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朗（William Brown）的论文《恢复感情记忆及其治疗价值》（The Revival of Emotional Memories and Its Therapeutic Value）325中，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表达了几个重要的理念，在此我想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关于精神病人的讨论，还在科学界之背景，随着战争而出现的精神疾病，以其主要的心理创伤形成过程，再度成为一个当前的话题。
这个理论的创始人是布罗伊尔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彻底研究精神疾病，不多久就得出一个符合这种病因的见解；大部分的寻常精神疾病中没有相关创伤的原因可被确认。
为了要证明精神官能症是因为某一种心理创伤而引起的，就理论之故强调一些不甚重要、次要的事件，一旦心理创伤的内容并非以心理治疗师或当事人的幻想为依据，就呈现出次要的现象，这个现象是由已经被视为精神疾病的观点所产生出来的。一般来说，精神官能症是人格单方面的病态发展，几乎很难察觉它的源头，大致可溯及婴幼儿时期，如果有人很确切地指出某个精神疾病始于何时，多半随口说说而已。想必是从当事人出生前的阶段去找那个言之成理、确定的起因，据此也观察受孕及妊娠时期父母的心理及身体素质，把精神疾病的起因归咎于当事人的个人生活。
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不必受到所出现的症状的影响，即使当事人和他的家人都喜欢把可目睹的症状和精神疾病发作混为一谈。在仔细研究过之后，最大的可能是，早在临床上的症状出现之前，病态的倾向就已经存在。
这个专家长久以来知悉的事实把心理创伤的理论探向它的背景，战争结果之一的心理创伤所造成的精神疾病前仆后继地出现。
如果我们针对这许多战争期间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他们的心理创伤——一个剧烈的打击——找寻精神疾病的来历，那么有不少案例无法证实有精神官能症的倾向，或者，当这个倾向并没有那么重要时，如果没有心理创伤，几乎不可能爆发精神疾病。特别是当我们将那特殊战场的心理气氛，也作为本质因素一并考虑的话，心理创伤在此相较，只是作为一个爆发的环节，而以作用的意义而言，它算是起因。
这些案例提供我们一个新的治疗问题，看起来要再度采用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原来的方法，并且为那些方法的奠基理论辩解。因为与心理受伤可对比的心理创伤非独一无二、清楚，巨大的震撼，就是一种情感、理念的情结。所有会触动这个情结的东西都微不足道，但会引起非比寻常激烈的反应，这是感情上全然的爆发。我们可以把创伤表象成密集的情感负荷的情结，因为在初步的观察下这个作用最强的负荷，视之为错乱的病态原因，就会明白治疗有可能完全宣泄这些负荷。此看似简单又合逻辑，而且似乎也符合此事实的理解——即戏剧性地重复心理受伤的时刻，在当事人清醒或催眠的状态下，扼要地重述那种感觉——经常有很好的疗效。大家都知道，人必须一而再、再而三述说一个特殊经历，直到激动的情绪平复为止，“涌溢心中的，要用嘴巴说出来”，俗语如是说。说出来会使得心理创伤经历的激动情绪逐渐减弱，干扰的影响也随之消失。
可惜的是，麦独孤说得很有道理，这个看起来如此清楚又简单的见解，与另一个也很简单但误导的解说一样，都距离事实很远。对这一类的看法通常很强烈，甚至偏激的辩解，因为相对于经验事实来说没什么可坚持，好像讨论的只是一则教条而已。麦独孤正确地指出，宣泄对一定的案例并不只是徒劳无功，甚至是有害的。
相对于此，我们甚至可以提议，永远不要使宣泄成为普遍施行的方法，因为任何方法都有失败的例子。
我想要指出的是，仔细研究这种感受度低的案例，正好提供一种方法或理论最好的语示，因为一个理论的弱点在失败中最为清晰可见。至于这个方法是否有效，是否合理，已经不是重点，但这类的研究可用来修正理论，据此——间接的——导向修订方法。
如果麦独孤强调，精神官能症的主要因素并非引起感情激动的紧张状态，而是心理分裂，因此首当其冲的治疗问题不是宣泄，而是要消弭分裂，他的确一语中的。这个论点使我们深入讨论，产生了心理创伤会导致精神分裂的看法，这个情结并不在意志控制之下，反而享有心理的自主性。
这个自主性由不受意志控制的情结组成，甚至能够以与意识倾向直接对立的方式显现，这个情结狂暴地纠缠着意识，情感的爆发仿佛对当事人发动全面攻击；个人将如同遭受敌人或野兽袭击一样。我时常观察到，梦中典型的创伤情感往往是一头狂野又危险的动物——若当事人与意识分离的话，这很符合当事人自主个性的幻想。
从这个观点出发，宣泄似乎有另一重意义，是一种再度整合自主的情结尝试，这表示意识逐渐融入当事人身上，成为他的一个要素，在他再次或多次重新体验那个创伤的情境。
但我怀疑这事果真如此简单，像它看起来的那个样子，要应付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不要面临同样重要的别的因素？要强调的是，只重复经验并不具备治愈的功效，必须有心理治疗师在场。
假使疗效只取决于经验之重复，那么当事人的宣泄可以完全以练习的形式进行，就不需要有个面对面、接受他的情绪的人。心理治疗师的干预绝对有必要，很容易就看出来，若是可以向一个感同身受、充分理解他的心理治疗师倾吐心声，对当事人有多重要。当事人的意识在心理治疗师那儿找到了道德上的支持，否则他无法克服具有创伤情结的情感，他不再只身对抗那个异常巨大的力量，有一个他信任的人支持他，并赋予他所需的道德力量，好让他制服那种失控的情感暴力。他的意识通过这种方法会变得坚强，直到他有能力整合那个情结，最后再度能够控制情感为止。我们也许可以把心理治疗师这个不可或缺的影响称之为暗示。
我倒是认为这更接近人的关注，以及个人乐于助人的情状，它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方法，而是对所有心理治疗方法而言都非常重要的道德素质，并不仅限于宣泄的个案。重复心理创伤的当下，精神官能分裂才被消除，如果当事人的人格意识因为与心理治疗师关系良好而变得如此坚强，也就是当事人能够有意识地用意志来控制他的自主情结。
唯有这些条件都符合了，宣泄才有疗效；然而这种效果并非全然依赖卸下紧绷的情感，而是如麦独孤所示的高标准，还要看能否有效治疗意识分离。所以，那些宣泄招致负面结果的案例似乎另有所指。
仅凭宣泄并不足以把分裂的心理整合为一个，即使上述的条件都符合，若重复梦境仍然无法将自主情结再次整合，那么和心理治疗师之关系就能够如此去提升当事人的意识水准，致使他有能力克服并同化情结。但如果当事人顽强抵拒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治疗师不知该如何调整与当事人的关系，宣泄方法将一败涂地。
为创伤所做的决定，针对只有一部分符合创伤的精神疾病所做的宣泄，以求内心净化的方法，效果有限乃不言而喻；因为并未思虑精神疾病症的真正本质，一味对这些案例施用僵硬的内心净化方法想当然是错的。若要提高些许成绩，就不应再对任何一种与精神官能症的特性鲜有关联的方法寄予厚望。
这一类的成绩可归因于暗示，通常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发生，除了幸运的意外事件之外，没什么好说的。产生这类成绩主要是因为移情到心理治疗师身上，而移情的过程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先决条件是心理治疗师要对他的方法深具信心。我们人类很早就把内心净化方法转成分析，原因是分析净化方法与精神疾病本质一样少或一样多地相关，一如催眠，以及其他相似的治疗方法。
分析法的优点正好是宣泄法的缺点，可不是没来由的，这也是心理治疗师与当事人关系的写照。分析主要的任务是把最早的孩提情结“挖掘出来”，以便连根拔除那个痛苦，这虽是主流观念，却无济于事，而只与旧的梦理论的影响力有关。过往的事情只有当它阻挠当事人适应现在的生活时，才具有意义，逐一研究儿时每一个幻想其实并不那么必要，因为治疗的效果要看心理治疗师是否努力进入当事人的心理，在此方法下他建立一个心理学上正确的关系。当事人深以为苦的，正是这一类关系中的失落感，弗洛伊德早已认定移情就是精神分析的全部，它呈现给当事人的，是对建立与心理治疗师间的心理学的关系。如果当事人希望克服他的分裂，就需要这种关系，这关系愈是疲软，也就是说心理治疗师与当事人愈是不了解彼此，就要多推动移情，而且要以性欲的形式为主。
对当事人而言这意义是具活力的，要达到适应的目的，性欲会具有一起均衡功能的。有性欲助阵，一种循正轨，以及相互了解中无法达到的关系将被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移情将成为卓有成效的治疗中的最大阻力。因为其他互相理解的路都封死了，分析师只把焦点集中在性欲上，凸显其重要的移情最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实在不足为奇。片面地做性的解析，分析梦境和幻想是滥用当事人的心理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根本不只是与婴幼儿时期的性幻想有关系，我们从资料中总也找得到首创的要素，通过这些可以画出摆脱精神疾病的路线。这条浑然天成的出路封锁在精神疾病之内，于是心理治疗师成为性幻想混乱状态中唯一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当事人除了把他紧张的情色移情紧紧附在心理治疗师身上之外，也别无他法；即使当事人宁可中断这种全然恨意的关系。
内心荒凉是这两个案例的结果。如果精神分析师完全不执意要制造这种绝望的结果，更令人感到遗憾；但可惜的是，盲从性欲教条说的心理治疗师往往导致这样的后果。
以理智的立场来看侧重性欲的解析，当然是太过简化；它所指涉的基本事实非常少，而这些事实却显露在繁多的变体之中。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判定往何处去，“我们生来就介乎废物与尿液之间”是永恒的真理，但也是一则徒劳无功、使人厌倦又特别反胃的真理。一再从外围去解释心理最高的努力，因而贬低它的价值显示出一无是处，此外，不促进心理上的了解，反而捣毁之，这是粗糙的技术的错误。精神当事人特别需要另一种心理上的关系，才能够以分裂的处境去适应心理治疗师的心理，人与人要培养这种关系其实很不容易，唯有努力付出、聚精会神才办得到。不断地把所有的投射还原为原来的面貌——移情由所有的投射构成——也许是出自可观的历史，以及学术兴趣，但永远无法创出一种适应人生的观念来，还原投射只会摧毁当事人努力培养的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因为每一种关系总是在初期就被溶解到它原来的成分内。
如果当事人依然能够适应生活，将要为此付出许多道德、智慧，以及美学上的代价，其损失甚为可惜，因为他个人整体的发展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个中还衍生出一个危险，即当事人在苦思冥想过往时光中迷失了自己，悲伤地悼念那些无法再改变的事情。这是在当事人中的一种病态的被蔓延开的倾向，即在晦暗的往事中为他们的自卑感，譬如在他们错误的教育、父母亲的禀赋之中等等，寻找原因。
探究当事人现有的自卑感，这些次要的原因之影响力比什么都大；同样的彻底研究世界大战的原因，希望借此改善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关系，效果也十分有限，归根究底仍是整体个人的道德成就。
若我们按照原则，以为还原分析无关紧要，当然不免有点儿短视；然而研究战争原因，并否定它的价值，也同样很不明智。心理治疗师必须尽量深入精神疾病的初始，为接下来的综合法创造基础。还原分析要把当事人带回初始状态，但在过程中也削弱了当事人原本就不足的适应能力；但他的心理会弥补这份损失，于是心理益发纠缠着一个人的客体不放了。通常心理治疗师是这个客体，偶尔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譬如配偶或者一位朋友，作为与心理治疗师平衡的极点。有的时候，这种情形会将太过单调的移情调和，对于治疗进度不啻为一种阻碍。
与心理治疗师之间密切的联系——移情——是当事人对真实情况立场不足的抵偿之一，移情现象是每一个深入分析中不可避免的记号，心理治疗师与当事人建立心理发展上一个尽可能亲近的关系，绝对必要。我们可以说，就像心理治疗师“了解”当事人，也就是同化由最内在的心理内容之程度一样，心理治疗师要扮演融入当事人心理的角色。当我说“扮演一个角色”，我的意思是当事人并不察觉心理治疗师真实的那一面，他在心理治疗师身上看到的是他病例上意味深长的典型的人物。心理治疗师受到这些回忆图像的感染，因为他诱导当事人表白他最幽深的秘密，仿佛这些回忆图像的力量都转到他的身上去了。
移情由替代真正的心理关系的不同的投射组成，投射则营造出一种表面关系，但在某个时间点上，当他习惯性地适应弱点，因分析中必然增加的探索过去而变得强大时，这个关系对他因而非比寻常。所以，突如其来的中断移情总是令人感到极度不愉快，甚至经常伴随着危险的后果；因为当事人陷入一个难以忍受的失去联系的状态中。
即使这些投射都借由分析返回它们的源头——所有的投射也因而分崩离析——但当事人仍然希望人的关系继续存在，而且这份期待应该被满足；因为没有这种关系，人会跌落空虚之中。
如果当事人大致上能努力适应，他无论如何都要与一个紧邻、现在的客体有所牵绊。不考虑还原分析，他并非只是心理治疗师的一个性的客体，而是把心理治疗师当成一个纯粹人与人的关系中的伙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以及身份。只要这些投射尚未被意识到，当然就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因此需要先做还原分析，不用说也知道，每一次都要假设我们很在意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要求，并且把这份要求的权利与重要性放在心上。
如果投射被如此认识，这种特殊方式的关系，即移情，就会做一个结束，而个人关系的问题应该被接受。对这方面的书籍略有涉猎，而且着手诠释梦境，也研究自己与其他人的情结的人，不会碰到多少困难即可到达关键点。但只有做过自我分析，或者这样热爱探索真相，以致可成功地通过当事人来分析自己的心理治疗师，才有权决定要不要继续进行。对自我分析无兴趣，以及探索真相无法达成的心理治疗师，应该永远都不要大胆进行分析的工作，他总是缺了什么，但他也许仍处处端出他的权威来。
到最后，他的工作只是动动脑的虚张声势——若他自己不如人的感觉明显，要如何帮助那些亟须克服病态自卑感的当事人呢？当他识破心理治疗师玩的捉迷藏游戏，要担心被当成劣等人看待吗？如果当事人任由心理治疗师摘下权威、才能、知识优势等等的专业面具，他要如何祭出自己精神官能症的托词？
每一种分析的试金石，无论这个分析是否仅达成部分成果，不尽如人意，或毫无成果、停滞不前，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心理学的情况中，当事人在心理治疗师面前是平等的。在治疗过程中，他也要以同样的态度面对心理治疗师严苛的批评。
这种个人关系的形式，是一种自动往深层发展、以抗拒移情束缚的责任或联系。这种关系对当事人来说如同一座桥，过了这座桥他就有勇气为有意义的存在踏出第一步，现在他首度发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发觉他人能接受他，而且他有能力适应生活的各种要求。但是，如果心理治疗师盘踞在一种方法后面，允许自己肆无忌惮发牢骚、放言批评，当事人就不会发现这些。无论心理治疗师采用何种方式，都不能与暗示有太大的出入，而且也要达到相符的成果。所以，心理治疗师要让当事人有绝对自由的批评权力，因为当事人必须能真正地感受到被平等对待。
我想，从这些叙述可以很清楚知道，依我看，分析对心理治疗师的智力与道德理解而言，标准都很高，所运用的方法不过是千篇一律的技巧罢了，重要者，是心理治疗师的治疗影响力要多往个人的方向发挥。
如果读者仍然以为方法不是关键，或者完全不重要的话，表示我的观点被彻底误解了。纯然的私人关心永远无法让当事人客观理解他的病症，而此理解让他摆脱对心理治疗师的依赖，表现为移情的平衡力量。
对客观了解病情，营造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知识很重要，并非仅是划定界线的范围内纯粹的医学知识而已，而是一种有关人的心理放诸四海皆准的认知。解除旧有、病态的态度之外，治疗要达到比这个更多，它要导向一种新的、健康且具备生存能力的态度。针对这个，人生的态度必须做一次根本的改变，当事人不仅有能力辨认出他精神官能症的原因和起源，他还要看得见自己希望追求的目标。消除病症不是像驱赶一个外来物那样容易而不遭致危险，同时也有摧毁应该存留下来的本质的风险。我们的任务并不仅在于根除病症，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心力投注在那个希望生长的东西上，爱护照顾，直到最后它在整体心理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为止。
【译注】
[1]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出生于英国的美籍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