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L·汉德森
永恒的象征
在今天，从象征性的意象和神话里，从那些比古代人具有更为持久生命力的象征性意象和神话里，人类的远古历史正在被意味深长地重现掘出。随着考古学家们向着往昔岁月的深层挖掘，我们学会珍视的并不是历史时间过程中的种种事件，而是那些向我们诉说着古老信仰的雕像、图案、神殿和语言。哲学家和宗教历史学家向我们揭示出了其他诸象征的意义，他们把这类古老的信仰转化为易于理解的现代观念。接着，文化人类学家们又顺理成章地将这些观念赋予了生命。他们向我们证明，在小型部落社会的仪式或神话里，我们可以找到相同的象征性模式，这些小型部落至今依然存在，它们置身于文明世界之外的地域，多少个世纪以来始终未变。
所有这一类研究为纠正一些现代人的片面观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些现代人依旧认为，这类象征隶属于古老的民族或者“落后的”现代部落，因而它们与现代生活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毫不相关。在伦敦或在纽约，我们会轻率地把新石器时代的人的繁育仪式视为古代人的迷信。假如有人声称他看到了幻象或是听到了神秘的声音，谁也不会把他视为圣贤或神谕者，人们只会说，这个人精神不正常。我们也阅览古代希腊人的神话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但我们却无法看到，在它们与我们对于“英雄”的态度之间、在它们与当今时代的大事件之间存在着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关联。
然而，相互之间的种种关联的确存在。代表着诸关联的象征至今依然还未丧失它们与人类的关联意义。
在我们的时代，以荣格博士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派为理解和重新估价这类永恒的象征，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这项贡献帮助人们打破了原始人与现代人之间人为划定的界限，即对于古代人来说，象征仿佛是日常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而对于现代人而言，象征则显然毫无意义，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关。
正如荣格博士在本书中早些时候指出的一样，人类的心灵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心灵依然保存着它的演进发展的前诸阶段所遗留下的大量印迹。除此之外，潜意识的内容对于心灵具有一种构成作用。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忽略这些内容的存在，但是我们却会潜意识地对它们及其象征性形式——其中包括梦幻——那些它们在其中表现自身的梦幻做出反应。
个体可能会感到，他的种种梦幻是自然发生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但是，经过一段漫长时期的观察，分析者即可看到一系列梦的意象，并发现它们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模式；通过对于这种模式的理解，分析者的病人最终将获得一种崭新的生活态度。在这类梦里，一些象征来源于荣格博士称之为“集体潜意识”的心灵组成部分——即保存和传送人类的共同心理遗传质的心灵组成部分。在现代人眼中，这些象征是那么原始古老、那么神秘陌生，他既无法直接去理解它们，也不可能去同化它们。
正是在这里，分析者可以提供帮助。也许，他应该帮助病人打碎业已变为陈腐、不相适宜的象征的屏障。或许，他应该帮助病人发现一个古老象征的永恒价值，这一古老象征根本就没有衰亡，它正在寻求一种现代形式的复生。
在分析者能够卓有成效地同病人一道探索象征的意义之前，他本人必须获得有关象征起源及意义的较为广泛的知识，因为古代神话与出现在现代病人梦里的故事之间的类同现象，既不是无关紧要的，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现代人的潜意识心灵里仍然保持着创造象征的能力，这种能力以往曾经在原始人的信仰和仪式之中得到体现。至今，这种能力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心理价值。我们通过更多的方式认识到，我们依存于蕴涵在这类象征中的种种启示，它们无论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态度，还是对于我们的行为都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譬如，在战争时期，人会对于荷马（Homer）、莎士比亚（Shakespeare）或者托尔斯泰（Tolstoi）的作品发生日益浓烈的兴趣。而且，我们会以赋予战争永恒（或者“原型”）意义的一种崭新的理解方式来阅读这些作品。这些作品在我们的内心中唤起一种强烈的反应，这种反应远比那从未有过战争的强烈情感体验的人所做出的反应要深刻得多。虽然特洛伊平原上的战争迥然不同于阿让库尔村（Agincourt）546或者鲍罗季诺村（Borodino）547的战斗，但是，伟大的作家能够超越不同的时代和地域，表现普遍相同的主题。我们对它们做出反应是因为，这些主题是基本的象征性主题。
每一个在基督教社会中长大成人的人都会熟知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证。在圣诞节期间，尽管我们可以不相信耶稣基督童贞诞生的教义，尽管我们没有任何意识化的宗教信仰，但是我们依然会表现对于半神—圣婴的神话般的诞生所引起的内心情感。不知不觉地，我们业已接纳了复活的象征。复活的象征是一极为古老的冬去春来的至日节日的遗迹，这一节日蕴涵着人们的这种希望：北半球衰败凋零的冬天的景象重新呈现生命的绿色。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过着高度文明化的生活，但是我们依旧欣然乐于从这种象征性节日之中寻觅欢乐，犹若在复活节之际我们与孩子们一道参加令人愉快的复活节彩蛋和复活节兔的仪式。
然而，我们理解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吗？我们看到了耶稣诞生、死亡、复活的故事与复活节的民俗象征体系之间的关联了吗？通常，我们往往不屑于用我们的头脑来思索这类问题。
但是，这两者之间是互为补充的。乍一看，在耶稣受难日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仿佛属于繁育象征体系的同一类型，人从其他的“救星”的仪式里可以找到的象征类型。这些其他的“救星”是俄赛里斯（Osiris）548、坦木兹（Tammuz）549、俄耳甫斯（Orpheus）550、巴尔德尔（Balder）551等。他们也是神或是半神英雄，他们兴盛、被杀死接着又重新复活。事实上，他们隶属于一种轮回宗教，在这类宗教里，神王的死灭和复生是一永远循环的神话。
不过，若是从轮回宗教的象征体系上看，而不是从一种仪式的观点上看，耶稣在复活节的复活就很难令人感到满意。因为，耶稣升进天堂，坐在上帝圣父的右侧：他的复活是一劳永逸的复活。
将基督教与其他的神王神话区别开来的，正是这种基督教复活概念的终极特征（最后审判的基督教思想有着与之相似的“终极”主题）。复活一次完成，尔后的仪式只是为了纪念它。但是，这种终极感恐怕正是为什么那些依然受前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早期基督教徒感到，基督教需要用一种较古老的繁育仪式的某些组成部分加以补充的一种道理。他们需要复活的循环性许诺；而这正是复活节彩蛋和复活节兔所象征的意义所在。
我举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用于向人们说明，现代人如何仍旧继续对于一种深刻的心灵影响力量——那种在意识上他不屑一顾地视为迷信的，不开化人的民间神话传说之类的东西做出反应。不过，我们应该继续深入地探索这一问题。人越是仔细详尽地研究象征的历史、研究象征在众多不同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他就越是容易理解，在这类象征之中蕴涵着一种重新创造的意义。
一些象征与童年和走向青年时代的过渡时期有关，另一些象征与成熟期相关，还有一些象征则与为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做准备的老年人的经历相关。荣格博士描述了一个八岁女孩子的梦里如何会蕴涵着人通常与衰老之年联系在一起的象征。她的梦表现的进入生命的种种特征同样也隶属于进入死亡的同一原型模式。因此，正如这种象征观念的演进发生在古代社会的仪式中一样，在现代人的潜意识心灵中，这种演进同样也会发生。
对于分析者来说，远古或原始神话与潜意识生产的象征之间的关键联系具有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这种联系能够使他在赋予象征历史观和心理意义的背景中辨析这些象征，并为这些象征释义。现在，我将描述一些更为重要的古代神话，并向读者说明，这些神话怎样——以及在什么样的目的上——与我们在自己的梦中所遇到的象征性材料相类同。
英雄和英雄的创造者
世界上最为普遍的、最广为人知的神话，是英雄神话。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神话里，在中世纪的神话里，在远东的神话里，在当代的诸原始部落的神话里，我们皆找到了英雄神话。同样，这种神话也在我们的梦里出现。英雄神话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戏剧性魔力，同时它又具有一种不太明显却极为深远的心理学意义。
虽然这类英雄神话在细节上千变万化，但是，人愈是仔细研究这类神话，他就愈是容易看出，在结构上它们彼此之间非常相似。它们享有一种普遍相同的模式，也就是说，尽管这些神话是由一些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文化接触的群体或者个体创造的——例如，由非洲部落、北美印第安人、希腊人或者秘鲁的印加人创造的，但这些神话隶属同一模式。人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描绘英雄的神话传说：英雄的身世奇妙却又卑微，他早年即具有超人的力量，他很快就名扬四方或迅速获得权力，他与邪恶势力搏斗凯旋而归；他由于骄傲自大（hybris）而犯下罪过，他因为被出卖而失势，或者他通过一种“英雄式的”献身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会儿，我将更为详尽地解释为什么我相信这种模式具有心理的意义，不仅对于个体——竭尽全力发现并表现自我人格的个体具有心理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社会——同样需要确立其自身集体人格的社会也具有心理意义。然而，英雄神话的另一重要特征提供了一条线索。在很多这样的神话故事里，强有力的“庇护神般的”人物或保护神的出现，使英雄早年的弱小得到补偿，保护神可以使他能够完成非常艰难的、在没有神助的情况下他无法完成的任务。在希腊神话里，忒修斯（Theseus）有海神波赛东（Poseidon）做为他的保护神；珀尔修斯（Perseus）有雅典娜（Athena）做保护神；阿喀琉斯（Achilles）有马人喀戎（Cheiron）做他的导师。
其实，这些神一般的人物是整体心灵的象征性表象，是更大的、更全面的人格，它为个体意识自我提供它所需要的力量。这些表象的特殊作用使人们联想到，英雄神话的基本功能在于，发展个体的自我意识——他对于自身的力量和弱点的认识，使他以这种自我意识去面对生活向他展现的艰巨任务，一旦个体通过了最初的考验，进入成年的生活阶段，英雄神话便丧失了其关联意义。英雄的象征性死亡仿佛变成了进入成年生活阶段所获到的成就。
迄今，我一直在谈的是完整的英雄神话，我对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周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但是有必要认识到，这一周期的每一阶段皆有着英雄神话的独特形式，它们与个体在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具体点相吻合，与他在特定的时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相一致。也就是说，英雄的意象以一种表现人格演进的每一阶段的形式发生相应的变化。
如果我用一种相当于图解的方式呈述这种观念，读者就会更容易理解它。我从偏僻的北美温内巴戈印第安部落552的神话里选取例证是因为，这一例证明确地表现英雄的演化过程区分为四个泾渭分明的阶段。在温内巴戈人的这些神话里（1948年，保罗·拉丹博士[Dr.Paul Radin]将这些神话冠之于《温内巴戈神话的英雄轮回周期》的标题出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最原始到最复杂的英雄观念的明确的演进过程。虽然这些神话里的象征性人物的确有着不同的名字，但是，他们的作用却彼此相似，而且一旦我们发现这一神话例证的关键，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象征性人物。
拉丹博士注意到，在英雄神话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着四个明显不同的周期。他把这四个周期命名为鬼精灵周期、野兔周期、红角周期和孪生子周期。他准确无误地观察到了这一演进的心理过程。拉丹说道：“它象征着在一永恒虚构的幻想的帮助下，我们应对成长过程中的问题所做的种种努力。”
鬼精灵周期与生命的最原始的、演化程度最小的时期相对应。鬼精灵是一个生理的诸欲望支配其行为的人物；他有着一颗儿童的心灵。由于他缺乏高于他本能需要满足之上的目的，所以他残酷无情、玩世不恭、麻木不仁。（我们的布雷野兔故事、狐狸雷纳德的故事保留着鬼精灵神话的精华。）这一人物，最初呈现为一种动物的形态，他不断地进行恶作剧。但是，随着他搞一个又一个恶作剧，一种变化在他身上发生了。当他的鬼精灵的演变结束时，他便在生理上开始呈现为一个类似成人的形态。
第二种形象是野兔，宛如鬼精灵（他的动物特征在美洲印第安神话里通常表现在草原狼身上），他最初也呈现为一种动物形态。虽然他尚未达到成熟人类的高度，但他仍然是人类文化的缔造者——转化之祖。温内巴戈人相信，在授予他们巫医仪式的过程中，他演变成为他们的文化英雄、他们的救星。拉丹博士告诉我们，这一神话的力量极为强大，以至于当基督教开始在他们的部落里渗透时，施行皮约特仙人掌礼拜式的成员们竟然不愿意放弃野兔神话。这样一来，野兔的形象与耶稣基督的形象便同时出现了。成员中的一些人争辩说，他们已经有了野兔，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野兔这一原型形象代表着明显优越于鬼精灵的演化形式：人可以看出，他正在演变成为社会化的动物，他修正我们在鬼精灵周期中发现的本能的冲动和童年的强烈愿望。
英雄人物这一系列中的第三个形象——红角，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据说他是十位兄弟之中最年幼的一个。他历经考验，与人比赛获胜，在战斗中证明自己战无不胜，完成原型英雄所需完成的任务。他通过自己用智谋（在投骰子赌注中）战胜巨人，或用力量（在角力比赛中）战胜巨人的能力，来显示自己的超人力量。他有一位威力巨大的朋友相伴，这朋友是被称之为“行若霹雳雷电的”雷雨巨鸟，他的力量补偿红角可能表现出来的弱小无力。随着红角，我们来到了人类世界，这世界是一原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需要诸保护神超人力量的援助，以确保他能征服包围着他的种种邪恶势力。在临近这一神话故事的结尾之处，英雄之神离红角而去，把红角和他的儿子们留在大地之上。此刻，威胁着人类幸福和安全的危险，来源于人类本身。这一基本主题（在最后一个周期、孪生子周期中反复重现的主题）所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多长时期内，人类能够成功地生活，并不由于自身的骄傲狂妄抑或用神话的语言说，不由于诸神的嫉妒而成为牺牲品呢？
据说，孪生子是太阳的儿子，但他们本质上是人类，他们一道构成了一个单一的人。最初，在母亲的子宫里，他们连为一体，在出生之际，他们被迫分离开来。然而，他们却互相属于对方。他们重新结合为一体——虽然极为困难——但却势在必行。从这两个孩子那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本性的两个方面。其中一方是肉体，它驯从、温顺，缺乏主动性；另一方则是精神，它是流变的，富于反抗性。在一些孪生子英雄的神话故事里，这两种看法被纯化之至：一种形象代表着内倾型人，他的主要力量是思想的力量；而另一种形象则代表着外倾型人，能够完成丰功伟业的行动之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两位英雄一直战无不胜：无论他们表现为两个独立的形象，还是表现为二为一体的形象，他们始终所向披靡。但是，正像那伐鹤印第安人（Navaho）553的神话中的战神一样，他们最终由于滥用自己的力量而病入膏肓。苍天和大地之间不再有他们要去征服的妖魔鬼怪，因而他们狂暴的行为便反过来使他们遭到报应。温内巴戈人的神话说，最终一切东西都要遭受他们的侵害——甚至就连支撑整个世界的生灵也不例外。当孪生英雄杀死擎举大地的四个动物中的一个时，他们便逾越了所有的界限，于是，终止他们的戎马生涯的时刻来到了。死亡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因此，在红角周期和孪生子周期中，我们都看到了英雄牺牲和死亡的主题，作为对于骄傲——那种到处伸手的骄傲狂妄的必要矫正。在其文化水平相等于红角周期的原始社会里，这种危险仿佛可以用赎罪的人类祭献的风俗来消除——赎罪的人类祭献是一种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主题，这种主题不断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之中。温内巴戈人，宛如易洛魁人（Iroquois）554和少数阿尔贡金族（Algonquin）555部落人，可能也把吃人肉看作是一种图腾仪式，一种可以驯服他们的个体的、破坏性的冲动的仪式。
在出现在欧洲神话里的英雄被出卖或被打败的例子中，仪式牺牲的主题更被具体地运用为对于骄傲自大的惩罚。不过，正像那伐鹤人一样，温内巴戈人并没有走那么远。尽管双生英雄误入歧途，尽管对于他们的惩罚将是死亡，但他们对于自己不受驾驭的力量感到极为恐惧，以至于他们同意在一种永恒的宁静状态之中生活：人类本性的互相冲突的两个方面再次达到了平衡。
我业已用了一定的篇幅来描述英雄的四种类型，因为它为一种模式提供了一种明证，这种模式既出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神话里，也出现在现代人的英雄梦中。将此牢记在心，我们即可仔细地研究下述的一位中年病人的梦。这个梦的释义表明，分析心理学家如何能够依据他的神话知识，来帮助他的病人找到一个要不然仿佛就是不解之谜的答案。这位男病人梦见自己在一家剧院里，他扮演“一个其意见普遍为人尊重的重要观察家”的角色。有一幕是这样的：一只白色的猴子站在一个基座上，一些男人簇拥着它。在详细叙述这个梦时，男病人说道：
我的解说人向我解释这一幕的主题。主题是：一位年轻的水手经受严峻的考验，他遭风吹雨打、被人痛击。我立即反对说，这个白色的猴子根本就不是水手；但是，就在这时，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人站起身来，我想他一定是真正的主人公。但是，另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大步走向一个祭坛，自己躺在祭坛上。人们在他赤裸的胸前做着种种标记，准备将他作为人类祭献品献上。
接着我发现，我和一些另外的人站在一个平台上。我们可以沿着一个狭小的梯子下去，但是我迟迟不敢那么做，因为在梯子两边，站着两个年轻的恶棍，我想他们会禁止我们沿梯下去。不过，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女人沿梯下去，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我看到平安无事，我们所有的人便跟着那个女人下去了。
像他的这种梦是不可能很快地或者用简单的方式加以释义的。为了向人们说明这个梦与做梦人本人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更为广泛的象征性意义，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来解释这个梦。从生理的意义讲，展示这个梦的人业已成熟。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帆风顺，在家里，他显然是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但是，从心理的意义上讲，他依旧尚未成熟，他尚未完成自己心理生命过程中的青年阶段。在他的梦中，他的心理的不成熟性将自身表现为英雄神话的不同意象特征。虽然，就他的日常生活现实而言，这些意象早已丧失了它们的意义，但这些意象对于他的想象依旧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因此在这个梦里，我们看到一系列人物戏剧性地表现为一个人物的各种各样的特征，而这一人物正是做梦人一直期待会转化成的真正的主人公。第一个人物是一只白色的猴子，第二个人物是水手，第三个人物是身穿黑衣的青年人，而最后一个人物是一个“英俊的青年”。在戏剧的第一部分，表现水手经历严峻考验的一幕里，做梦人只看到那只白色的猴子。身穿黑衣的青年人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他是与白色的猴子第一个形成鲜明对照的新人物，因此，一时间做梦人把他与真正的主人公混为一谈。（在睡梦中，这类混乱相当常见，潜意识通常并不向做梦人表现清晰的意象。他不得不从一系列对比和佯谬中寻觅一种意义。）
颇具意味的是，这些人物出现在戏剧表演的过程之中，而根据分析，其前后关系看起来仿佛是做梦人所做的与其自身表现方式相关的直接关联：他所提到的“解说人”据推测是他的分析者。但是，他并不把自己看作是正在接受医生治疗的病人，而是看成“观点为人尊重的重要的观察家”。这里是他的有利视点，从这里他看到某些他与迈向成年过程的体验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例如，白色的猴子使他联想到七岁至十二岁的男孩子的恶作剧的、有点儿无法无天的行为。水手使他联想到青年早期的冒险精神，结果由于种种不负责任的胡闹而受到“痛击”的惩罚。关于那个身穿黑衣的青年人，做梦人提供不出任何联想；但是，在那个将被祭献的英俊的青年身上，他看到了青年晚期自我献身理想的残迹。
在此阶段，我们可以将历史材料（或者原型英雄意象）与做梦人个体经验中的材料并置在一起，以便发现它们如何互相印证、互相冲突或者互相限定。
第一个结论是，白色的猴子仿佛相当于鬼精灵——或者起码相当于温内巴戈人赋予鬼精灵的那些个性特征。然而，在我看来，猴子同样代表着某种做梦人尚未亲自地、确切地体验到的东西——其实他是在说，在梦里，他是位观察者。我发现，当一个男孩变得极度依恋他的父母时，他自然而然地就是一位内省型的人。由于这类原因，他永远不会完善地发展适应儿童晚期生活的激情特征；他也不会加入他的伙伴们的游戏。正如常人所言，他没有“长成淘气鬼”，也不去搞“恶作剧”。在此，常人所言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事实上，梦中的猴子是鬼精灵形象的象征性形式。
然而，为什么鬼精灵表现为一个猴子？为什么猴子会是白色的呢？正如我所业已指出的一样，温内巴戈人的神话告诉我们，在临近鬼精灵周期终结之处，鬼精灵在肉体上开始表现为相似于人的形态。因此在这里，梦中的猴子——是如此与人类相像，它是一个令人发笑的、不太危险的人的漫画。做梦者本人无法提供个人联想，来解释为什么猴子会是白色的。但是，根据我们有关原始象征的知识，我们可以设想，白色赋予这个要不然就是平庸人物一种独特的“神一般的”特征。（在很多原始公社里，患白化病的人[albino]都被视为神一般的人。）这就与鬼精灵半神或者半魔力量相当吻合了。
因此，看起来仿佛是，在做梦人看来，白色的猴子象征着童年嬉戏的积极特征，当时他欣然悦纳，但现在他却感到需要把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梦所告诉我们的一样，他将它放置“在一个基座上”；在那里，它演变成为某种比已逝的童年经验更多的东西。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东西是创造性的实验主义的象征。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猴子的混乱之象。忍受痛击磨难的是猴子，还是水手？做梦者本人的诸联想暗示出这一转化变形的意义。然而，无论如何，人类发展的另一个阶段，是不负责任的童年让位于社会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的过程中包含着对于令人痛苦的戒律的屈从。因此，人可以说，水手是鬼精灵的高度演化形态，他正在经由一种初始考验演变成为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人。依据象征的历史，我们可以设想，风代表着这一过程中的自然因素，而痛击磨难则象征着那些人为的因素。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便找到了一种与温内巴戈印第安人神话所描述的野兔周期中的过程的关联；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英雄是一弱小的但勇猛抗争的人物，为求进一步的发展，他甘心情愿牺牲自己的儿童特征。在梦的这一阶段中，病人再次承认，他不能成功地完整体验一种重要的童年和青年早期的生活方式。他错过了儿童的游戏玩耍生活，也错过了十几岁的青年极喜欢恶作剧的生活，他正在寻找能够补偿这些失落的体验和个体殊征的诸方式。
此刻，在梦里，一种奇怪的变化发生了。身穿黑衣的青年人出现了，一时间，做梦人感觉到他就是那位“真正的主人公（英雄）”。这就是做梦人所告诉我们的有关身穿黑衣的人的一切；但这种短暂的印象却引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主题——一个经常出现在梦中的主题。
这就是“阴影”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分析心理学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荣格博士指出，由个体的意识心理投射出的阴影，蕴涵着隐秘的、受到抑制的，以及不受欢迎的（邪恶狠毒的）人格特征。但是，这种阴影绝不仅仅只是意识自我的简单颠倒。正如意识自我中蕴涵有种种令人不快的、具有破坏性的态度一样，阴影之中同样也蕴涵着有益的特征——常态本能和创造性冲动。虽然意识自我与阴影的确相互独立，但是宛如思想和情感相互联系在一起一样，它们同样也无法分割地联为一体。
然而，在荣格博士称之为“拯救之战”中，意识自我与阴影发生冲突。在原始人为获得意识的奋搏之中，这种冲突表现为原型英雄与邪恶的宇宙势力之间的较量，体现这种邪恶势力的是龙和其他的怪物。在个体意识的发展演化过程中，英雄形象是象征性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崛起的意识自我克服潜意识心理的惯性，从那种回归的渴望中，从那种渴望回返由母亲统治的世界中的童年极乐状态的愿望中，将成熟的人拯救出来。
通常，在神话里，英雄在与妖魔的战斗中总是胜利。但是，世间还存在另外一些英雄神话，在这类神话中，英雄为怪物所征服。与之相似的一种类型的神话是约拿（Jonah）与鲸。在这一神话里，英雄被一海怪吞噬，海怪带着他在夜晚进行从西方向东方的旅行，以此象征太阳从日落到日出的那种必然的转折过程。英雄进入黑暗，象征着一种死亡。在我本人的临床经历中，我遇到了病人的梦里所表现的这种主题。
在这类神话里，英雄与恶龙之间的战斗是一种常见的形式，它更清楚地表现出意识自我战胜回归趋向的原型主题。大多数人依然尚未意识到人格阴暗的或是消极的一面的存在。英雄则与他们相反，他一定认识到了阴影的存在，认识到他可以从这种阴影中汲取力量。如果他想征服恶龙而变成凶狠可怕的英雄，他就必须屈从于阴影的毁灭性力量。也就是说，在意识自我能够获胜之前，它必须掌握和同化阴影。
顺便说一下，人在一个著名的文学英雄人物——歌德的人物浮士德身上，可以看到这种主题。浮士德在接受靡非斯特的契约时，将自己置身于“阴影”人物的力量之中，歌德将这一人物描绘成“意欲邪恶却发现了善的力量的人物。”正如我一直在讨论其梦的男子一样，浮士德无法成功地完整体验他的早年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他是个想入非非或者残缺不全的人，他迷醉于一种徒劳无益的探索，一种对于无法现实化的、玄而又玄的目标的探索。他仍然不愿意接受生活在善和恶中间的生命的挑战。
在我的病人的梦中，身穿黑衣的青年人仿佛所指的正是这种潜意识的方面。他的人格阴影暗示它的巨大潜在力量和它在英雄准备为生活拼搏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标志着梦的较前部分向着祭献英雄主题过渡的关键转变：英俊的青年将自己置身于祭坛之上。这一人物象征着英雄主义的形象，通常与青年晚期意识自我的确立过程相关。在此时，人会表现他的生命的诸理想原则，感受到他们那既改变自身，又改变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力量。可以这么说，他处在青春韶华之年的鼎盛时期，颇具魅力，充满理想和勃勃生机。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他还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作为人类祭品来奉献呢？
据推测，其原因相同于使温内巴戈人神话中的孪生英雄由于毁灭的痛苦而放弃他们的伟力的原因。青年人的理想主义猛烈地驱动人奋发向上，结果必然导致过分自信：人类的自我可被升华至崇高境界，去感受体验神明一般的诸特征，然而，其代价只能是由于好高骛远而超出自身的极限，堕入灾难之中。（这就是伊卡洛斯[Icarus]556的故事的意义所在。伊卡洛斯是位青年，他用易损的人造翅膀飞向苍穹，由于他飞得离太阳太近，以致坠落身亡。）同样，青年的自我也必须始终冒这种风险，因为一个青年人不奋力奔向一个比他可以平安即可达到的目标更高的目标，他就不可能排除横在青年和成年之间的障碍。
迄今为止，我一直在病人个体联想的层位上，谈论他可以从其自身的梦中得出的诸结论。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梦的原型层位——存在着供奉人类祭献的神话。恰恰正是因为它是一种神话，一种表现在仪式行为中的神话，因而，它以其象征形式将我们带回到久远的人类历史之中。在梦中，随着青年四肢伸展躺上祭坛，我们看到了一种与原始人行为的关联，这种行为甚至比那些表现在巨石阵神殿岩石祭坛上的行为更为原始。在那里，正如在为数众多的原始祭坛上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出一种将神话英雄的死亡和复活结合为一的、一年一度的冬去春来的至日仪式。
这种仪式中蕴涵着一种悲伤，但这种悲伤又是一种喜悦，一种死亡同样也将带来新生命的内在领悟。无论它表现在温内巴戈印第安人的散文史诗中，还是表现在北欧神话传说有关对于巴尔德尔之死的悲悼文中，表现在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eman）悼念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诗文中，或是表现在一个人回返青年的希望和恐惧的梦仪式之中，它始终是同一个主题——历经死亡的新生命戏剧性主题。
梦在结束之际展现了一种奇怪收场白：做梦人最终参与了梦中的行为。他和其他一些人站在一个台子上，他们必须从台子上下去。他由于害怕恶棍会阻拦他，不敢径直走下梯子。但是，一个女人鼓励他，使他相信，他可以安全地走下去，这样他就走下梯子。既然我从他的种种联想中发现，他所目睹的整个戏剧皆是他的分析的一部分——他正在体验的一个内心变化的过程，因此，我猜想他是在思考有关重返日常生活的困难。他对那些他称之为“恶棍”的恐惧，使人联想到他害怕鬼精灵原型会以一种集体的形式出现。
梦中的拯救诸因素是人造的阶梯——此处大概象征理性心理，此外还有鼓励做梦人使用梯子的女人的形象。在梦的最终片断里，她的出现暗示着一种包含女性因素的心理需要，这种女性因素是所有这一过激的男性活动的补足。
从我所言及的一切中，或者从我选用温内巴戈人的神话来阐释这一具体的梦的事实中，可以设想，在一个梦和人可以从神话学的历史里发现的材料之间，人必须寻找一种完全的整体机制的对应。对于做梦人来说，每一个梦都是独一无二的，梦的确切形态取决于他自己的境遇。我所力图向人们表明的是一种方式，潜意识运用这种方式吸收原型材料，并根据做梦人的需要修正它的模式。因此，在这一具体的梦中，人不应该去寻找一种与温内巴戈人在红角或孪生子周期里所描述的内容之间的直接关联；而毋宁去寻找与这两种主题的精华——与他们中的祭献因素之间的关联。
通常，我们可以说，对于英雄象征的需要起源于这种时刻：此时意识自我需要强化力量，也就是说，为了完成某种任务，意识心理需要援助，如果它不能获得援助，或者不能从位于潜意识心理的力量源泉中汲取力量，它就无法完成这种任务。譬如，在我分析的梦里，没有提到典型英雄神话的诸多更为重要特征中的一种特征——他从恐怖骇人的危险中解救、保护美丽的女人的能力（危难中的少女是欧洲中世纪人喜欢表现的神话）。这是一种表达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神话或梦表现“阿妮玛”——男性心灵里的女性组成部分，歌德把它称之为“永恒的女性”。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冯·弗朗兹博士将论述这种女性组元的特性及功能。不过，我们在此可以用另一位病人展现的梦，来具体说明它与英雄人物的关系。病人一开始这样说道：
“我长途跋涉，从游历印度的旅程中归来。一位女士与我和一位朋友在旅行中结伴而行。在返回的路途中，我申斥她忘记给我们准备黑色的雨帽，告诉她由于这种疏忽，我们被雨淋得透湿。”
这种对于梦的介绍，后来表明，指的是做梦人青年时代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被指定去从事“英雄的”旅行，与一位挚友一道穿越险恶的山峰之国。（既然他从未到过印度，所以，通过观察他本人的种种联想，我得出结论：梦中的旅行象征着他对一个崭新领域的探索——这一领域不是一个现实的地方、而是潜意识的领域。）
在梦里，病人仿佛感觉到，一位女士——大概是他的人格化的阿妮玛——没能适当地为他的长途旅行做好准备工作。缺失那一适用的雨帽使人联想到，他处于一种无人保护的心境之中，面对种种新的、并不完全令人愉快的经历，他感到极为不适。他认为那位女士应该为他备好雨帽，正如当他是个孩子时，他的母亲为他备好衣服一样。这一片断是他早年传奇式流浪冒险经历的回忆，那时他坚信，他的母亲（本原女性意象）会保护他免除一切危险。随着长大成人，他发现这种信念是一种童年的幻想，而此刻他由于自己的不幸而抱怨的，是他本人的阿妮玛，而不是他的母亲。
在梦的下一个阶段中，病人说他与一群人一道进行徒劳旅行。他感到疲惫不堪，便返回一家露天饭店。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雨衣，还有他早些时刻遗失的雨帽。他坐下来休息；就在他休息之际，他注意到了一张广告画，广告画上写着：一个本地的高中学生将在一个剧中扮演柏尔修斯。就在这时，画上说的那位男生出现了——但出现的不是一个男孩子，而是一位强壮结实的青年人。他身穿灰衣，头戴黑帽，他坐下身来，和另一位身着黑色晚礼服的青年人进行交谈。看到这一情景之后，做梦人即刻感到周身充满一种新的活力，他发现自己能够重新与他的同伴们一道旅行。接着，他们攀登上另一座山顶。从那儿俯瞰，他发现了下面的目的地；目的地是一座海港城市。他为这种发现欣喜若狂，感到自己返老还童了。
在此，一切都与梦的第一个片断，与那令人不安、难受而又孤独的旅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做梦人与集体同行。这一对照标志着一种从早期的孤独隔绝及青春期的反抗模式向着一种与他人关系的社会化影响模式的转变。既然这一切暗示着一种相关能力，那么我们就可联想到，此时他的阿妮玛一定具有比以往较好的功能——这一点由他发现那顶阿妮玛人物先前无法给予他的遗失的帽子标示出来。
但是，做梦的人感到筋疲力尽，露天饭店的一幕反映出，他需要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他更早时期的态度，希望通过这种回归来更新自己的力量。这样一来，相关的情景就出现了。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幅广告画，宣传一位年轻的演员——一位高中学生扮演柏尔修斯的角色。接着，他看到了那位高中生，此刻已是位成年人，他与一位朋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一个身穿浅灰色衣服，一个身穿黑色衣服，根据我在前面所讲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是孪生子的变体，他们是表现自我与他我冲突对立的英雄人物，不过在此，自我与他我的冲突对立表现为一种和谐的、统一的联合体。
病人的诸联想证明了这一点，并着重指出，身穿灰衣的人物象征着适应现实的、世俗的生活态度，而身穿黑衣的人物则象征着传教士身着黑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他们戴着帽子（这时他已找到了自己的那顶帽子），这暗示着他们已获得了一种相对成熟的人格，这种人格正是他感到在其青年早期的岁月里极为需要的人格，当时，虽然他的理想自我意象是智慧的探索者，但是那种“鬼精灵”的特征依然死死地缠住他不放。
他的有关希腊英雄柏尔修斯的联想极为令人费解，由于这一联想暴露出一个鲜明突出的错误，这一联想才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原来他认为，柏尔修斯就是那位杀死牛面人物怪物米诺托（Minotaur），从克里特迷宫中救出阿莉阿德尼（Ariadne）的英雄。当他为他写下柏尔修斯的名字时，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杀死米诺托的英雄，不是柏尔修斯，而是忒修斯——而此刻这一错误突然变得有意义了，正如这类错误经常会变得有意义一样，它使他注意这两位英雄的相同之处。他们都必须克服对于潜意识恶魔母性力量的恐惧，将一位孤立无援的青年女性人物从这类力量的控制之下解救出来。
柏尔修斯不得不砍下蛇发女怪墨杜萨（Medusa）的头颅，她那恐怖骇人的颜面和缠绕在一起的蛇发能把所有凝视它们的人变成石头。接着，他不得不去征服那个监视安德洛墨达（Andromeda）的蛇发女怪。忒修斯象征着充满朝气的雅典父性精神，他必须勇敢地面对克里特迷宫的恐怖势力和居住在其中的怪物米诺托，这可能象征着母系统治的克里特处在危境中的没落衰微。（在所有的文化里，迷宫具有母族意识世界的纷杂混乱的表象之意义；只有那些准备以特殊的方式进入集体潜意识的神秘世界之中的人才能超越这种东西。）忒修斯征服了这种危险的恐怖势力，拯救出危难之中的少女——阿莉阿德尼。
这种拯救象征着，从母亲意象的吞噬表象中解放阿妮玛形象。只有当这一步完成之后，男子才能首次真正获得与女人相处的能力。这位男病人不能准确地将阿妮玛与母亲分离开来这一事实在另一个梦中得到强调，在这一梦中，他迎面碰到了一条龙——一个象征性意象，代表他依恋其母的“吞噬”表象。这条龙在他身后紧追不放，由于他手中没有武器，他在搏斗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他的妻子在这个梦里出现了，而且不知怎么的，她的出现使得龙变得小了、变得不太令人骇怕了。梦中的这种变化表明，在其婚姻生活中，做梦人迟迟没有克服他对于母亲的依恋。换言之，他不得不寻找一种摆脱隶属于母—子关系的心灵能量的方法，以便获得一种更为成熟的与女人相处的能力——并获得一种与作为整体的成人社会相处的能力。英雄-恶龙之战，是这一“成长”过程的象征性表征。
然而，英雄的任务有着一个超越生物性的和婚姻适应的目标，这就是解放阿妮玛，这个对于任何真正的创造性成果的取得都不可缺少的心灵内在组元。在这位病人的个案中，我们只能去猜测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因为在到印度旅行的梦中，没有任何直接的呈述。但是，我相信他将证明我的假设：他攀登山峰的旅行以及看见他的目的地是一宁静的港口一幕，蕴涵着丰富的允诺，即他将发现自己可靠的阿妮玛的功能。由此以来，在他到印度旅行中，由于那位女士没有为他提供保护（雨帽）而早些时刻产生的怨愤也就消解了。（在梦里，有意标示出来的城市常常会是阿妮玛的象征。）
通过与令人信赖的英雄原型的接触，病人为自我赢得了这一安全感的允诺，他发现了一种崭新的与集体相互合作、团结一致的态度。他从英雄原型表现的力量的内在源泉中汲取力量；他认清了由女人象征的那一组成部分，并使之得以发展；通过自我的英雄行为，他把自己从其母亲的控制之中解放出来。
这些例子与其他许多出现在现代人梦中的英雄神话的例子表明，作为英雄的自我始终主要是文化的载体，而不仅仅是自我中心的表现癖者。甚至就连误入歧途、漫无目的的鬼精灵，也对广袤宇宙做出了贡献。在那伐鹤神话里，作为荒原狼，他实施一种创造性行为，将诸星宿掷向苍穹，他发明了不可缺少的偶然死亡。在危难的神话里，他帮助人们，带领他们穿过中空的芦苇，从那儿，他们可以从一个世界逃往另一个高于其上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安然无恙，不会受到洪水的威胁。
我们在此所指的是，一种创化的形式，这种创化形式始于儿童的、前意识的或者动物性的存在层位。在真正的文化英雄那里，意识自我崛起，实施有效的意识行为变得一目了然。同样，儿童的或青年的意识自我从父母的诸期待形成的压迫之中，将自身解放出来，成为个体的存在。为了完成人类无数的任务，为能构建超越混沌之上的文化模式而解放能源，作为崛起的意识组成部分，那种英雄—恶龙之争不得不一战再战。
在这一切完成之际，我们看到完整的英雄意象表现为一种自我力量（或者，如果我们用集体的话来说，表现为一种部落的人格），它不再需要去征服怪物和巨人。它已达到至点，在那里，这一些深处的力量皆可被个性化。梦中的“女性组元”不再表现为恶龙，而是表现为女人；与之相似，人格的“阴影”一面也以一种不太骇人的形态呈现出来。
一位年近五十岁男子的梦形象地证明了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他不断地受到阶段性的焦虑袭扰，这种焦虑（最初由一位疑心重重的母亲所致）与失败的恐惧感紧紧相连。然而，无论是在其职业生涯里，还是在其个人社交方面，他所取得的实际成绩远远超过一般的人。在他的梦里，九岁的儿子表现为大约十八、九岁的青年人，身穿闪闪发光的中世纪骑士的盔甲。这位青年人受召前来与一群身穿黑衣的男人战斗。起初，他准备与他们搏斗，但接着他突然摘下头盔，向着那令人骇怕的人群首领发出微笑；显而易见，他们将不再厮杀拼搏，而将成为朋友。
梦中的儿子是做梦人自己青年时代的自我，它经常受到以自我怀疑形态出现的阴影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其整个成年生活过程中，不断地与这位对手交锋，最终取得全胜。此刻，他一方面受到现实的鼓舞，看到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内心不受自我怀疑的袭扰，但更主要的是，他以一种与其自身生活环境模式最为接近的方式，构建了一种相对的英雄意象，这样一来，他发现不再有必要与阴影搏战；他可以接纳阴影。这就是结为朋友的行为所象征的意义。他不再受驱使为获得个体最高权力而竞争拼搏，而是被化入形成一种民主社会的文化任务的实施之中。在领悟到生命的完整意义时，这样的终极目标，超越于英雄任务之上，使人获得一种真正成熟的生活态度。
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需要一个转折阶段，这一阶段表现为成人仪式原型的形形色色的形态。
成人仪式原型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我们不应该把英雄意象与意识自我本体视为完全相同的存在。我们最好还是将英雄意象描绘成一种象征性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意识自我将自身与在童年早期由父母意象所唤起的诸原型分离开来。荣格博士指出，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即有一种整体感，一种强有力的、完整的潜意识自我感。从这种潜意识自我—心灵的整体中，个体化的自我意识出现了，作为个体成长壮大。
在刚刚过来的几年里，荣格的一些追随者的研究著作开始用纪实材料证明，在从幼儿期历经童年期的转折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在这些事件之中，个体的意识自我开始出现。完成意识自我与潜意识自我的最终分离必将严重地损害那种本原的一体感。为了维持心灵健康的环境，意识自我必须不断返回，重建它与潜意识自我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的研究结果来看，英雄神话仿佛是心灵分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我业已提出，英雄神话好像经历一个四重的周期，在这一周期中，意识自我寻求获得脱离整体本原状态的自身相对的自主权。个体只有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权，才能够使自身与其成人生活环境协调一致。然而，英雄神话并不能确保这种解放的发生。它仅仅表明，解放可能发生，这样，自我便可获得意识。然而，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维护和发展已获得的意识，以便能使个体过上一种有益的生活，并在社会里获得必要的自我独立感。
古代的历史和当代的原始社会的仪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成人仪式的神话和仪式。通过成人仪式，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被迫与其父母分离，成为他们的部族或者部落的成员。然而，在与童年世界的这种分离过程中，本原的父母意象将会遭到伤害，因此必须通过同化进入集体生命的治疗过程来使被伤害之处得以修复。（通常，集体和个体人格由一种图腾动物来象征标示。）由此，集体满足了被伤害的原型的种种要求，成为青年的第二父母——成为那为重新获得一种新的生命，而首先象征性地向其祭献的青年的父母。
正如荣格博士所言，在这种“激烈的仪式中，在这种看起来极似向对于可能使青年人望而却步的诸力量的祭献仪式中”，透过英雄—恶龙之战的方式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人的内心中产生一种与潜意识的丰饶力量隔绝开来的缺失感，本初原型的力量才能被永远征服。在孪生子神话中，我们看到，他们的骄傲狂妄怎样表现为过激的意识自我—潜意识自我的分离。这种分离由它们对于其恶果的恐惧而矫正，恐惧使它们被迫又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意识自我—潜意识自我的关系。
在部落社会里，卓有成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成年人仪式（initiation rite）。成人仪式将步入成人行列的仪式承受人带回本原母—子人格或曰意识自我—潜意识自我同一性的最深层，以此迫使他体验一种象征性的死亡。换言之，他的人格暂时分解、消融在集体潜意识之中。然后，新生的仪式将他仪式性地从这种状态之中拯救出来。这是真正巩固强化意识自我与更大的团体联体的第一次行动。这更大的团体表现为图腾、部族、部落或者三者的并合体。
无论是在部落群体里发现的仪式，还是从较为复杂的社会中看到的仪式，皆是一成不变地强调死亡和再生的仪式，这种死亡和再生的仪式为新生者提供一种从生命的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启蒙仪式”，生命的时期可以是从童年早期到青年晚期并从此到成年时期，抑或可以是从青年早期到青年晚期然后到成年时期。
当然，成人仪式性事件并非只限于青年的心理时期。个体生命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新的时期皆伴随着一种本原冲突的重演，这种冲突是潜意识自我的欲求和意识自我的欲求之间的冲突。其实，在成年早期到中年期（我们社会中的三十五岁到四十岁这段时间）的转折阶段，这种冲突的表现可能比生命之中的其他时期中的表现都更为剧烈。在从中年期向老年期的转折阶段，确认意识自我与整体心灵之间的差异的需要再次产生；为了保护自我意识，使生命免于消解于临近的死亡之中，英雄响应召唤，最后一次采用行动。
在这些生命的关键时期，成人仪式原型被猛烈地激活，这一原型提供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转折，这一转折比带有强烈的轮回意味的青年期仪式所能赋予的东西从精神意义上更令人满意。在这种宗教意义上，成人仪式的原型模式——从远古时代就以“神话”而著称的模式——构成了一切基督教仪式的混合体，这些仪式在诞生、婚姻或者死亡之际需要一种特定形式的崇拜。
正如我们对于英雄神话的研究一样，在研究成人仪式之际，我们应该从现代人的主体经验，尤其应该从那些从事分析的现代人的主体经验之中寻找例证。毫不奇怪，在某个正在从善于医治心理障碍的医生那里寻求帮助的人的潜意识里，复制我们从历史中业已知晓的成人仪式的主要模式的种种意象将会出现。
大概我们从青年人中间看到的最为普遍的主题是考验，抑或力量的考验。这仿佛与在具体表现英雄神话的现代人的梦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一切是一致的，像是水手不得不接受恶劣天气和痛击磨难的考验，或者表现在梦里的没有雨帽，徒步游历印度的人的适应之试验。在我讨论的第一个梦里，我们同样亦可看到，这一肉体磨难的主题有着其贯通一致的逻辑结局，在结尾之处，英俊的青年成为一个祭坛上的人类祭献品。这一祭献象征着成人仪式的临近，但其结局却模糊不清。它仿佛已完成了英雄的周期，为一种崭新的主题的到来铺平道路。
在英雄神话与成人仪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比鲜明的不同之处。为了达到勃勃雄心的最终目标，典型的英雄人物竭尽了他们的心血。简而言之，尽管他们由于骄傲自大而受到惩罚或死于杀身之罪，但他们依然即刻获得了成功。与之对比，成人仪式的承受者为了接受考验，则不得不放弃充满理想的远大抱负和一切欲望。他必须心甘情愿地经受这种考验，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事实上，他必须准备去死；虽然，他所经受的考验的标志可以是温和的（一段时期的斋戒，打掉一颗牙齿或者纹身），可以是令人痛苦的（包皮环切术、切除附属器官或者其他形式的肢体毁伤），但是其目的始终是一个：创造死亡的象征性心境，从这种心境中，复活的象征性心境将会产生。
一位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做梦登上了一座山的巅峰，在巅峰上有一祭坛。在祭坛附近，他看到了一具石棺，石棺上刻有他本人的雕像。接着，一位蒙面的教士走近前来，手持一物，其上浮现着旋转着的、发出耀眼光芒的太阳圆轮。（后来，在讨论这个梦时，做梦的青年人说，攀登山峰使他联想起，在他的分析里，他为了获得掌握自己的能力所做的努力）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仿佛死去了。他所获得的不是一种成功的圆满感，而是剥夺感和恐惧感。接着，当他周身沐浴在太阳圆轮所发出的温暖光辉之中时，他产生了一种力量感和返老还童的感觉。
这个梦相当简洁地表明，我们必须严格区分成人仪式和英雄神话。攀登山峰的行为仿佛暗示着力量的考验：它是在青年生命发展过程中的英雄时期渴望获得自我意识的意志。显然，做梦人以为，他对于治疗的接近，将会像他对于成年时期其他种种考验的接近一样；在我们的社会里，他已经以典型的青年人的竞争方式接近了这类考验。然而，祭坛的一幕情景纠正了他这种错误的假设，并清楚地向他表明，他的任务是服从一种强于他自身的力量。他一定看到，自己仿佛已经死去，被用一种象征性形式（石棺）埋葬，这种象征性形式使人联想到了作为一切生命的本原蕴体的原型母亲意象。而只有通过这一服从的行为，他才能够体验到复活。一种使人充满强力和生机的仪式再次使他获得了生命，他宛若是太阳父亲的象征性儿子。
在此，我们很容易将这一仪式再次与英雄神话周期——孪生子周期，“太阳的儿子”的周期混为一谈。然而，在这一梦的例子中，我们没有发现超越自身的初始意志的迹象。相反，通过体验标志着他从青年期步入成年期的死亡和复活仪式，他学到了谦恭卑微的一课。
根据他的生理年龄来看，他应该已经完成了这一转折，但是一种惹人注目的发展延缓时期使他止步不前。这种延缓使他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为此，他不得不求助于治疗。梦向他提出的忠告宛如他可以从任何友善的部落巫医那里得到的智慧的忠告一样——他应该放弃攀登山峰来证明自己力量的努力，接受使他可以获得成年人新的道德责任的成人仪式转变的意味深长的仪式。
从女孩子或者成年女子的例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服从的主题作为促成成功的成人仪式之完成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她们的启示仪式最初强调她们的基本被动性，而月经周期对于她们的自主性的生理限制又强化了这种被动性。这仿佛使人联想到，从女人的角度来看，月经周期事实上可能是成人仪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具有这种能力；唤醒女人服从超越了她之上的生命创造性力量的最为深切的感受体验。这样一来，她就会心悦诚服地献身于女人的使命，正如男人致力于他在其集体的生活中所命定扮演的角色一样。
另一方面，女人也和男人一样，为了体验感受新的生命，她同样也要经受力量的种种初始考验，这类考验指向最终的牺牲祭献。这种牺牲祭献能够使女人摆脱与自身相关的诸个人关系的纠缠，成为一个以自我本体存在着的个体——意识程度较高的人。与之相比，男人的牺牲是交出自我神圣的独立意识：他变得更有意识地与女人联为一体。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成人仪式的一种特征，这一特征以某种矫正男人—女人对立关系的方式使男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和睦相处。此时，男人的知识（逻各斯Logos）与女人的关切557（厄洛斯Eros）相遇，它们的结合表现为神圣婚姻的象征性仪式，从其起源于古代的神话—宗教直至今天，它始终是成人仪式的核心。然而，现代人很难把握这一点，于是，它时常在他们的生命中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危机，以使他们理解它的意义所在。
数位病人向我讲述他们的梦。在他们的梦里，牺牲的主题与神圣婚姻的主题合而为一。其中一个梦是由一位青年男子展现的，这位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位女子，但却不愿意结婚，因为他害怕婚姻会变成一种形式的牢狱，而掌管这一牢狱的是一位强有力的母亲形象的人。童年时代，他的母亲对他产生了魔力般的影响，而他未来的岳母显示出了一种与之相似的咄咄逼人之势。难道他未来的妻子不会以母亲控制其儿女的形式来控制他吗？
在他的一个梦里，他梦见自己正在与另一个男人和两位女人在跳一种仪式舞，两位女人中有一位是他的未婚妻。其他的两个人是一位较年长的男子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人给做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尽管他们彼此之间非常亲密，但是他们仿佛却有彼此不同个性存在的空间，他们的关系并不表现为占有关系。因此在这位青年男子看来，他们两人象征着一种境界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形式并不将过分的限制强加于人，遏制婚姻双方的个体特性的发展。假如他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他就能够接受婚姻。
在仪式舞蹈中，每个男子皆面对他的女性舞伴，他们四个人分别站立在一个正方形舞场的四角。随着他们翩翩起舞，舞蹈的形式变得明显了，这不仅是仪式舞，而且也是一种剑舞。跳舞的人手中都握着一把短剑，表演一种难度极大的芭蕾舞动作558，手臂和腿部进行一系列摆动，这些摆动使人联想到相互间的攻击和顺从的冲动的交替出现。在舞蹈的最后一幕，四个跳舞的人都必须将剑刺进自己的胸膛而死去。拒绝完成最终自杀的只有做梦人。在其他人皆倒地身亡之后，做梦人孤身一人站在那里。由于他的怯懦，他未能与他人一道勇敢献身，为此，他感到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这个梦使我的病人认识到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他已迫切地感到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他曾经是个自我中心式的人，寻求一种虚幻的个体独立的安全感，但他内心却深受由童年时代母亲对他的控制所引起的恐惧感的支配。他需要对于自己的成年发出挑战，以便清晰地认识到，只有牺牲自己的童年心态，他才会不再与人隔绝、不再感到羞愧。这个梦，以及随后他对梦的意义的真知灼见消除了他的种种疑虑。他通过了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这位青年男子放弃了他那排他的自主权，以一种相互关切，而不仅仅是一种英勇的形式，接受他与别人共享的生活。
这样，他缔结了婚姻，他感觉到自己与妻子的关系圆满融洽。他的婚姻一点儿也没有损害他在人世生活中的有效生命力，事实上，婚姻使他的这种生命力得到了加强。
除了那种对于母亲或者父亲可能会潜藏在婚姻的幔幕之后的神经性恐惧之外，正常的青年男子甚至也有害怕结婚仪式的充足理由。从根本的意义上讲，结婚仪式是一种女人的成人仪式。在这一仪式中，男子将不可避免地感受到，自己可以什么都是，但却绝不是作为征服者的英雄。难怪我们发现，在种种部落社会里，有着诸如诱拐或强夺新娘之类的反恐惧仪式（counterphobic rituals）。这类仪式，在男子必须屈服于新娘的意志，承担起婚姻的诸责任义务的时刻，能够使他扮演那残存的英雄角色。
然而，既然婚姻的主题是一天下普通的意象主题，因此，它还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它是令人悦纳的，乃至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男子自身心灵的女性组元的象征性发现，正像它是对于真实妻子的获得一样。所以，在任何年龄的男子心中，只要他对于适度的刺激产生反应，人皆能发现这一原型。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充满信赖之情对婚姻做出反应。一位女病人未能圆满地实现诸良好愿望，从事一项事业。为了一次非常艰难痛苦而又极为短命的婚姻，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和一位男子面对面跪立着。男子手中拿着一枚戒指，他准备把这枚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可是，她却紧张地伸出了自己右手的无名指——显然是拒绝接受婚姻结合的这种仪式。
指出她有意犯下的错误并不困难。她没有伸出左手的无名指（这样做她便会接纳她与男性原理之间存在着的和谐、自然的关系），而是错误地认为，她应该使其整个意识（即右手隐喻的）人格服从于男子。事实上，婚姻要求她与他分享的只是她的那种潜意识的、自然的（即右手隐喻的）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中，结合的原理将具有一种象征性的，而不是表面的或者绝对的意义。她的恐惧是这类女人的恐惧：她害怕在一种强有力的父族婚姻之中丧失自我的人格，这个女人拒绝接受这一婚姻自然有着其充足的理由。
然而，神圣的婚姻，作为一种原始意象形式，对于女人的心理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在其青年时期，她们通过一种成人仪式，人物的大量初始经历为之准备的心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美人与野兽
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子分享着男性的英雄神话。因为，宛若男孩子一样，她们同样也必须发展一种可信赖的自我人格，接受教育。然而，在她们的诸情感中，存在着心理的一个较古老的层，它浮现在情感的表面，其目的是使她们成为成熟的女人，而不是成为拟态的男人。当这一心灵的古老内容出现时，现代的青年女子可能会抑制它，因为它威胁着她的利益，使她无法获得无拘无束的平等友谊，与男子竞争的平等机遇，而这一切已成为她现代的特殊权利。
这种抑制可能会卓有成效，以至于她在一段时期内可以保持一种与她在学校、学院里所建立的男性智力目标的一致性。甚至即使在她结婚之际，她仍然会保留某种自由的幻想，虽然她知道，她显然必须扮演服从婚姻原型的角色，在婚姻原型的绝对命令下，成为一位母亲。因此，正如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一样，冲突将会出现，这种冲突最终将迫使她痛苦地（但终将受益匪浅地）重新发现她那被埋没的女性本质。
从一位年轻的已婚的女子身上，我看到了这种现象的一例。这位少妇至今尚未生儿育女，但她最终准备生一个或两个孩子，因为她希望如此。然而，她的性反应却不能令人满意，这使她和丈夫感到忧心忡忡，他们不能解释这究竟是为什么。她毕业于一家著名的女子学院，品学兼优，她与丈夫和其他男人朝夕相处愉快地过着一种智力生活。而大部分时间她在这一方面的生活顺心如意的同时，偶尔也会大发雷霆，与男人交谈时咄咄逼人，这使她与男人们疏远陌生，并使她产生一种对于自身的无法忍受的感觉。
在这段时期内，她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仿佛意味深长，于是，为了理解这个梦，她求助于专业分析者的释义。她梦见自己站在一些宛如她一样的青年女子的队列里。她向队伍前面张望，看到每当一位青年女子走到队伍之首时便被推上断头台斩首。做梦人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骇怕，她依旧站在队伍里，仿佛非常乐意接受同样的命运，她静静地期待着自己的时机到来。
我向她解释说，这个梦意味着她已经准备放弃“用头脑来生活”的习惯；她必须学习解放自己的肉体，发现肉体的自然生理的性反应，圆满地完成肉体在做母亲时期内扮演的生物性角色。梦表现这一意旨，作为施行剧烈变革的需要；她必须牺牲奉献那种“男性的”英雄角色。
正像人可以设想的一样，在一种理性的层次上，这位颇有教养的女人接受这一释义毫不费力，随后她便开始尝试将自己变为一种较温柔敦厚的女人。这样一来，她的爱情生活大有改进，尔后，她成为两个非常逗人喜爱的孩子的母亲。随着她对于自身的日益了解，她开始发现，对于男子（或者女人的男性驯化的心理）来说，生命必定是一种暴风骤雨式的生命，宛如是一种英雄意志的行为；但是对于感受到女性存在价值的女人来说，生命则是通过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得以圆满实现的。
在《美人与野兽》这一童话故事里，我们可以找到表现这种觉醒的一种普遍相同的神话。这一故事的普及本中讲述，美人——四位千金小姐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何由于她的无私、善良，成为父亲的掌上明珠。当她仅仅向父亲要一朵白玫瑰，而不是像其他的姐姐们索要较昂贵的礼物时，她所感受到的只是她内在的虔诚之心。她并不知道她将使父亲的生命以及她与父亲的理想关系遭受威胁：其原因是，父亲从野兽那令人陶醉的花园里偷摘了一朵白玫瑰，野兽对于这一偷窃行为十分生气，它要求美人的父亲三个月后返回花园，接受那可能是死亡的惩罚。（野兽的行为一反常态，它允许美人的父亲带着礼物回家，惩罚缓期执行，尤其是当美人的父亲回家，野兽主动送他满满一箱金子时，更是一反常态。正如美人的父亲所说的一样，野兽仿佛残酷无情，同时却又温柔善良。）
美人坚决要求替父受罚。三个月之后，她来到了野兽施魔法的城堡。野兽给她城堡里一间美丽的房子。除了野兽不时的光顾之外，她在那儿感到舒心无忧，没有丝毫的恐惧之感。野兽不断地来到美人的房间，三番五次地询问她将来是否与他结婚。美人始终拒绝他的求婚。后来，美人在一面魔镜里看到父亲病入膏肓的景象，她向野兽提出请求，允许她返回家中，安慰父亲，并答应一周之后返回城堡。野兽告诉她说，如果她抛弃了它，它将会死去，不过，她可以回家一周。
在家中，她容光焕发的仪表给父亲带来了欢乐，却招致姐姐们的嫉恨。她们阴谋策划使美人多留一些时间，超出她所许诺的期限。最后，她梦见野兽由于绝望行将死去。这样一来，她认识到自己在家中的逗留已超出一周的期限，她返回城堡，重新使它恢复生命的活力。
美人几乎完全忘记了弥留之际的野兽的丑陋，她精心地照料侍候它。野兽告诉美人说，没有她它无法生活，现在既然她已回到了它的身边，它会幸福愉快地死去。然而，美人意识到，没有了野兽，她就不能生活下去，这样，她便爱上了野兽。她告诉它说她爱它，并许诺只要它不死，她就做它的妻子。
就在此刻，城堡里闪耀起光彩夺目的彩光，音乐骤起，野兽消逝得无踪无迹。在野兽的位置上伫立着一位英俊的王子。他告诉美人说，一位巫婆对他施了魔咒，把他变成了野兽。只有当一位美丽的姑娘只是为了他的善良而爱上他时，魔咒才能最终解除。
在这一故事中，假如我们能澄清象征的意义，我们就会看到，美人是每一少女或少妇，她与自己的父亲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联系，由于这一联系的精神特征，这种情感连接纽带极为牢固。她的善良由她渴望得到一朵白玫瑰的要求象征标示出来，但是，她的潜意识的意向却以一种有意的意义扭曲形式，将其父亲和其自身置于一种本原的力量的掌握之中。这种本原的力量并不仅仅表现为善，而且表现为残酷和善良的合体。事实仿佛是，她希望自己从一种至善至美的、以不切实际的虚幻心态拥抱着她的爱中解放出来。
通过学会爱野兽，她觉醒了，感受到了隐藏在其动物性的（因而是不完美的）却是真正的情欲形式的人欲之爱。这大概象征着一种她对自己真正的性交机能的醒悟，使她能够欣然接纳自己本原欲望中的情欲成分。以往由于对乱伦的恐惧，她不得不抑制这种欲望。离开她的父亲，仿佛意味着，她不得不接受乱伦恐惧，允许自己生活在有乱伦恐惧存在的幻想之中，直到她逐渐认识动物的人，并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对动物人所产生的真实反应时为止。
这样，她就将自己和她男性的自我意象从压抑的诸力量的牢狱里拯救出来。信任自己爱的能力的意识觉醒了，她把自己的爱视为最为绝妙意义上的精神和本能生命力的结合之爱。
我的一位无拘无束的女病人的梦，表现了克服乱伦恐惧的这一需要。在她的母亲逝世之后，由于她的父亲对她过于亲近的依恋，乱伦恐惧便非常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头脑之中。她的梦表现的是，她被一头暴跳如雷的公牛追击。起初，她试图逃跑躲避，但认识到这样做毫无用处。她跌倒了，公牛追上了她。她知道自己的唯一愿望是，给公牛唱歌。于是她唱了起来，虽然她在唱时声音颤颤巍巍，但公牛却安静下来，开始用舌头舔她的纤手。梦的释义表明，她此刻可以学会以一种更加充满自信的女性方式与男性交往——不仅仅只是以性的方式，而是以她意识人格层次上更为广泛的交往意义的性爱方式与男性打交道。
然而，在那些年龄较大的女人的例子中，野兽的主题可能并不是指发现个体恋父固结的解决办法或是解除性抑制的需要，或者是指具有精神分析头脑的理性主义者会从这一神话里看到的任何东西。其实，这一主题可以是某种形式的女性成人仪式的表征，它在妇女更年期开始之际所具有的意义与它在青年的鼎盛时期所具有的意义可能完全相同；当精神与本能生命力的结合发生危机之际，这一主题可以在任何年龄的人们中间出现。
一位更年期的妇女讲述了下述的这个梦：
我和几位无个性特征的女人待在一起，我仿佛并不认识她们。我们走下楼梯，进入一间古怪的房子，在那儿，我们突然之间迎面碰上一些奇形怪状的“猿人”。他们长着邪恶的面孔，穿着带有灰色、黑色环形图案的皮衣，长着尾巴，他们斜眼看着我们，我们感到心惊胆战。我们完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但是，我突然之间感到，唯一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办法不是惊慌、不是逃跑、不是抗争，而是用善良的人性来对待这些生灵，仿佛这样做可以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较好的一面。这样一来，他们中间的一位猿人走到我的面前，我像对待一位舞伴一样跟他打招呼，并开始和他一起跳起舞来。
尔后，我被赋予了超自然的治愈神力。一个男人已经踏上了死神的门槛。我拿着一根羽毛管，或者大概是一只鸟嘴，透过它我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他又再次获得了生机。
在做梦人的婚姻生活和养育儿女的岁月之中。她不得不有意漠视自己的创造性天赋，这种天赋曾使她赢得了虽不惊人却名副其实的作家的声誉。在她做梦之际，她一直都在迫使自己重新开始写作，与此同时，她又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位较为称职的妻子、朋友和母亲。根据其他可能经历一种类似的转变的妇女情况来看，做梦人的问题是，下降，正如梦所表现的一样，从一太高的意识层位下降进入一间古怪的房间的较低的区域。我们可以猜测，这正是通向集体潜意识的某一意味深长领域的途径，它发出的挑战是要求接纳作为动物的人的男性本源，同那个我们在原始神话英雄周期的开始之际遇到的英勇的、滑稽的鬼精灵形象一样。
对于她来说，与这种猿人交往，并通过唤醒他内心中的善的方式使他人化，意味着她首先必须接纳自己那自然的创造精神的某种不可预知的组元。运用这种精神组元，她可以直接通过种种与其生命相关的约定俗成的联系，学会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写作，寻求一种更适于她在生命的第二阶段写作方式。
与创造性男性本源相连的是这种冲动，它表现在梦的第二幕情景之中：她透过一种鸟嘴向一个男子的鼻子里吹进元气，使他重新获得生命。这种吹进元气的程序暗示着一种精神复生的需要，而不是对于性爱温情的本源的需要。这是一个举世皆知的象征：仪式行为为一切新完成的人生目标带来创造性的生命气息。
另一位女人的梦强调了美人与野兽的“本能生命”特征：
透过窗户，某种东西飞了进来，或者是被扔了进来，这东西宛如是一只大昆虫，它长着旋转着螺线形的腿，呈黄黑色。接着，它变成了一只稀奇古怪的动物，身上呈现着黄色黑色的条纹，像是一只老虎，它有着狗熊一般的几乎是人手一样的爪子，长着一个尖尖的狼脸，它可能会四处奔跑，伤害儿童。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看到一个全身穿着白衣服的小女孩正在前往主日学校的途中。我必须请求警察给予帮助。
但是就在这时，我看到那动物已经变成了半是女人、半是动物的生灵。它向我摇尾乞怜，希望得到我的爱。我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种童话的境遇或者置身于梦中，而只有仁慈才能使它发生变化。我试图满怀温情地拥抱它，但我却不能完成这一拥抱。我把它推开了。不过，我有一种感觉，我应该把它留在身边，逐渐对它感到习惯，直到在未来有一天我能够亲吻它。
在此，我们所遇到的情境与前一个显然不同。这位女人过分迷恋于她自身内部的男性创造性机能，以至于这种迷恋变为一种强迫性的、精神的（也就是说“空中的”）全神贯注。这样一来，她便阻止她的女性的、妻子的机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宣泄释放。（在谈到与这个梦的联想时她说道：“当我的丈夫回到家中时，我的创造性的一面便转入地下，接着我就变成了过分有条理的家庭主妇。”）她的这个梦择取了这一出人意料的时机，将她那业已变质的精神转化成为她必须接纳，并在内心里培育的女性；这样，她就能够使她的创造性的智力情趣与诸本能达到和谐一致，进而使她能够充满人情味地与他人相处。
在这一切之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对于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双重本源的接纳。这一本源既是残酷的、又是善美的，抑或，我们可以用她的例子来说，既是残忍冷酷、富于冒险精神的，同时又是谦恭的、富于创造性的、驯服的本源。只要不在高度意识化的心理层位上，这些对立的组元显而易见永远不能达到和谐统一，自然它们必将会对于那位身穿主日学校服装的天真无邪的女孩产生危害。
人可以用来解释这一妇女的梦的释义是，她需要战胜某种过于天真纯洁的自我意象的力量，诚心诚意地甘愿拥抱她的完整极向的诸情感——宛如美人放弃对于父亲的天真信赖一样，因为她的父亲在不唤醒野兽慈善般的愤怒的条件下，是无法给予她他那情感上的纯洁的白玫瑰的。
俄耳甫斯和人类之子
“美人与野兽”是带有野花特征的童话，它是那么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在我们内心里创造一种自然的奇迹之感，以至于我们一时间竟然没有注意到，它隶属于植物的一个明确的纲、属和种。与这一童话故事相一致的那种神秘玄义不仅普遍地运用在涵盖较大的历史神话之中，而且也广泛地运用于诸仪式之中。通过仪式，神秘玄义得以表现；抑或，从这些诸仪式之中，神秘玄义衍生而出。
从希腊—罗马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宗教里，从其继后形式俄耳甫斯宗教里，我们可以发现确切地表现这类心理体验的那种仪式及神话的具体例证。这两种宗教皆提供以“神秘奥义”著称的一种意味深长的创始仪式。神秘奥义唤起与具有雌雄两性性格（androgynous character）的神人相关的诸象征，人们相信，神人对于动物或植物世界的本原了如指掌，他是传授它们的秘密的大师。
狄奥尼索斯宗教里蕴涵有诸狂欢仪式，这种仪式暗示着，一个新入教的人需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他的动物性的本能生命力，并由此来体验大地母亲的完美的繁育伟力。在狄奥尼索斯宗教仪式中，使人进入这一启蒙典礼的始动因是酒。据说酒能够产生减弱意识的象征性作用，以便使初入教的人洞悉到看管严密的诸大自然的奥秘，大自然的精华表现为圆满性爱的象征：狄奥尼索斯神与他的情人阿莉阿德尼一道，共同加入一神圣的婚姻仪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失去了充满激情的宗教感染力。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近乎东方式的渴望，渴望自身能够从那种对于生命与爱的纯粹自然的象征的全神贯注之中解放出来。狄奥尼索斯宗教，不断地来回摆动于精神与肉体之间，对于那些克己禁欲的灵魂来说，它可能显得过于狂野放纵、过于骚乱狂暴。这些灵魂宁愿在膜拜俄耳甫斯的过程中，体验他们内心的宗教狂喜。
俄耳甫斯可能是一位真实的人，一位歌手、一位预言家、一位先师，他是位殉道者，他的坟墓变为一座神殿。难怪早期的基督教教会在俄耳甫斯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原型。两种宗教皆为后期希腊世界带来了一个未来神的生命的希望。因为他们都是人，但他们同样也是神的调解者，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岁月里，为了大量的濒于死亡的希腊文化，他们坚信一个未来的生命终将到来。
然而，在俄耳甫斯宗教和耶稣基督教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区别。虽然俄耳甫斯教升华成为一种神秘的宗教形式，但其神秘奥义依然使古老的狄奥尼索斯教活灵活现。精神的动因来源于神人，在神人身上，根植于农耕艺术的宗教的最为重要的特性依然保留着。这一特性是繁育之神的古老的模式特性，这些繁育之神仅仅来源于季节——换言之，来源于永远循环往复的诞生、生长、鼎盛和衰死的轮回。
另一方面，基督教却排斥神秘奥义。耶稣基督是一父族的、游牧的、田园宗教的产物和改革者，基督教的预言家们把他们的救世主表现为一个其身世完全是神的救世主。人类之子虽然是由一位童贞女人生育的，但他的生命却始于天堂，从天堂那里，他以上帝的名义来到人间，化身为人。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他重新回到天堂——但他回到天堂便一劳永逸，他坐在上帝右侧，统治着人间，直到那“当死去的复活时”第二位救世主的到来。
当然，早期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并没有能够延续多久。轮回的神秘奥义的记忆萦绕基督教信徒的心灵竟然到了这种程度：教会终于不得不从以往的异教之中吸收大量的实践活动，将其并入基督教的仪式之中。这些实践活动之中最有意义的活动可以从古老的记载之中找到，从这类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为了庆祝基督的复活在圣主日和复活节主日所做的礼拜式——浸礼仪式，中世纪的教会把这一仪式变为一种合乎教义的、意味深长的入教仪式。不过，在当代，这种仪式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在新教之中，这种仪式消逝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