价值，因此我们把导源于它的联想序列称为有价值的，与此相对，那些微弱的聚敛作用所产生的联想序列，则因为其肤浅而成为无价值的。
一般来说，一种紧张的态度是内倾型的特征，而松散平易的态度则能辨识出外倾型。1060然而，例外的情形却也并不少见，甚至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要是给内倾者一个惬意且谐和的环境，他就会松弛下来，完全成为外倾的，以致令与其相处者大为惊异，自己是否还被当作外倾者看待。但是若把外倾者放到漆黑而寂静的房间里，他所有被压抑的情结（集束）都会来折磨他，他就会达到如此的紧张状况，以致最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他惊跳起来。生活情境的变化同样具有暂时改变类型的作用，但一般来说，基本态度并不会经常变化。尽管内倾者偶尔会外倾，但他仍然保持着他原先的所有，外倾者也一样。
总之：我认为原初功能比次生功能重要。原初功能的强度是决定性因素。它取决于一般的心理紧张，即取决于积累的可供驱使的欲力的数量。决定这种积累的因素是先前所有心理状态的情结（集束）组合——心情、关注、感情、期待等。内倾的特征在于普遍的紧张，强烈的原初功能和相应较长的次生功能；外倾的特征在于普遍的松弛，微弱的原初功能和相应较短的次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