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弗里德曼
这本著作的材料来源非同寻常，足以引起人们莫大的兴趣，而且，它们与本书的内容和意图有着颇为直接的关系。因此，请允许我来告诉你们这部著作是如何写就的。
1959年初春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邀请我为英国电视台前去采访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博士（Dr.Carl Gustav Jung）。他们要求采访要有“深度”。当时，我对荣格其人与其著作已有所了解，因此，我立刻起身前往坐落在苏黎世美丽湖畔的荣格家园，去结识这位不凡之人。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此开始。我十分珍视这种友谊，同时我希望，这种友谊能给处于生命暮年的荣格带来某种快乐。电视采访获得了成功，由于情境机缘的古怪结合，这部著作成了采访成功的终极产物，但除此之外，在我讲述的这一故事中，电视采访并不占据更多的位置。
有一位明眼之士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荣格的形象，这个人就是沃尔弗干格·福格斯（Wolfgang Foges），他是阿尔都斯图书出版公司（Aldus Books）的总经理。从童年时代起，福格斯就已开始悉心关注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演化，当时他就生活在弗洛伊德学派人物集中的维也纳附近。当福格斯看到电视屏幕上的荣格畅谈自己的生活、著作和其思想观点时，他突然之间感到了一种莫大的遗憾：当弗洛伊德著作的总体轮廓已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知识读者所熟知之际，荣格却从未试图让自己的著作与一般读者见面，而且就一般读者的阅读能力而言，荣格的著作始终被认为艰涩、难懂。
其实，本书的创造者，是福格斯。从电视的屏幕上，福格斯观察到，在荣格和我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的私人关系，于是，他便问我是否乐意与他一道劝说荣格，请他以书面语言及一定的篇幅陈述自己的一些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思想观点，以便使非专业化的成年读者能够领悟其意，并感到兴味盎然。我爽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即再次前往苏黎世，我深信自己能使荣格认识到这样一部书所具有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在自己的花园里，荣格一言不发，他耐心地倾听我的谈话，时间长达近两个时辰——然后他说道，不行。他措辞微妙婉转，但却坚定不移；在以往的岁月里，他从未尝试过普及自己的著作，而且他也不能肯定他现在是否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他已年老体弱，精力衰退，对于承担这种他充满疑虑的、需要长时间完成的任务没有太大的兴趣。
荣格的朋友们都会赞同我这种观点：他是一位最有主见的人，他掂量问题小心谨慎，不急不慢；而一旦他做出回答，那通常意味着是最后的回答。我返回了伦敦，感到极度失望，认为荣格的拒绝将使我们的计划成为泡影。这样，仿佛一切已成定局，但是，我没有预料到两种介入其间的因素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一种因素是福格斯顽强的个性，他坚持要在接受失败之前再一次接近荣格。另一种因素是一事件，每当我回想起这一事件，它都使我感到莫名惊异。
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电视节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给荣格带来了难以计数的信件，这些信件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中间很多人是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或心理学训练的普通人，他们为这位伟人的堂堂仪表，他的幽默，以及他的质朴的魅力所倾倒，他们窥见了荣格有关生命和人类个性的睿智之见，这种见解对于他们的生活大有裨益。荣格感到欢欣鼓舞，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收到难以计数的来信（他的信件无论何时总是多得数不胜数），而且是因为这些信来自那些通常与他没有任何接触的人们。
就在这段时期，他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梦，这个梦对于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您阅读这本书时，您就会懂得梦是具有何等重要意义的事。）荣格梦到，自己不是坐在书斋里，与那些经常来自世界各地，前来拜访他的医生和精神病学家谈话，而是站在大庭广众之前，向数以万计的人们讲述自己的观点，他们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讲述，并且理解他所说的一切……
一二周之后，当福格斯再次向荣格提出请求，要他接受一个写作任务——为普通大众，而不是为医疗诊所医生或者哲学家而写书时，荣格欣然地接受了。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这本书不应该出自一人之手，而应该是他本人和他的最为亲密的追随者集体智慧的结晶。通过他的追随者们的努力，荣格使自己的方法和教诲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第二，让我接受合著此书的任务，并负责解决在作者和出版者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
为了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一序言业已超出了应有的谦逊的限度，请让我直说。在适度的范围内，我十分乐意接受第二个条件。我很快就发现荣格挑选我的重要原因。他把我视为一个明智通达但却不是非同寻常，聪颖机敏但却不具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知识的人。因此，在荣格看来，我就成了这本书的“普通读者”。我所能够理解的将为所有的人能够理解，并使他们产生兴趣，而使我感到疑惑的内容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太艰深或者太晦涩。我十分知趣地接受了这种对于我所能起的作用的估价。我不懈地努力（有时，我也担心会激怒作者），每一段落皆用书面语言写出，而且，如果需要，必须重写，以求达到清晰明了、言简意赅。我能够充满信心地说，这本书完完全全是为一般读者而写的。它以罕见的、令人愉快的简明格调论述了诸多错综复杂的论题。
经过反复多次的讨论，荣格亲自挑选了本书著述的合作人：瑞尔克的玛丽·路易丝·冯·弗朗兹博士，她大概是荣格最亲近的职业同僚和朋友；圣·弗朗西斯科的约瑟夫·L.汉德森博士，他是美国一位最为知名的、最受人信赖的荣格派心理学家；苏黎世的阿妮埃拉·嘉菲女士，她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分析学家，而且还是荣格亲密的私人秘书及其传记的作者；还有约兰德·雅柯比博士，她在荣格的苏黎世圈子里是一位经验极为丰富、仅次于荣格的著述者。荣格挑选他们四个人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技巧和经验适合于编写分派给他们的特定题目；其次，荣格完全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听从他的指令，作为集体的一员无私地工作。荣格个人的职责是，计划全书的总体结构，监督和指导合作者的工作，并亲自撰写体现本书主旨的一章：《探索潜意识》。
荣格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几乎将其全部精力倾注于这本书的写作。1961年6月，当他告别人世之际，他所负责编写的那一部分已经完成（其实，只是在他最后病入膏肓的大约前十天，他才完成这部分的写作），他的同事们写成的各章节草稿皆已由他过目并获得了他的认可。荣格逝世之后，遵照他的明确指示，冯·弗朗兹博士承担起了完成本书的全部职责。可以这么说，本书的主题材料及其框架——还有其细节——皆是由荣格完成的。他署名的那一章是他的手笔之作。顺便提一句，这一章是用英文写成的。其余的篇章则是在荣格的指导和监督下，由四位作者编写的。荣格逝世之后，冯·弗朗兹博士对全书进行了最后的校订，她孜孜不倦，善于理解他人的同情心，同时她很幽默。她妙笔生花，为此，我本人和出版者对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让我来谈一下这本书自身的内容：
荣格的思想富有现代心理学的意识世界的色彩，这是为数众多的仅具有因果知识的人所未能认识到的。譬如，“外倾类型”“内倾类型”以及“原型”皆是荣格提出的概念——这些概念为他人借用，有时被他人滥用。然而，他对于心理学探索、理解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的潜意识概念——潜意识并不仅仅是某种类型的贮藏被压抑的欲望的巨大洞穴（像弗洛伊德所谓的“潜意识”一样），而是一个世界，宛如意识自我的意识“思维”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同样是其真实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比意识世界更为博大，更为丰富多彩。潜意识世界的“人们”使用的语言是象征，他们交流的手段是梦。
因此，对于人及其象征的审视，实际上是对于人与其本人的潜意识关系的审视。依据荣格的看法，既然潜意识是伟大的引导者、朋友和意识的顾问，因此，这本书所叙述的最为直接地对人类生命的研究和人类精神问题的研究相关，我们知道，潜意识和意识与生命的交流途径（双向交流途径）主要是梦；因此，通过阅读本书（特别是荣格本人写的一章），您将会发现，作者非同寻常地强调了个体生命过程中梦的重要意义。
就我的身份而言，让我向读者来阐释荣格的著作是不适当的，读者中很多人毫无疑问在理解荣格著作的旨意方面远非我所能比拟。大家记得，我的角色仅仅是一种类型的“理解力过滤器”，而绝对不是一名阐释者。不过，我仍然冒昧地提出两种总体观点，它们仿佛对于作为门外汉的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能将会有助于其他非心理学专业的人对于荣格著作的理解。首先是关于梦的观点。在荣格派的分析心理学家看来，梦不是一种标准化的密码，可以用象征意义的小辞典解译。梦是个体潜意识的一种不可分割的、意义重要的个性表征。它宛如其他与个体相关的现象一样“真实”。做梦人的潜意识只与做梦者本人交流，为其目的择取象征，其象征只对做梦人具有意义，而对于他人则毫无意义。因此，在荣格派心理学家看来，梦的释义，无论是分析者的释义，还是做梦者本人的释义，皆完全是私人的、个体的事情（而且有时是试验性的事件和长时期进行的事件），这种事件绝对不能凭经验来处置。
这一形式的交流是潜意识的交流，这种交流对于做梦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合乎自然法则的，因为潜意识至少是个体的总体生命的一半——而且它常常向个体提出忠告，或给予教导，个体不可能从其他任何途径中获得这种忠告和教导。因此，当我描述荣格梦到他在向成千上万的人讲演时，我并不是在描述魔法的魅力，或者暗示荣格在进行占卜。我所叙述的是用简单的言语描绘的这样一种日常经验：荣格怎样获得他本人的潜意识的“忠告”，重新对他用心灵的意识组成部分所做的不适当的决断加以思索。
现在，据此推断，做梦的行为并非是适应性极强的荣格派心理学家可以视为机缘的行为。相反，与潜意识建立交流途径的能力是作为整体的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荣格派的心理学家们“教导”自己（我无法找到更为恰当的表述方法）要悦纳梦。所以，当荣格面对是写还是不写这本书这一问题，而需做出关键性的决断时，他能够从其意识和潜意识之中获得使他下定决心的智慧。通篇阅读本书，您将会发现，作者把梦视为一种与做梦人所进行的直接的、个体的、意味深长的交流——一种使用为全人类所理解的普遍象征的交流，不过，梦在每一情景中所使用象征的方式完全是一种个体的方式，这些象征只能运用一种全然是个体的“线索”为其释义。
我所希望申明的第二点，是一种具有独特特征的论证方法，这种方法是这本书的所有作者常常使用的方法——也许是所有的荣格派心理学家经常使用的方法。那些限制自己生活天地的人，完全生活在意识世界之中，拒绝与潜意识交流，恪守意识的、常态生活的法则。他们根据一种永远不会错的（但却常常是毫无意义的）代数恒等式，从一些设定的前提论证，得出无以争辩的演绎出来的结论。在我看来，荣格和他的同仁仿佛（无论他们是否真正意识到）反对这种论证方法的种种局限性。他们并不是忽视逻辑的作用，但是，他们好像时时刻刻都在论证意识和潜意识存在的合理性。他们使用的辩证方法本身是一种象征性方法，这种方法似乎常引人误入歧途。他们所深信的并不是视线狭窄、阈界清晰的三段论，而是同一主题的复呈情景的环接、重现和表征，这一主题每次皆可从一个与上次略微不同的角度观察——直到那些从未认识到单纯的、结论性的明证时刻会到来的人突然之间发现，他们不知不觉地拥抱了某种更为博大的真理，并置身于这种真理之中。
荣格的论证（以及他的同仁们的论证）围绕他的主题盘旋而上，宛如鸟儿环绕树木盘旋而上一样。一开始，在接近地面之处，它所看到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树叶和枝干。渐渐地，随着鸟儿依次环绕树木向上飞翔，树木重复出现的各个维面组成了一个整体，并与其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一些读者可能会发现，这种论证的“盘旋而上”的方法在几页之间显得不够明晰有效，或者甚至使人感到头脑混乱不清——不过，我以为这种情况不会为时太长。这是荣格使用的典型方法，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方法将带领读者进行富有刺激性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旅行。
本书的其他部分自然清晰、言至意明，几乎无须我来介绍。荣格本人撰写的一章向读者介绍了潜意识、原型，构成其语言的象征，以及与之相交流的梦。在其后的一章里，汉德森博士形象地层示了出现在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和原始人仪式中的一些原型模式。冯·弗朗兹博士在题为《个体化的过程》的一章中，描述了个体内心中的意识和潜意识逐渐学会彼此之间相互尊敬、相互适应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章不仅蕴涵着全书的奥秘，而且也可能蕴涵着荣格的生命哲学的精华：当（而且只有当）个体化的过程完成时，当意识和潜意识学会如何和睦相处，互相取长补短时，人才会变为一个整体的、统一的、富于创造性的、幸福圆满的人。宛若汉德森博士一样，嘉菲女士所精心论述的是与之相似的意识结构，人对于潜意识的象征产生的不断复呈的兴趣，甚至几乎是对于潜意识象征的着魔。无论象征出现在汉德森博士所分析的神话和童话传说中，还是出现在嘉菲女士所展示的视觉艺术之中，它们皆对人具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几乎是维系生命的、使人青春永驻的、内在的魔力——由于它们对于潜意识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因而使我们感到舒心，使我们感到欣悦。
最后，我必须简述一下雅柯比博士所撰写的一章，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章是本书中独立的一章。事实上，它是一饶有趣味的、卓有成效的个案分析的缩影。在一本书中，像这样一章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有两点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正如冯·弗朗兹博士指出的一样，不存在所谓典型的荣格式分析之类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因为每一个梦都是私人的、个体的交流，没有任何两个梦以同样方式运用潜意识的象征。因此，每一荣格派的分析都是独一无二的分析——想象从雅柯比博士的临床档案中选出的这一个案（抑或任何其他曾经存在的个案）是“具有代表性的”或曰“典型的”个案，只能使人误入歧途。关于亨利的个案以及他有时做的可怕的梦，人所能够说的只是，它们构成了一个荣格式的方法可以运用于具体个案的真实例证。其次，一个相对而言不甚复杂的个案的完整历史的叙述也需要整本书那么大的篇幅。因而，亨利故事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缩。例如，关于《易经》的参照材料仿佛模糊不清，而且由于其呈述是从其完整背景中摘取的，因而它们带有一种极不自然的（令我感到不甚满意的）神秘色彩。然而，我们得出结论——而且我敢肯定，由于及时地得到提示，读者将会赞成这种说法；且不说人的兴趣，仅只亨利个案分析的清晰就已使这本书大为增色。
我以描述荣格如何会写本书开始，以提醒读者这部书的出版是如何不同寻常——或许是绝无仅有，来结束我的序言。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是所有时代的伟大的医生行列中的一员，是这个世纪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目标始终是，帮助世间男女认识自我，通过自我认识和深思熟虑的自我实践，能够获得一种充实的、丰富的、美满的生活。在荣格生命的最后阶段，我所见到过的充实、丰富、美满的生命阶段中，他决定用生命给他留下的力量将他的启示带给他以前从未试图给予的更为众多的人。他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同一个月中他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历程。这部著作是他留给广大读者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