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他人心思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是造成无数政治分歧和误解伤害的罪魁祸首。然而，由于这些洞悉他人心思的失误是如此短暂和难以捉摸，我们并不知道该对这些错误作何理解。
布朗克斯区南部桑德维尔小区惠勒大街的1100号街区由一条狭窄的小道以及一组简朴的两层住房和公寓楼组成。街区的一边毗邻喧闹嘈杂的韦斯特切斯特大街，这就是小区的主要商业街。整个街区长约两百码，楼房的两侧被树木和两排停驻的汽车包围着。这里的建筑于20世纪初建成，建筑正面多由红砖砌成，颇显美观，房子正门外则多是带有四五个台阶的门廊。这是一个属于穷人和工人阶层的居住区，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区的毒品交易活动十分猖獗，韦斯特切斯特大街和艾尔得大街对面的一条街道情况更甚。来到桑德维尔的人多是身在纽约市的外来移民，他们为寻找廉价且毗邻地铁的住宅而来到此地。阿马杜·迪亚洛（Amadou Diallo）就是为此来到惠勒大街的。
迪亚洛是来自几内亚的移民，1999年，他22岁，在曼哈顿下城区当小贩，沿着十四号街的人行道一带贩卖录像带、袜子和手套。他身高约5英尺6英寸，体重150磅，身材矮小，并不起眼。他的家就在惠勒大街1157号一间窄小公寓楼的二层。1999年2月3日临近午夜时分，迪亚洛回到公寓，他先与室友闲谈了几句，然后下楼站在公寓楼门口台阶的最上层观赏夜景。几分钟后，一队便衣警察驾驶一辆无牌照的福特金牛座汽车缓缓驶到惠勒大街。车里共有四名警察，清一色都是白种人，他们都身穿牛仔裤、长袖运动衫和防弹背心，头戴棒球帽，并人手一支专为警员配发的9毫米口径半自动手枪。他们都是所谓“街道犯罪组”（Street Crime Unit）的成员，这个小组是纽约警察局的一个特殊部门，专门负责在市区最穷困街区的犯罪活动多发地带巡逻。开车的警察名叫肯·博斯（Ken Boss），时年27岁，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肖恩·卡罗尔（Sean Carroll）当时35岁，后座的爱德华·麦克迈伦（Edward McMellon）和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都是26岁。
第一个发现迪亚洛的是卡罗尔。“等一下，等一下，”他对车里的其他人示意，“那个家伙在那儿干吗呢？”事后卡罗尔回忆，当时他的脑海中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迪亚洛可能正在为他的同伙——装作客人混入他人住所里的入室窃贼——把门望风；另一个想法是：迪亚洛看上去很像一个一年前在小区内频繁作案的连环强奸犯。卡罗尔回忆说：“他就站在那儿，在门廊那里，往街区左右观察，一会儿探头探脑，一会儿又把头靠回墙上。几秒钟的时间内，他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动作，一会儿低头，一会儿往右边望去。我们向他接近时，他好像往门厅里退了几步，仿佛不想让我们看到他似的。我们的车从他面前开了过去，我盯着他，心里琢磨着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个人究竟在干吗呢？”
博斯踩下刹车，把福特车倒回正对着惠勒大街1157号的位置。迪亚洛还站在那儿，卡罗尔事后表示，这让他“大吃了一惊”：“我心想，得了，这里肯定有情况。”卡罗尔和麦克迈伦下了车，麦克迈伦亮出警徽，说：“我们是警察。能和你谈谈吗？”迪亚洛没有回应。人们事后才得知，迪亚洛其实是个结巴，所以当时他也许正在挣扎着想说什么，却力不从心；加之，他的英语也并不流利；除此之外，还有传言说迪亚洛的一个朋友在前不久刚被一帮持枪的人打劫过，因此他当时一定很胆怯。想想看：午夜时分，只身一人站在一个治安条件极差的街区，面对两名朝他阔步接近、头戴棒球帽、胸脯因穿防弹背心而显得鼓鼓囊囊的魁梧男人，他会作何感想。迪亚洛愣了一下，接着便跑进了门厅。卡罗尔和麦克迈伦拔腿紧追，迪亚洛跑到里门。据警察事后指证，当时迪亚洛左手握住门把手，侧转身体，右手则在口袋里“摸索”着什么。卡罗尔大喝：“把手举起来！”麦克迈伦也大喊：“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别逼我开枪打死你！”但是迪亚洛却愈发乱了阵脚，卡罗尔也开始有些烦躁不安了，因为他觉得迪亚洛侧身的原因是为了要隐藏他右手正在做的动作。
卡罗尔回忆说：“我们当时好像站在通往门厅楼梯的最高一层台阶上，想抢在迪亚洛进门之前抓住他。他扭过脸来看着我们，手仍然握在门把上，并从身体右侧掏出来一个黑色的物体。他把物体拽出来时，我只能瞄见物体的顶部，看上去像是一把黑色手枪的滑套。我之前的训练经验以及抓捕经历都告诉我，这个人正在掏枪。”
卡罗尔大叫：“枪！他有枪！”
而迪亚洛并没有停下来，他继续把黑色物体从口袋里掏出来，并朝警察的方向将黑色物体举起。卡罗尔开了枪。麦克迈伦本能地向后跳下台阶，用背部着地，并一边下落一边继续开火。由于子弹在门厅里四处反弹，卡罗尔推断这些子弹是从迪亚洛的枪中射出的，而麦克迈伦向后跳倒的情景，让卡罗尔错以为麦克迈伦是被迪亚洛的子弹击中了。于是，卡罗尔继续瞄准警察们所称的“质心”开火。门厅中，水泥块儿和木头碎片四处飞溅，空气里也因枪口和子弹发出的火星而弥漫着电流。
这个时候，博斯和墨菲也从车里下来，朝着公寓楼跑来了。事后，4名警察由于一级过失杀人罪和二级谋杀罪被指控，博斯在作证时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看到爱德华·麦克迈伦从门厅左侧的台阶上飞身向下倒去。与此同时，肖恩·卡罗尔位于门厅的右手边，正在下台阶。场面一片混乱，他沿着台阶往下跑，那情景很……很惊心动魄。他不顾一切地顺着台阶向下退，爱德华倒在地上，子弹还在到处飞。我跑啊跑啊，然后看到爱德华中弹了。我只看到这么多了。爱德华一直在开枪，肖恩也在朝着门厅开枪……然后我看到了迪亚洛先生，他在门厅的里侧，靠近最里面的墙壁，里门就在那儿。他在离门有一点儿距离的地方蹲着，手露在外面，我看到了一把枪。我说：‘老天呀，我死定了。’然后我开了枪，一边开枪一边后退，然后我向左侧一跃，躲避开子弹的发射线……迪亚洛屈着双膝，背部挺得直直的，像是在试着缩小目标的样子。他看上去仿佛正处于战斗姿态，就是我在警察学校里学过的姿势。”
这时，对博斯进行审问的法官打断了他，说：“他的手是什么样子的？”
“他的手露在外面。”
“全露在外面了？”
“全露在外面了。”
“你看到他手里面握着个东西，对吗？”
“是的，我觉得我看到他手里有一把枪……我看到了他手中武器的全貌，那把家伙是方形的。在我看来，子弹飞射、枪烟迷漫以及爱德华·麦克迈伦向下倒去的一刹那，就像是迪亚洛手握枪支击中了爱德华，而我就是他下一个目标。”
卡罗尔和麦克迈伦各开了16枪：整整一子弹夹的子弹量。博斯开了5枪，墨菲开了4枪。四周安静了下来，警察们拿着枪爬上台阶，向迪亚洛靠近。“我看到了他的右手，”博斯事后回忆说，“手呈伸出状，手掌是张开的。在应该看到枪的地方，我们却看到了一只钱包……我说：‘该死，枪呢？’”
博斯沿街奔向惠勒大街，他已经在啸叫和枪战中忘记了他们所处的位置。不久，救护车赶到现场，而博斯已经因为情绪失控而说不出话来。
卡罗尔坐在台阶上，在迪亚洛满是弹孔的尸体旁失声痛哭。
1. 三个致命错误
快速认知最为常见和重要的形式，可能非我们对他人进行的判断和形成的印象莫属了。只要是在醒着且身边有人的情况下，我们总是会不断对别人的想法和感受产生种种预见和推断。当有人说“我爱你”时，我们会盯着对方的眼睛来判断此人是真心还是假意。初遇某人时，我们会对细微的信号留心注意。这样一来，即使此人对我们谈话的方式是正常或友善的，我们或许也会在事后嘟囔：“我觉得他不怎么喜欢我”，或是“我觉得她不是很开心”。我们喜欢对面部表情难以捉摸的细微差别进行分解和剖析。比如说，如果你看到我咧着嘴大笑且眼睛闪闪发亮，你会认为我觉得什么东西很逗。但如果你看到我边点头边绷紧嘴角露出夸张的笑容的话，你会认为我被奚落了，正在用讽刺的方法回应。如果我在与某人眼神交汇后朝对方微微一笑，然后向下看并移开目光，你会猜想我正在调情。如果我在说完话后迅速地一笑，然后点点头或歪歪头，那么你可能会推断，我刚才说了些有点刺耳的话，想要缓和一下气氛。你并不需要在听到我说的全部内容后才下结论，你只需瞬间决断，一切便如探囊取物了。如果你向一个坐在地上玩耍的小女孩儿靠近，然后做出一些让她有点费解的行为——比如用手捧住她的手，那么她会立即抬头看着你的眼睛。为什么呢？因为她需要为你的行为找一个解释，而小女孩儿知道，她能从你的脸上找到答案。这种推断他人意图的行为，是薄片分析法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为了读懂他人的心思而捕捉细微且短暂的提示信号，如此本能而自然、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轻松上手的直觉行为，恐怕仅此一种了吧。然而，在1999年2月4日凌晨的几个小时中，那4名沿着惠勒大街夜巡的警察们却在如此基础性的任务上出现了失误，因为他们没能读懂迪亚洛的心思。
先看到迪亚洛的是肖恩·卡罗尔，他问车里的同伴：“那家伙在干什么呢？”原来，迪亚洛只是想透透气。可当时的卡罗尔却认定了此人看上去很可疑，这是第一处错误。接着，警察将车倒了回去，迪亚洛还是站在原地没挪位置。卡罗尔事后说，这个举动让他“大吃了一惊”：这个人可真够恬不知耻的，看到警察居然还不逃跑。迪亚洛并非恬不知耻，他只是感到好奇罢了。这是第二处错误。接下来，卡罗尔和墨菲朝台阶上的迪亚洛走去，看到他稍微一侧身，做了个掏口袋的动作。在那一刹那，两人在心中认定：这是个危险人物。但迪亚洛并不危险，相反还被警察吓得惊恐失措。这是第三处错误。通常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分辨出一个人是否行迹可疑、是厚颜无耻还是好奇心切并非难事，判断一个人是危险分子还是胆怯之人更是易如反掌，每个在城市街道走过夜路的人都时常需要在瞬间做出这种计算分析。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些警察却在那一夜遗失了这种人类最为基本的能力，这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其实，这种错误并不少见。误读他人心思的事情时有发生，且是造成无数政治分歧和误解伤害的罪魁祸首。然而，由于这些洞悉他人心思的失误是如此短暂和难以捉摸，我们并不知道该对这些错误作何理解。举例来说，在枪击迪亚洛一案过后的数周到数月时间里，随着事件陆续被媒体曝光，人们对事件经过的说法在两种极端的声音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说这只是一场不幸的灾难，是由于警察们时而需要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生死抉择而产生的副产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审理迪亚洛一案的陪审团做出的结论，博斯、卡罗尔、麦克迈伦和墨菲4人全被免除谋杀罪名。而另一种声音则将这一事件视为一桩再明显不过的种族歧视案件，纽约市的抗议和游行活动此起彼伏，迪亚洛被奉为烈士，惠勒大街也易名为阿马杜·迪亚洛大街。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为纪念迪亚洛写作并演唱了一首名叫《41枪》（41 Shots）的歌曲，副歌部分写道：“只因身在美国，你就遭受了死亡的劫难。”
然而，以上这两种解释都不尽如人意。并没有证据表明，迪亚洛案中的4名警察都是恶棍、种族歧视者，或是在故意找碴儿。从另一方面来说，把枪击事件简单称为一场意外也委实欠妥，因为这毕竟称不上是警察例行的惩戒行为。自从将一位站在自家门口透气的男子视为嫌疑犯的那一刻起，这些警察们接连做出了一连串错误的判断，犯下了不容小觑的失误。
换句话说，迪亚洛被击一案落入了灰色地带，在故意杀人和意外事件之间徘徊游离。心智解读的失误有时就是这样，这些失误并不总像其他的快速认知失误那样显而易见，而是既复杂难懂又不易察觉，并且发生频率高得出人意料。惠勒大街上演的这场悲剧便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例证，它告诉我们心智解读运作的方式，也向我们展示了心智解读失误偶然会导致的难以挽回的过错。
2. 心智解读理论
人们对心智解读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一对师生关系的优秀科学家：西尔凡·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和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老师汤姆金斯生于20世纪初的费城，其父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牙医。他身材矮小，大腹便便，一头厚密的白发，戴着一副大大的黑塑料框眼镜。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罗格斯大学教授心理学，著有一部名为《感情、意象、意识》（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的四册丛书。这部著作十分晦涩难懂，其读者大致分为两类：理解书中内容且为之称奇的人，以及不理解内容却也为之称奇的人。汤姆金斯的能言善辩是出了名的，每当鸡尾酒派对末了时，他的身边总会坐满了屏气凝神的听众。如果有人要求“再问一个问题”，那么所有人都会再待上个把小时，听汤姆金斯口若悬河地谈论漫画书、电视剧、情感里的生物学知识、他对康德的不满，以及他对当前风靡的饮食法的狂热兴趣。他将五花八门的话题融会贯通，巧舌如簧，讲得娓娓动听。
经济大萧条时期，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汤姆金斯为一家赛马联合会担任赛马成绩预测员。他的斐然业绩让他在曼哈顿的上东区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在赛马场上被人称为“教授”的他，常坐在场边的观众席里，举着双筒望远镜花几个小时观察赛马比赛。艾克曼回忆说：“他观察一匹马两边的马的品种以及这些马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推测中间那匹马的表现。”举例来说，假如一匹公马在其第一或第二年的比赛过程中曾经败给过一匹母马，那么，如果这匹公马在走向大门时身边有一匹母马的话，这匹公马就必输无疑了。（这只是个例子，没有人有十足的把握。）
汤姆金斯认为，我们能从人类的面部表情中获取有效的线索，从而得以分析其内心的情感和动机，甚至对马也是如此。据说，汤姆金斯可以步入一家邮局，走到张贴通缉犯照片的地方，只看一看嫌犯的面部照片，便能说出这些亡命徒犯下的罪行各是什么。他的儿子马克回忆道：“爸爸在看《请说真话》（To Tell the Truth）节目时，总能百无一漏地辨认出说谎的人。他居然还给节目组的制片人写过一封信，说节目太小儿科了，于是制片人邀请他去纽约，让他在后台一试身手。”于哈佛大学任心理学教授的弗吉尼亚·迪莫斯（Virginia Demos）回忆起1988年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她与汤姆金斯长谈的情景：“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用电话交谈，到了诸如杰西·杰克逊和迈克尔·杜卡基斯会谈开始的时候，他会把电视的音量调小，然后通过观察发言者的面部表情准确地推测出事态的发展。这真是太神奇了。”
保罗·艾克曼初遇汤姆金斯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初，艾克曼当时还是个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年轻心理学家，对研究面部表情颇为热衷。他常常琢磨，人类的表情是否受到某些共通的规律支配呢？西尔凡·汤姆金斯认为这样的一套规律是存在的，但绝大多数的心理学家都对此持否认态度。当时的普遍观点认为，表情是由文化背景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过是遵循着一套后天习得的社会惯例来做面部表情。艾克曼无法在两种观点间定夺，为了帮助自己找出方向，他携带着男性和女性各式表情的照片，远赴日本、巴西和阿根廷，足迹甚至遍布远东丛林中偏僻的部落。他惊奇地发现，所到之处的居民对照片上表情的理解都是一致的。他终于意识到，汤姆金斯是正确的。
不久之后，汤姆金斯来到艾克曼位于旧金山的实验室做访问。艾克曼搜集到了由病毒学家卡尔顿·盖杜谢克（Carleton Gajdusek）拍摄的长约10万英尺的胶片，这些胶片摄制于巴布亚新几内亚荒僻的丛林中。其中一些影像拍摄的是一个名叫“南部弗”（South Fore）的和平友善的部落，另一部分则是有关一个名叫“库库”（the Kukukuku）的凶残部落的，此部落有一项同性恋仪规，要求未成年的男孩作为男妓来侍奉部落里的长者。艾克曼和他的同事华莱士·福利森（Wallace Friesen）花了6个月的时间整理这些影像，将无关紧要的部分删掉，只留下部落成员的面部特写，以便比较这两组人的面部表情。
艾克曼把投影仪架好，汤姆金斯则坐在后面等着。没有人向他透露有关这两个部落的任何事情，所有的背景信息都被删掉了。透过眼镜片，汤姆金斯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影片，末了，他朝放映屏幕走去，指着南部弗部落成员的脸说：“这些人都很温和善良，他们心胸宽广，并且爱好和平。”然后他又用手指着“库库”部落成员的面孔说：“这一群人崇尚暴力，另外，还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出来他们是同性恋。”直到时隔30多年后的今天，艾克曼仍然难抑当时的震惊，他回忆说：“老天啊！我还清晰记得当时脱口而出：‘西尔凡，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他向放映屏走近了一些，我们将录像以慢速倒放，其间，他向我们指出了片中人物面部的特殊凸起或皱褶，他就是通过这些讯号做出判断的。我当时意识到：‘我得对面部表情来个透彻的分析。’这是被人遗漏的信息金矿，而汤姆金斯做到了慧眼识珠，如果他能做到，那说不定我们都行。”
艾克曼和福利森当即下定决心，要创建一个面部表情的分类系统。两人查遍了有关面部肌肉的医学类教材，找出了所有面部能够做出的肌肉活动，这些肌肉活动共有43种，艾克曼和福利森称之为表情动作单元（action units）。接下来，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起，夜以继日地按顺序练习每一组表情动作。他们首先用心记下每块肌肉的位置，然后一边仔细观察对方，一边集中注意力将这些肌肉一一区分开来。他们使用镜子来端详自己的面部活动，将每个肌肉活动会导致何种皱纹的产生都记在了笔记本上，并用录像机拍摄下来。偶尔做不出某种肌肉活动的时候，他们便会造访隔壁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解剖系。在那里，一位两人都认识的外科医生会用针刺和电流来刺激他们“桀骜不驯”的肌肉。艾克曼回忆道：“那可真是一点儿也不好受。”
掌握了全套的表情动作单元后，艾克曼和福利森便开始对不同单元进行混合搭配，把一个个动作叠加在一起。整个过程耗时7年之久。“两块肌肉之间就有300种组合方式，”艾克曼解释道，“3块肌肉则会产生超过4 000种搭配。我们最多组合了5块肌肉的活动，这个组合产生的可用眼部识别的面部表情有1万种之多。”当然，这1万种面部表情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属于幼儿做的鬼脸一类。但是，在通习了所有的表情动作单元组合后，艾克曼和福利森从中挑选出了3 000种看似有实际意义的表情，并且逐项编目，制成了一份人类基本面部表情目录表。
保罗·艾克曼现在已经60多岁了，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双眼间距较远，双眉粗而醒目。他虽是中等身材，但言谈举止中透出的倔强和魁梧之气却让他看上去很壮实。他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长大，父亲是一名儿科医师。15岁时，他便进入了芝加哥大学学习。他说话时不紧不慢，在大笑之前总要稍微停顿一下，好像在等待别人的准许似的。他是那种喜欢罗列清单和逐一举出论点的人，他的学术论文里充斥着井然有序的逻辑性。他还喜欢在论文的结尾处将所有零散的异议与问题全部整理在一处，汇总成目录。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他一直在任教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一座破旧不堪的维多利亚式住宅楼中工作。初见艾克曼时，他坐在办公室里，向我重温起多年前习得的表情动作单元组合。他上身向前微倾，双手置于膝上。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他的两位偶像——汤姆金斯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照片。“人人都能做出4号动作单元，”他说着，他的眉间降肌、降眉肌和皱眉肌将眉头往下降。“9号动作单元几乎人人都能做到。”他使用提上唇鼻翼肌皱了皱鼻子。“人人都会5号动作单元。”他将上睑提肌收缩，抬起一只眼睛的上眼皮。
我努力地学着他的动作，他抬眼看看我，大方地称赞道：“你的5号动作做得挺好，眼窝越深的人，做起5号动作单元就越难。”他眯起眼睛：“这是7号。”他又运用他的颧大肌露出了一丝笑容：“这是12号。”接着，他挑起双眉的眉头说：“这是1号动作单元，表示沮丧和恼怒。”然后又使用侧部额肌将双眉眉尾也抬了起来：“这是2号动作单元，也很难做，但是没什么意义，只在歌舞伎剧目中出现过。23号是我的最爱，就是将嘴唇弄扁，这是个确凿无疑的表示愤怒的信号，很难自动做出来。”他扁了扁嘴唇。“一次只动一只耳朵仍然是最大的挑战，我得专心凝神、拼了老命才能做到。”他笑着说：“我女儿一直想让我学会这个动作，好让我在她朋友那儿露一手儿。你看。”他说着，先动了动左耳，又动了动右耳。艾克曼的表情并不特别丰富，言谈举止很有心理分析师的范儿，他既善于观察又不动声色，变换表情时之轻易和快速令人叹为观止。“我有个做不出来的动作单元，”他继续说道，“就是39号。幸亏我带的一个博士后会做。38号是张开鼻孔，39号正相反，是牵拉肌肉收紧鼻孔的动作。”他摇摇头，又看了我一眼：“哎呀！你的39号做得真赞，是我见过的最棒的表情之一了。这是基因决定的，你们家应该还有其他成员具有这种迄今为止未被发掘的才能。你真行，真行呀。”他又笑了起来，说：“你应该拿这个本领去跟别人炫耀炫耀。对了，你应该去单身酒吧里显摆一下。”
接着，艾克曼把两种动作单元叠加在了一起，以构成更加复杂的面部表情，也就是我们普遍能够理解和辨认的感情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快乐之情基本上是由6号和12号动作单元构成的，即收缩抬起双颊的肌肉（眶部眼轮匝肌），同时收缩颧大肌，牵拉起嘴角。恐惧的表情基本是由1、2和4号动作单元组成的，确切地说，是由1、2、4、5和20号动作单元组成的，25、26和27号动作单元可有可无。也就是：抬起眉心的肌肉（内侧部额肌），抬起眉尾的肌肉（侧部额肌），外加降低额头的降眉肌，加上上睑提肌（此肌肉可以抬升上眼皮），加上笑肌（此肌肉可拉伸唇部），再加上分开双唇的肌肉（降下唇肌），以及咬肌（此肌肉可使下颌张开）。憎恶之情呢？这种感情主要是9号动作单元构成的，也就是皱鼻子（提上唇鼻翼肌）这一动作，但有时也会带有10号动作单元的动作，无论有没有10号，这种表情都可以加入15、16或17号动作单元。
最后，艾克曼和福利森将这些动作单元及其解读法则全部汇总在一起，编制成了脸部动作编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即FACS），并整理出一份长约500页的文件。虽然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但这是一项充满魅力的工作，在细节上有严格的要求。其中包括嘴唇能够做出的动作（伸长、缩短、变窄、加宽、变平、撅起、绷紧以及舒展）；眼睛与面颊之间皮肤的四种变形（凸起、眼袋、睑囊以及眼部细纹）；还包括眶下沟和鼻唇沟之间的重要区别等。我们曾在第一章里提到的婚姻研究专家约翰·戈特曼也与艾克曼进行过长达数年的合作，利用脸部动作编码系统中的原则来分析夫妻的情感状态。其他的研究者也借用过艾克曼的这套系统，所用范围涉及精神分裂症和心脏病等；就连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梦工厂的《怪物史莱克》的电脑动画师们也曾借鉴过。想掌握这套系统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全球仅有500人有资格在研究中使用此系统。但那些掌握了这个系统的人，也同时掌握了非同寻常的领悟力，能够洞察人们在对视时所传达的讯息。
艾克曼回忆起1992年民主党初选时第一次看到比尔·克林顿时的情景，他说：“我观察了他的面部表情，然后对我妻子说：‘这可是个捣蛋鬼。’这个人是那种希望在干坏事时被抓个正着，却又让大家爱他的坏蛋。他有一个特别喜欢做的表情，就是‘我喜欢调皮捣蛋，但是还请你爱我这个小坏蛋’的表情，由12、15、17、24号动作单元外加翻白眼的动作组成。”艾克曼略停了一下，接着，他的脸上依次浮现了刚才所提到的一系列表情。他先收缩了他的颧大肌，露出一副标准的笑容，这是12号动作单元；接着使用降口角肌将嘴角向下拉，这是15号动作单元；他通过屈伸颏肌抬起了双颊，这是17号动作单元；然后轻抿嘴唇，即24号动作单元；最后做了个翻白眼的动作，简直就像克林顿本人突然现身在屋里一样。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克林顿的宣传团队供职。因此我找到他对他说：‘喂，克林顿喜欢在做一些表情的时候翻白眼，这些表情传达的信息是‘我是个坏男人’。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我可以用两三个小时帮他矫正过来。’我朋友说：‘这个嘛……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和撒谎方面的专家见过面。’”艾克曼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他对克林顿的喜爱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多么希望克林顿的表情仅仅是个毫无意义的习惯性面部动作啊。他耸耸肩，无奈地说：“很不幸，我想他注定要被人抓个正着吧——他的确被逮住了。”
3. 你的表情无处可藏
艾克曼的言外之意是，面部是一个丰富的资讯库，能够提供有关表情的诸多信息。他甚至有个更为大胆的见解，这个见解是理解心智解读原理的核心，即：我们脸上透出的信息不仅仅是反映我们内心活动的导航仪，这些信息本身就是我们的心思。
这个见解形成于艾克曼和福利森为研究恼怒和沮丧表情而第一次相对而坐的时候。福利森说：“这些表情我们练习了好几周，最后才终于有人站出来承认：做这些表情的感觉糟透了。然后，另外一人也发觉自己的心情很差，因此我们从那时起做起了记录。”接着，两人继续回到研究中，并开始跟踪调查他们在做某些表情时身体产生的反应。艾克曼说：“比如说吧，你要做1号动作单元，也就是抬起眉头，外加6号，也就是抬起双颊，再加上15号，将嘴角下垂。”他边说边做了这3个动作：“我们发现，只要做出这个表情，就能引起自主神经系统的显著变化。刚开始时，我们大为诧异，这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现象。我们两人都受到了影响，产生了悲伤和恼怒的情绪，心情跌至谷底。当我降低额头、抬升上眼皮，将眼睑收窄并将双唇贴紧时（即4、5、7、24号动作单元）时，我所制造的情绪是恼怒之情。我的心率会随之上升10~12下，手心也会发热。做这组动作的时候，我无法阻止相应情感的生成，那感觉真是糟糕，糟糕透了。”
艾克曼、福利森以及一位名叫罗伯特·莱文森（Robert Levenson）的同事（他曾与约翰·戈特曼有过数年的合作经历，心理学的世界真小啊）决定试着将这种影响效果记录下来。他们找来一组自愿参加的实验对象，在他们身上连接了测量心率和体温的监控器，以便记录这些与恼怒、悲伤和恐惧等感情有关的信号。他们让一半的实验对象回忆一段压力重重的经历，然后再试着平复心情；另一半人则仅需要学会做出表示恼怒悲伤以及恐惧等紧张情绪的表情即可。结果，只需做出表情的第二组实验对象出现了与第一组相同的生理反应，他们的心率和体温都升高了。
几年之后，一组德国心理学家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研究，他们给一组实验对象播放卡通片，让其中一部分人用双唇叼住一支钢笔，以防止他们收缩笑肌和颧大肌这两块制造笑容的主要肌肉；另一部分人则需要用牙齿咬紧钢笔——这是个强迫实验对象微笑的动作，与第一种动作的效果正好相反。结果，与第一组人相比，用牙咬紧钢笔的人觉得卡通片要有趣得多。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情感的出现在先，然后我们才能将情感反映在脸上，因此，这个实验的结论可能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将表情视为情绪的残余物，然而这个实验却向我们揭示了，情绪和表情的出现先后顺序是可以反转的，表情是可以成为情绪的肇始的。我们的面孔并不是内心活动的公告牌，在内心活动过程中，表情和情绪是关系平等的同伴。
这个重要的发现对于心智解读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举例说明一下，保罗·艾克曼曾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为40名精神病患者拍摄过录像，其中的一位病人名叫玛丽，是一位42岁的家庭主妇，曾3次自杀未遂。在第3次自杀时，她吞服了大量药剂，幸而被人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才得以死里逃生。她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并离开了家，丈夫也对她态度淡漠，她的心情极度抑郁。这名病患初次入院时什么也不干，只是整天静坐着以泪洗面，但治疗似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3周后，她告诉她的医生，说自己心情明朗了许多，想要回家度个周末看看家人。医生同意了。然而就在离院之前，她坦白说自己回家度周末的真正意图，是想再尝试一次自杀。几年之后，几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询问艾克曼，想知道应该如何判断有自杀倾向的病人是否在撒谎。艾克曼想起了为玛丽拍过的录像，决心看一看里面是否藏有玄机。他推想，如果面孔真的是显示情感的可靠风向标，那么他应该能从玛丽撒谎说自己情绪有了好转的录像中找出破绽。为了寻找线索，艾克曼和福利森花了几十个小时仔细看了录像，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倒带，一边用慢速播放，一边检查着每一个手势和表情。终于，两人发现了答案：当玛丽的医生询问她对未来的计划时，一种彻底绝望的表情从她的脸上一掠而过，其速度之快是肉眼几乎无法捕捉到的。
艾克曼将这种转瞬即逝的表情称为微表情，在各种面部表情中占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许多面部表情都是我们自发做出的，如果让我一边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容，一边对你大声训斥，那么不仅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到，你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解读我的愤怒。但是，我们的面容同时还受到另外一种不同的、非自发的系统的支配，此系统做出的表情是我们无法用意识来驾驭的。举例来说，很少有人能够自动做出表示悲伤的1号动作单元（艾克曼指出，大导演伍迪·艾伦是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他能够使用内侧部额肌来制造出他那标志性的充满喜感的忧伤表情），但在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却都能下意识地抬起眉头。观察一下婴儿哭泣时的样子，你通常会发现其内侧部额肌像是被线牵着似的向上挑起。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个表情被艾克曼称为“杜彻尼微笑”（the Duchenne smile），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19世纪的法国神经科学家纪尧姆·杜彻尼（Guillaume Duchenne）而起的，他是尝试使用照相机记录面部肌肉活动的第一人。如果我让你做出微笑的动作，你会通过收缩颧大肌来完成，而相比之下，如果你的微笑是带着真挚的情感自发做出来的，那么，你不仅会收缩你的颧大肌，还会收紧你的眶部眼轮匝肌，也就是围绕你眼周的肌肉。在被强迫做出微笑表情时，想要收紧眶部眼轮匝肌几乎是无法办到的，而当我们对令人愉悦的事物真心地微笑时，想要阻止此肌肉的收缩也同样很困难。杜彻尼曾写道，这种微笑“不服从于人的意愿”，“这种微笑是否出现，能让我们区分出真心和假意的朋友”。
每当我们体验到某种基本感情时，我们的面部肌肉就能将这种感情表达出来。这种反应有时仅仅会在脸上停留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有时更是要借助连接在面部的电子传感器才能被觉察，但这些自发反应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西尔凡·汤姆金斯曾经喊出过这样的演讲开场白：“人的脸就像阴茎一样！”言下之意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脸是有自己的思想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对面部完全没有控制力，我们是可以通过使用随意肌群来试着抑制非自发的反应的。然而，一部分被抑制的感情却还是会时常暴露出来，比如说，即便我矢口否认我的不悦，但还是会有蛛丝马迹流露出来。玛丽就是如此。我们自发的表情系统是我们有意地传达感情的途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非自发的表情系统具有更为重要的用途：它是我们通过进化得来的、用来表达真实情感的工具。
艾克曼告诉我：“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别人指出你在做某种表情，但你本人却不自知。别人问你：‘你为什么不开心呀？’或是，‘你傻笑什么呢？’你听得见自己的声音，却看不到自己的面孔。如果我们能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我们就能更好地自我掩饰了。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想想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开关，可以随心所欲地随时把表情从脸上抹掉，如果婴儿也有这种开关，我们就不能体恤他们的感情了，那他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我们可以这么说：由于我们进化出了表情系统，父母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再想象一下：如果你的配偶有这样一个开关，那么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根本无法维持。我认为，如果没有我们的表情系统，婚姻、热恋、友情，还有其他的亲密关系都是浮云。”
艾克曼把一盘O·J·辛普森受审的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录像中，案件的主审检察官玛西亚·克拉克（Marcia Clark）正在审问暂住在辛普森家的卡托·凯林。凯林一头蓬乱的头发，坐在证人席上，一脸茫然的样子。克拉克抛出了一个辛辣的提问，凯林身体前倾，轻声回答了她的问题。“看到了吗？”艾克曼问我。而我却什么也没有捕捉到，凯林就是凯林，就是那个既被动又无恶意的凯林啊。艾克曼暂停了录像，倒了带，又用慢速重播了一遍。屏幕上的凯林向前倾身，回答了问题，但就在指顾之间，他的脸部完全变了模样：他收紧了他的提上唇鼻翼肌，皱着鼻子，露出牙齿，放低了额头。“这差不多算是9号动作单元的表情，”艾克曼解释，“表达的是憎恶外加恼怒之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我们将眉头降低时，通常眼睛不会像他这样圆睁着。他抬起上眼皮的动作不是表示憎恶，而是恼怒表情的一部分。整个过程非常短暂。”艾克曼将录像暂停，又重新播放了一遍，他紧盯着屏幕说：“知道吗，他看起来就像一只嗥叫的狗。”
艾克曼给我播放了另外一段录像，是1955年哈罗德·“金”·菲尔比（Harold “Kim” Philby）举行的一场媒体见面会。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菲尔比是一位苏联的间谍，但他的两位同事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和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已经在前不久背叛苏联投敌了。菲尔比身着深色外套和白色衬衣，他的直发从额头左侧梳开，脸上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
录像中一位记者发问道：“菲尔比先生，外交大臣麦克米兰先生声称，并无证据显示你就是传言所说的向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告密的所谓中间人。您对他对您的澄清满意吗？”
菲尔比用他英国上层人士那副拿腔拿调的语气自信地回答：“是的。”
“那么，如果有中间人这么一个角色的话，那个人会是您吗？”
菲尔比仍然坚定不移地答道：“不，不会是我。”
艾克曼倒带后用慢速重播了刚才的那段录像，他用手指着屏幕说：“看这儿。记者提了两次问题，都是有关他是否犯过叛国罪的严肃问题，而他却欲露幸灾乐祸之容，看上去就像一只吃到了金丝雀的猫。”这个表情从他脸上一闪而过，时间不过几微秒，但是在1/4慢速播放模式下，还是显得一清二楚：他的双唇贴在一起，纯粹是一副沾沾自喜的表情。艾克曼继续说道：“他正自鸣得意呢，不是吗？我把这叫‘撒谎的快乐’，也就是人们从欺骗他人中得到的刺激感。”艾克曼继续播放录像，说：“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屏幕上，菲尔比正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从第二方面来说，伯吉斯/麦克莱恩事件已经引起了非常……”他停顿了一下，“棘手的问题。”艾克曼将录像暂停，说：“就是这儿，一个很难观察到的沮丧和不悦的微表情，只有在眉毛上有所表现——确切地说，只在一根眉毛上有所表现。”的确，菲尔比的右侧眉头抬起，无疑是1号动作单元的表情。艾克曼说：“这个动作单元不是他有意的行为，时间极为短促，与他的自信和沉着完全背道而驰。这个动作单元是在他谈及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时出现的，他曾向这两个人告过密。这是个绝佳的例子，告诉我们‘不要笃信耳闻之事’。”
艾克曼所描述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他人进行薄片分析时所依据的生理学基础。我们之所以能够轻松自如地读懂他人的心思，是因为理解某人或某种情况所需的线索往往就摆在对方的脸上。我们可能不能像保罗·艾克曼或西尔凡·汤姆金斯这些人一样，成为阅读表情的行家里手，也可能无法捕捉到卡托·凯林变化为一只嗥叫之犬的短暂瞬间，但是我们有充足易懂的面部信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读懂别人的心思。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我爱你”，我们就会立即盯住对方，只是因为通过看对方的脸，我们便能够明了——或至少更加清楚地知道——对方的心意是否真诚：我们能否观察到温柔和喜悦之情？或者，对方的脸上是否在流光瞬息之间闪过一丝沮丧和不快的微表情？当你用双手捧住婴儿的双手时，婴儿会抬头看你的眼睛，因为他/她知道，这个动作的含义可以在你的脸上找到。你的面部肌肉是否因为表示快乐之情的6号和12号动作单元而收缩（眶部眼轮匝肌以及颧大肌）？或者你的脸上挂着连幼儿都能轻易通过直觉判断为表示恐吓的1、2、4、5和20号动作单元（侧部额肌、内侧部额肌、降口角肌、上睑提肌，以及笑肌）？这类推测我们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心应手地做出。实际上，这种推测我们每天都得做，而且并不需要经过思考。但这也正是阿马杜·迪亚洛一案的谜题所在，因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1999年2月4日凌晨的那几个小时中，警察肖恩·卡罗尔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丧失了进行这种推断的能力。迪亚洛是无辜的，当时他的情绪是好奇和害怕参半的，并且昭然若揭地写在他的脸上，然而警察们却对此视而不见。这是为什么呢？
4. 男人、女人和电灯开关
通过自闭症这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来看一看丧失心智解读能力意味着什么。按照英国心理学家西门·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的话说，患有自闭症的病人存在“思维盲区”（Mind Blindness）。我在上文中叙述的这些人们与生俱来、自动自发的能力，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却是难以企及甚至无望达到的。他们很难读懂诸如手势和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类的信号，也很难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另外也不擅长理解任何超越字面意思的词句。他们发挥直觉的器官已经基本丧失了功能，从他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心智解读功能失灵所导致的后果。
阿米·科林（Ami Klin）是全美自闭症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领军人物，现于纽黑文耶鲁大学的儿童研究中心任教。在那里，科林有一位跟踪研究了多年的病人，我们且叫他彼得。彼得40来岁，受过高等教育，工作和生活都能完全自食其力。科林向我解释说：“我们每周都要会面谈话，这个人的能力很强，善于言谈，但是由于缺乏直觉能力，因此需要我为他对周围事物提供解释。”科林相貌酷似演员马丁·肖特（Martin Short），是以色列和巴西的混血，讲话时带着一种特别的口音，但并不妨碍理解。在谈到自己多年的病人彼得的情况时，科林的话语中并无居高临下或漠不关心之感，语气平静得像是在描述一个稀疏平常的性格小缺陷。“我每周都要和他谈话，和他说话时的感觉就是：我可以为所欲为地干任何事。我可以抠鼻子，可以脱裤子，也可以边聊边处理一些工作。即使在他的注视下，我也不会有被端详或被监视的感觉。他全部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我说的话上，话语对于他来说尤为重要，但他完全不会关注我的话语是如何与表情等非语言信号相互呼应的。一切在大脑中进行的活动——也就是他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信息，对于他来说都是难解之题。我是他的心理治疗师吗？事实并非如此。通常意义上的治疗都是以病人对自身动机的洞察能力为基础的，但对于彼得来讲，洞察力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因而这个过程更像是在破解谜题。”
通过与彼得的谈话，科林想要弄明白，自闭症患者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为此，他和同事们设计了一项新颖巧妙的实验，决定给彼得播放一部影片，然后跟踪他的双眼在注视屏幕时的活动方向。所选的影片是1966年由爱德华·阿尔比的剧目改编的电影《灵欲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剧中，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饰演的夫妻邀请了由乔治·席格和桑迪·丹妮丝饰演的年轻夫妻一起聚会，谁料聚会却演变成了紧张刺激的一夜险情。科林解释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剧目了，我爱它的电影版本，爱理查德·伯顿，也爱伊丽莎白·泰勒。”电影对于科林的实验来讲，真可谓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自闭症患者对机械呆板的东西很是着迷，而这部影片的镜头突出演员，且布景十分宽敞。科林解释说：“这部片子是围绕着4位主人公和他们的心理活动展开的，内容很紧凑，片中很少出现静态单调的镜头，因而几乎不会让自闭症患者分心。如果我播放的是主人公为一台机器人的《终结者2》（Terminator 2），那么我就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了。《灵欲春宵》的内容全部以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交际互动场面为脉络，其中包含层次丰富的情感、表情和含义。我们的实验目的，是要看看这些人是如何搜寻事物的含义的，这也是我选择这部片子的原因。我很想透过自闭症患者的双眼来看看这个世界。”
科林给彼得的头部戴上了一部装置，上面配有一种由两架小型摄像机构成的简易但功能强大的视线追踪仪器。一架摄像机负责记录彼得视网膜中央凹进处的活动，另一架则用来记录彼得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然后，研究人员把两架摄像机的图像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在每一帧画面上，科林都能够画出一条线来表示彼得当时注视的位置。事后，他让没有患自闭症的实验对象也观看了影片，然后将他们的眼部运动和彼得的做了比较。我们拿电影中的一个场景来举例吧，其中，尼克（乔治·席格饰）正在礼貌地与人交谈，他指着男主人乔治（理查德·伯顿饰）的书房墙壁问：“这幅画是谁的作品呀？”很明显，你我在观看这个场景时，双眼会跟随尼克手指的方向看去，目光落在那幅画上，接着转回到乔治的双眼上，观察他会做何反应，然后再回到尼克的脸上，看看他对乔治的回答有什么回应。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完成。在科林的视觉扫描图上，表示正常人注视点的线条构成了一个边缘平滑的直角三角形，先由尼克到墙上的图画，再转回到乔治，最后回到尼克脸上。可是彼得的观察方式却有些与众不同，他的目光首先停留在尼克的脖颈处，而没有跟随尼克胳膊所指的方向。原因并不难理解：我们在解读用手点指这一动作时，由于需要读懂动作发出者的心思，必须立即转换到他的角度进行思考。但显然，自闭症患者们不具备心智解读的能力。科林告诉我：“幼儿在12个月大之前就能对点指这一动作做出反应了。而冰雪聪明的彼得已经42岁了，却不具备这一能力。这些手势和动作的意义都是幼儿自然而然就能学会的，但他却是一头雾水。”
那么彼得是怎么做的呢？他听到了“画”和“墙壁”这两个词，于是就在墙壁上寻找那幅画。但是周围的墙上挂着3幅画，究竟是哪一幅呢？科林的视觉扫描图显示，彼得的目光在3幅画之间拼命地移动着。与此同时，电影的对白已经继续往下进行了。对于彼得来讲，只有当尼克的口头表达非常清晰明确时——也就是说，尼克得说出“左边这幅画着人和狗的图画是谁的作品呀”这样的话，彼得才能够看懂这场戏。只有在一个完全按字面意义表达含义的环境中，自闭症患者才不致困惑迷茫。
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在乔治和尼克对话时，正常人会盯着两人的眼睛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别人的谈话过程中，我们需要一边倾听他们的对话，一边观察他们的眼睛，以便捕捉艾克曼事无巨细地记录下的细微表情变化。但在观看那场戏时，彼得并没有看任何人的眼睛。在电影另外一个重要的场景中，乔治和玛莎（伊丽莎白·泰勒饰）情意绵绵地拥抱在一起，而彼得却没有像一般人一样去看这对拥吻情侣的眼睛，而是将目光放在了两人身后墙壁的电灯开关上。这并不是因为彼得反感人类或是讨厌亲昵行为，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心智解读的能力，不能用他人的视角来看待和思考问题的话，那么即便去观察他人的面孔或双眼，也难以获取任何重要的信息。
科林在耶鲁大学有一位名叫罗伯特·T·舒尔茨（Robert T.Schultz）的同事，他曾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仪（FMRI）做过一项实验。功能磁共振成像仪是一种非常精密的脑部扫描仪，能够显示脑部血液在任意指定时间点的流向，并由此显示大脑的哪些部位正处于工作状态。舒尔茨让实验对象进入成像仪机器仓中，给他们布置了一个简单的任务，即用按钮的方式来表示他们所看到的两张面孔或两件物品（如椅子或锤子等）是否相同。普通人在看到人脸时所用的大脑部位称为“梭状回”（fusiform gyrus），是一个极其精密的大脑部件，能让我们从所知的成千上万张面孔中进行分辨。（在脑中想象一下玛丽莲·梦露的脸，好了吗？你刚刚就用到了你的梭状回。）然而，当正常的实验对象看到一把椅子时，他们所用到的是相比之下功能较弱的全然不同的大脑区域，即通常用来观察物体的“颞下回”（inforior tempord gyrus）。（你之所以能在40年后认出初二的同学萨莉，却难以从机场的行李传送带上认出自己的行李包，原因就在于所使用的两个大脑区域的精密度有所不同。）可是，在用自闭症患者进行相同实验的过程中，舒尔茨却发现，这些患者在看到椅子和人脸时使用的都是大脑的物体辨认区域。换句话说，从最基本的神经系统层面来讲，在自闭症患者看来，人脸只不过是一把椅子而已。下文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则对自闭症患者的描述。“他从不抬眼看别人的脸，在和别人交际时，他看待对方（或者说对方的面部）的方式和对待物体没什么两样。他会跟随自己的一只手的方向行动，在玩耍时，他用头部顶撞他的母亲，和他平时用头顶枕头的动作很像。他虽然允许寄宿处的阿姨为他穿衣，却没有对她表现出丝毫的注意。”
因此，当彼得看到玛莎和乔治的吻戏时，他的注意力并没有自然地聚焦在两人的面部。他看到的不过是三个物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以及一个电灯开关。其中更吸引他的是哪个物体呢？令人诧异的是，他选择了电灯开关。“我知道，（对于彼得来说）电灯开关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物品，”科林告诉我，“一看到电灯开关，他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这就好比你是一位亨利·马蒂斯画作的鉴赏家，你浏览了众多画作，突然感叹道：啊！这不就是马蒂斯的作品吗！同样的，彼得也会惊叹：啊！这不就是电灯开关吗！他在找寻意义、找寻规律，因为他讨厌困惑。每个人都会被对他们而言有一定意义的东西所吸引，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人本身就符合这一标准。但如果人并不能为你传达含义和信息，那么你便会从其他东西中找寻和求索。”
在科林实验用的电影里，火药味儿最浓的一场戏可能要数玛莎和尼克并肩而坐的一幕了。玛莎使尽浑身解数地挑逗尼克，甚至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大腿上，而在他们身后，微微侧身偷看两人的乔治却越发感到嫉妒和愤怒之火熊熊燃烧。随着剧情的铺开，一般观众的视线几乎呈等边三角形的形状，从玛莎的双眼移动到尼克的双眼，又从乔治的双眼落回到玛莎的双眼上，随着气氛的逐渐升温，密切关注着三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彼得呢？他先盯着尼克的嘴巴，又瞟到尼克手中的杯子，接着目光又落到了玛莎毛衣的胸针上，却一眼也没有看乔治。因此，他完全没有捕捉到这场戏传达的感情信息。
在实验中与科林共事的沃伦·琼斯（Warren Jones）说：“在一场戏里，乔治马上就要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了。他走到衣橱边，从架子上拿起一把手枪，对准玛莎扣动了扳机。谁料，从枪口射出的却是一把伞。观众们直到看到了伞，才意识到这只是一个计策，因而在刚才着实捏了一把汗。但自闭症患者们却会放声大笑，把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完全看作一场动作喜剧。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自闭症患者没有抓住这场戏的感情基础，他们只看到了乔治扣动扳机却射出一把伞的表面现象。他们走出放映室，心里暗想：戏里的人玩得真开心啊。”
彼得在电影实验中的表现，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心智解读能力的丧失所引发的后果。彼得聪颖过人，从著名学府毕业，他的智力远远高于普通人的水平。科林在谈到他时也流露出对他发自内心的尊重。但是，由于一项非常基本的能力的缺失，由于他在心智解读方面的缺陷，使他在观看完《灵欲春宵》一片后，对影片的理解不仅错得离谱，而且还与社会普遍的理解完全脱节。彼得常犯这样的错误，但鉴于他由自闭症造成的永久性思维盲区，这些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可我不禁想到，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正常人是否也会暂时出现和彼得一样的思考方式呢？自闭症或者思维盲区一定是慢性永久的吗？有没有可能出现偶发情况呢？这是否能为我们解释平日里意识健全的人偶尔做出大谬不然的判断的原因呢？
5. 与狗争吵
在电影或电视剧侦探片里，开枪的镜头时有出现。片中的人物鸣枪射击、追捕对手，有时还要开枪杀人。对手被击毙后，这些人站在尸体旁大抽香烟，然后再和同伴们去喝啤酒庆祝。按照好莱坞的说法，开枪是件既稀疏平常又简单易行的事儿，然而实际却并非如此。超过90%的绝大多数警察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没有向任何人开过枪，根据有过开枪经历的人的描述，整个过程形成的压力大如千斤之鼎。这样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开枪的经历可能会导致偶发性自闭症症状的出现。
以下的例子是一段访谈节选，此访谈是密苏里大学犯罪学专家戴维·克林格（David Klinger）为他的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杀人地带》（Into the Kill Zone）而做的，对象是几名警察。第一段文字中的受访警察曾向一名威胁要枪杀其同伴丹的人开过枪：
他抬眼看到了我，嘴里嘟囔了一句：“该死的。”这句话并不是“该死的，我好害怕”的意思，而是“该死的，这儿又来了一个人，我得把他也杀了”——非常尖酸，挑衅意味十足。他把抵着丹头部的枪撤回来，举枪朝我瞄准。这一切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几毫秒之内发生的，与此同时，我也举起了枪。丹仍然在和他对抗，当时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老天啊，可别让我射中丹啊。”我共发射了5发子弹，在开枪时，我的视线也同时发生了变化。原本能够看见整个场景的我，当时只能看见罪犯的脑袋，其他一切都霎时间消失了。进入我视线的只有他的脑袋而已。
我看到5发子弹里的4发都射中了目标。第一发击中了犯人的左眉，在他头上射穿了一个洞，他的头往后猛地一倒，说了声：“哎呀。”意思是“哎呀，你打中我了”。可是他仍在继续把枪口朝我的方向对准，于是我发射了第二发子弹，我看到他左眼眼眶稍靠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红点，他的头往侧面转动了一下。我又开了一枪，击中了他的左眼外沿，他的眼睛爆裂开来，眼球掉了出来。我的第四发子弹正好从正面射中了他的左耳。第三发子弹已经让他的头又往我的侧面转了一些，第四发子弹打到他时，我看到一个红色小洞在他脑袋的侧面打开后又合上了。我没看到第五发子弹打到哪儿去了。然后，我听到了罪犯向后倒地的声音。
这是另一段访谈记录：
当他向我们冲来的时候，一切都慢了下来，仿佛一切都成了近镜头模式……他那边一有动作，我的全身都紧张了起来，胸部以下好像都没了知觉。我的视线全然对焦在目标身上，我屏气凝神地准备对他的动作做出反应，肾上腺素一阵狂飙！我大气也不敢多喘一口，一切感知全都朝前聚焦在迎面向我们奔来的持枪男子身上，视线则集中在他的身体躯干和手中的枪上。我无法告诉你他的左手在干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盯着的是他的枪。我看到他的枪从他胸前的部位掉落下来，那是我朝他开的第一枪。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完全没有听到。在我开枪时，艾伦已经打出一颗子弹了，但我并没有听到他开枪。我第二次开枪时，他又打出两颗子弹，但我还是没有听到他开枪的声音。他倒在地上，滑着向我撞过来，我们两人都停止射击。我甚至记不清是怎么从地上爬起来的，画面跳转到我站起来的情景，他躺在我的脚边。也就是说，等我明白过来后，我已经站在地上俯视着他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站起来的，是双手撑地而起？还是双膝跪地而起？都是一片模糊。但是我一站起来就恢复了听力，因为我能听到弹壳仍在地板砖上叮当作响。时间也似乎恢复了正常，从开枪过程中的慢速模式恢复过来。这一切始于他向我们冲来的那一刻，虽然我知道他正向我们跑来，但看上去他仿佛是在慢镜头里活动一样。这是我见过的最稀奇、最邪门儿的事儿了。
我相信，你一定也会觉得这些故事听上去很古怪。在第一段节选中，那位警察所叙述的事情听上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人怎么能看到自己的子弹击中别人的过程呢？第二段节选也同样令人诧异，受访者声称没有听见枪的响声，这怎么可能呢？然而，在对参与过枪击事件的警官的采访中，同样的细节却频频出现：视觉高度清晰、隧视野出现、声音减弱，以及时间降速的感觉。这是人类身体应对极度压力的方式，个中奥妙并不难理解。当威胁生命的情况出现时，我们的大脑会急剧缩减我们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及范围。为了增强对眼前咫尺之遥的危机的感知，声音、记忆，以及笼统的社会认知都成为牺牲品。确切地说，感知范围的缩小帮助了克林格书中描述的警察们出色地完成任务，也让他们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威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