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第三章 卡洛琳·萨克斯

“如果我去马里兰大学的话，我现在仍会留在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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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前，巴黎是艺术世界的中心。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画家团体在巴蒂尼奥勒附近的盖尔波瓦咖啡馆聚会。这个小团体的领导人是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他是团体里年纪最大、最著名的成员之一。当时他三十出头，长相俊美，热衷于社交，穿着时尚，他的活力和幽默让周围的人着迷。马奈的好友是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他是少数几个可与马奈媲美的画家之一。他们两个人都比较易怒，且牙尖嘴利，时而会进行一些激烈的争论。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是个脾气不怎么好的高个子，总是忧郁地坐在角落里，穿着背带裤。“我就不同你握手了吧。”一次落座之前，塞尚对马奈说道。“我已经8天没洗手了。”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则十分固执，个性很强。他是食品杂货商的儿子，没接受过什么教育。他最好的朋友是人称“随和顽童”的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在他们交好期间，雷诺阿画了11幅莫奈的肖像。这个团体的精神领袖是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他是一个非常明智、忠诚和原则性强的人。就连脾气最差、最冷漠的塞尚都喜欢毕沙罗。几年后，他还自称是“毕沙罗的学生塞尚”。

这群卓越的画家后来一起创造了一个现代艺术流派——印象派。他们互为模特，以精神或者物质的方式为彼此提供支持。今天，你可以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里看到他们的画。但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陷入了困境。莫奈破产了。有一次，雷诺阿给他带了一些面包，他才不至于饿死。不过雷诺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要寄信，但是没有钱买邮票。当时，没有商人对他们的画作感兴趣。艺术评论家——在19世纪60年代，巴黎只有一小撮的艺术评论家——提到印象派的时候，大多是贬低他们。在昏暗的盖尔波瓦咖啡馆里，马奈和他的朋友们坐在快要散架的金属椅子上，靠着大理石台面的桌子，边吃边喝；他们谈论政治、文学、艺术。当然，谈论最多的是他们的画家生涯。当时的印象派画家都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巴黎美术展览会就快开始了，他们应该画什么呢？

艺术在19世纪的法国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的绘画由一个叫皇家内阁和美术部的政府部门管理，画家与现在的医生和律师一样，被看作一种职业。一个画家想要有前途的话，就应该先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接受正规和严格的教育；先临摹画作，再学习画模型。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竞赛。那些画得不好的人会被淘汰。画得好的人则能赢取奖项和奖金。绘画的顶级殿堂就是巴黎美术展览会，这是全欧洲最盛大的艺术展会。

每年，法国的画家都会选取两到三幅最好的帆布画送到评审委员会。截止期限是4月1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拉着载有帆布画的手推车穿过巴黎的街道，将他们的作品送到工业宫。工业宫是巴黎世博会的展馆，位于香榭丽舍大道和塞纳河之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评审会轮流给画作投票。那些没通过评审的画作会被贴上红色的“R”标志，意思是“拒绝”（rejected）。通过的画作会被悬挂在工业宫的墙上。在6周的时间里（从5月初开始），约有100万人来参观展会，他们争相挤在最著名画家的作品前欣赏画作，讽刺那些他们不喜欢的画作。最好的画作可以获得奖章。优胜者会因此出名，他们的作品价值也会水涨船高。而输的人只能悻悻地回家，继续努力。

“在巴黎，懂得欣赏那些没有获得艺术展览会认可作品的艺术爱好者不超过15个人。”雷诺阿说，“而不会买那些没有获得认可作品的有8万个人。”雷诺阿急切地想要获得巴黎美术展览会的认可。有一年，评审还在审议的时候，雷诺阿便跑到工业宫去，在外面苦等，希望可以早点知道他的作品是否入选。之后他又觉得不好意思，就说自己是雷诺阿的朋友。盖尔波瓦咖啡馆的另一个常客弗雷德里克·巴齐耶（Frédéric Bazille）坦言：“我十分害怕被拒绝。”画家儒勒·霍尔扎菲（Jules Holtzapffel）因为没能入选1866年的巴黎美术展览会，而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评审委员会拒绝了我。所以我是没有才华的”，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必须得死。”对19世纪的法国画家来说，巴黎美术展览会就是一切。该展览会之所以对印象派画家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同时还因为他们也曾被展览会拒之门外。

巴黎美术展览会的评审标准十分传统。“他们选的都是那些异常精确的作品，‘收笔’恰当，结构正式，比例合适等等，简而言之，必须具备一切常见的艺术惯例。”艺术史学家休罗（Sue Roe）写道：“光明表示画作充满戏剧意味，黑暗则表示庄重。在叙事画中，场景不仅要‘准确’，还必须使用道德上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色调。巴黎美术展览会的下午就像巴黎歌剧院的夜晚：观众希望演员去抬高他们，取悦他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们期望看到自己能懂的东西。”休罗说，那些能够得到奖章的画作都是一些画得很精细的大幅帆布画，表现的要么是法国历史，要么是神话故事，画的都是马、军队和漂亮女人；而题目就叫《军队出发了》、《因为书信而流泪的年轻妇女》、《被抛弃的无辜者》。

印象派画家对艺术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描绘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画面。他们的一笔一画清晰可见，构图则是模糊的。对于展览会的评委和工业宫的观赏大众来说，他们的画作看起来不具备专业水准，有时候甚至令人震惊。1865年，展览会评审意外地认可了马奈的一幅画。他画的是一个妓女，画作名叫《奥林匹亚》（Olympia）。这幅画在巴黎引起了一阵骚动。保安围在画前，竭力阻止群众靠近这幅画。“巴黎顿时陷入了一种十分不理性的氛围中，害怕甚至它成了人们的主导情绪”，历史学家罗斯·金（Ross King）写道，“一些人看到这幅画的反应是‘狂笑不止’，而其他人，主要是女性，她们则惊恐地扭过头不看这幅画。”1868年，雷诺阿、巴齐耶和莫奈的画被展览会选中。画作本来可以公开展览6周。不料在展会举办过程中，展览方将他们的作品从主展区撤出，随意地丢在了垃圾堆里。这个垃圾堆是一间又黑又小的房间，位于工业宫后面，用来放置那些被认为失败的作品。完全不被认可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巴黎美术展览会是全世界最盛大的艺术展。盖尔波瓦咖啡馆的每个人都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想得到展览会评审的认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必须得创造出一些在他们看来并无意义的艺术作品，而这些作品很有可能淹没在其他画家杂乱无章的作品中。这值得吗？印象派画家日复一日地讨论，他们是否要继续参加展览会，还是他们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展览？他们是想做展览会这个大池塘的小鱼，还是想做自己选择的小池塘的大鱼？

最终，印象派画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因此今天你才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看到他们的画。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类似的困境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而通常我们都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倒U曲线图告诉我们，在某个点，财富和资源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会让它变得更糟。印象派画家的故事提出了第二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努力想要成为最好的，拼命地要挤进那些最好的机构。但是我们却很少停下来思考，就像印象派画家那样，哪一个机构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利益。类似的例子很多。最常见的例子莫过于选择哪所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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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萨克斯[12]生长在离大都会区华盛顿最远的边缘地带。她一直都在公立学校上学。她的母亲是一位会计，父亲在技术公司工作。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儿的时候，就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她喜欢写作和画画。但她真正感兴趣的是科学。

“我常常趴在草地上，拿着一个放大镜，带着写生簿，观察昆虫活动，再把它们画下来。”萨克斯说。她是一位有思想、口才好的年轻女性，她诚实、率直。“我对昆虫特别着迷。对，还有鲨鱼。我还曾一度认为自己会做一名兽医或者鱼类研究员。尤金妮·克拉克（Eugenie Clark）是我的偶像。她是第一位女性潜水员。她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移民家庭；尽管她遭遇了许多挫折——‘你是个女人，你不能去潜水’——她还是成为她所在领域的顶尖人物。我就是觉得她很棒。我爸爸见过她，还给我带了一张她的签名照，我开心极了。科学真的是我的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萨克斯在高中的时候，一直都是班里的尖子生。在上高中期间，她便在附近的大学修读了一门政治学课程，并在社区大学修读了一门多元微积分课程。她的这两门课程都得到了A，高中的每一门课程也都是A。她预修的每一门大学课程成绩都很好。

高二那年夏天，他父亲带她快速地游览了美国大学。“我们在3天内游览了5所学校”，她说，“分别是卫斯理学院、布朗大学、普罗维登斯大学、波士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卫斯理学院很有趣，但是学校太小了。耶鲁很酷，但我明显觉得自己不适合那里的氛围。”她喜欢的是位于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这座大学小巧独特，傲然耸立在19世纪的乔治亚时代红砖风格建筑和殖民建筑群中央。它也许是全美最漂亮的大学校园了。她申请了布朗大学，备选是马里兰大学。几个月后，她收到了一封邮件。她被布朗大学录取了。

“我想象着布朗大学的每一个学生应该都很有钱，他们世故，但却学识渊博。”萨克斯说，“等我去了那里之后，我才发现大家都跟我差不多，都是充满求知欲，既紧张又兴奋。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这里交到朋友。但那里的一切令人觉得安心。”对她来说，选择课程是最难的。她什么课程都喜欢。最后她选择了化学入门、西班牙语、语言的演变史，还有现代医学的植物学基础——她说这是一门“既教人认识植物，又教人认识土生土长植物的药用价值，以及它们所依据的化学原理”的课。学校让她感觉身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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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萨克斯的决定是正确的吗？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正确的。她和她父亲迅速游览了一遍美国的大学之后，她便按照由好到坏的顺序对它们进行排列。布朗大学排名第一。马里兰大学是她的备选，这所学校并没有布朗大学那么优秀。布朗大学是常青藤联盟学校。跟马里兰大学相比，该校拥有更多的资源，更优秀的学生，名气更大，教师素质更高。每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都会发布美国大学排名，布朗大学都排在前十名，或者前二十名。而马里兰大学的排名就比较靠后了。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印象派画家是如何看待巴黎美术展览会的，现在我们以同样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卡洛琳的决定。到底是要参加巴黎美术展览会还是举办特别展览会，印象派画家们讨论了很久都没有结果。他们都清楚，这不是哪种选择更优先的事。而是这两种选择根本完全不一样，每种选择都各有优点和缺点。

巴黎美术展览会就好比常春藤联盟学校。这是建立知名度的地方。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有严格的筛选标准。19世纪60年代，法国约有3 000多位拥有“在全法国有一定名气”的画家，他们每个人都挑了两到三幅最好的画作送到巴黎美术展览会。而评审则要从这堆画作中挑出少数的顶级佳作。淘汰是在所难免的。入选则意味着卓越的表现。“巴黎美术展览会是一个真正的战场，”马奈说，“在这里，画家必须依着评审的标准画画。”在印象派画家中，他是那个最认同巴黎美术展览会价值的人。艺术评论家西奥多·迪雷也活跃于盖尔波瓦圈子，他也认同该展会的价值。“你要再往前走一步，”他在1874年给毕沙罗的信中写道，“就是让公众都认识你，让交易商和艺术爱好者接受你……我劝你参加展览会；如果你想成功的话，你就必须制造新闻，与公众面对面，任由你的作品被人追捧或者遭人诋毁。”

巴黎美术展览会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它的声望和严格的筛选标准，而这也是它的问题所在。工业宫是一座宽大宏伟的建筑，长300码，中央走道约有两层楼高。巴黎美术展上约有三四千幅画。这些画被挂在四个不同的水平面上，从地面开始，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只有经过评审一致同意的画才可以挂在平视视线能看到的地方。如果你的画被挂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那么很有可能别人根本看不到。（雷诺阿就有一幅画被挂在垃圾房里的天花板上。）每个画家提交的作品不得超过三幅。观众总是蜂拥而至。巴黎美术展是一个大池塘。在这个展会上，很难脱颖而出，你注定只能是一条小鱼。

毕沙罗和莫奈不认同马奈的看法。他们认为做小池塘的大鱼更有意义。他们说，假如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举办属于自己的展览，那么他们就不必受巴黎美术展的规则束缚了。在巴黎美术展上，《奥林匹亚》只会引起人们的骚动，受人青睐的只是那些画有英雄和哭泣妇女的作品。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绘画。他们不会淹没在人群中，因为他们并不是普通人。1873年，毕沙罗和莫奈提议印象派画家成立“无名画家、雕塑家、版画家协会”。协会里没有竞争，没有评判，也没有奖章。每一个艺术家都是平等的个体。每个人都加入了，除了马奈。

协会会址位于卡布辛大道一栋建筑的顶楼。上一位房客是一名摄影师，刚刚搬走。那里有一连串红棕色墙面的小房间。印象派画展于1874年4月15日开幕，为期一个月。门票1法郎。展出作品共有165幅，其中塞尚展出3幅作品，德加10幅，莫奈9幅，毕沙罗5幅，雷诺阿6幅，阿尔弗雷德·希思黎5幅（他有小部分作品也在巴黎美术展览会展出）。该印象派画展并没有限制画家展出的作品，他们的画可以随便挂在一个地方，只要人们看得见就可以。“即使巴黎美术展接受了印象派的画作，他们的作品也会淹没在展会上的其他作品中”，艺术史学家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辛迪亚·怀特（Cynthia White）写道。“而……通过举办这个独立展览，他们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

3 500人参加了这个画展。第一天有175人，这已经足够引起艺术评论家的注意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看法都是正面的：有这样一句玩笑，说印象派画家正扳动画笔这把手枪，要朝帆布画开火。这不过是“做小池塘里的大鱼”激起的其中一种影响。可能这个圈子外的人们会鄙视“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这种选择，但在小池塘里面的人则心满意足。他们能够得到团体和朋友的一切支持，在这里，没有人会看不惯他们的创意和个性。“我们试着要造一个窝，”满怀希望的毕沙罗在给朋友写信的时候说道，“我们就像一些入侵者，成功地闯入大众的领地，插上了我们的旗帜。”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不管那些意见，只管往前走”。毕沙罗是对的。印象派画家们靠着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身份。他们又有了创造的自由。很快，外面的人们开始注意到他们了。在现代艺术史上，还不曾有过如此盛大和著名的展览。今天，如果你想在这个拥挤的顶楼买一幅作品，那可能你得花上几十亿美元。

印象派画家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在某些时间、地点，做一只小池塘的大鱼比做一只大池塘的小鱼好；处在边缘世界里的局外人看似处于不利地位，然而结果证明这并非一种不利。毕沙罗、莫奈、雷诺阿和塞尚在名望与被人看见、严格筛选与自由之间权衡利弊，最后他们发现在大池塘里做一条小鱼的代价太大了。卡洛琳·萨克斯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选择。她可以选择在马里兰大学做一条大鱼，也可以选择在世界最著名的某所学校里做一条小鱼。她选择了巴黎美术展览会，而不是卡布辛大道的那三间小屋。她最终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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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萨克斯的麻烦始于大一那年春天，当时她刚开始上化学课。那时她发现自己选的课程好像太多了，而且参加的课外活动也太多了。她看到自己第三次期中考试的成绩时，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她立刻就去找教授。“他让我做了一些练习，然后说‘你对某些概念缺乏最基本的认识，所以我建议你放弃这门课程，这样你才不会为期末考试发愁，你可以等明年秋天再来修这门课程’。”她听取了教授的建议。大二那年秋天，她重新选修了这门课。但她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她得到了B–的成绩。她感到十分震惊。“我从来没在考试中得过B–。”她说，“我一直都很优秀。我第二次修这门课的时候已经上大二了，而课堂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刚上大一的新生。这太令人沮丧了。”

她被布朗大学录取的那一刻就知道，大学跟高中不一样。对，不可能一样的。她不再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她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想，不管我怎么准备，总有人能说出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所以我就试着让自己不要那么天真，再想什么最聪明、成绩优秀的往事了。”化学这门课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萨克斯的想象。班里的学生充满竞争意识。“我在跟班上的同学交流时遇到了很多问题。”她接着说，“他们不想和我分享他们的学习经验。他们不想告诉我，如何去更好地理解我们学习的知识，因为我如果因此进步的话，会给他们造成威胁。”

大二那年春天，她选修了有机化学。结果更糟糕了。她完全不知道怎么上这门课。“你要记住一个概念的原理。老师会给你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分子，要求你创造出另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分子，你要从一个东西引申到另一个东西。有些人只要稍微想一想，5分钟就可以做完了。他们真的很厉害。还有些人，他们拼命地做练习，训练自己的这种能力。我也很努力啊，但我就是做不好。”老师提问的时候，周围的同学纷纷举起手，萨克斯只能沉默地坐在那里，听着同学们那些才华横溢的回答。“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太笨了。”

一天晚上，她熬夜到很晚，就为了预习有机化学课的内容。她又痛苦又愤怒。她不想半夜三点还在看有机化学，因为做了这些，也不见得会有什么进步。“我想，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她受够了。

然而悲剧的是，萨克斯喜欢科学。她放弃了自己的最爱，说起这个的时候，她深感遗憾，因为所有她曾经想要上的课她都不会上了，如生理学、传染病学、生物学和数学。大二刚结束的那个夏天，她因为自己的决定而痛苦不已：“这是一个说出来会让人觉得很自豪的学科。‘我是一个17岁的女孩儿，我喜欢昆虫！我想要研究它们，我总是在钻研这方面的东西，我把它们都画在了我的写生簿里，标出它们身体的每个部位。我知道它们住在什么地方，它们在做什么。’‘我对人类，还有人体如何工作很感兴趣，听起来是不是很棒？’说出‘我是一个科学女孩儿’这种话真的会让人觉得自豪。而现在我却放弃了这个学科，对我来说几乎等同于一种耻辱，‘因为我搞不明白这些东西，所以我要去上别的课了’。然而就目前来说，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因为我已经完完全全失败了。这是我的目标，但我却没办法实现它。”

其实萨克斯在有机化学课上的表现怎么样，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对？她又不想当一个有机化学家。这不过是一门课程。很多人都觉得有机化学很难。医科大学的预科生花一整个夏天去别的学校学习有机化学并不奇怪，因为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学期的实习时间。还有，萨克斯是在一所极具竞争力、学术严谨的大学学习有机化学的。如果你要给世界上学习有机化学的学生排名，那萨克斯很可能只是平凡的大多数中的一个而已。

但问题是，萨克斯并不是拿自己和世界上学习有机化学的学生比，她拿自己和布朗大学的同学比。她是这个全美最深、最具竞争力的池塘里的一条小鱼；她拿自己和其他聪明的同学比，于是她的自信心被彻底粉碎了。她觉得自己很蠢，尽管她一点都不蠢。“其他人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即使有些人他们刚开始和我一样都很笨，但最后他们还是变得厉害了。不管怎么做，我似乎就是没办法像他们那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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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萨克斯经历的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学家萨缪尔·斯图菲（Samuel Stouffer）创造了这个术语。当时，美国陆军委托斯图菲研究士兵的态度和士气。他研究了50万的男女士兵，调查的问题包括：士兵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指挥官的；黑人士兵觉得自己待遇如何；去偏远村落服务的难度有多大。

斯图菲问的一系列问题中有一个特别突出。他分别询问了在宪兵部和空军部[13]服役的士兵：从发现个人能力和促进能力发展方面来说，他们各自所在的部门做得怎么样？答案很明显。相比征募空军，宪兵对宪兵部的看法更为正面。

从表面上，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在所有的军种里，宪兵部的晋升率是最低的。空军的晋升率是最高的。空军部征募的士兵晋升军官的概率是宪兵士兵的两倍。那到底为什么宪兵会更满足呢？斯图菲这样解释，那就是宪兵们只拿自己和宪兵部的其他战友比。如果你在宪兵部服役，且得到晋升，你会非常开心，因为这种事情太罕见了。而如果你没有得到晋升，你依然和你的战友在同一条船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也不会那么不开心。

“而那个接受同等教育、拥有同等资历的空军士兵恰恰与他相反”，斯图菲写道。他的晋升概率大于50%。“如果他得到晋升，那他的大部分战友也能得到晋升。所以他的成就就不如宪兵那么显而易见了。如果他没能得到晋升机会，而他的大部分战友都得到了晋升，那他的挫败感就会更为强烈，因此更导致他批判军队的晋升系统。”

斯图菲的意思是我们没必要把眼界放得那么开，只要把自己放在某个合理的范围中，拿自己跟“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比较就好了。我们那种被剥夺的感觉是“相对”的。这是调查中一个清晰而又深刻（仍在探索）的发现结果，它对其他仍旧疑云重重的调查提供了解释。比如，你认为什么样的国家自杀率高，是那些居民宣称自己过得很幸福的国家？如瑞士、丹麦、冰岛、荷兰、加拿大等。还是那些居民宣称自己过得一点都不幸福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答案是那些居民宣称幸福的国家。这和宪兵与空军的调查结果是一个道理。在一个大部分人都不开心的国家里感到绝望，你只要拿自己和周围的人比，你就会发现原来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你能想象一下，假如你在一个每个人都过得很幸福的国家里感到绝望，那事情会有什么不同？[14]

卡洛琳·萨克斯拿自己和有机化学班里的其他同学比，以此来评价自己，并最终做出决定。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奇怪，也并非不理性的行为。因为人们经常这么做。我们总是拿自己和与我们处在同一个地域的人相比，也就是说在精英学校里的学生（也许应该剔除掉那些尖子班的学生），他们要面临的负担是在一个竞争力较低的环境中所不会面临的。幸福国家的居民自杀率高于不幸福国家，因为他们周围的人都很幸福，所以幸福与不幸福的反差就显得过大了。在“优秀”学校的学生看着周围那些聪明学生，你说他们会怎么想？

相对剥夺的现象应用于教育中，就是所谓的“大鱼小池塘效应”——应该是十分恰当的。在一个越优秀的教育机构中，学生越会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差。所谓好学校的尖子班学生去了真正的好学校之后，会很容易垫底。好学校中那些认为自己在某个学科很厉害的学生去了真正的好学校之后，与其他学生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种感觉也许有些主观、荒谬、非理性，但却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在班级里，你对自己学习能力的认知会塑造你处理挑战、完成艰巨任务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动机和信心的关键因素。

大鱼小池塘理论是由心理学家赫伯特·马什（Herbert Marsh）提出的。在他看来，大部分的父母和学生在选择学校时都出于错误的理由做出决定。“很多人都觉得去一个学术严谨的学校会比较好，”他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去这种学校，结果有利有弊。”他接着说：“我曾在悉尼住过一段时间。那里有一小部分公立学校，入学门槛很高，名气甚至比优秀的私立学校大。这些学校的入学竞争十分激烈。不管这些学校什么时候举行入学考试，悉尼最大的报纸《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都会给我打电话。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通常迫于压力，我都得说些新的东西。所以最后我就说了——也许我不应该说的——如果你们想要看看精英学校对自我认知的影响，那你们找错人了。你们应该去找那些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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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萨克斯的遭遇实在太普遍了。在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刚开始学的是科学、技术和数学（即众所周知的STEM[15]）。结果很多学生在第一年或者第二年就放弃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尽管获得一个科学学位对年轻人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优势，然而大部分想要成为STEM领域专家的学生最终都转去读文科了。这类专业的学术水平要求较低，课程作业的压力也没那么大。这便是美国短缺受过优质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家的主要原因。

为了弄清楚什么学生会放弃，以及他们放弃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纽约州北部哈特威克学院的科学专业学生入学人数。该校与美国东北部的大部分学校一样，是一个小型的文科大学。

根据数学测试的分数，我们将哈特威克学院STEM专业的学生分为三类：优秀，中等，差劲。如下所示。该分数取自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SAT），这被美国许多学校当成入学考试。数学满分为800分。[16]

如果我们以SAT为导向，我们可以看到在哈特威克学院中，最优秀和最差劲学生的数学能力差距极大。

现在来看看哈特威克三类学生获得的科学学位占比。

哈特威克学院一半以上的科学学位均由优秀学生获得。差等生获得的科学学位只占17.8%。进入哈特威克学院时数学最差的学生慢慢放弃了数学和科学。这似乎并不稀奇。想要成为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就必须学习高等数学和高等物理，但这两门课都很难。只有尖子班那一小撮足够聪明的学生才能学懂这两门课。

现在我们来看看哈佛大学这方面的数据。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哈佛学生的SAT数学成绩比哈特威克学生高出许多。着实在意料之中。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佛差等生的数学成绩比哈特威克优等生的成绩还高。假如拿到科学学位与你的聪明程度相关，那么哈佛大学的学生几乎都可以拿到学位，对吧？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哈佛大学的每个学生都智力超群，完全可以解决那些课程作业。我们先来看看哈佛大学三类学生获得的科学学位占比。

是不是很奇怪？哈佛大学差等生中，放弃数学和科学的人数与纽约州北部学校的人数差不多。哈佛大学发放的科学学位与哈特威克学院是相等的。

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姑且将哈特威克那些拿到学位的人称为“哈特威克的全明星”。而将哈佛大学那些没有拿到学位的人称为“哈佛后进生”。每个人做同样的练习，学习同样的概念，努力地解决在高等微积分、有机化学这类课程学习中遇到的同样问题。从测试分数来看的话，他们的学习能力都差不多。“哈特威克的全明星”中的大多数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最终都成了工程师或者生物学家等。与此同时，在更有声望的大学上学的“哈佛后进生”却因他们的经历意志消沉，他们中有很多人完全放弃了科学专业，转到了非科学专业。“哈佛后进生”是一些活在很大、很可怕池塘里的小鱼。“哈特威克的全明星”是一些活在舒适小池塘里的大鱼。要知道，决定你是否可以拿到科学学位的关键并不是你有多聪明。而是在你的班级中，你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相比有多聪明。

我想顺带说一下的是，这是选择学校时的一条真理——你不要过分在意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社会学家罗杰斯·埃利奥特和克里斯托弗·斯根塔对美国11个不同文科大学做了同样的调查。你可以自己看看：

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卡洛琳·萨克斯当时在面对布朗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是怎样选择的。布朗大学的名气可以让她从中受益。她可以在学校里认识更有趣也更富有的同学。她在学校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拿到的名牌大学学位应该有助于她在人才市场上找到工作。这就是所有大池塘的好处。布朗大学相当于巴黎美术展览会。

但她也要冒一定的风险。她完全放弃科学专业的概率更大。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米切尔·张（Mitchell Chang）的研究，在所有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学校学生的SAT平均分每低10分，学生拿到STEM学位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17]你的同学越聪明，你就会觉得自己越蠢；你觉得自己越蠢，你放弃科学专业的可能性就越大。马里兰大学新生和布朗大学新生的SAT平均分相差150分。萨克斯放弃一所好大学，选择名牌大学的代价就是她拿到科学学位的概率减少了30%。30%！当时文科学校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而一个拥有STEM学位的学生则保证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拿到科学学位和工程学位的毕业生工作机会多，待遇好。因此，贪图一所常春藤联盟学校的名气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我再给你们举一些大池塘的例子。这些例子可能会让你更加吃惊。试想一下你是一所大学的招聘人员，你正在寻找最优秀的学术型毕业生。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招聘策略？难道你只会招那些毕业于最顶尖学校的学生吗？还是你会不问毕业生的学校，直接去招那些在班里学习成绩拔尖的毕业生？

大多数学校都会遵循第一种策略。他们甚至会夸大其词：我们只招顶尖学校的毕业生。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你们至少保留一点点的怀疑精神。在选择做大池塘的小鱼之前，你是不是应该再三考虑一下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这种选择？

幸运的是，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比较这两种策略。该方法取自约翰·康利（John Conley）和阿里·西纳·昂德（Ali Sina Önder）对经济学博士的成果的研究。在理论经济学领域，有这样几本经济期刊，该领域的每个人都会去阅读，也都尊重期刊刊载的内容。这些顶级的期刊只会刊登最好、最具创意的研究文章；在大部分情况下，相关人士会根据经济学家在这些精英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章数量，而确定他们的排名。何为最佳的招聘策略？康利和昂德指出，我们只需要对比一下小池塘里的大鱼和大池塘里的小鱼各自发表的论文数量就知道了。结果如何？普通学校的优等生发表的论文数比顶级学校的好学生发表的多。

这是一个特别有违直觉的事实。那些只招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的大学也许错了——这个观点看起来太疯狂了。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反驳康利和昂德的分析。

我们先从北美洲顶级的经济学博士说起。其中也包括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利和昂德根据每位毕业生在班级的成绩排名，对他们进行了分类；他们统计出了每个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六年中发表的论文数量。

表中数据有点多。不过不用一下看那么多，就看左手边，即那些在班里排名99个百分点以上的毕业生的数据。在学术生涯刚开始的几年里，能在世界最著名的期刊上发表3~4篇文章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这些人真的很棒。由此可以得出，作为从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斯坦福大学这类顶尖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发表的论文数量肯定更多，因此他们取得的成就肯定也更大。

然而，这数据让人看了摸不着头脑。看排名在80个百分点的那一栏。像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这样的学校，他们每年约接收24名博士生。假如你的排名在80个百分点以上，意味着你在班里为第五或者第六名。顺着数据往下看，最后一栏——排名在55个百分点以上的，这些学生的成绩只比平均分高一点。当然，他们也很聪明，才能进入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其中一所高等学府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他们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论文。从专业的经济学家角度来说，他们着实令人失望。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普通学校的毕业生。我这里说的“普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只是七大精英学校的学生会这么称呼它们。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推出的年度研究院排名中，这是一些几乎垫底的学校。为了进行比较，我选取了其中三所学校。第一个就是我的母校多伦多大学（实在汗颜！）。第二个是波士顿大学。第三个是康利和昂德所谓的“排名非前30位”的学校，是在榜单上排名非常靠后学校的平均数据。

你是否觉得很不可思议？之前，我们已经说过排名非前30位的学校是一些在榜单上排名十分靠后的学校。从这些学校毕业的最优秀学生很可能会被常青藤联盟学校的毕业生耻笑，被他们踩在脚下；然而他们发表的论文平均为1.05篇，几乎比所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发表的都多，当然不包括这些学校的最优秀学生。你是会招聘来自很小池塘的大鱼，还是大池塘里体型中等的小鱼？显然是前者。

康利和昂德一直致力于解释他们的分析结果。[18]他们写道：

想要上哈佛大学的申请者必须成绩优异，有权威人士写的可靠推荐信，而且还应懂得如何包装这些材料，以获得招生委员会的青睐。这些被录取的考生就和真正的大学生一样，勤奋、睿智、训练有素、机智且雄心勃勃。然而绝大部分申请成功的考生却在接受学校训练后变得平凡无奇。为什么？他们当时申请大学时都是佼佼者。是我们的学校让学生失望了，还是学生让我们的学校失望了？

两者都不是。没有谁让谁失望。精英学校对尖子生来说是一片宏伟天地，对尖子生以外的人来说则是一种困境。这便是卡洛琳·萨克斯大学经历的另一种解释。大池塘录取了那些非常聪明的学生，却又使他们变得意志消沉。

顺便问一下，你知道是哪所学校在近五十年来研究发现了大池塘效应的威胁论吗？是哈佛大学！20世纪60年代，弗雷德·格兰普（Fred Glimp）是学校招生部主任，他实行了著名的“快乐的垫底区域”策略。他在上任后的第一本备忘录上写道：“不管一个班级的学生多么厉害，总有一些人是垫底的。在这样一个强手如云的班级里，觉得自己平庸的这种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垫底区域，是否会有某些可辨别的心理模式？是否会有一些人能‘快乐地’处在这个区域？或者尽管他们成绩垫底，但却能够学到最多的知识？”他很清楚地知道，大池塘打击的只是除最优秀学生外的任何人。对格兰普来说，他的职责就是找出那些足够坚强，在学习领域外足够成功，可以顶得住压力——在哈佛这个非常大的池塘里做一条小鱼，而生存下来的学生。因此哈佛开始研究大量有天赋但学术能力在班级排名靠后的学生。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理论表明，如果某些人在班级里是炮灰的话，那很可能他会是足球场上最优秀的球员。

同样的逻辑也可适用于平权法案的辩论。在美国国内，有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焦点是学校和技校是否应该降低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族裔考生的录取率。平权法案的支持者认为，帮助少数族裔考生进入精英学校体现的是一种不歧视的观点，符合历史潮流。反对者则认为，精英学校地位重要，所以只能录取那些适合进入这类学校学习的考生。中间派认为通过种族来决定优先权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给那些穷人优先权。这三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进入优秀学校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而优秀学校的名额有限，因此值得大家去争取。但到底是因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这些顶尖的学校值得去争取？

法律类学校的平权法案行动更为激烈。在这类学校中，黑人学生申请的名额约占学校名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然而真正能进入这些学校的黑人学生却没有这么多。结果如何？根据法学教授理查德·桑德（Richard Sander）的研究，在美国，一半以上（确切来说是51.6%）的非裔美籍法律专业学生，都成了法律学校排名倒数10%的学生，而排在倒数20%的学生则多达四分之三。[19]当你了解如果你在班级垫底，而你要拿到一个科学学位有多难时，你大概就会承认这些数据的可怕性了。还记得卡洛琳·萨克斯说了什么吗？哇，其他人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即使有些人他们刚开始和我一样都很笨，但最后他们还是变厉害了。不管怎么做，我似乎就是没办法像他们那样思考。萨克斯并不笨，相反她很聪明。但是布朗大学让她觉得自己很笨。如果她真的想拿到一个科学学位的话，她最好就是“屈就”去马里兰大学。我相信，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会建议萨克斯去一所竞争力更强的学校，如斯坦福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以解决她的困境。而在平权法案这点上，我们却这么做了。我们给像卡洛琳·萨克斯（她刚好是一个黑人）这样的人以承诺，我们抬高了他们。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在帮他们。

这并不是说平权法案是错误的。只是好心做了坏事。精英学校有多余的资源去帮助这些穷人，而其他学校则没有。但事实并不会因此改变，就像赫伯特·马什说的，进入大池塘的结局好坏参半。很奇怪，人们几乎很少谈到大池塘的负面影响。在选择学校时，父母还是会告诉孩子，让他们尽量去上那些最好的学校，因为那些学校可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大池塘里的机会多，就像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小班更好一样。我们对优势有自己的一套定义，但这种定义却是错误的。结果呢？我们犯错误了。我们误读了弱者和巨人之间的战争。我们低估了那些看似是劣势的东西的发展空间。只有在小池塘，你才能获得最多的机会，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卡洛琳·萨克斯在申请学校时，并不知道她会因此减少自己拿到一个科学学位的机会。而现在她知道了。谈话结束时，我问她如果她当初选择去马里兰大学——即做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事情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她毫不犹豫地说道：“我仍会留在科学领域。”

 7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特别活泼热情的学生，我热爱学校，热爱学习，而且我也学得很好”，史蒂芬·鲁道夫开口说道。[20]这是一个高个子年轻人，有着一头精心打理的深棕色头发，穿着卡其色服装，十分整洁。“我从四年级就开始学习高中代数了。五年级就学了代数二，六年级又学了几何。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去高中旁听数学、生物、化学、高级美国历史课程了。还有，我从五年级开始就去社区大学了，学了一些数学；那时候还学了一些其他的学科课程。那时我就想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应该立刻就能从乔治亚大学拿到一个学士学位了。我特别坚信这一点。”

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念完高中，鲁道夫每天都打着领带去上课。“说出来有些尴尬，”他说，“这是很疯狂的一件事。但我还是做了。我忘记是怎么开始的了。小学一年级的某一天，我想打领带去上课，于是就打了。之后便一直打着领带去上课。我猜我肯定特别讨人厌。”

鲁道夫作为他所在班级的毕业生代表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他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几乎拿到了满分。他同时被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他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上大学的第一周，他走过哈佛的校园，感叹自己运气太好了。“我感觉我在校园里看见的每个人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挺疯狂的想法。我想哈佛的每个人应该都是风趣幽默、聪明能干的。哇，在哈佛的日子一定会很棒的。我太激动了。”

而他上了大学之后的遭遇就和卡洛琳·萨克斯一样。再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我们也就更加清楚印象派画家所取得的成就有多大了。他们都是艺术天才。他们用一种罕见的智慧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透过那些被我们称为“优势”的东西，看清了它们的本质。莫奈、德加、塞尚、雷诺阿和毕沙罗都选择了他们的“第二志愿”。

到底史蒂芬·鲁道夫在哈佛大学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你能猜到的。他大三时选修了量子力学这门课。“我学得不是很好，”他承认道，“我记得我应该是得了一个B–。”他从没得过这么低的分数。“我觉得要么是自己不够认真，要么就是自己不够优秀。我想，只有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或者擅长这个领域的天才，我才有继续下去的意义。我的一些同学他们看起来都学得比我快。你知道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注意他们，而不是注意那些比你差的同学。”

“我对材料特别感兴趣，”他接着说，“但我却感到自卑。你和别人一样坐在班级里，但你什么都不懂，你觉得‘自己永远也搞不明白这些东西’；你整理出了错题集，这些你搞懂了一点，那些你又搞懂了一点，但你永远都觉得其他同学懂得比你多。我想哈佛就是这样的，这里有那么多聪明人，于是在这里你很难觉得自己也是聪明人。”他后来放弃了这门课。

“你知道吗，解决某个数学难题会给人以满足感。”鲁道夫突然说道，脸上带着一种近乎渴望的表情。“你碰到了一个难题，刚开始你不知道如何解决它。但你确信一定有某种规律可循，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通常，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碰到比先前更棘手的问题，然而最终的答案却很简单。在解题的过程中，你会获得某种乐趣。”鲁道夫去了他想去的学校。但他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总的来说，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认清了事实。”他说完便笑了，那笑容带着一丝丝苦涩。“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大三结束时，鲁道夫决定参加法学院的考试。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去了曼哈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哈佛让世界损失了一个物理学家，却出现了一个律师。“我学的是税法，”鲁道夫说，“说来还真有趣。有相当一部分学数学和物理的人最终都转去学税法了。”

[12]　此为化名，且做了细节处理。

[13]　空军部（Air Corps），为现代美国空军（Air Force）的前身。——译者注

[14]　这个例子取自经济学家玛丽·戴利（Mary Daly）的研究。她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大篇幅的描写。另一个例子则取自卡洛·格雷厄姆（Carol Graham）的《世界上的幸福：幸福农夫和悲惨富豪的悖论》。有两个穷人，一个来自智利，一个来自洪都拉斯，你认为谁更幸福？逻辑会告诉你来自智利的。智利是一个现代的发达国家。智利穷人赚的钱可能是洪都拉斯穷人的两倍，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住在更漂亮的房子里，食用更好的食物，还能买更舒服的物质产品。但如果你比较一下两个国家穷人的幸福指数，你会发现洪都拉斯人比智利人幸福。为什么？因为洪都拉斯人在意的只是其他的洪都拉斯人。格雷厄姆指出，“因为幸福感与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无关，但是与距离平均收入水平还有多少有关。洪都拉斯的穷人之所以感觉比较幸福，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与平均收入的差距更小。”在洪都拉斯，穷人的财富更接近中产阶级的财富，智利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因此洪都拉斯的穷人会觉得比较幸福。

[15]　STEM代表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译者注

[16]　这些数据来源于报纸上一篇名为“在优秀教育机构中，种族在选择科学专业、放弃科学专业方面扮演的角色”（The Role of Ethnicity in Choosing and Leaving Science in Highly Selective Institutions）的文章，由社会学家罗杰斯·埃利奥特（Rogers Elliott）和A·克里斯托弗·斯根塔（A. Christopher Strenta）撰写。这些SAT数据均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今天的数据或许会有变化。

[17]　这是一个关键数据，因此需要进行更加详细的解释。张和合著者研究了几千名大一的新生，发现了那些最有可能使学生放弃科学专业的因素。那么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一个学校学生的学习能力越高，其越有可能放弃科学专业。“大一新生的入学成绩比SAT平均分每高出10分，他们获得学位的可能性便会减少2%。”他们如此写道。有趣的是，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少数族群的学生，这个数据还会更高。SAT成绩每增加10分，拿到学位的几率就会减少3%。“那些如愿以偿进入第一志愿学校的学生，他们坚持读生物科学或者行为科学专业的可能性更低。”他们写道。你认为你去了对自己来说最好的一所学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8]　需要澄清的一点：康利和昂德的图表说明的并不是每个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总数。确切来说，这是一个加权平均数——主要是取自被最著名期刊，如《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或者《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收录的论文数量，也取自部分被名气不那么大的期刊收录的论文数量。换言之，这些数据并不是一个学术人士发表的论文总数，而是他们发表的高质量的论文数量。

[19]　法学教授理查德·桑德是大池塘理论的主要拥护者，他反对平权法案。他和斯图亚特·泰勒（Stuart Taylor）合著了一本名为《失调：意在帮助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如何伤害学生，以及为什么大学不赞同开展平权法案》（Mismatch: How Affirmative Action Hurts Students It’s Intended to Help, and Why Universities Won’t Admit It）。我在本书后附了一些桑德论点的总结。

举个例子，这是桑德研究的其中一个问题：少数族裔学生上越好的学校，就越难成为律师。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但如果说这个学校的学位更有价值呢，那这样的困难是不是会因此被抵消一部分？桑德和泰勒坚称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一个好学校取得优异成绩与在一个优秀学校取得好成绩是一样的，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好。他们写道：

一个毕业于排名第30位的福德汉姆大学，成绩排在班级前50名的学生，他的工资待遇与一个毕业于排名第5位、更优秀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差不多，并最终让她晋身到比中产阶级稍低一点的阶层。我发现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福德汉姆大学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有优势。

这种情况并非出人意料。在一个有黑人学生，也有其他人种学生的班级，为什么要给黑人学生特殊待遇？要知道，其他的学生们仅是为了争取一点点优势就需要不断努力。

桑德的观点引发了争议。一些对数据有不同诠释的社会学家不同意他的部分观点。总的来说，他所谓的大池塘的威胁论是这样的：只要这些心理学家回归斯图菲在“二战”期间做的研究，那他们就会发现该理论不过是一种常识而已。

[20]　“史蒂芬· 鲁道夫”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