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我思，故我在
题记：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
——笛卡儿
经过14世纪至16世纪将近三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宗教改革，到17世纪时，笼罩在欧洲大地上的宗教铁幕终于被打破，思想的坚冰在人文与科学的暖阳映照下缓缓消融，近代科学的曙光终于即将照亮这个世界了。当然，并不是说此时的宗教已经不能再钳制科学进步，实际上整个17世纪教会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不管是保守的天主教会还是新兴的路德教和加尔文教，都依然对科学是敌视态度。信奉日心说的布鲁诺在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塔楼上，正预示着17世纪的科学先驱们还在与其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科学的进步依然举步维艰。
但是宗教的恐怖也无法抵消人们对真理的热切追寻，牛顿、伽利略、莱布尼茨、笛卡儿、帕斯卡、哈雷、波义耳、培根、胡克、托里拆利等一大批天才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创造出了一连串光辉璀璨的科学成果。包括牛顿力学三定律、微积分、解析几何、万有引力学说在内的科学理论以及包括气压计、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等科学设备都一一出现在略显荒芜的科学世界里。心理学也终于迎来了古希腊时代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又一位大师，被美国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沃森称为“现代第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的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
笛卡儿是生活在17世纪前叶的一位法国大科学家和哲学家，哲学上的成就大到被黑格尔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和当时许多大师一样，他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成就之中最为后人熟知的莫过于发明解析几何和发现动量守恒定理，但其实他在心理学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首先，是他发现了神经反射和反射弧的存在，后世的“虐狗专家”巴甫洛夫在此基础上发现了条件反射，成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基础的基础。另外笛卡儿还研究过“本能”这个概念，他的理论也成为日后精神分析学派的指南之一。一个人启发了心理学在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两个学派，而且还是相互之间谁也看不上谁的两个学派，说笛卡儿是心理学先驱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啦。
笛卡儿画像
笛卡儿的哲学思想，核心其实只有一句话：“我思，故我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字面理解大概是“因为我可以思考，所以我是真实存在的。”说得更炫酷一点就是，你的眼睛会骗你，你的耳朵会骗你，你的皮肤触觉同样会骗你，所以你感觉到的一切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只有当你在思考自己的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时，你才是真实存在着的。
为什么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说到这里就要引入一个心理学历史上曾经非常火爆的明星概念：梦。对梦境的研究是心理学上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梦到底是什么，它的作用机理是怎么回事？直到21世纪的今天，心理学家都还没能够完全搞清楚，17世纪初的笛卡儿就更不知道了，不过这并不妨碍笛卡儿用“梦”来打比方。当一个人做梦的时候，他的视觉、听觉及其他一切感觉全都是假的，全变成了幻觉。那么这时该靠什么来确认自己的真实存在呢？只能靠自己的“怀疑”和思考。因此，笛卡儿指出，唯一没办法作假的，只有“自己的怀疑”本身。
在“灵魂”一章中我们讲到了，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就普遍认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可以分离的，只是区别在于有人相信物质决定意识，也有人相信意识能决定物质。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人的意识产生于肉体当中，没有了肉体也就没有了精神。对唯心主义者来说恰恰相反，物质是由精神创造出来的，没有了意识，物质也就不存在了。就如同比笛卡儿稍早的我国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所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此所谓“心外无物”是也。
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笛卡儿都不太相信。他是一个“二元论”支持者，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意识的本质在于思想，物质的本质在于“广袤”；物质不能思想，意识不会“广袤”；二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一个。和亚里士多德“身心合一”的心理学观点不同，笛卡儿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完美的、和其他动物没什么区别的肉体的“我”，还有一个完全存在于精神世界，精神的“我”，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和肉体的“我”可以完完全全地分开。
但是这样就又有问题了，毕竟对我们每一个还活着的人来说，身体和精神是紧密连接在一起，谁的灵魂也不会没事离家出走。那么身体和精神之间靠什么连接起来呢？其实对这个问题，笛卡儿也曾陷入过长时间的思考。好在当时人体解剖学已经比较发达了，笛卡儿从人脑的解剖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我们知道，大脑有左右两个半球，分别叫左脑和右脑。但在它的深层还有一个很小的腺体，医学上称为松果体。因为这是个单独的、看上去和谁都不挨着的东西，就像灵魂本身一样，而且因为它在大脑里面的位置看上去蛮重要。所以笛卡儿就把这个松果体“钦定”成了灵魂和身体的现实的连接之处。
笛卡儿在自己的书里面说：“松果体最为轻微的运动也会极大地影响活力的流动，反过来说，活力流动的最轻微的变化也会极大地影响腺体的运动。” 尽管他自己不知道也无法解释有形的松果体和无形的灵魂是如何发生接触的，但他确信，它们的确是有接触的，而且灵魂是通过这个腺体来影响身体的，身体亦是如此影响灵魂的。
传说中神乎其神的松果体，其实只是进化中残留的无用痕迹
松果体的神话从笛卡儿发轫，一直到笔者小的时候还有一定的市场，几乎每种关于人体的伪科学书籍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甚至在某些书中它还跟“气功”“特异功能”之类的骗人说辞有关系。不过现代科学早已经证实，其实所谓松果体只不过是大脑进化过程中的残留的痕迹，对人体神经传输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尽管如此，笛卡儿的学说第一次让人认识到可以把人的身体和灵魂分开来研究，身体是物质的，可以像拆开一台机器一样拆除许多零件来研究。而人的灵魂（或者称为“意识”）是整体的、无法观察的，需要用理性的思辨的方式来研究。
笛卡儿对心理学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对“反射”这一自然现象的认识。所谓反射，笛卡儿用来指代当人体受到外界刺激时发生的身体反应。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大概都做过青蛙的反射弧实验，那只可怜的青蛙被摘除大脑之后还能通过身体上的神经来控制肌肉运动。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当你的膝盖被锤子突然打击到的时候，腿部就会突然弹起来，这种“膝跳反射”就是一次最典型的反射。
不过笛卡儿的时代还没有认识到神经组织的存在，在他的想象中，人体在脑部和身体各个器官肌肉中灌满了一种特殊的液体，类似一个装满水的袋子。笛卡儿把这种液体称为“活力”。当身体受到刺激时，大脑的反应就会通过“活力”传输到肌肉中，让它动起来。不得不说，笛卡儿的想法其实已经和人体真实的神经系统很接近了。
不过和现代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把反射看作心理学最重要的事实不同，在相信“二元论”的笛卡儿看来，反射只是身体的一种自然反应而已，还不属于心理学的层面。人体那些高级的心理学过程如思维、情感等都是靠“灵魂”来完成的。
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笛卡儿研究心理学的最初目的其实是想找到怎么通过思想控制自己的情感，以便让自己变成一个可以随意操控自己感情，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人。然而经过多次尝试以后，他终于发现完美的理想主义者是不存在的，他的研究成果也只有几句鸡汤而已，比如说“当你激动的时候试着转移视线想想别的”之类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笛卡儿去世大约一百年后，意大利生理学家伽尔瓦尼（Luigi Galvani）通过青蛙实验发现了在动物体内通过神经传导的生物电，而且这种生物电还可以引起人体肌肉的收缩运动，换句话说，这就是笛卡儿所说的“活力”，只是跟他想象的液体完全不一样了。又过了100多年后，巴甫洛夫和桑代克相互独立地分别发现了条件反射，从此笛卡儿的“反射理论”反倒成了心理学的主流之一。恐怕这是他活着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顿悟瞬间：摸摸你的头，说出你的性格
题记：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
——《素问》
对心理学来说，18世纪是一个神奇的时代。随着生理学的进步，大脑和神经的作用逐渐被科学界所认知，于是一系列新的心理学新理论像火山喷发一样冒了出来。
1749年，英国医生、生理心理学的先驱大卫·哈特莱（David Hartley）把牛顿的力学理论运用到了神经传导上，他认为神经是实心的传导体，当外在刺激引起神经冲动是，神经就会振动，此振动沿着神经脉络向大脑传导，引起脑神经的振动，从而产生观念。之后又经过意大利学者、医生阿斯特鲁克和洛图兰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大脑是意识和思维的器官，“研究心理学首先要研究大脑”才逐渐成为学界主流的共识。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大脑的认识还非常初级和粗糙，以至于出现了一些荒诞的理论学说，比如我们下面要讲到的颅相学。
颅相学的基本理论很简单，它认为一个人的智力、性格和思维跟他的头颅形状有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头来确定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实际上颅相学是一种“杂交”产物，一方面它借用了当时科学界对脑科学和神经医学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它的灵感又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在人类历史上流传了数千年的古老“相面术”。
在中国古代，相面术曾经是一门显学，并且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战国时代成书的《荀子》中就有一句话：“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那时候人们认为人的相貌是有“善恶”之分的，所以荀子才说，有的人看着像是恶人，其实很善良。到了汉代，相面术成为流行文化，《汉书·艺文志》中也有《相人》二十四卷，这一传统一直流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在公园门口还能看到一些摆地摊儿给人算命的“专家”。
在西方世界，相面术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据说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有过一套通过看人的相貌来推断其性格的理论。不过真正把相面术发展成显学的是19世纪的瑞士哲学家、大诗人歌德的好友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尔（Johann Kaspar Lavater）。他的相面术理论建立在人的头部形状和身体结构之上，甚至还会研究人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算是一位心理学先驱。拉瓦特尔的学说在18世纪风靡了整个欧洲，据说达尔文当年参加探险时就差点因为鼻子的形状不符合相面术的要求而差点被船长赶下船，幸好他有一个十分宽阔的额头……
正是在拉瓦特尔相面术的影响下，1796年，德国解剖学家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正式创立了颅相学（不过他那时候并没有那么称呼，而是叫“头盖学”）。
加尔从小就喜欢观察人的外表（尤其是颅骨外表）同心理的关系。成为医生之后，又有了多年的实践经验。他根据个人长期的个案观察，发现眼睛明亮的人，一般记忆力较好；头骨隆起的人，可能象征着贪婪的脑机能，是监狱中扒手的特征等。
根据当时生理和解剖知识，加尔写了一套名为《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系列著作，除了就神经系统及其机能进行严谨、保守的阐述之外，还兼论颅相学。其基本原理如下：
1．大脑是心理的唯一器官；
2．头盖的外部结构与内部脑的结构相关；
3．大脑不同的部位代表不同的心理功能，比如“欲望”“饥饿感”“野心”等，一共有 42种心理功能；
4．任何心理功能发展强大，都跟脑内部分发展的增大有关，所以通过某块颅骨的高低就可以判断某种心理功能的强弱。
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加尔的这一套理论非常扯淡，但是在当时对脑结构研究还很不完备的情况下，它已经称得上精准和精妙，而且富有唯物主义魅力——按照加尔的逻辑，看一个人是什么类型的人，只需要摸一下头颅的形状，通过观察某块骨头隆起或者凹陷，就能知道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点了。
加尔还把人类的头颅骨头凸出来的形状分成了26个，并分别加以编号，不同的骨突显示一个人不同的秉性才能。比如1号骨突代表天生具有破坏性，2号骨突表示多情性等。这样看来，《三国演义》中魏延之所以被诸葛亮认为是“脑后有反骨”的千古之谜也终于可以揭开了——诸葛亮发现魏延“背叛”这一心理功能异常发达……
不过真正让颅相学在全世界风靡开来的是加尔的学生、奥地利生理学家施普茨海姆（Johann Gaspar Spurzheim），他在加尔的研究成果上更进一步，把人的大脑分成了35个部分，宣称每个部分都有特殊的功能。也正是他在1815年把当时流行的“人相学”和加尔的“头盖说”合二为一，称为颅相学（phrenology，意为“心灵的科学”）。
颅相学所说的大脑各区域功能图示
如果说加尔老师还算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解剖学家，他的理论主要还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总结，那么施普茨海姆就更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或者推销员。他把颅相学搞成了和现在“心灵鸡汤”类似的东西，充分挖掘出了它潜在的社会学价值。
在加尔的理论中，人的颅骨基本上是天生的，所以人的性格、特长和智商也就是固定的，这样的“决定论”当然不适合拿来推广——毕竟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一生都已经被决定时，他也就很难再愿意付出什么努力了。所以施普茨海姆大刀阔斧地改造了颅骨学的观点，他认为，心理功能就像肌肉一样，只要通过训练就可以变得强健。所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心理功能的不同特点加以训练，让自己变成自己想成为的人——不管是当时风光无限的科学家、金融大鳄还是农场主。他还认为，有些人犯罪正是大脑中某些司掌暴力倾向的部位更加发达。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罪犯的颅相特征施以相应不同的教育方式，就可以消除其暴力倾向，而不是简单将监禁和处以死刑作为一种惩罚方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施普茨海姆也算是行为主义心理学中“行为矫治”学说的开创者之一。
施普茨海姆后来又“感化”了一个搭档兼学生，苏格兰人乔治·库姆（George Koum），组成了“坑蒙拐骗二人组”，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他们还会合作搞一些让人看了不得不信的实验。比如利用磁铁为道具，当磁铁经过人脑的“崇拜区域”时，被实验者马上对实验者表现出崇拜的神色，当磁铁经过“贪婪区域”时，被实验者则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掏实验者的口袋——当然，如你所知，这些被实验者都是他们找来的托儿。虽然实验是假的，他们获得的声誉却是实实在在的。
很快，一场颅骨学的狂欢在欧洲文化艺术圈里蔚然成风。就连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都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专门开了一章阐述颅相学对精神研究的重要意义。
不过，颅相学影响最深的还是文学界。侦探小说的鼻祖、《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就对这一理论信之不疑，他在其作品《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借大反派莫里亚蒂教授之手写道：“你使我产生很大的兴趣，福尔摩斯先生，真想不到能眼见你有如此长的颅骨，眼眶也长得够标准。我想用手摸一摸你的顶骨沟，你介意吗，先生？你的颅骨，在未得到实物之前，做成石膏模型，给人类学博物馆送去，一定是件稀有标本……”
在《简·爱》中，女主角简发现她自己“与善良相比，更喜欢大脑凸起的（颅骨）代表智慧的部分……”，毫无疑问，这也是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迷恋颅骨学的证据。
1832年，施普茨海姆把颅相学带到了美国。很可能是因为这种看上去很科学，好像很有用，而且还带点成功学鸡汤性质的学说撩到了美国人民的痒处，在大洋彼岸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被请进各大名校演讲，所到之处受到了医生、教育家、大学教授等相关行业精英的热情接待，颅相学也一夜之间火遍了美国。
在颅相学最火的时候，他们随随便便出一本书，都能变成超级大IP！比如当时乔治·库姆写了一本题为《人的构造》（The Constitution of Man ）的书，1860年就销售了10万册，这让同一时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早期销售相形见绌，后者到19世纪末也只卖了5万册。
19世纪下半叶，颅相学在美国真正成了一门可以拿来赚大钱的行业。福勒兄弟和他们的姐夫威尔森一起创立了一家“福勒和威尔森家庭公司”，专门给客户研究颅骨的形状，并且帮他们提出改善意见。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颅骨测量工具和千奇百怪的改造设施，还出了好几部配有精美插图的书籍比如《颅相学自我指导》等，这些书也全都成了红极一时的畅销书。此外，他们还在美国的许多城市建立了连锁式的颅相学营业厅——想想看如果我们大街上的沙县小吃或者海底捞全部变成摆满人头骨的店面，该多么不忍直视……
高处不胜寒，一度辉煌无比的颅相学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却突然一蹶不振，到现在已经和它的兄弟“相面术”一起成了没多少人相信的“伪科学”。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建设在并不牢靠的沙地上，当然最后就会一推就倒。
19世纪遍布美国的颅相学营业厅内景
请注意一件事：颅骨学的风靡即使在当时也基本只限于文化和娱乐圈子里，在正经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者中，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大量怀疑和指责。因为无论是加尔还是施普茨海姆和库姆，他们对大脑中某个区域的心理功能根本就不是用反复实验和观察总结的方式做出来的。事实上，很多加尔所说的功能分区都只是从一两个个例总结出的。比如说加尔把多情区定位于小脑，是由于他观察到，一位多情的歇斯底里的寡妇在脾气发作时头部剧烈地向后仰，颈部非常粗且热。当然，其他功能分区的情形也大致类似。这就造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女人比较多情呢？因为她的多情区颅骨比较高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高颅骨是她的多情分区呢？当然是因为这个女人比较多情了笨蛋！
施普茨海姆的态度也让颅骨学变成了一门很难证伪的学说。比如说他在研究了大数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笛卡儿的颅骨后发现，颅相学中负责掌控数学能力的那一块骨头并不是突出的，反而深深凹陷了下去。于是施普茨海姆解释说，可能笛卡儿的数学能力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这就把自己拉到了公园门口摆地摊的那些算命先生一个档次上了：算对了是我算得好，算不对是你心不诚。
第一位揭破颅相学真面目的是法国生理学家、外科医生弗朗西斯·马戎第（François Magendie），在历史上他以和查尔斯·贝尔共同发现“贝尔－马戎第定律”而知名，他们一起揭开了关于运动和刺激的信号由不同神经系统传导的秘密。不过这里要讲的不是这个，而是他和施普茨海姆之间发生的一个故事。
马戎第最崇拜的科学家是他的同胞，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所以他精心收藏了其头骨——很显然，马戎第曾经也是颅相学的忠实信徒，否则也不会做出这么变态的事儿。在施普茨海姆最火的时候，马戎第也想找他来给自己鉴定一下偶像的头颅，以便知道自己该怎么努力。不过呢，马戎第这次多了个心眼，首先从医院借了一个低能儿的头骨给了施普茨海姆。施老师拿过来反复摩挲之后两眼放光，大声赞赏这个头骨的主人了不起，一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云云。马戎第听完冷笑一声送客，从此对颅相学“粉转黑”。
对颅相学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来自于法国科学家皮埃尔·弗卢龙（Pierre Flourens），他是一位伟大的生理神经学家和解剖学家，也是一位残忍的“小动物杀手”。因为他的研究方式就是一个字：切除。1814—1822年，弗卢龙对兔脑、鸽脑、狗脑等做了大量实验，切除这些动物的一部分脑子后观察动物在行为上的变化，最终搞清了大脑主要区域的功能。最关键的是，他发现，在摘除鸽子和白兔大脑各种不同部位之后，发现后果并没有什么差异。因此，他在1842年写出了《评颅相学》一书，认为脑功能并无特殊的定位，所有功能在大脑都占有同样广阔的区域。而且颅骨厚度是随着部位不同而变化的，脑轮廓和颅骨轮廓并不完全相关。颅相学的基本设定就这样被他一举攻破了。
不过反对弗卢龙的声音也不少，毕竟众所周知，鸽子和人类的大脑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鸽子的研究成果真的能直接用到人脑中吗？很多人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另一个法国生理学家皮埃尔·保尔·布罗卡（Pierre Paul Broca）的研究和实验又表明，大脑的功能确实是分区的——1861年他通过实验解剖证实，当大脑左前叶上某一点被损伤时，人就会丧失语言能力。这是科学家第一次明确证明某一特定能力与大脑某一特定控制点之间有联系。
此后又经过了一百多年，大脑功能“分区说”和“等势说”的争端终于初步有了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学中又兴起了一种重要理论——模块说。该学说认为，人脑在结构和功能上是由高度专门化并相对独立的模块组成的，这些模块复杂而巧妙的结合是实现复杂而精细的认知功能的基础。也有人把这种理论叫成“新颅相学”。不过，它跟当年加尔的颅相学已经完全不同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学说建立在严格的电神经刺激实验和显微镜观察基础上，而且模块所掌控的功能也更为客观，比如“阅读”“语言”和“知觉”等，而不再是“残忍”“多情”和“正义”等主观概念了。
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颅相学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伪科学”，它的结论基本上没有实际价值，更无法用来指导实践——所以网络上前一段时间火爆的“基于面部识别，神奇的犯罪概率预测术”也完全不值得相信。不过加尔的天才想法还是为之后的大脑科学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路线，也算得上是心理学前辈之一。至于把颅相学导入歧途的施普茨海姆等人，就让他们随风远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