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千万年时间，我们亲眼见到危险的捕食者才会产生恐惧情绪。16世纪50年代显微镜之父——安东尼·列文虎克发现了单细胞生物的存在。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相信如此微小的生物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但是在1876年，罗伯特·科赫证实这种微生物可以入侵人体，引发疾病，导致残疾甚至死亡，而且还能通过人体传播。小小的改变的确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
然而，大部分人在以前对微生物一无所知。人们生病只会去求助巫师。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一个连肉眼都无法看见的生物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甚至可能夺走性命。因此，一旦身体出现异样，人们只会把其归结为邪灵入侵人体，或者是受到了敌人的诅咒。
但是现在人们都知道了细菌，病毒和其他病原体的存在，是这些微生物入侵了我们的生物领域才导致了疾病。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对抗这些外来的“侵略者”。
在美国，基本上每家饭店洗手间的墙上都会挂着这样一个标牌：“工作前请洗手。”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也在无意中给孩子带来了恐惧感，让他们觉得这肉眼无法看见的生物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巨大的伤害。
一位母亲曾经神情焦虑地告诉我，她五岁的儿子自从上了幼儿园后便不愿意再和别人亲近了，拒绝和她拥抱、和她牵手，甚至在睡前也不愿意亲吻她。儿子的这一系列表现让这位母亲坐卧不宁，特别害怕孩子在学校遭遇到性侵，或者其他暴力行为。
不过谢天谢地，孩子并未经历什么可怕的遭遇。他之所以会拒绝与自己的母亲亲近，是因为他在幼儿园的第一堂的卫生课上知道了细菌的存在。他的老师对他们说，这种看不见的生物会在人体相互触碰的时候传播。
这位教师只是想帮助孩子抵御细菌。但是，她同时也引发了孩子对于病菌传染的非理性恐惧情绪。罗杰把在课程上产生的恐惧情绪带回了家中，并且在随后的一年中，因为内心对病菌的恐惧，而拒绝和家人拥抱或者身体接触。
因为害怕细菌的存在，除此拒绝和别人进行肢体接触，他每天都要洗好几次澡，刷好几次牙。这已经不单单是对于细菌传播的恐惧了，已经演变成了强迫性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罗杰过分夸大了细菌的危害，不过他当时的行为也是为了应对内心恐惧而做出的最佳反应，所以在自己眼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罗杰这些行为给他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在一群孩子中，他的牙齿最健康。很多年后，孩子的母亲向我讲了一个关于他儿子的趣事。有一天，她的一个朋友夸赞罗杰的笑容十分灿烂，并对他说：“我要是能有你这样的牙齿就好了。”而向来直来直往的罗杰则回答道：“对不起，我自己还要用呢。”
所有人对细菌都不陌生。我们每天都会在媒体，饭店的标牌中得到各种各样的提醒，高度警惕以防止细菌乘虚而入。我们都知道不干净的水中，或者是未煮熟的食物中都会藏有细菌和寄生虫。我们都听说过小儿麻痹症、霍乱，还有在1348年到1350年之间肆虐欧洲，夺走了7500万性命的黑死病。
我们担心猪流感、禽流感，还有恐怖分子试图释放出来的炭疽杆菌，诸如此类的致命病毒。因为恐怖分子已将我们这个团体视为威胁的存在，必须加以清除。
我们煞费苦心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去保证自身的安全。我们会为身体上的伤口消毒，教孩子在打喷嚏前要用手捂着嘴，吃饭前也要清洗双手。在美国，每年冬天政府都会鼓励市民去打流感疫苗。市民也会接收到提醒他们免费注射疫苗的短信。
洛杉矶，公共政策学院的几名研究者做了一项实验，试图找出媒体每天不停发出的警告信息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科学家们事先编造了有关一致命病毒的50天追踪报道。随后，邀请了600人来参与此次实验，其中300人来自洛杉矶，300人来自华盛顿。研究者给其中一些人展示的新闻内容是病毒已出现在了对面的海滨城市中。而另外一些人得到的信息是病毒已经进入了他们生活的社区。
病毒出现的地方离他们越近，这些人就越害怕。其中一些人被告知由于实验失误，病毒从实验室进入了人们的生活领域；一些人则被告知这些病毒是由恐怖分子释放出来的；剩下的人被告知有病毒入侵，但是病毒的确切来源和病毒的种类还未被查明。这些实验参与者全都不清楚真实的情况，只知道病毒正在不断往他们的生活领域入侵。
相较于那些已经知道病毒是因为实验失误或者恐怖分子而出现的人，那些不知道病毒来源的人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恐惧感，寝食难安。
为什么人们的恐惧程度会不同？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相信实验室肯定在采取补救措施，政府也会尽全力帮助市民抵御恐怖侵袭。但是如果我们连病毒源头都不知道，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想要逃离的想法就变得强烈起来，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该往哪里逃，所以我们只能躲藏起来不行动，静静地等待危险过去，就像波士顿在经历过爆炸案之后整个城市都陷入了停顿状态。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行动并不会对我们起到任何保护作用，因为病毒还是会继续传染并且会离你生活的区域越来越近。意识到威胁后，我们又会做出逃跑反应，回避行为会促使我们快速逃离当前的环境。
研究者又给这些人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人们看了节目之后会意识到威胁的存在，并做出了戏剧性的反应。又一次，我们的想法又对我们的感受造成了影响。我们的想象为创造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同时也催生出了遏制我们行动的恐惧情绪。也许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并不能分辨我们现在出现的想法是基于想象还是现实。
当我们不知道威胁的来源时，我们逃离危险的机会就越渺茫。不过有时就算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威胁的来源，我们的行为仍会被恐惧控制。比如，在乌干达和非洲爆发的致命病毒——埃博拉（Ebola），就让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并做出了许多非理性行为。
埃博拉是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病毒。一个人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感染上埃博拉病毒，一开始的症状就像是感染上了严重的流感。卧床不起，异常疲惫，关节肌肉酸痛，喉咙肿痛，咳嗽，头痛以及呼吸困难，另一个奇怪的症状就是感染者都会出现严重的打嗝症状。一开始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人只会出现一般流感症状，直至他们开始昏迷、焦躁、痉挛、甚至陷入昏迷。
埃博拉病毒会导致强烈的胃部疼痛，腹泻和呕吐。这个病毒会攻击人体内的血液，导致大量红细胞破裂，其中所包含的物质流到皮肤下，病患的皮肤便会出现瘀青，血疱和大面积的皮疹。这些都是人们生物领域遭遇到极大伤害的表现。
2000年9月至2001年2月，埃博拉病毒就曾在乌干达爆发。科学家发现，乌干达的两大英文报纸发表了世界对有关此次埃博拉病毒爆发的文章、社论、漫画与信件。这些文章向人们传递了迷惘和愤怒的情绪以及一些未经证实的流言蜚语：比如医护人员每日都承受着超大强度的工作量、病人从医院逃离、人们为免受感染寻求精神力量的庇护、对全国管控策略的需求，还有对于国际旅行的限制。
人们对于埃博拉病毒做出的反应，无疑在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埃博拉是一场当代瘟疫，已经有数十万人死于这种致命的病毒。但是，事实上只有425人感染上了这种病毒，其中有大概一半的感染者死亡，对于这一半的感染者来说埃博拉病毒的确是一种致命的病毒。不过，全世界还是对于这种病毒的反应过于激烈，高估了它的危险程度。总之，任何新闻中只要出现伤亡事件，那么这个新闻一定最能抓住读者的眼球。而埃博拉就被描绘成这样一种病毒，它会不断破坏我们体内的血液，直至我们死亡。
其中一个引起较多关注的事件是关于安德鲁·韦克菲尔德教授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仅仅对12名接种过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measles，mumps，and rubella vaccination，MMR）的儿童做了调查之后，就发表了论文声称此种疫苗与儿童自闭症有一定的关联。这一调查结果在自闭症群体中火速流传开来，家长们也越发恐慌，不知道是否要让孩子接种可能会诱发自闭症的疫苗。
那段时间，很多家长就是因为轻信了这一言论而拒绝给孩子注射疫苗，最终导致麻疹和相关并发症大幅增加。这也导致了当时英国、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健康危机。然而这一系列事件的产生，仅仅是因为一篇医学论文，而作者只调查了12名儿童后便武断给出了结论。
随后展开的一系列科学研究完全否定了此篇论文所呈现的观点。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表示已正式将上述文章从该杂志中撤除。尽管如此，此后仍旧有文章发表了类似观点，表示儿童注射的疫苗会引发自闭症，导致人们对于疫苗后遗症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如今，小儿麻痹症这一传染病已经几乎被消灭。人们也能通过接种疫苗来应对其他仍旧威胁着我们生命安全的传染病——麻疹、腮腺炎和风疹。随着疫苗药物的广泛运用和公共健康安全知识的广泛传播，我们才能抵御这些较为常见的传染病。
若是我们无法做出理性的反应，被恐惧所掌控，拒绝使用疫苗，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保护自己免受细菌侵害的最佳途径，而那些入侵人体的细菌，也是处于其当前的最佳状态。
媒体对提升公众健康的作用
不过，恐惧有时也能对社会产生一定的益处。1982年，泰诺——一种息热止疼的药品，由于其瓶罐未密封，瓶体内产生氰化物（cyanide）导致7人死亡。那时人们才意识到危险，并制造出了安全盖和密封药瓶来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机场为了应对恐怖分子的袭击，采取了更加严格的安检措施。美国每年都有近3万人因为车祸死亡，国家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包括开车系安全带、禁止超速行驶和酒后驾车，尤其是醉驾司机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反吸烟运动已经拯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也为人们的医疗账户省下了数十亿的费用。人们还会根据不同群体的文化背景，制定具有文化针对性的反对吸烟的宣传语，相较于一般的反吸烟运动来说，前者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由此可见，当市场调研深入到人们的社会领域和自我认知领域，收集到的信息也就会更加私密，这些信息也就更加具有影响力。
近来，大量公众人物因为过度饮酒或者滥用药物而死亡，人们也开始越发关注当前的健康危机。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夫妻害怕自己的伴侣、病人则害怕自己陷入药物上瘾的漩涡。人人自危的局面终于让美国意识到成瘾已不单纯是道德问题那么简单了，需要得到医疗保健系统更多的关注。同时，大众媒体帮助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的观念，不是劝诫我们去怨恨药物成瘾者，而是让我们拒绝过量用药，帮助那些依赖药物的成瘾者改变其最佳状态回归社会领域，让他们重新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重燃对这个社会的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