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注释

前言 歌利亚

描写大卫和歌利亚之战的学术作品众多。这是其中之一：John A.Beck, “David and Goliath, a Story of Place: The Narrative-Geographical Shaping of 1 Samuel 17”,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68 (2006): 321–30。

克劳狄乌斯·夸迪伽里乌斯（Claudius Quadrigarius）对决斗的解释摘自Rose Cowan, For the Glory of Rome（Greenhill Books, 2007），140页。在古代，一旦大家知道大卫是一个投石高手，便会对大卫拥有战术上的优势这点深信不疑。以下是罗马军事历史学家韦格提乌斯的描写（Military Matters, Book I）：

新兵需要学习用手和投石器投石的技巧。据说投石器是由巴利阿里群岛的居民发明的。他们的技巧特别熟练，这就要归功于他们养育孩子的方式。孩子们需要食物时，就得用投石器投中食物，这时候母亲才会把食物给他们。没有穿防御铠甲的士兵更容易被敌人用投石器投出的圆形石子所击中，而被弓箭射中的概率更低一些。石头可以杀人，但是它不会让人的身体变得残缺不全，这种不出血的挫伤是致命的。众所周知，在古代交战时，都会有投石手。而且无一例外投石手都是军队的指挥官，因为投石手不会被任何东西所阻碍，而且命中率非常高。他们在多石地区交战，需要守住一座山或某个重要人物，或让进攻城堡、城市的人撤退时，命中率尤其高。

摩西·加西埃尔（Moshe Garsiel）写的“The Valley of Elah Battle and the Duel of David with Goliath: Between History and Artistic Theological Historiography”这一章摘自Homeland and Exile (Brill, 2009)。

巴鲁克·哈尔彭（Baruch Halpern）对投石器的论述摘自David’s Secret Demons (Eerdmans Publishing, 2001)，11页。

埃坦·赫希（Eitan Hirsch）的计算参见Eitan Hirsch, Jaime Cuadros, Joseph Backofen, “David’s Choice: A Sling and Tactical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allistics（Jerusalem, May 21–24, 1995）。

赫希的文章中有很多类似的段落：

在尸体和混合仿真模型实验时，用直径6.35mm、速度为370m/s的钢弹射击头盖骨的顶骨，能量只需达到72焦耳就能在头盖骨上打一个洞（没有打穿）。子弹不必在头盖骨上打一个洞，只需要打碎额骨，让头骨自行断裂、下凹（最好的情况下），或是将对方打成无意识状态。这类打击会先对额骨造成影响，进而影响血管和大脑组织的运动……因为大脑的运动比头骨缓慢。要造成这两种影响，分别只需要40焦耳和20焦耳的能量。

赫希在一次科学会议上介绍了他的分析结果。他在写给我的一封邮件里补充道：

演讲后的第二天，一个参加会议的人告诉我：在克里克决斗时，人们可以找到质量密度为4.2g/cm3（通常的石头密度为2.4g/cm3）的重晶石。如果大卫用这种石头去对付歌利亚的话，他的优势会比我们所知道的大得多。

罗伯特·多伦温德（Robert Dohrenwend）的文章《投石器：被遗忘的古代火力》（The Sling: Forgotten Firepower of Antiquity）[Journal of Asian Martial Arts 11, no. 2 （2002）]，极为详细地分析了投石器的能量。

摩西·达扬（Moshe Dayan）关于大卫和歌利亚的论文《战斗精神》（Spirit of the Fighters）摘自Courageous Actions—Twen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11 (1968): 50–52。

歌利亚患有肢端肥大症的设想是由C·E·杰克逊（C.E.Jackson）、P·C·塔尔伯特（P.C.Talbert）、H·D·凯勒（H.D.Caylor）在《副甲状腺功能亢进遗传》[Hereditary Hyperparathyroidism, Journal of the Indiana State Medical Association 53 (1960): 1313–16]首先提出来的。之后，大卫·拉宾（David Rabin）和波林·拉宾（Pauline Rabin）在写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3年10月20日）的信中也提出了这个设想。紧接着，一些其他的医学专家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斯坦利·斯普雷彻（Stanley Sprecher）在给《放射线学》（1990年7月）的信中写道：

无疑，歌利亚的身材如此高大是因为他患有脑垂体大腺瘤，该肿瘤引发了肢端肥大症。脑垂体瘤很大，因此会给视神经交叉造成压力，引起视觉问题。所以歌利亚在大卫拿着投石器转圈时，他没有看到。石头通过一块薄薄的额骨进入了歌利亚的颅顶，造成鼻旁窦肿大。肢端肥大症的人通常都会患鼻旁窦。石头进入歌利亚肿大的脑垂体中，引起脑垂体出血，进而造成小脑幕裂孔疝和死亡。

以色列神经病学家弗拉基米尔·贝尔金（Vladimir Berginer）对歌利亚的身体残疾进行了最完整的描述。歌利亚由携盾侍从引领的疑问也是弗拉基米尔·贝尔金提出的。可参看Vladimir Berginer and Chaim Cohen, The Nature of Goliath’s Visual Disorder and the Actual Role of His Personal Bodygu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Studies 43 (2006): 27–44。贝尔金和科恩写道：“因此我们推测‘携盾侍从’是非利士人使用的原文。该说法较委婉，指的是那些充当歌利亚向导的士兵。他们的出现是为了维护非利士英雄的名声。他们也许还给了他们一面盾，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携盾侍从’！”

第一章 维威克·拉纳迪夫

伊万·阿雷金·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描写弱国获胜概率的书籍为How the Weak Win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天黑后，要打水就不那么容易了”摘自T·E·劳伦斯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 Wordsworth Editions, 1999）。

威廉·R·波克（William R. Polk）描写非常规战争的书《暴力政治：从美国革命到伊拉克的暴乱、恐怖主义、游击战历史》（Violent Politics: A History of Insurgency, Terrorism, and Guerrilla War），摘自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Iraq, Harper, 2008。

第二章 特里萨·德布里托

20世纪80年代，在田纳西州进行的STAR项目（Student-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学生–老师成绩比率）也许是研究减少班级人数效应的最著名实验。该项目抽取了6 000名学生，并随机将他们分配到小班或大班，然后对他们整个小学阶段的成绩进行跟踪研究。研究表明，小班学生的成绩比大班学生好，他们可以取得比较微不足道但却有用的学位。之后，美国各州和各地区花了数十亿美元缩小班级规模，其动力很大程度都来源于STAR项目的研究结果。但是STAR项目的研究结果并不准确。例如，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研究过程中，大班和小班的人数会发生异常的变化。似乎大班学生的家长因动机驱使，会将自己的孩子调到小班。表现不佳的孩子在同一个班级的排名可能会因此下降。更大的问题在于研究并不是盲目轻率的。小班的老师知道人们会更关注他们的班级。正常在科学研究中，“不盲目”的实验结果往往被认为是不可信的。想了解更多有关STAR项目的描述，可参见Eric Hanushek, Some Findings from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Tennessee STAR Experiment and from Other Investigations of Class Size Effect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1, no. 2 (summer 1999): 143-63]。霍克斯比的“自然实验”则更为可信。霍克斯比的研究结果可参看Caroline Hoxby，The Effects of Class Size on Student Achievement: New Evidence from Population Vari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no. 4 (November 2000): 1239–85]。想了解更多关于班级人数的讨论，可参见Eric Hanushek, The Evidence on Class Siz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8); Eric Hanushek, Alfred Lindseth, Schoolhouses, Courthouses and Statehouses: Solving the Funding-Achievement Puzzle in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72; Ludger Wössmann, Martin R. West, “Class-Size Effects in School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Between-Grade Variation in TIMS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26, 2002)。

想了解更多关于财富和幸福感的研究，可参见Daniel Kahneman，Angus Deaton,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no. 38 (August 2010): 107. Barry Schwartz, Adam Grant,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f the Inverted U,”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 no. 1 (January 2011): 61-76中讨论了幸福感的倒U曲线理论。

在Using Maimonides’ Rule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Class Size on Scholastic Achieve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9)]中，约书亚·安格瑞斯特（Joshua Angrist）和维克多·拉维（Victor Lavy）指出他们观察到的可能是曲线的左半部分现象：“以色列的结果是否适用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文化和政策上的差别，以色列的生活标准较低，他们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费用也比美国、经济和合作组织的国家低。而且就像上文提到的，以色列的班级规模比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大。所以这里的结果可成为一种证据：缩小班级规模的政策不适合大部分的美国学校。”

想了解更多关于饮酒和健康的倒U曲线内容，可参见Augusto Di Castelnuovo et al., “Alcohol Dosing and Total Mortality in Men and Women: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of 34 Prospective Studies,”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66, no. 22 (2006): 2437–45。

杰西·勒文（Jesse Levin）关于班级人数和学习成绩的研究出自“For Whom the Reductions Count: A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lass Size and Peer Effects on Scholastic Achievement,” Empirical Economics 26 (2001): 221。人们对小班教育的执着确实造成了一些影响。所有的教育研究者都认为，教师质量远比班级规模大小重要。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在一年内教孩子一年半的知识量。而一个低于平均水平的老师可能一年内只能教孩子半年的知识量。这就是一年内知识量的差别。这也就意味着老师会更加注意在班级排名靠前的学生，而不是那些坐在班级前列的学生。问题是好老师很少。我们根本没有足够专业、具备启迪大量孩子学习的复杂技能的老师。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解雇那些不好的老师。或者对他们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或者提高好老师的待遇，以便让他们可以带更多的学生。又或者提高教师工作的档次，以吸引更多擅长教学、具有特殊技能的老师。我们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解决我们的教学系统拥有太多水平粗劣的教师以及没有足够优秀教师的问题；我们应该放宽眼界，去招聘更多的教师。近年来，许多工业化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同时，他们也强调要缩小班级规模。在这里，要指出一个问题，缩小班级规模的成本是巨大的，比任何一种措施都高。招聘更多教师、建造更多教室的成本太高，因此也就没有多少钱可以给教师发工资。结果就是，教师的工资水平与其他职业相比，在过去50年内持续下滑。

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学校放弃了这种策略：寻找水平较高的老师，让他们教更多的学生，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其实这种策略对孩子的帮助是最大的）。反而是尽力去招聘每一个可以招聘到的老师，然后付给他们微薄的工资。（20世纪，美国公共教育费用的增长幅度令人震惊：在1890~1990年，以定值美元计算的话，花费从20亿增加到1 870亿，20世纪末的费用则加速增长。这些费用绝大部分都花在招聘更多教师，实行小班教育上了。在1970~1990年，美国公立学校的学生–教师比例从20.5下降到了15.4，为支付这些多招聘的教师的工资，他们多花了数十亿美元。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世界教育政策的变化，各国注重的是教师数量以及学校办学特点。但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的公立学校并不是被迫将教育经费花在缩小班级规模上的。而是他们想要小班教育。为什么？因为国家和国民拥有足够的财富，他们付得起小班教育的费用，然而他们并不明白，那些能用钱财买到的东西并不会让他们变得更好。

第三章 卡洛琳·萨克斯

对印象派画家的论述基于多本书籍，主要包括：John Rewald, The History of Impressionism (MOMA, 1973)；Ross King, The Judgment of Paris (Walker Publishing, 2006)，讲述的主要是世界各大美术展；Sue Roe, The Private Lives of the Impressionists (Harper Collins, 2006)；Harrison White，Cynthia White, Canvases and Career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French Painting World (Wiley & Sons, 1965), 150。

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在“The Campus as Frog Pond: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o Career Decisions of College Me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 no. 1 (July 1966)]首先提出了学校选择相对剥削论。戴维斯总结道：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的研究结果对以下概念提出了挑战：想要拥有一份好的职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入“最好的”学校学习。假设指导老师和家长在考虑是否将孩子送入“好”学校时没有兼顾优势和劣势，那么这个孩子在他们班级的学习成绩一定会是垫底的。“在小池塘里做一条大鱼比在大池塘里做一条小鱼好多了”这句格言并不完全正确，但却有一定价值。

史都华的研究（与Edward A. Suchman, Leland C. DeVinney, Shirley A. Star和Robin M. Williams Jr.合作）摘自The American Soldier: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vol. 1 of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World War I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251。

想了解更多关于幸福国家的内容，可参见Mary Daly，Andrew Oswald，Daniel Wilson, Stephen Wu, “Dark Contrasts: The Paradox of High Rates of Suicide in Happy Plac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80 (December 2011); Carol Graham, 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adox of Happy Peasants and Miserable Millionair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赫伯特·马什（Herbert Marsh）任教于牛津大学教育学院。他的职业生涯中有许多杰出的学术成果。单“大鱼小池塘”这一个专题，他就写了无数的学术论文。推荐参见H. Marsh, M. Seaton, et al., “The Big-Fish-Little-Pond-Effect Stands Up to Critical Scrutiny: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Methodology, and Future Research,”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 (2008): 319–50。

想了解更多关于STEM项目的统计内容，可参见Rogers Elliott, A. Christopher Strenta, et al., “The Role of Ethnicity in Choosing and Leaving Science in Highly Selective Institutions,”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37, no. 6 (December 1996); Mitchell Chang, Oscar Cerna, et al., “The Contradictory Roles of Institutional Status in Retaining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 in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Majors,”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31, no. 4 (summer 2008)。

约翰·P·康利（John P. Conley）和阿里·西尼亚·恩代尔（Ali Sina Önder）的优秀论文摘自“An Empirical Guide to Hiring Assistant Professors in Economics”, Vanderbilt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Series, May 28, 2013。

弗雷德·格林普（Fred Glimp）的“快乐的垫底区域”策略来自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著作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Mariner Books, 2006), 291。卡拉贝尔总结道：

格林普是否在暗示我们，那些处在垫底区域的学生如果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开心的话会更好？因此，被称为“快乐的垫底区域”的声名远播（有些人可能会说臭名昭著）的哈佛入学实践诞生了……格林普的目的在于找出“正确的学生垫底区域——让那些有想法、有自我力量、喜欢参加课外活动的学生，获得自尊（或者其他），并在C组得到最多的机会”。

平权法案的问题在某些细节上值得商讨。看看下面这个从理查德·桑德（Richard Sander）和斯图尔特·泰勒（Stuart Taylor）所著的 Mismatch: How Affirmative Action Hurts Students It’s Intended to Help, and Why Universities Won’t Admit It (Basic Books, 2012)一书中提取的表格。该表格呈现的是美国黑人在法律学校的表现，以及同白人学生的比较。班级排名从1~10，1为第十名，10为第一名。

这个表格中有很多数字，但是只有两排数据真正有用，就是第一排和第二排。这两排数据体现的是美国普通法律学校班级垫底区域的学生种族分布情况。

这就是桑德和泰勒分析该策略成本使用的方法。假设两个同是读法律学校的黑人学生，他们的年纪和测试成绩都是一样的。这两个人基于平权法案，都申请了优秀法律学校。一个被录取了，一个被拒绝了。被拒绝的那个人因为逻辑考虑、经济或家庭方面的原因而选择了第二志愿的学校，去了那个名声不那么响亮，也不那么优秀的法律学校。桑德和泰勒在大量样本中抽出了类似的“配对”学生，并从四个方面比较他们的表现：法律学校的毕业率，一次通过美国律师资格考试，从未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法律实践。他们得到的结果相差甚远。从每个方面来说，那些没有上“最好”学校的黑人学生比那些上“最好”学校的学生表现更加突出。

桑德和泰勒指出了极具说服力的一点：如果你是黑人，你很想当律师的话，你就要学印象派画家，避开那些大池塘。不要去那些在你看来可以提高你的等级的学校，而是要去那些你不想去的学校。桑德和泰勒坦率地说道：“在任何一个法律学校，班级的垫底区域都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读过我那本《异类》的人都知道，我在那里面讨论了平权法案和法律学校的问题。我在那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智力水平的作用会在某个点趋于平稳。这就意味着，来自不同精英学校的学生，虽说他们的智力有一定区别，但不一定会有影响。换句话来说，假设一个被非常优秀的法律学校录取但证书资格较低的律师会比同样被非常优秀法律学校录取、证书资格较高的律师差，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我采用了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那些因平权法案被录取的黑人学生，他们的职业生涯和那些白人学生完全天差地别。

我还相信这个结论吗？相信，也不相信。我仍相信在那些高智商人群中，智力水平能产生的好处会趋于平衡。但我现在回头看看，认为我在《异类》中提出的关于法律学校的看法很天真。当时我并不熟悉相对剥削理论。而如今，我对平权法案的疑问也更多了。

第四章 大卫·博伊斯

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所著的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 (Harper, 2007)一书中，对阅读障碍进行了详细、全面的介绍。

比约克夫妇写了大量有关阅读障碍症的优秀作品。下面是他们的作品概览：Elizabeth Bjork，Robert Bjork, “Making Things Hard on Yourself, But in a Good Way: Creating Desirable Difficulties to Enhance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the Real World, M. A. Gernsbacher et al., eds. (Worth Publishers, 2011), ch. 5。

球和球拍、部件的问题摘自Shane Frederick, “Cognitive Reflec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 no. 4 (fall 2005)。亚当·奥尔特（Adam Alter）和丹尼尔·奥本海默（Daniel Oppenheimer）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的CRT实验摘自Adam Alter et al., “Overcoming Intuition: Metacognitive Difficulty Activates Analytic Reason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6 (2007)。奥尔特还写了一本关于这项研究的新书，Drunk Tank Pink (Penguin, 2013)。

朱莉·罗根（Julie Logan）关于“患有阅读障碍症的企业家研究”摘自“Dyslexic Entrepreneurs: The Incidence; Their Cop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Business Skills,” Dyslexia 15, no. 4 (2009): 328–46。

宜家的故事来自Ingvar Kamprad, Bertil Torekull, Leading by Design: The IKEA Story (Collins, 1999)。无疑，在切尔卡（Torekull）对坎普拉德（Kamprad）的访问中，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坎普拉德在冷战期间，和一个共产党国家做生意时没有犹豫。相反，坎普拉德看起来倒是有些麻木：“我们先做了一点走私活动。非法的。我们将文件、家具零件，甚至老打字机使用的复写纸通过这种方式送到那边。”

第五章 埃米尔·杰·弗赖雷克

伦敦闪电战的内容摘自Tom Harrisson, Living Through the Blitz (Collins, 1976)。“温斯顿·丘吉尔说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目标”，摘自22页；“我躺在那里，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幸福和胜利感”，摘自81页；“什么？那样不就没办法经历这么刺激的事情了？”摘自128页。还有一部分内容摘自Edgar Jones, Robin Woolven, et al., “Civilian Moral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Responses to Air-Raids Re-examine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17, no. 3 (2004); J. T. MacCurdy, The Structure of Mor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3)。“1940年10月，我开车去了伦敦东南部”摘自16页；“一个群体的士气依赖于那些活着的人”摘自13-16页；“我听到第一声警报时”摘自第10页。

著名诗人和作家的信息调查摘自Felix Brown, “Bereavement and Lack of a Parent in Childhood,”发表于Foundations of Child Psychiatry, Emanuel Miller, ed. (Pergamon Press, 1968)。“这并不是说当孤儿当一件好事”，摘自444页。想了解J. Marvin Eisenstadt的研究细节，可参见“Parental Loss and Genius”, American Psychologist (March 1978): 211。想了解露西尔·艾尔芒格（Lucille Iremonger）更多关于英国首相的研究，可参见The Fiery Chariot: A Study of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and the Search for Love (Secker and Warburg, 1970), 4。事实上，艾尔芒格在统计中犯了一个错误，历史学家休·伯林顿（Hugh Berrington）在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 (July 1974): 345中进行了纠正。研究丧父（丧母）与成就之间关系的文献值得关注。其中包括S. M. Silverman, “Parental Loss and Scientists,” Science Studies 4 (1974); Robert S. Albert, Genius and Eminence (Pergamon Press, 1992); Colin Martindale, “Father’s Absence, Psychopathology, and Poetic Eminence,” Psychological Reports 31 (1972): 843; Dean Keith Simonton, “Genius and Giftedness: Parallels and Discrepancies,”摘自Talent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from the 1993 Henry B. and Jocelyn Wallace 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on Talent Development, vol. 2; N. Colangelo, S. G. Assouline, D. L. Ambroson, eds., 39-82 (Ohio Psychology Publishing)。

有两本关于儿童白血病治疗史的书写得特别好。分别是John Laszlo, The Cure of Childhood Leukemia: Into the Age of Miracle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Siddhartha Mukherjee,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Scribner, 2011)。“有一位资深的血液学专家”引述的是拉斯洛书中的话（183页）。拉斯洛访问了那个时期的每位专家，那本书的每一章都是一部独立的口述病史。

斯坦利·拉赫曼（Stanley Rachman）对患有恐惧症的人所做的实验在“The Overprediction and Underprediction of Pai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1 (1991)中有所描述。

“废墟中传出一个声音”摘自Diane McWhorters, Carry Me Home: Birmingham, Alabama; The Climactic Battle of 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Touchstone, 2002)；“该死，我们会去的”摘自98页；“女儿狐疑地盯着他”摘自109页；“今天是第二次”摘自110页；“可乐瓶弄碎了”摘自215页。

尤金·科贡（Eugen Kogon）的回忆录为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 (Berkley Windhover, 1975)。“一个人的良心越是柔软，要做这样的决定就越是困难”摘自278页。

第六章 怀亚特·沃克

摄影师的故事和所有民权运动照片的意义请参见Martin Berger, Seeing Through Race: A Reinterpretation of Civil Rights Phot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中均有详细的解释。所有照片的描述和其影响都来自伯杰的书。伯杰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论点——这一点更发人深省：20世纪60年代的主流白人需要黑人运动，好让他们看起来更为被动，也更像“圣人”。指责马丁·路德·金和沃克在抗议中利用孩子的内容在82~86页有述。加兹登的行为解释在37页有述。

迪亚娜·麦克沃特（Diane McWhorter）所著的Carry Me Home: Birmingham, Alabama; The Climactic Battle of 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Touchstone, 2002)一书对马丁·路德·金伯明翰运动做出了正面的评价。这也是唯一的正面评价。该书描写伯明翰运动的章节弥漫着浓浓的感恩气息。如果你觉得沃克的故事很特别，那你应该去读读麦克沃特的书。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历史书。“在伯明翰，有这样一种犯罪科学”摘自340页的脚注；“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总统的夫人”摘自292页；“犹太人的内心完全就跟‘黑鬼’一样”摘自292页；“住在芝加哥的一个黑人早上醒来”摘自30页；“人们震惊地看着马丁·路德·金”摘自277页；“我们只是利用了我们得到的一切”，摘自363页；“犬牙团”摘自372页；“当然，有人被警犬袭击了”摘自375页。麦克沃特对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的那场示威活动做出了出色的评价。我对此进行了精简。

马丁·路德·金的悼词在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的书中有述：Parting the Waters: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1954-1963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692。布兰奇对怀特·沃克（“他总是戴着深色墨镜”）的描述，可参见285页。“从总体上来说，沃克就是要保证一切都顺利进行”，摘自689页。马丁·路德·金对那些被捕学生的家长说的话在762-64页中有述。

“吻别妻子和孩子时”这句话出自安德鲁·马尼斯（Andrew Manis）对怀特·沃克的一次采访，摘自Canaan Baptist Church of Christ, New York City, April 20, 1989，第6页。采访的手稿存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伯明翰公共图书馆。同样摘自该次采访的有：“这个人肯定是脑子坏了”，14页；“他们只能看到……这些白人的眼里”，22页。

“兔子是上帝创造的最狡猾的动物”引用的是劳伦斯·勒文（Lawrence Levine）作品的原话。该作品是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 Afro-American Folk Thought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7。同样摘自劳伦斯作品的有：“这只兔子，就像奴隶们所说的那样”，112页；“这些故事具有痛苦的现实意义”，115页；“19世纪奴隶制观察者和白人主人留下的记录”，122页。小龟的故事则在115页有述。

“宝贝儿，我并不难相处”出自约翰·布里顿（John Britton）对怀特·沃克的采访。该采访是Civil Rights Documentation Project（民权记录项目）的一部分，收藏于霍华德大学的Moorland-Spingarn Research Center（莫兰–斯平加恩研究中心）。参看手稿35页。同样出自该采访的有：“如果你惹到我了，我也不会对你客气”，66页；“如果那时我有带剃刀的话”，15页；“有时候，我会调整，或者改变我的道德准则”，63页；“亮出底牌”，59页；“我打电话给金博士”，61页；“伯明翰很热”，62页。

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采访了一些民权运动分子和领导。这是他为自己的著作Who Speaks for the Negro?所做的部分研究。这些采访被收录进Robert Penn Warren Civil Rights Oral History Project（罗伯特·佩恩·华伦民权口述史项目），藏于肯塔基大学的Louie B. Nunn Center for Oral History（Louie B. Nunn口述史研究中心）。“纯粹的玩笑”是1964年3月18日采访时怀亚特·沃克说的，出现于第1卷录音带中。

之前就有人用骗子的故事来形容民权运动。例如：Don McKinney, “Brer Rabbit and Broth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Folktale Background of the Birmingham Protest,”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Thought 46, no. 2 (winterspring 1989-1990): 42–52。麦金尼写道（50页）：

就像狡猾的贝尔兔给狐狸下套一样，狐狸做了贝尔兔想要它做的事情（例如，兔子求狐狸把它绑起来），马丁·路德·金和那些精明的顾问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是如此。他们因此让“公牛”康纳做了他们想让他做的事；把这么多的黑人示威者抓进牢里不仅会引起国民的注意，实际上也使得伯明翰政府无法继续逮捕示威者。

也可参见Trudier Harris, Martin Luther King, Jr., Heroism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forthcoming)。

普里歇特和马丁·路德·金关于普里谢特结婚纪念日的对话在豪厄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的作品中有述，My Soul Is Rested: The 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Deep South (Penguin, 1983), 363–65。

沃克解释为什么运动需要“公牛”康纳反击的内容（“那也就没有什么运动、宣传了”）摘自迈克尔·库珀·尼克尔斯（Michael Cooper Nichols）的作品，“Cities Are What Men Make Them: Birmingham, Alabama, Face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1963,”Senior Thesis, Brown University, 1974, page 286。

沃克对康纳出动犬牙团的反应（“我们成功啦。我们成功啦。”）在James Forman的作品中有述，The Making of Black Revolutionaries: A Personal Account (Macmillan, 1972)。

马丁·路德·金责备《生活》杂志记者的话（“所以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出自Gene Roberts、Hank Klibanoff, The Race Beat: The Press,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and the Awakening of a Nation (Random House, 2006)。

第七章 露丝玛丽·劳勒

“哦，看在上帝的面上，给我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吧”出自Peter Taylor, Brits (Bloomsbury, 2002), page 48.

南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和小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 Jr.）撰写的如何对付叛乱的作品，请参见Rebellion and Authority: An Analytic Essay on Insurgent Conflicts (Markham Publishing Company, 1970)。“分析基础”出自30页。

伊恩·弗里兰（Ian Freeland）的描写请参见James Callaghan, A House Divided: The Dilemma of Northern Ireland (Harper Collins, 1973), page 50。弗里兰和政府官员、记者看起来像是“在猎虎的英国统治者”，请参见Peter Taylor, Provos: The IRA and Sinn Fein (Bloomsbury, 1998), page 83。

肖恩·麦克斯蒂奥芬（Seán MacStiofáin）革命是由愚蠢、粗暴的政府挑起的理论请参见Richard English, Armed Struggle: The History of the I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age 134。

有许多学者纷纷提出合法性原则。其中有三个特别值得一提：请参见Tom Tyler,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Kennedy, Deterrence and Crime Prevention (Routledge, 2008); Lawrence Sherman, Evidence-Based Crime Prevention (Routledge, 2006)的合著者。这里我又举了另一个合法性的例子。以下为2010年发达国家排名表，是根据经济总量在世界的占比得出的非公开结果。也就是说，有些国家的居民为了避税采取了瞒报的方式。这是对比各国纳税人诚信度的最好的方法之一。

这个表出自弗里德里希·施耐德（Friedrich Schneider）的文章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Germany and other OECD countries in 2010（未出版，修改版，2010年1月）。这张表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美国、瑞士、日本的纳税人都很诚实。西欧的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是如此。而希腊、西班牙和瑞士则不是。事实上，希腊的逃税额太高，导致了国家赤字；因为赤字太大，希腊这些年一直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只要希腊人遵守法律，上缴应缴的税额，他们的国家就能避免这种情况了。为什么美国人和希腊人相比，会那么规矩守法呢？

莱特斯和沃尔夫会说原因就在于在美国逃税的成本比收益高：如果美国人作弊的话，他们被抓到，并被处罚的概率很高。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美国，每年审查的纳税申报单只有1%多一点。是很少的。如果美国人少报收入被抓到的话，最通常的处罚就是补缴应缴的税款，外加适当罚款。很少有人因此坐牢。如果美国的纳税人理性行为——根据莱特斯和沃尔夫的定义，美国的逃税状况应该十分猖獗才对。就如税收经济学家说的：

在审查率只有1%的国家和地区，你的作弊机会高达90%，甚至更高。假如你说你的收入只有1美元，那么你要交30、40美分的税。而假如你不申报这1美元，你有可能会因此被抓。但是概率只有0.1%，甚至更低。如果你被调查的话，美国国税局（IRS）会对该收入是否属于境外收入进行认定。如果不是，你需要多缴约10%的税。如果政府审查了你的纳税申报单，发现你骗税，你需要多缴约75%的税。所以被抓到的成本并不是很高。作弊的成本相对来说高很多。

那为什么美国人不作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是合法的。当人们看到每个人都得到平等对待时；当他们有发言的机会，且政府能听到他们的意见时；当规则保持大体不变时，——今天政府这么对待你，明天政府依然会这么对待你时，人们就会接纳当权者。合法性的基础是公平、可发言和可预见性。虽然美国人总喜欢抱怨美国政府，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在这三个方面做得都很好。

而希腊，其地下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三倍多。这并不是因为希腊人比美国人不诚实。而是因为希腊的制度跟美国的制度相比，缺少一些合法性。希腊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该国的税制十分混乱。富人可以得到特殊的税率。假设你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税制公然不合法的国家中，——几乎没有任何公平可言，政府听不到我们的意见，规则总是时刻在变的国家中，我们也一样不会纳税。

有关爱尔兰游行季的论述请参见Dominic Bryan, Orange Parades: The Politics of Ritual, Tradition and Control (Pluto Press, 2000)。

德斯蒙德·哈米尔（Desmond Hamill）对北爱尔兰地区英国军队的描写，请参见Pig in the Middle: The Army in Northern Ireland 1969–1984 (Methuen, 1985)。那首小曲（从“8月15日”开始）摘自18页。“爱尔兰共和军（IRA）……反击”摘自32页。

1969年北爱尔兰问题引起的死亡人数和暴力犯罪数据，请参见John Soule, “Problems in Applying Counterterrorism to Prevent Terrorism: Two Decade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Ireland Reconsidered,” Terrorism 12 (1989): 33。

弗里兰将军袭击楼而菲地区的描述出自Seán MacStiofáin，在Seán Óg Ó Fearghaíl作品中有述，Law (?) and Orders：The Story of the Belfast Curfew (Central Citizens’ Defense Committee, 1970)。帕崔克·埃利曼之死的细节描写摘自14页。想了解更多关于宵禁的内容，可参看Taylor, Provos。穿着睡衣的男人的细节描写出自Nicky Curtis, Faith and Duty: The True Story of a Soldier’s War in Northern Ireland (André Deutsch, 1998)。

第八章 维尔玛·德克森

描写三振出局法历史的作品有许多，其中一些比较主要的：Mike Reynolds、Bill Jones、Dan Evans,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The Chronicle of America’s Toughest Anti-Crime Law (Quill Driver Books/Word Dancer Press, 1996); Joe Domanick, Cruel Justice: Three Strikes and the Politics of Crime in America’s Golden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Franklin Zimring, Gordon Hawkins、Sam Kamin, Punishment and Democracy: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in California (Oxford, 2001); George Skelton, “A Father’s Crusade Born from Pain,”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9, 1993。

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斯科特·德克尔（Scott Decker）对持械抢劫的罪犯的采访请参见Armed Robbers in Action: Stickups and Street Cultur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文中列举的评论摘自120页。赖特和德克尔的著作特别引人入胜。以下也是他们提出的犯罪心理学内容：

一些持械抢劫的罪犯也不会去思考被抓到的问题，因为这类想法会让精神处于极度忧虑的状态。他们相信，甩掉这种忧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忘记风险，将一切交给命运。其中有个罪犯是这样说的，“我不能完全跳开被抓的这种想法，因为你还是会担心自己被抓。”几乎所有的罪犯都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不仅在要有压力的情况下迅速地拿到钱，而且无疑要采用非法的手段去拿到这个钱。如果一个人，他除了犯罪别无他法，那显然犯罪对他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罪犯在犯罪时通常会忽略掉风险，而优先考虑到回报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我宁愿冒着被抓和被关押的风险，也不愿因为破产东奔西跑，也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这种想法一点也不奇怪。

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对犯罪动机的讨论，请参见Deterrence and Crime Prevention (Routledge, 2008)。Anthony Doob和Cheryl Webster作的惩罚研究分析请参见“Sentence Severity and Crime: Accepting the Null Hypothesis,” Crime and Justice 30 (2003): 143。

体现年龄和犯罪之间关系的图表请参见Alfred Blumstein, “Prisons: A Policy Challenge,” Crime: Public Policies for Crime Control, James Q. Wilson and Joan Petersilia, eds. (ICS Press, 2002), 451–82。

Todd Clear, Imprisoning Communities: How Mass Incarceration Makes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s Wor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论述了在贫穷地域关押大批犯人的影响。

克利尔（Clear）那篇难以发表的论文“Backfire: When Incarceration Increases Crime”可以在Journal of the Oklahoma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Consortium 3 (1996): 1–10上找到。

研究三振出局法对加州犯罪率影响的著作有很多。首先推荐Zimring的Punishment and Democracy。以下是法律实验的最新研究结果节选。摘自Elsa Chen, “Impacts of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on Crime Trends in California and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4 (November 2008): 345–70:

学者们运用1986~2005年这段代表性时期的加州犯罪数据分析三振出局法对加州乃至全美的影响。影响标准为对罪犯的震慑和遏阻作用，是否可控制先前就存在犯罪趋势，以及对经济、民主、政策要素进行一定的整合。三振出局法在加州之外的地方使用有限。虽然如此，但从表面上来看，该法似乎导致了全国范围内抢劫、偷窃、盗用汽车罪行犯罪率的快速下降。这种影响虽小，但却意义重大。三振出局法颁布后，谋杀罪行的犯罪率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下降。虽然加州的法律是最宽泛的，审判人员也最经常使用三振出局法，但该法与其他的法律相比，并没有对犯罪产生遏阻作用。分析结果显示，最严酷的刑期并没有产生最有效的效果。

论述Candace Derksen案的两部极好的作品：Wilma Derksen, Have You Seen Candace?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92); Mike McIntyre, Journey for Justice: How Project Angel Cracked the Candace Derksen Case (Great Plains Publications, 2011)。那个儿子因车祸受重伤的阿米什母亲的故事在以下作品中有述：Donald B. Kraybill, Steven Nolt, David Weaver-Zercher, Amish Grace: How Forgiveness Transcended Tragedy (Jossey-Bass, 2010), 71。

关于英国人在北爱尔兰问题期间使用武力的论述，可参见Paul Dixon, “Hearts and Minds: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in Northern Ireland,”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2, no. 3 (June 2009): 445–75. Dixon says (page 456):

1972年至1977年间，4个16~44岁的天主教男子就有1个至少被逮捕一次。帕迪·希利亚德（Paddy Hillyard）就是其中之一。在北爱尔兰地区，平均每个天主教家庭被搜查过两次。后来，很多家庭都洗脱了嫌疑。然而在一些地区，还有家庭被搜查“十次，甚至更多”。有人说，英国军队每月要对一些特定地区的家庭进行4次例行检查。“截止到1974年中期，英国军队已经清查了34%~40%的北爱尔兰成人和青少年。”在1973年4月1日至1974年4月1日，共有百万辆汽车被截停检查。

约翰·苏尔（John Soule）说北爱尔兰问题是“以报复性恐怖主义预防恐怖主义：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北爱尔兰二十年的暴力意味着什么”，参见Terrorism 12, no. 1 (1989)。我在乔·多马尼克（Joe Domanick）的作品中（Cruel Justice, 167）看到关于雷诺德带访客去每日星球餐厅的描写。

第九章 安德烈·特罗克梅

想了解更多利尼翁河畔勒尚邦的信息和文化，可参见Christine E. van der Zanden, The Plateau of Hospitality: Jewish Refugee Life on the Plateau Vivarais-Lignon (unpublished thesis, Clark University, 2003)。想多了解特罗克梅的，可参见Krishana Oxenford Suckau, Christian Witness on the Plateau Vivarais-Lignon: Narrative, Nonviol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Theology, 2011); Philip Hallie, 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 The Story of the Village of Le Chambon and How Goodness Happened There (Harper, 1994); Carol Rittner and Sondra Myers, eds., The Courage to Care: Rescuers of Jews Dur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爱我们的敌人，宽恕我们的敌人，好好对待我们的敌人”出自Christian Witness, 6.

摘自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的有：“这个钟又不是属于元帅的”，96页；“拉米朗……遍访整个山区”，99页；“毛孔都散发出一种责任的气息”，146页；“当人们无礼咒骂他时”，266页；“什么？”，39页；“这种做法并不理性”，233页；“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贝杰”，226页；“特洛克梅10岁时”，51页；“让–皮埃尔！让–皮埃尔！”，257页。

摘自The Courage to Care的有：“于是我说‘进来吧’”，101页；“村里的人们都知道”，101页。

特罗克梅的问题“……纳粹怎么可能走到最后呢？”摘自加勒特·凯泽尔（Garret Keizer）的作品，Help: The Original Human Dilemma (HarperOne, 2005),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