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J.R.里斯医生）：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一定注意到了，主席的讲话一晚比一晚简短。昨天，荣格教授的话没有讲完，我想大家一定希望他接着讲下去。
荣格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还记得，我开始的时候向各位介绍了那个梦的内容。我现在进行到中间部分了，后面还有很多内容。但昨天讲座结束时米勒医生要求我谈谈转移的问题。这倒是我有实际兴趣的东西。当我仔细分析这样的梦并作大量的比较时，我的同行常常奇怪我何以要引用如此多的学术材料。他们想：“呵，是的，这正显出他的热忱，显出他要把一个梦弄出一个名堂来的好意。但这么多的类比有什么实际用处？”
我对这些质疑一点也不介意。我实际上也正要讲到这个问题，恰好米勒医生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任何别的医生也会问这个问题的。临床医生会碰上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所以他们往往对理论阐述有一点不耐烦。尤其使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一个又有趣又恼人，甚至带悲剧色彩的问题，那就是转移。如果各位再稍微耐心一点，就会看出我正着手讨论可以用于分析转移的材料。但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我想还是应照顾你们的意愿，现在就谈谈转移的心理学及其处理。不过这由你们决定。我觉得米勒医生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不知我猜对了没有？
众人：
是这样的。
荣格教授：
我想你们的决定是对的，因为，要谈转移的问题，我就有机会把话题拉回到我先前对那个梦进行的分析上去。我怕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一点完成，但我想，更好还是从你们的实际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出发。
假如我不是极大地为转移这一问题所困扰，我就绝不会如此费力地推敲象征主义，那样精心地研究类似的例子了。所以，在讨论转移这个问题时，我们自然又面临我昨晚所竭力描述的东西。我在这次讲座的开始就告诉过大家，我的讲演将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即使我尽全力把全部内容压缩在一块儿，也不可能在五个傍晚作出一个完整的总结，包含我所想说的全部。
要讨论转移，有必要先给这个概念下个定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我们讨论的是什么。你们知道，由弗洛伊德最先造出的这个词——转移，已经变成一种口头用语了，甚至一般大众也在运用这个词了。一般说来，我们用这个词指一种别扭的固执态度，一种胶着关系。
转移一词是德文单词übertragung的翻译。这个德文词字面意义是：把某物从一处搬到另一处。这个词也有比喻用法，表示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因此在德文中，这个词与另一个意为翻译的词übersetzung近义。
转移所包含的心理过程是更为一般的投射（projection）过程的一种特定形式。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这两个概念统一起来并认识到转移是一种特殊的投射——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当然，每个人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术语。
投射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它把主观内容搬运到客观之中。比如，当我说“这房间的颜色是黄的”，这就是投射作用，因为客体本身并无黄色可言，黄的感觉在我们自身。你们都知道，颜色是我们的主观体验。同样，我听到声音，这也是投射，因为声音本身并不存在，是我头脑中的声音，是我投射的一种心理现象。
转移通常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而不是人类主体与物质客体之间，虽然也有例外。而更为普遍的投射作用却延及物质客体。通过投射，主体的心理内容被转移到客体，而且显得好像一直属于客体。这种投射作用绝非出于自愿的行为，作为投射的特殊形式的转移，也不例外。你不能有意识地、故意地投射，因为那样一来你一直明白你在投射主观内容，所以你不能在客体中找到它，你明知它实际属于你。在投射时，你在客体中见到的明显事实其实是幻觉；但你断定你在客体中观察到的不是主体的内容，而是客观的存在。因而，一旦你发现表面客观的事实实则是你主观的东西，投射也就不复存在。然后，这些主观内容与你自己的心理状态相联系，你便再不能将它们归为客观。
有时，我们表面上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投射，只是不知道投射的全部范围。我们不知道的那个部分就是无意识，但这部分仍好像是属于客体。这种情况常发生于实际的分析中。比如你说：“你瞧，你只是在把你父亲的形象投射到那个男子身上，或投射到我身上。”你断定这个解释极其完美，足以取消投射。也许这个解释对医生本人是满意的，但对病人则不然。这是因为，假如在这投射当中还有什么东西，病人还会继续投射。这不受他意志的支配，而是一种自我产生的现象。投射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事实。它就在那儿，你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你只发现它在那儿。这条适用于投射的一般原理也同样适用于转移。转移就是存在着的某种事实。如果它的确存在，那它早就存在了。投射总是一种无意识作用，所以，意识或认识会摧毁它。
正如我已说过的，严格说来，转移是发生于两个人之间的投射，而且通常具有情绪的、强制的性质。情绪本身总在一定程度上使主体不能自制，因为情绪是不由自主的状态，凌驾于自我的意图之上。不仅如此，情绪还紧附在主体之上，主体摆脱不掉它。然而主体的这种不由自主状态同时又被投射到客体上，这样就建立起一种牢不可破的纽带关系，它对主体施以强制性影响。
情绪不像思想或观念那样可以从主体分离出去，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生理状态，因而是深深扎根于机体之中的。所以，投射的内容的情绪总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形成一种关联，一种能动关系，而这就是转移。自然，这种情绪联系（或曰桥梁，或弹簧）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你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
情绪性内容的投射总具有特殊的影响。情绪富于感染，因为它植根于同情机制，因而有这一名词“交感”（sympathicus）。任何一种情绪过程都会立即在别人身上引起相似的反应。当你置身于一群为某种激情支配的人中，你禁不住要被这情绪激发起来。假设你处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有人开了个玩笑，人们都笑了，你也会傻乎乎地跟着笑的，因为你情不自禁要笑。又比如，当你置身于一群充满政治激情的人中间时，你免不了激动起来，尽管你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这是因为情绪具有暗示性效果。法国的心理学家们早已研究过这种“心理的感染”。关于这个题目还有一些出色的专著，尤其是勒庞（Le Bon）的《乌合之众》最为有名。
在精神疗法中，即使医生与病人的情绪表现毫不相干，但病人有情绪——这一事实就要影响医生。如果医生以为自己可以置身其外，那就错了。他只会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影响。如果医生看不到这一点，他与病人的心理距离就太大了，他的话也不会中肯。接受病人的情绪并将它反射出来，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我不赞成叫病人自己坐到沙发上去，医生却坐在他背后。我让病人坐在面前，和他们娓娓交谈，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谈一样，我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他们面前，对他们的一切都充分地作出及时的反应。
我还清楚记得一个大约五十八岁的妇女的病情：她是从美国来的，也是一个行医的。她到达苏黎世时真是一派手足无措的样儿。看她那样狼狈，我还以为她有一点疯了，后来才知道她已经接受过分析治疗。她告诉了我她在糊里糊涂中干过的事，显然，如果那位心理医生更多一点人情味，不是只坐在她背后神秘地偶吐妙语而绝不流露任何感情——那么，她是绝不会做出那些事的。这样，她完全迷失在自身的浓雾之中，做出了一些可笑的蠢事，而那位医生若稍富于人性也能容易地阻止这些举动的发生。在她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以后，自然引起我情绪上的反应，我说出的话语中带上了骂人的字眼。在听到这些不雅的咒语后，她一下站起来，带着责备的语气说：“你怎么带上这么重的情绪色彩？”我回答：“嗨，怎么，我也是通感情的人呵！”“你不应该有情绪。”“为什么？我有充分理由表露情绪。”她反驳我说：“但你是一个心理医生呀！”“是的，我是精神分析师，但我也有情绪。你以为我应该是白痴或傻瓜吗？”“但是，精神分析师是没有情绪的。”我说：“你那位精神分析师显然没有，我认为他是个蠢蛋！”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忧虑一扫而光；从那以后，她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她说：“谢天谢地！我现在感觉踏实了。我知道我面前是一个人，他也有人之常情。”你们瞧，我的情绪反应给她指出了方向。她并不是思维型，而是情感型，所以需要这方面的指导。但她那位精神心理医生却只思维而不动情感，只在理智之中生活，与她的情感生活毫无联系。这位妇女是一种极富于情感的多血质的人，需要激动，需要另一个人的情感表示，才不会感到孤独无助。在你处理一个情感型病人时却对他大谈其理论，那无异于你作为唯一的思维型者向一群情感型的人讲话。你会一败涂地，感到自己身处异地——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任何反应。人们对你很礼貌，但你会感到自己是个大傻瓜，因为他们对你的思维方式不起任何反应。
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对人们的主要功能作出响应，否则同他们建立不起联系。所以，为了让病人知道他们的反应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必须面对他们而坐，这样，他们从我的脸上的表情能看到我的反应，看到我在聚精会神听他们讲话。如果我坐在他们身后，我自然可以打哈欠，打盹，想自己的事，干自己的事。我的病人不可能知道我有什么反应，只好龟缩在他们的自我安慰的孤独中，而那种状态当然不利于一般病人。当然啰，假如有人真想当喜马拉雅山中的隐士，他倒是乐意处于那种状态中。
病人的情感色彩总是多少带有感染性的，而假如病人投射到心理医生身上的心理内容与心理医生自己的无意识内容相同，病人的情绪就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这时，医生和病人都陷入无意识的黑洞里，进入一种分享状态。这种现象弗洛伊德称为反向转移（counter-transference）。它包括相互投射以及被相互的无意识紧紧维系在一起。正如我已说过的，分享是原始心态所特有的性质，即是说，还停留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其中，人还没有对主、客体进行有意识的区分。当然，相互无意识使心理医生和病人都很难堪，他们迷失了方向，作出的分析也一塌糊涂。
就连精神分析师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也会偶尔对某方面缺乏意识。因此，我很久前就规定过，精神分析师本人也应该被分析，也应该有自己的神父或嬷嬷可以忏悔。甚至教皇为了不犯错误，也得经常忏悔，但不是向修道院长或主教，而是向普通牧师忏悔。如果精神分析师不客观地与自己的无意识保持联系，就完全不能保证病人不陷入精神分析师的无意识中。也许你们都见过有这一类病人，他们鬼得很，能看到心理医生心理状态中的弱点与薄弱环节。他们就把自己的无意识投射到这些薄弱点上面。人们通常以为这是女性的特点，这种看法不正确，男性同样也会这么做。他（她）们总能找到精神分析师的弱点，而精神分析师可以确信，一旦某种投射进入他的同心，击中的准是他毫无防备的那一点。也就是说，那正是他自己也没有意识的部分，正是他也像病人一样容易进入类似投射的部分。这时，分享的状态便发生了，或者更严格地说，通过相互的无意识产生了相互感染。
关于转移，我们当然有很多看法，但我们的看法都多少带有弗洛伊德的定义所加于我们的偏见。人们倾向于认为，转移总是性欲的转移。但我自己的经验还没有证实这种理论，即以为被投射的内容只会是性欲或婴儿的什么东西。据我的经验，任何东西都能被投射，性欲的转移只不过是许多可能的转移形式中的一种。人的意识中还有别的许多内容也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们也像性欲一样能被投射出去。无意识中被激发的内容都可能出现在投射之中。甚至有这样一条规律：聚集起来的无意识内容首先便通过投射而显现出来。任何被激发的原型都能出现在投射中，不是投射到外物上，就是投射到他人身上，或投射到某种场景中——一句话，投射到一切对象之中。甚至有向动物和事物的转移。
不久前我碰上一个有趣的病例，病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向他解释他所作过的一种投射，他把自己对女人的无意识的意象投射到一个真实的女人身上，他所做的梦很清楚地显示出那个真实女人在哪些方面完全有别于他所期望于她的。他认识到事实真相后，便清醒了，还说：“要是我早两年明白这个道理，我就不会花掉四万法朗了！”我问：“那是怎么一回事？”“是这样的：有人给我看了一尊古埃及雕塑，我立刻就迷恋上了它。那是一只埃及猫的雕塑，美极了。”他当即就花四万法朗买下了这件古董。他把它安放在客厅的壁炉台上。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心灵的平静。他的办公室在楼下，他几乎每隔一小时就起身离开工作间上楼去欣赏一下那玩意。满足了欲望以后他又下楼开始工作，但隔不了多久又忍不住要再上去看一看。这种心神不宁使他烦恼，他干脆把雕塑放到办公桌上，面对着自己，结果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工作了。然后他只得把它锁在顶楼里，以免自己老是再想着它，就这样他还是得尽最大努力克制上去看的欲望。当他懂得了这是女性意象的一般性投射（因为猫当然象征女性）后，这雕塑的全部魅力便一下消失了。
这就是把自己投射到物体上，使猫的雕像成为一个他非随时看到不可的有生命的东西，就像有些人非求医于心理医生不可。你们也知道，精神分析师常被指责为有魔术，能使人麻痹或进入催眠状态，有法术叫人一旦求医于他们便再也离不开他们。的确，存在着某些反向转移的糟糕情形，心理医生真正变得不愿放走病人了，但通常对医生的这类指责正是一种很恼人的投射，这几乎等于对医生加以迫害了。
转移关系的强弱，总是取决于转移的内容对主体的重要性。如果转移的强度特大，我们敢断定，一旦投射的内容经过精选并进入意识，它们对病人将和转移一样的重要。当转移失败时，它并不烟消云散；它的强度，或者一种相应的能量，将在另一处显现出来，比如在另一种关系中，或在另外的重要的心态中显现出来。因为，转移的强度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确实是病人占有的东西。如果转移未能完成，全部被投射的能量又返回主体，这样，过去在转移中只是被浪费掉的能量，又成为主体的宝贵占有物。
现在我们必须说说关于转移的原因了。转移可以是完全自发、不招自来的反应，一种“一见钟情”。当然，绝不要把转移误当成爱，它与爱毫无关系。转移只是对爱的误用。转移有可能显得像是爱，缺少经验的精神分析师就把它错当做爱，病人也犯同样的错误，说自己爱上了心理医生。但病人实际上并没有爱。
偶尔，转移甚至出现在相互见第一面之前，即先于治疗或治疗过程之外。如果病人在发生这种情况后又不来看医生，则我们就找不到治疗之前的转移产生的原因。但这更证明这种转移与医生的人格毫无关系。
我曾在某个社交场合遇到过一位女士，她大约三周后又来找我。实际上第一次见到她时我连话也没有同她讲过，只对她丈夫说过话，与她丈夫也只是泛泛之交。这位女士先给我写信征求看法，我约定她前来。她走到我诊疗室门口时站住了，说：“我不想进来了。”我就说：“你不想进来就不进来吧，想走也还可以走的。如果你不想来，我绝对无意挽留。”于是她说：“我就是要进来。”“随你便。”“是你同意约我来的呢！”“我怎么会强迫你呢？”我先还以为她已经精神失常了，但她一点也不疯，她来找我只是由于转移的驱使。同时，她已进行了某种投射，这种投射对她有高度情感价值，以致她不能自持了。她中魔一般跑来找我，因为她头脑中那根弦绷得太紧了。在对她的病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自然搞清了这种非诱发而产生的转移是怎么一回事。
通常，只是在分析进程中才有转移的出现。在医生与病员之间难于进行接触，难于保持感情的协调时，就产生这种转移。那些法国心理学家在作催眠暗示治疗时习惯地把这种协调称为“相互一致”（le rapport）。良好的一致关系说明医生和病人相处很融洽，他们能相互倾诉心里话，达到一定程度的信任。当然，在催眠疗法中，整个催眠和暗示的效果有赖于这种“相互一致”的出现与否。在分析疗法中，如果医生与病人之间由于性格差异而达不到“相互一致”，或存在着影响疗效的其他心理上的距离，这种缺少接触的状况就会使病人的无意识力图搭起一座补救性桥梁来越过这段距离。由于与医生没有共同点，不能形成任何关系，病人就会用一种激情或性欲幻想去填补与医生的裂隙。
常发生这种转移的人一般都对他人持拒斥态度，这或者是出于一种自卑情结，或者是因为自大狂，或者是由于别的原因——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人在心理上都很孤立。于是，由于害怕失掉自我，他们本能地在感情上作出巨大的努力，来使自己依附于心理医生。他们担心医生不理解他们，所以试图以性的吸引来使情况缓解，改善与医生的关系，或改进自己的态度。
所有这类补救性现象也可能发生在心理医生身上。比如，假设一位心理医生要治疗的女病人并不特别引起他的兴趣，但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对她产生了非分之想。我当然不希望医生会这样想入非非，但假如他们真的这样了，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他们的无意识所发出的重要信息，说明他们与病人的关系不融治，没有做到“相互一致”。因此，心理医生的无意识为了补偿这种不协调，便把胡思乱想的念头加诸自身，以图跨越这段距离，搭起一座关系之桥。这类妄念可以是视觉上的，也可以是某种情感或感觉——比如性感。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标志，说明心理医生对病人的态度有问题，说明他过高或过低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或者没有正确地观察病人。对这种错误态度的纠正，也可能以梦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假如你梦见病人，那就得留神，就得弄清你有没有失误之处。如果你在这方面态度诚恳，病人是很感激的。但如果你口是心非或粗心大意，病人则不免耿耿于怀。
这方面我曾有过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的某一个病人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她的童年很特殊：她出身在爪哇岛上一个上等白人家庭，一个土著妇人作她的保姆。288正像许多生在殖民地的儿童一样，异国环境和当地的野蛮生活方式对她的影响很深，她的整个感情与本能都带有这种特殊氛围。这种氛围是居住在东方的人几乎意识不到的；那是当地土人心理上对白人的巨大的畏惧——畏惧白人的残暴、粗野、巨大又不可解释的权力。这种氛围影响生在东方的白人儿童；恐惧渗入他们内心，使他们头脑中充塞着关于白人暴行的无意识的怪诞思想，他们的心理尤其会被扭曲，他们的性生活也完全反常。他们常做难以解释的恶梦，时时感到惊惶，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处理恋爱婚姻等问题。
我说的那个姑娘就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她完全走上歧路，干出冒险的风流韵事，落得臭名昭著。她变得更低级，开始招人耳目地涂脂抹粉，佩戴笨重的装饰以满足她天性中原始粗犷的女性要求，让这种要求帮助她应付生活。自然，由于她不能也不愿压抑本能，便做出不少有伤风化的事。比如，她轻易地染上低劣嗜好，穿红戴绿以取悦内心深处的原始的无意识，以增加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她选择男人的标准也俗不可耐，结果使自己陷入可怕的纠葛之中。她得了一个绰号：“巴比伦荡妇”。这一切对这个在其他方面很体面的姑娘来说，当然是太不幸了。她刚来我诊所时，样子很吓人，在她呆在那儿的一小时里，我真为我的那些女仆担心。我说：“喂，你不能这样下去，你像一个……”我说了一些措辞严厉的话，她很忧郁，但不能自拔。
这时候，我开始以如下方式梦见她：我走在沿山脚修筑的一条公路上，山上有一个城堡。城堡中有一座高塔，塔顶有一凉亭，有美丽的柱子，漂亮的大理石阳台，阳台上坐着一位典雅的女人。我昂起头望去——我非抬头不可，以致睡醒后也感到颈子疼痛——那个女人居然是我的病人！然后我一下惊醒了，立即想到：“我的天！我的无意识怎么把这个姑娘看得如此高贵？”但我马上又产生另一想法：“我对她表示了鄙视。”因为我认为她很坏。我的梦却告诉我，自己那种看法不对，那样做不是一个好医生。于是第二天我告诉她：“我梦里看到你，我要用力抬头才能看见你，我脖子都还在疼。这是因为我瞧不起你所得的报应。”我这句话产生了奇迹，我不再受转移之累，因为我摆正了与她的关系，以正确的出发点来看待她。
关于医生自己的态度，我还可以讲很多能够说明问题的梦。当你真正努力把自己与病人摆到同一平面上，既不过高也不过低，当你抱着正确的态度，对病人作正确的估计，那么，你就会很少受到转移之累。当然，这并不能担保你绝对不会产生转移，但至少能担保你不会有那种因缺乏与病人良好的相互关系而出现的过度补偿，即不会有转移的恶性形式。
有一类完全陷入自恋的病人，性格孤僻，像是把自己裹在铁的甲胄之中，与周围处于隔绝状态。其实，他们渴求人与人的接触，所以，他们希望在自己的甲胄之外得到某个人的同情。但他们不主动采取任何行动来争取这种同情。他们既不愿动一根手指头，也不要别人接近他们，由此而发生严重的转移。这种转移无法缓和，因为病人有严密的防范。如果你试图治疗这种转移，病人会以为你是在侵犯他们，于是便更顽强地防卫自己。所以，你得让他们受自己的油的煎熬，只有受够了这种自我煎熬，他们才会自愿走出个人的“要塞”。当然，他们会抱怨你对他们缺乏了解，但你能作的只是耐着性子等待。你可以说：“好吧，你内向，你含而不露。只要你什么也不暴露出来，我也就什么也不能做。”
在这种情况下，转移可能达到“沸点”，因为只有烈焰才能使病人解开他的甲胄而走出来。这当然意味着猛烈的爆发，但医生必须沉着地对待这种转移，病人以后会由于医生没有把这种事态当真而感激不尽的。我记起了发生在我的一个同事身上的事例。我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出来，因为那位女士已去世了——她是位美国太太，来找我时正处在一种很复杂的状态中。开始，她显得傲慢十足。你们知道，在美国有一类专为妇女而设的大学或学院什么的。我们的专业术语称之为“敌意孵化器”，这些“孵化器”每年生产出一大批不可一世的女性。那位女士正是这样一个自命不凡者。她“很有才干”，结果陷入令人不快的转移之中。她本人就是一个搞心理分析的，一个求医的已婚男子狂热地爱上了她。那当然不是爱，而是转移。他对她进行投射的。结果，使他以为她想嫁他，只是耻于开口，于是他不厌其烦地送她鲜花、糖果与首饰一类礼物，最后竟发展到用手枪威吓她。所以，她只得尽快离开并求我想想办法。
我很快发现，她根本不知道女性的情感生活。作为心理医生，她自然无懈可击，但与男人有关的一切她却全然无知。她甚至纯洁到不知道男人的生理构造，因为在她就读的女子大学中只解剖女尸。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这一事例是怎么回事了。
我当然明白发生了转移，也明白那个男性为什么陷入情网。我们这位女心理医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她的思维是男性的，有天使般纯洁，却没有女性的肉体。这样，她的男病人受本性驱使便非要去填充这一空缺不可。他要向她证明：有一个男人存在，男人有要求的权力；她作为女人，应对这要求作出反应。正是她作为女性的空缺，变成了引男人上钩的钓饵。当然，那男人对这些也完全没有意识，因为他没有看到，她并不是作为女人而存在的。你们看，这男病人也纯洁得像天使，他实际上也不以男人身份出现。我们经常发现美国人对自己极端无意识。有时，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于是我们便听到体面的淑女与中国苦力或黑奴男子私奔的一类故事。这是因为，令我们多少感到头疼的原始心理机制，在美国人那里则更令人反感，因为它更低级。与此类似的现象还有非洲的“找黑人配偶”或“与土人结合”。
就这样，这一对男女陷入了这种糟糕的转移情形中。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人都疯了，所以女医生只好逃之夭夭。治愈的方法很清楚：我得让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只要一个女人不承认自己的情感事实，她就绝不会达到对自己的意识。所以，她的无意识才奇迹般地转移到我身上，她自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我不强迫她承认她正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中。要她正视她的转移，只会把她逼进自我防范的甲胄中，那样的话，我的全部治疗方案都将归于失败。因此，我从不向她提起一个字，而让事态自然发展，只是对她的梦进行分析。这些梦总是不断地向我提供有关她的转移的进展状况。我看到事情的高潮就要到来，预见到某一天就会发生突然“爆炸”。当然，总爆发会令人不快，它将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你们也许有这方面的体验，所以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是的，别无他法，只得听之任之。经过我六个月的沉着、耐心、全面的努力，她再也稳不住了，有一天她突然几乎喊叫起来：“我爱你！”随即，她一下瘫软了，狼狈不堪。
我心里说，你只好经受这种考验。是的，到三十四岁才突然发现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这是不好受的。你当然觉得如鲠在喉，难以下咽。假如我半年前告诉她，说迟早有这么一天她会说爱上我，她那时肯定会怒不可遏。她所处的正是那种自恋的孤僻状态，而她的感情之火越烧越旺，终于烧穿了她的自卫之墙，这自然形成了一种机体性的猛然爆发。爆发后她反倒好受些了，美国人容易发生的转移症也消失了。
在座各位也许会认为我这种作法未免太缺少温情。事实上，如果你不想以优越的形象出现在病人面前，对这种局面你就只能这么体面而恰到好处地加以处理。你必须随时关注情况的发展，降低你的意识程度，一边感受一切摸索，使自己显得与病人无甚区别；否则病人会极其难堪，事后便耿耿于怀。所以，在这类情形里，医生不轻易暴露感情是聪明的。当然，医生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也照例要不时指点指点。这件工作不好做，但我们必须度过那段令人苦恼的时期，这样病人的反应才不至于变得不可收拾。
我已经提到过转移的又一个理由，即相互无意识和相互感染。我刚才讲的那个病例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一般说来，如果精神分析师像病人一样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即是说，如果精神分析师也有神经症，则会通过相互无意识发生感染。只要精神分析师有神经症，无论严重与否，他就会暴露出一道伤口，一扇打开的门，他无法控制，只有任病人进入，最后受到感染。因此，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精神分析师要尽可能认识自己。289
我又记起了另一个年轻姑娘的例子。她在找我之前曾在两个心理医生那里求治。她接受我的治疗后所做的梦也和她在接受前两个医生治疗时所做的梦一样。290在她每一次开始接受分析治疗时，她都要做一个特别的梦：她走向国境线，想跨过去，但找不到边卡，无处申报自己带了些什么行李。在她第一个梦中，她四处寻找边界线，但始终没有找着。这个梦给她的感觉是，她无论怎样也无法掌握自己与心理医生之间的恰当关系。但由于她很自卑，又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她还是让医生继续诊治，但毫无结果。在与医生配合了两个月后，她失望地离去。
然后，她找到第二个心理医生。这一次她又梦见向国境线走去，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唯一可见的是一点微弱的光亮。有人告诉她，那就是关卡的灯光，于是她向着它走去。途中，她下一座山，跨过一个山谷，谷底有一黑乎乎的木料，她不敢再往前走，不过她还是走过去了，但突然又觉得有人抱住她的臂膀。她想挣脱开，但那个人抓得更紧。这时她才突然发现那个人就是她的心理医生。事情的发展证实这个梦的预感：大约三个月后，这个心理医生产生了猛烈的反向转移——为她而坠入情网。
她来看我之前曾在某个讲座上见过我，于是才决定与我合作。来了以后，她照例做了一个梦：她向瑞士边境线走去。大白天里，她一下就看见了关卡。她跨过边界线并走进边卡的哨所，那儿站着一位瑞士边境警察。一个女人走在她前面，他放她过去了，现在轮到她了。她只有一个小行李包，心想也许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那警察瞧着她，说：“你包里装的是什么？”她说：“哦，什么也没有。”随即打开小包。他伸手抓出一件什么东西，这东西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两张床。这位姑娘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是抗婚。她订了婚，但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嫁过去，这两张床是婚床。我替她把这个情结理出来，并使她认识到问题的所在，她不久便结婚了。
这类最初的梦往往最有指导意义。所以，每当新病人来找我时，我总是首先问：“在这之前你想过要来我这里没有？你以前见过我吗？你最近——或昨晚——做了什么样的梦？”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病人有过这类心理活动，我将得到关于病人态度的宝贵资料。只要你保持与无意识的密切接触，就能解决许多难题。转移总是一种障碍，而绝不是帮助。你不是因为有转移才去治疗，而是冲着转移去治疗。
发生转移、尤其是严重转移的另一原因，就是病人受到心理医生的挑逗。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心理医生专想制造转移，因为他们居然相信（不知有何根据？）转移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治疗手段；因此，病人应该发生转移。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观点。我常遇到这种情况：病人在经过分析治疗后又来求医于我，但大约两周后病人变得大失所望。在我看来，治疗进展得很顺利，我还以为会有理想的结果呢——可突然间病人告诉我，他不能再忍耐下去了，甚至流出眼泪来。我问：“为什么？你没有钱了是不是？究竟怎么了？”他却回答：“唉，不是这些。我老是产生不了转移。”我说：“谢天谢地：你没有发生转移！转移其实是一种病态。正常人从不发生转移。”这以后，我的分析疗法又平静有效地进展下去了。
我们不需要转移，正如我们不需要投射一样。当然，尽管如此，有人还是难以避免。他们常常进行投射，但并非他们期望的那种投射。他们读了弗洛伊德关于转移的论述，或已经找过心理医生，但塞进他们头脑的，却是他们应该产生转移，否则病情不会好转。这全是一派胡言。有转移还是无转移，都与治疗毫无关系。只是由于特殊的心态才发生这类投射的，而且，正像我们对其他投射加以意识就能瓦解它们一样，我们这里也只需把这种投射纳入意识，就可以消解它。如果没有发生转移，则更好。医生照样取得了材料。并非转移使病人把问题暴露出来，医生要想得到的材料，从病人的梦里就可以达此目的。梦使一切必不可少的东西都呈现出来。如果你目的在于制造转移，你很可能成功，而分析的结果只会令人失望。因为，要使病人发生转移，你只消作出错误的暗示，激发起病人的期望，向病人作含糊其辞的许诺，但你并不打算实行那些许诺，因为你不能够这样做。你总不可能与成百上千的少女谈情说爱吧？所以你是在骗人。一个心理医生不能对病人过分亲热，否则容易陷入感情罗网，造成无法控制的结果。所以，医生既然不能承受自己造成的结果，就不应该挑起那种结果。即使医生这样做意在治疗，也是错误的。让病人自行其是吧。他们爱不爱心理医生，那一点也无关关键。我们并不都是那种因为别人卖了一双吊袜带给自己就要别人爱上自己的人，那样做太自作多情了。病人的主要问题恰恰是学会怎样自己去生活，医生硬插手干预只会有害无益。
上边谈到了转移的某些原因。而投射在一般心理上的原因是：无意识被激活并寻求表现。转移的强度与投射内容的重要性成正比。一种强烈的转移肯定包含着火一般的东西。这东西对病人很重要，也很宝贵。但是当它被投射向医生，则心理医生容易成为这宝贵、重要东西的体现。医生不能不处于这种困难的情势中，但他必须把这东西的价值重新交还给病人，直到病人再次收回了自己的“宝物”，医生才算完成了分析治疗。比如，假如病人向你投射来的是一种“救星情结”（saviour complex），你就得把救星这一角色原封不动地还给他自身。你本人不是救星——绝对不是。
属于原型性质的投射对心理医生来说尤其难于处理。诚然，每一种职业都各有自己的难处，而分析工作者的危险在于受病人的转移性投射的感染，尤其是当投射物带有原型特性的时候。当病人以为他找的心理医生非比寻常，是一位精神领袖和救星时，心理医生自然应该说：“你真是糊涂！这是病态，你的歇斯底里夸大症！”不过，这种转移却逗乐了那当医生的，这样做总使他感到愉悦。同时，他自身也有相同的原型，所以他会想：“如果真有救星，我自己不可能就是一个吗？”他开始还有点怀疑，但越想越觉得是如此，感到自己真是有些超凡出众。逐渐，他开始迷上这种想法。他变得敏感、小心眼，别人一句话不慎也会伤害他，最后成为医界同行所讨厌的人。他再也不能和同事正常相处，因为他变得——唉，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总之，他变得讨厌，不想接触他人，自我孤立起来。同时，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重要人物，思想境界伟大，甚至不逊色于喜马拉雅山中的密教大圣，进而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圣人。这样，他当然再不能做心理医生了。
我们的确有过这种不幸的例子。我就认识好几个这样误入歧途的同行。他们抵御不住病人的集体无意识的持续进攻；那些病人一个又一个地向心理医生投射出救星情结与崇拜，总希望或许这位心理医生以他的秘密知识可能握有连教堂牧师也不可能掌握的金钥匙，能够道出济世救人的真谛。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微妙诱人，不能不使很多心理医生自投罗网。他们将自己认同于原型，发现了自己的法则，而且由于需要有信徒，便决意笼络一批这样的追随者。
也正是这个问题，能够解释不同派别的心理学家为什么特别不容易以合情合理、平易近人的方式来探讨各种不同的观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心理学领域内学者们各自把自己封闭在小派别中，各行其道。实际上，所有这些小团体都怀疑自己独占的真理，所以他们才坐到一起，不断重复同一东西，直到大家都信以为真为止。盲从盲信往往是怀疑受到压抑的标志。你们可以在宗教史中研究这一现象。过去，每当教堂的地位动摇时，时尚就转向盲信，或产生出很多盲从的派别。因为，心灵深处的怀疑必须加以扫除。当一个人对盲从习以为常以后，就变得镇定自若，能做到不怀着忌恨来讨论自己的信念，把它看做是个人的观点。
精神治疗专家所面临的典型的职业危险，就是心理上受病人的感染，被病人的投射击中。他必须时刻警告自己，不要自负。须知，不仅是他的心理上受到投射的影响，甚至他的同情机制也要受到干扰。我就观察过许多精神分析师在这方面反常的例子：他们真的出现了生理上的毛病，而这些毛病又不能用已知的症状学来解释，我将它归为精神分析师受病人的投射的持续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因为医生让自己的心态混同于病人的投射，而不是将二者区别开来。病人的特殊情绪状态的确有传染性，我们几乎可以认为，这种情绪状态在精神分析师的神经系统上激起类似的振荡。所以，精神分析师会与精神病医生一样变得有些古怪。这一点我们务必记住。这个问题显然属于转移现象。
1我们现在谈谈转移的治疗291。这个论题既困难又复杂，我怕我要说的是你们早就知道的东西，但为了保持我谈话的系统性，不能略去不谈。
显而易见，精神分析师必须瓦解病人的转移，正如他必须取消病人的其他投射一样。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你必须使病人认识到他的转移所包含的个人和非个人内容的主体价值（subjective value）。因为，他投射出的不仅是个人的东西。正像我已告诉你们的，这种投射内容也完全可能是非个人的，即带有原型性质的内容。救星情结肯定不是个人的，它是一种普遍的期望，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期都可以看到这种观念。它正是一种魔法人格（magic personality）的原型概念292。
在开始对病人进行分析的时候，转移性投射是病人过去个人经验的不可避免的重复。在这一阶段，你必须研究和处理病人以往有过的所有关系。例如，如果你的病人去过许多医疗所并找过那里的医生，病人就会将他的那些经验投射到现在的精神分析师身上，所以你先得对所有那些医生作一番调查了解，这少不了要病人交一大笔费用，还显得你在故弄玄虚，病人自然认为你和他先前求助的医生是半斤与八两。你必须逐个研究病人与每一个打过交道的人之间的情况——这中间有医生、律师、教师、叔舅、表兄妹、兄弟和父亲。在你依次把这些都一一了解以后而追溯到病人的幼儿时代时，你也许以为已经完成了调查。其实你并没有。似乎父亲以上还有人，你甚至怀疑被投射的是祖父。这有可能；我还没有见过病人把他的曾祖父向我投射的，但有向我投射祖父的。当你追溯到病人幼儿时期后，即当你从存在的另一面审视问题时，你就穷尽了意识的所有可能性。如果这些都不是转移的发源，此转移则是一种非个人的投射。根据投射内容的特殊的非个人性质，我们能识别出非个人的一类投射，比如，救星情结或古代的神灵崇拜。它们所包含的意象具有普遍原型的性质，能产生一种“魔力”，即压倒一切的影响力。以我们理性的意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比如，上帝是精神（Spirit），而精神在我们看来毫无实体性或能动性。但假如我们研究这类事物的本源意义，便可发现它们带有潜藏的经验的性质，我们就能懂得它们是怎样影响过原始人的思想的，也就同样能懂得我们内心的原始心态。精神这个英文词的拉丁对应词是Pneuma，实际上是空气、气流、呼吸的意思，以其原型特性，是能动的、半实体性的东西，它使你动，正如风吹动你一样；你把它吸进体内，胸廓就扩张了。
被投射出的原型内容也完全可能带有否定的性质，诸如巫士、魔鬼、妖怪等等。甚至连心理医生也有发生这种情况的。我就知道有这样的心理医生，他们对我怀有一种极为古怪的想法，确信我在与魔鬼同盟，从事妖术。在非个人内容的转移中，从来不信鬼的人也会“看”到最难令人置信的景象。对于病人向你投射的父母情结，你用正常推理与常识性开导等普通手段就能使之瓦解；但仅用理智是不能粉碎非个人投射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粉碎它并不是恰当的方案，因为它对医生的治疗很重要。为了解释这点，恐怕我不得不再次谈到人类心灵的历史。
原型意象被投射，这早已不是什么新发现。实际上，它们非被投射不可，否则它们会淹没意识的。这儿的问题只是找到一种形式，使之成为投射的适合的容器。事实上，这种帮助人们投射出非个人的意象的适当形式古已有之。你们都很熟悉这个形式，也许还身体力行过，只是你们那时太年幼而不认识它的重要性罢了。这古老的投射形式就是宗教仪式，在我们则是基督教洗礼。当儿童不再束缚于父母意象的迷人而又权威的影响之下时，儿童就从先前与父母的生物性合作关系中解放出来。此时，人的无意识的天性，便以它无限的智慧产生出某种仪式。你们可以在原始部落中看到这种情况：男孩进入成人行列的专门仪式，从此参与部落的精神与社会生活。在我们对意识进行区分的过程中，这类仪式的形式已发生了多次变化，最后到我们手中将它发展成洗礼。在洗礼中，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职能：教父和教母。在我们瑞士方言中，我们用神的名字来命名这两者。阳性的Gotti，意为生父，阴性的Gotte意为生母。God（上帝、神）这个词与good（善）毫无关系；God实际意义是生父。洗礼以及以教父教母为形式的精神双亲表达了双重诞生（twice born）的神秘性。你们都知道，印度的所有高级种姓都有一个表示双重诞生的尊号。有两次生命，这也是埃及法老的特权。所以，在埃及寺庙中，你们常可见到主殿的旁边有所谓“产房”，一般都有一两间这种产房专门用于举行仪式。人们在这种房间里藏有关于法老的双重诞生的记载，他怎样由普通父母取得血肉之躯，又是神的种，由女神所生。他降生时就是人与神之子。
我们的洗礼意味着使孩子脱离世俗父母，脱离父母意象的专断影响。为此目的，生物性的父母被精神父母所取代；教父和教母通过教堂这一媒介代表神圣仲裁，这是精神王国的可见的形式。我们认为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并相互负责，而在天主教仪式中，甚至连婚姻也要受教堂的干涉，神圣仲裁禁止夫妻之间的直接接触。牧师代表教堂，而教堂以忏悔的形式横在两人之间，忏悔是不能逃避的义务。这种横加干预并非由于教堂特别狡诈，而是由于它丰富的智慧，由于一种可追溯到基督教初期的一种观念，即认为我们不仅是作为男人和女人而结合，还是通过基督而结合。我有一个古花瓶，上面的图案画的就是早期基督教婚礼。男人握着女人的手，两人中间是鱼（鱼就是基督），两人通过鱼而结合。他和她既被基督联结又被基督分隔，这个基督横阻在中间，代表把人从自然的约束下分离出来的权威。
原始部落中有名的“加入成人行列”仪式或“进入青春期”仪式就是这种分离过程的实行。男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便突然被大人从自己的小伙伴中分离开来。在半夜时分，他们听到神灵的声音，即牛角号声，此时妇女不得走出屋外，否则要立即处死。然后，男孩们被带到丛林的木房子里，去经受一系列的严厉考验。他们不能说话，大人们告诉他们，说他们已死去了，正在获得新生。大人们还给他们取了新名字，已证明他们已不再是过去的他们，所以也不再是父母的儿子。这种仪式甚至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他们返家后，母亲不能向儿子讲话，因为这些年轻人已不再是小孩而是男人了。先前，在哈顿托（Hottentots）部落，还有男孩子对母亲做出乱伦行为的，以证明她已不再是他的母亲，而只是和别的女人一样的女人。
我们的基督教仪式已失去了它曾有过的重要意义。但假如你研究洗礼的象征，还是能看到原先的意义。埃及的“产房”在我们是洗礼塘，这正是一种洗礼盘，一个鱼塘，我们像里面的鱼：象征性死去又再生。你们知道，早期基督徒实际上就是被投进鱼塘——比现在大得多的水池里去，在许多古教堂中有单独为此目的而设的建筑，其基脚呈圆形。在复活节前一天，天主教堂还有一个特殊的洗礼塘祭献仪式，即所谓赐福仪式。牧师把天然的水“从一切邪恶力量中抽取出来”，使之变为能使生命再生、使生命纯洁的生命之泉，变为神圣的子宫。然后牧师把这圣水分洒在十字架的四端，向着它呼三口气，用蜡烛对着它舞三下，作为永恒之光的象征，同时他口中喃喃的咒语可以呼唤出美和善、神灵的伟力，使它们进入这洗礼池。这也就是神灵与洗礼水的神圣婚礼，这洗礼塘就是教堂的子宫，人在这子宫里再生，获得纯洁无邪的新的生命。他去掉了罪恶，他的天性与神结合了。他不再受自然力的毒害，他作为一种神性存在而再生了。
我们还知道有别的法规，能把人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我这里不能详述，如果你们研究原始心理学，就会发现原始生活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都伴有讲究的仪式，那些仪式旨在使人脱离以往的生存阶段而把心理能量转入下一个阶段。当一个女孩出嫁时，就要把她从父母意象中分离出来，而且她还不能将父亲意象投射到她丈夫身上。因此，在巴比伦，有一种特别的仪式，就是所谓“寺庙失身”仪式（temple prostitution），即良家女子先必须委身于一个前来朝庙的陌生男子，同他睡一夜，尽管这男子从此一去不返。我们还知道中世纪有类似的法规——初夜权：封建爵爷对自己的女奴握有此权。新娘必须同她的主人一起度过新婚第一夜。通过寺庙失身这一仪式，要在女孩心中留下一个印象很深的男人图像，而这个图像与她马上要嫁的男子很不同，这样，当以后婚姻中产生了矛盾的时候，（因为即使在那个时代，婚姻中也是偶有麻烦的）她自然会产生心理回归（regression），但不会指向她的父亲，而是指向她曾遇过的那位不知名的男人。这样，她不会退回到孩童阶段，而是退回到与她年岁相当的一个男人身上，这样，便确保不发生还童现象。
这一仪式还显示了人类心理中一种美好的意愿。女性中有一种对情人的原型意象：他来自远方，漂洋过海与自己幽会一次后又远去。这个主题你们在瓦格纳的《飞行的荷兰人》以及易卜生的《海上夫人》中都可见到。在这两部作品中女主角都等待着远方的游子，期待着与这个陌生人谈情说爱。在瓦格纳的歌剧里，她在他到来之前就爱上他的意象了，不可遏止地总要去海边等待他的重返。而在巴比伦仪式中，女性则要具体地感受体验这原型意象，因而也是极为强有力的意象。我写了一本小书，谈自我（ego）与无意识的关系293，里面就提到过一位投射父亲意象的女病人，我分析了她的这种原型意象，指出那正是她把父亲意象转移到另外人身上的原因。
治疗转移的第一步，当然要使病人认识到，靠投射并期待见到自己个人经历中有过的所有肯定和否定的权威意象，还只是在以孩童和小学生的眼光看待世界；这一认识还只涉及客观的一面。要获得真正成熟的态度，他还必须从所有这些似乎给他造成麻烦的意象里见出主观价值。这些意象必须被他融进自己的心理之中；他必须弄清楚它们是怎样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的；比如，他是怎样将某个客体赋予一种积极的意义的，尽管实际上正是他才能够、也才应该促进这种意义的产生的。同样，当他对客体投射否定的性质从而憎恨和讨厌这个对象时，他需明白，事实上是他把自己的卑劣的一面投射出去，因为他更欣赏一种乐观、片面的自我意象。大家知道，弗洛伊德只讨论客观的那一面。但如果医生缺少责任心而放纵病人，或对折磨病人的病状听之任之，他就不能真正帮助病人调治神经症。病人患神经症，意味着他应该有整体人格，而这就包括承认他的整个存在，他的好、坏两个方面、他的高级和低级两种功能，并对所有这些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假定，心理医生研究了病人的个人意象投射并已进行了充分处理，但还有一个无法瓦解的转移。这就是对转移进行治疗的第二步。我指的是要区分两种转移：个人的和非个人的。如前所述，个人的投射必须被瓦解，让病人的意识认识到它，它就瓦解了。但非个人的投射是难以瓦解的，因为它属于精神的构造因素。它不是过去时代无用的遗迹，而是目的性的，补偿性的功能，作用尤为重大。在人处于不知所措的情形下时，它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使人保持清醒。在危险的时刻，无论危险来自外部或自身，原型都会加以干预，使人本能地自我调节，以增强对外界诸因素的适应能力，好像他对这种情势并不陌生：他作出反应的方式也就是人类一直表现出的反应方式。因此，这种机制至关重要。
不用说，心理医生必须挡回病人发出的这种非个人意象的投射。但医生只是取消病人的投射行为，他实际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取消投射的内容。当然，病人也不可能把非个人内容消融到自己的个人心理活动中。这些投射内容是非个人的，这一事实就正是它们要被投射的原因。投射者认为这些东西不属于他个人的主观心灵，认为应该把它们放置在自我以外的某一处，但由于缺乏恰当的形式，所以某一个人就成为它们的容器。这样，心理医生必须格外小心地处理非个人投射。比如，一个大错误就是对病人这样说：“你看，你只是在把救星形象投射到我身上。你想得到救星，要我对你负责，这真是笑话。”假如病人真对你抱此期望，你务必认真对待；这种期望绝非笑话，整个人类都有这种对救星的期待。比如，看看意大利和德国吧。目前英国还没有救星，瑞士也没有。但我总不相信，我们与欧洲其他地方就有这么大的不同。我们的情形与意大利和德国稍有不同；比起我们，他们也许没有把平衡把握好；但甚至我们也存在着问题。在意大利与德国，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大众心理的救星情结。实际上，救星情结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型意象，在我们这个充满灾难、迷惘的时代，它自然又被激活起来，好像通过放大镜看东西一样，我们在这些集体事件中也看到同样能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事。正是在这种不安全的时刻，补偿性心理因素开始发挥作用，这个现象并不反常。也许使我们奇怪的，是这种现象以政治形式表现了出来。但集体无意识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东西，我们的理性的意识不能指挥它、规定它。当然，完全放任自流也不行，这种原型意象被激活后，会带来极大的破坏性，比如，它能发展成精神病。所以，人们总是调节着人与集体无意识的关系，而原型意象则具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集体无意识是一种随时都在起作用的动能，人必须与之保持接触。他的心理和精神健康有赖于非个人意象的共同作用。由此，人总是有宗教信仰。
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精神治疗体系。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师在干些什么呢？在尽力治愈心灵的创痛，即人在精神上的不幸，宗教对付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主就是一个治愈人病患的“医生”，他医治我们的疾病，消除我们心灵的痛苦，这不正是我们称作精神疗法的东西吗？说宗教是精神治疗体系，这并非玩弄文字游戏。宗教是最精致的一种精神治疗法，其中包含有伟大、真实的哲理。我有数量众多的病人，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很多是天主教徒。但最近三十年来我的病人中还真诚信奉天主教的不到六个人了。绝大多数是新教徒和犹太人。我曾向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散发了一张征求意见的表格，上面有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你有心理上的麻烦，你是怎么办的？你去找医生还是找牧师？我记不清病人的具体数目了，但我记得，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新教徒回答说他们会去找牧师，其余的人则赞同找医生。坚决站在医生一边的正是牧师的亲友和子女。有一个中国人回答得很妙：“吾少壮时求医，弱老时则求教于哲人矣！”而大约百分之五十八或百分之六十的天主教徒则说他们愿意找牧师。这就证明，天主教堂以其严格的忏悔制度和良心指导，正是一种精神治疗机构。我有些病人，在经过我分析治疗之后，还是加入了天主教堂，正像我的另外一些病人参加了所谓牛津团体运动（Oxford Group Movement）。我认为，利用历史赐予我们的这些精神治疗机构是完全正确的。我但愿自己是一个中世纪人，能参加这类信仰活动。可惜，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多少属于中世纪的心理状态，而我不那么古老。不过由此你们可以看到，我是在认真对待病人的投射所包含的原型意象和采取的适当形式，因为集体无意识实在是人类精神的重要因素。
所有诸如乱伦倾向以及婴幼儿的其他表现都只是表面的东西；无意识真正包含的，是时代的巨大的集体事件。在个体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着历史的酝酿。当原型在许多个体身上被激活并升到表面来的时候，我们既置身于历史，也置身于现在。此时此刻需要的原型意象复活了，每个人都处于它的影响之下。那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事情。我早就看到它的来到，我在1918年就说过，“金发兽”正在睡眠中躁动，德国就要出事了。294当时没有一个心理学家懂得我的话，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个人的心理状态只是一薄薄的表层，只是集体心理之海的一个波浪。那改变了我们整个生活、改变了已知世界的外表的强大因素，那构成了历史的强大因素，就是集体心理，而集体心理运动的规律完全不同于我们意识运动的规律。原型是巨大的、决定性的力量，它们促发真实的事件，而不是我们个人的理性或实际的知识。在这次大战以前，所有明智的人都说：“我们再不要任何战争，我们有足够的理智阻止它的发生，我们的商业和金融在国际范围内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战争绝对不可能。”随后到来的都是血腥的战争。现在许多人又在口出蠢言，大谈什么理性、和平计划等；他们执著于幼稚的乐观主义而看不见事物的真相。现在，请看看现实吧！原型意象正决定着人们的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无意识的心理，而不是我们大脑的理性思维。
在1900年，谁会想到三十年后可能发生今天在德国发生的事件？难道你们那时会相信，一个极其聪慧而又有教养的民族会像中魔一样受制于一种原型的威力？我目睹它的到来，也能理解它，因为我理解集体无意识的力量。但在表面上它只显得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我的一些私人朋友也中了这个“魔”，我本人一到德国就相信它的必然性，完全能理解它，知道非那样不可。它是不可抗拒的。它渗入到你的骨髓之中，而不是你的思维里，你的大脑完全不起作用。你的同情机制被控制了。它是一种从心灵最深处来威慑你的力，是被激活的集体无意识，是所有这些生存着的人共有的原型。由于它是原型，它就具有历史性一面，我们不懂历史就不能理解那些事件。295这些德国的历史在今天的重现，正如法西斯正演着意大利的历史一样。我们既然有成熟的、理性的认识，就不能像小孩一样，说什么“不应该是这样”。那样说太幼稚可笑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人类实际发生并总是发生的事。我认识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非常有理性，就像我认为自己或你们自己认为你们有理性一样，但是当那股狂潮向他们涌来时，一下便卷走了他们的理智。你如果与他们交谈一下，你就会承认，他们面对那种情形也毫无办法。一种不可理解的命运攫住了他们，你不好说这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他与理性判断毫无关系，它只是历史。当你的病人发生了原型性质的转移时，你就踩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上，如我们在德国所看到的集体性的爆炸那样。这些非个人的意象包含着巨大的能量。萧伯纳在《人与超人》中说：“人这种生物，在为私事时是不折不扣的懦夫，但为了一种观念却可变成英雄。”296当然，我们不能把法西斯或希特勒主义当做观念，它们是原型，所以我们说：把一个原型给予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就会一致行动，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它。
由于原型意象具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你不能用推理分析使之消失。因此，在对转移进行治疗的第三个阶段，唯一要做的是区别病人对医生的个人关系和非个人因素之间的不同。在医生精心治疗病人以后，病人喜欢医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因为你为一个病人做了一件好事，你也就会喜欢这个病人，无论这个人是男是女。这是不言而喻的。要是病人对医生为他所做的事一点也看不到，那才是真的不自然、真的有神经症了。对医生的个人亲切反应是正常而合情合理的，因而，任其存在吧！它有权存在，它不是转移。但只有在未被识别出的非个人价值还没有玷污病人与医生的关系时，病人才可能对医生表现出这种亲切又正当的态度。这意思就是，在另一方面，医生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型意象的重要性，而许多原型意象带有宗教色彩。无论你认为德国的纳粹风暴有无宗教价值，这都无关关键。它确实有。无论你认为墨索里尼是否是一个宗教人物，这无关关键，因为他正是宗教领袖。你们甚至可以在这几天的报纸中找到证实，里面引用过一首关于罗马恺撒的诗句297：“四周的丛林在呼喊：‘他是神，是牧师！’”法西斯主义是宗教的拉丁形式，其宗教性质能解释它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认识到非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其结果必然是病人开始上教堂或加入其他宗教活动。如果他不能把自己关于集体无意识的体验容纳入一种特定的宗教形式，麻烦将从此而生。非个人因素没有受体，于是病人陷入转移，而原型意象则损毁他与医生的正当人际关系。于是，心理医生成为他心目中的救星，他在医生不能做到这点时就责怪他。医生当然做不到，医生只是凡人，他不可能是救星或其他什么原型意象，而在病人的无意识里被激活的正是那种意象。
由于有这个极其棘手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存在，我运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这些被投射的非个人价值还给个人。这是一种颇为复杂的方式，昨晚上我就打算向你们说明与那个梦有关的这种现象。因为，当无意识说，基督教教堂下面有放着金盘子和金匕首的密室时，无意识并没有撒谎。无意识是人的本性，本性是不撒谎的。确有金子，宝物和伟大的价值确实存在。
如果我有时间，我愿意继续讲下去，告诉你们有关那宝物的事以及获取那宝物的手段。这样，这种使个人能随时触发非个人意象的方法就可以为你们所理解。可是，我只能提一提，你们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材料，可以下去参考我的有关著作。298
对转移的治疗的第四阶段，我称之为非个人意象的对象化。它是个性化（inpiduation）过程的一个主要部分299，其目的是将意识从客体上分隔出来，这样，个人就不再把他的幸福或生命的保障寄托在自身之外的因素（人物、思想或情景）上，而是认识到，一切都有赖于他是否握有那“宝物”。如果他实现了对那金子的占有，那么，重心便落在他自己身上，而不再是他非仰赖不可的客体。达到这样一种分离状态，这便是东方民族实践行为的目的，也是一切宗教的教导的目的。在各种宗教中，这种宝物的属性总是被投射到神圣的形象上，但对受到启蒙的现代心灵来说，则不再可能。许多人不再能在历史象征中表现他们的非个人的价值观念。
因此，他们有必要寻找到一种个人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非个人的意象。这是因为，他们非取得形式不可，他们必须实现各自的生活，否则个人与精神的基本功能就会脱节，就会变成精神病患者、迷失方向、陷入自我冲突。但是，如果他能把自己的非个人意象加以对象化，他就保持了与那种至关重大的心理功能的接触，而自有意识以来，正是宗教关照了这种功能。
我在这儿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详细讨论，这不仅是因为我讲演的时间已告结束，还因为靠科学的概念不可能恰当表现活生生的精神体验。对于这种分离状态，我们只能理性地把它界定为一种个人精神的中心，但这种中心不处于自我之内。它是一种非自我的中心。要充分说明非自我中心是什么意思，恐怕我还得就比较宗教学写一篇专论。300所以，我只能简单地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许多病人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找心理医生，所以，心理分析医生有必要寻找一个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办法，我们就举起了17世纪的心理医生们丢弃的火炬；当时，我们的那些同行们为了成为化学家而放下了手中的火炬。当我们这些心理学家从精神的化学和物质的概念中超脱出来时，我们就是在重新举起这火炬，在把12世纪开始于西方的这一进程继续下去。因为，炼丹术当时正是忙于研究心灵的医生的工作。
讨论
问题：
我可否向荣格教授提一个基本的问题：他可否给出神经症的定义？
荣格教授：
神经症是由于情结的存在而造成的人格分裂。有情结是正常的；但如果情结相互间发生冲突，人格中与意识绝然相反的那部分便分裂出去。如果这种分裂到达了器官组织，则形成精神病，一种精神分裂症。这时，每一种情结各自为政，再没有统一的人格来将它们联系起来。
由于相互分裂的情结是无意识的，它们只找到一种间接的表现方式，即通过神经症病状表现出来。病人不是受心理冲突的折磨，而是备受神经症的折磨。性格的任何内在冲突都能造成分裂，如果思维与感觉之间的裂隙过大，那本身就已是轻度神经症了。当你在某件事上与自我发生冲突时，你就正在接近神经症状态。这种关于精神分裂的观点，是我对神经症所能做的最一般、最谨慎的定义。当然，它不包括神经症的症状学和现象学。它只是我所能够提出的最一般的心理学上的界说。
H.G.贝尼斯先生：
你说转移对分析工作毫无实用价值。它可不可能具有目的论的价值呢？
荣格教授：
关于这一点我说得不多，不过，对转移所包含的原型内容作了分析以后，转移所具有的目的论价值才变得明显。我在谈到由于心理医生与病人之间缺少和谐关系（至少，如果可以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和谐关系）因而转移成为补偿时，这种目的论价值也显示了出来。当然，我能想象内倾型哲学家偏向于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这种关系。比如，叔本华说，人的自私自利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个人不惜杀死兄弟并用他身上的油脂来擦拭自己的皮靴。
V.狄克斯医生：
那么，我们可否认为，荣格先生你把神经症的发作看做病人自我治疗的一种尝试，看做病人为了补偿的目的而发挥出自己的下等功能？
荣格教授：
完全如此。
狄克斯医生：
那么，我可否这样理解，即从人的发育的观点来看，神经症的发生反而是好事？
荣格教授：
是这样，我很高兴你提出了这一观点。这正是我的观点。我对神经症一点也不悲观。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得说：“谢天谢地，他还有能力决定变成精神病人！”神经症的确是一种自我治疗的努力，正像每一种生理疾病在部分意义上都是一种自我治疗的努力一样。我们不能把疾病作为某种孤立的东西来看待，而不久前人们正是这样看的。现代医学——比如内科——认为疾病是由有害因素和治疗因素所组成的一个体系。这完全与神经症是一样的。这是自我调节着的精神体系试图恢复平衡的一种努力，与梦的功能完全一样，只是更强大、更激烈罢了。
J.A.海菲尔德医生：
荣格教授可否简单解释一下，主动想象是怎样的技术？
荣格教授：
我很高兴再次探讨这个题目。我在分析托利多的那个梦时就想讲一讲这个问题了。你们会看到，我提不出什么经验材料，但可以给大家说说有关方法的问题。我相信，最好的方法是给大家讲一个病例，说说把有关方法教给病人会有什么困难。
我治疗的病人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他无法理解我的主动想象是什么意思。他作了各种尝试，还是一无所获。他的困难是他不能思维。音乐家、画家、所有艺术家，常常都根本不能思维，因为他们从不有意识地使用自己的脑子。这个年轻人的脑子也只干自己的本行——进行艺术想象，却不能进行心理学意义的思考。所以，他不懂我的意思。我给了他尽可能多的机会，他也作了各种大胆尝试。我不能告诉你们他所做的一切，但我能告诉你们他最后是怎样成功地运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想象的。
我住在城外，他只好乘火车来我住处。他上车的那个小站的墙上有一幅广告画，他每次等车时就端详那幅画。这幅画宣传的是阿尔卑斯山的伯尔尼，上面有色彩鲜艳的瀑布、碧绿的草地，画的正中是一座山，山坡上有几头牛。他就这样坐在那儿，一边看着画，一边想到他不懂得我说的主动想象指的是什么。有一天他想到：也许，我可以从这幅画开始，胡乱想象一番。比如，我想象自己在这幅画中，这风景变成了我身临其境的地方，我在牛群中向山坡上踱步而去，然后眺望山那一面的景色，我也许能看到山坡背后有些什么。
于是，为此目的他便去那车站并想象自己置身于那幅画里。他看到了草地、小路，经过牛群向山上走去，到达山顶后，朝那一面望去，还是草地，缓缓向下倾斜，下面有一篱笆。他顺坡走下去，越过篱笆，有一条脚踩出的小道，绕着山沟和一块大岩石，他从岩石边绕过去，看到前面有一个小教堂，大门半开半掩。他想他最好进去瞧瞧，于是推开门走了进去。在缀满鲜花的祭坛上立着一尊圣母的木雕像。他抬头细看她的面容，就在这个时刻，某种有尖耳朵的东西一下消失在祭坛后面。他想：“嗨，这全是在胡思乱想。”随即，他的幻想一下消失了。
他离开车站后说：“但我还是不明白主动想象是怎么回事。”然后，一刹那间，他想道：“噫，那东西也许真在那儿，圣母像的后面也许真有过一个尖耳朵东西，它一闪就不见了。”于是，他自言自语：“作为试验，我姑且再从头来一回。”他想象自己回到车站看那幅广告画，并且沿坡上了山。到了山顶后，他好奇地猜想，山那一面有些什么？他又看到了篱笆和缓缓倾斜的山坡。他说：“嘿，不错，看来这些东西还在那里。”然后他绕过大岩石，看到了小教堂。他说：“教堂就在前面，那至少不是幻觉。一切都秩序井然。”门是半开的，他很高兴。他犹豫了片刻，说：“现在，我把门推开，会看到祭坛上的圣母。然后，那个尖耳朵的东西会从圣母像后面跳下去，如果不是这样，这一切便全是扯蛋！”于是他推门而进，抬头望去——哟，那个东西像前一次那样跳下去不见了，于是他信服了。从那时候起，他找到了钥匙，知道他可以依靠自己的想象，从而，他学会了使用这种想象。
我没有更多时间来告诉你们，他头脑中的图象的发展情况，或者另外的病人又是怎样掌握了这一方法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得到这种方法。我这里只提一下：它可以表现为一场梦或一个印象，而这个梦或印象有催眠的性质，可以引发主动想象。“想象”（imagination）和“幻想”（fantasy）这两个词中我更愿采用前者，因为两者实际上是有区别的。过去，医生们也了解这一区别，他们说我们的工作应凭借真正的想象来完成，而不是凭借幻想。301换言之，如果我们正确理解这两个词的涵义，便会看出：“幻想”有悖常理，只是一种幻象、一种稍纵即逝的印象；而“想象”则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我也是这样来区分这两者的。
幻想多少是你自己的发明，只停留在纯属个人的事物的表面，是意识的期待。但主动想象正如这个术语所表达的，意味着意象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意味着象征性事件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根据。当然，这只是在你的意识和理性对此不加任何干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主动想象开始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起点上。我用一个自己的经验来说明之。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有一个一直未出嫁的姑妈，她住在一幢漂亮的旧式房子里。房间里有很多美丽的、古香古色的彩雕，其中有一幅我爷爷的像。他是一位主教，他正走出家门，站在台沿上。从房门向下有扶手、台阶，一条小道通向教堂。他佩戴着徽章，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我的父母允许我每个礼拜天早上去看望姑妈，于是每次我就跪在一把椅子上凝视着这幅雕像，直到我觉得他走下了台阶。我姑妈每次见我这样出神都会说：“嗨，乖孩子，他不会动的，还站在那儿呢。”但我知道我看见他走下来的。
你们看，就这样，那雕像开始动起来。同样，当我们全神贯注于头脑中的一幅图景时，它会开始动起来，意象会变得更丰富，还会变化发展下去。自然，你会每次都对之表示怀疑，认为是自己在无中生有，认为那只是自己头脑的发明。但你必须打消这种怀疑，因为这种怀疑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依靠有意识的思维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一直有赖于那些突然进入我们意识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德语中就叫做Einfalle（灵机一动想到的东西）。比如，如果我的无意识不给我以念头，我就不可能继续我的讲话，因为我发明不出下一个步骤。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你想说出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名或某个词，但就是记不起来，而隔一些时候，它却自动地跳进你的记忆中来。我们完全仰赖无意识的善意合作。如果它不与我们合作，我们便一筹莫展了。因此我确认，单靠运用意识我们是做不了多少事的。我们总是过高估计意图与志愿的力量。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全神贯注于内心的意象上，小心地不去干扰事件的自然进程，我们的无意识就会产生出一系列意象，完成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
我在很多病人身上试验过上述方法，多年来的工作使我占有了这方面的大量生动的资料。观察这种方法的运用过程是非常有趣的。当然，我并不把主动想象法当成万灵药方，医生首先要发现确切的迹象，证明此法适合自己的某位病人，才能运用之；有很多病人，若将此法强行运用于他们身上，则有害无益。但在分析阶段的后期，意象的对象化常常取代了梦。意象预见到梦境，于是便没有梦了。只要有意识的思维活动还影响着无意识，无意识便大大减弱。这时，所有的意象都带有灵活多变的形式，这就比梦有更多的优越性。它加快成熟过程，因为分析工作就正是一种加快了的成熟过程。这一定义并非我的发明，而是老教授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的发明。
由于通过主动想象，所有的意象都产生在有意识的思维中，这些意象比起不确定的梦更完整。这些意象也比梦有更丰富的内容；比如，它们有感觉的价值，一个人靠感觉就能进行判断。病人常常自己感觉到某些意象似乎能被肉眼所见。比如他们说：“那个梦太逼真了，假如我能够画，我会尽力表现出它的氛围。”或者，他们感到，某一念头无法理性地表达出来，而只能通过象征。或者，他们处于某种激情之中，而假如给这种激情赋予某种形式，才能将它解释清楚，那么，他们便开始在纸上涂抹作画，或用手捏出一些塑像，女患者有时便从事编织。我治疗的病人中有一两个妇女还用跳舞来描述她们无意识中的意象。当然，这些意象也可以通过文字表述出来。
我还掌握有很多这类事例。它们都显示出大量的原型材料。我现在就试图从历史上找出类似的材料。在过去的岁月里，尤其在中世纪早期，与现在相似的意图也产生了许多丰富的意象材料，我们可将它们与现在的材料作一番比较。象征主义的某些因素可以回溯到古埃及。我们在东方发现类似我们西方人的无意识意象的许多有趣的材料，甚至在微末细节上也相像。这一比较，使我们获得了极宝贵的洞察力，能透视无意识的结构。心理医生也必须从这一类相似的材料中选出必要的例子告诉病人，当然他无需像从事科学研究那样详尽地向病人作解释，而只需满足每个不同病人的具体需要，帮助病人理解自己的原型意象。因为，要让病人真正明了自己的原型意象的意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他们感到，自己的那些意象并非只是毫无外部联系的、古怪的主观经验，而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客观事实与过程在人脑中的典型的、反复的表现。病人在将自己的非个人意象对象化并理解到其中固有的内容后，就能发现他的原型意象的全部价值。这时，他就能真正看到自己的原型意象，他的无意识也能被他所理解了。不仅如此，这种办法对他还有一个明确的作用：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原型内容，那些内容都反作用于他，使他的态度产生变化。我提到非自我中心（the non-ego centre），也就是试图为这种态度作出界定。
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我曾有一个病人，是大学里的，属于那种很片面看问题的知识分子一类。他的无意识受到了困扰，被激发起来，于是他把这种无意识投射到别的像是他敌人的人身上。他感到很孤立，觉得大家都与他过不去。于是他开始酗酒，以此来忘掉烦恼。但他变得动辄易怒，在这种心境下他开始与别人吵闹，有几次还与别人闹得不可开交。有一次他被人饱打一顿后从一个餐厅里给推了出来。这种事随后不断发生。最后，他忍受不住，来求我帮助，问我该怎么办。我接见他后得到一个很明确的印象：这个人塞满了古老的原型材料。于是，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有趣的实验，把他的原型材料纯化，但又不能让他受我的影响，所以我又不能直接处理他的病状。”我把他转给了一位女心理医生，她那时还是新手，对原型材料所知不多。这样，我能绝对放心，她不会干预病人的原型材料。由于这个病人已非常颓丧，所以没有反对我的做法。他与她进行配合治疗，她叫他怎样他就怎样。302
她要他注意自己的梦，他就把自己所有记得起的梦都仔细记录下来。我手中现在就有关于他的梦的记载，共有一千三百个左右的梦。它们包含着一系列最有特性的原型意象。而且，尽管医生没有要求他，他还是主动地描绘了许多图画来表现梦中所见所感，认为那些所见是甚为重要的。他在这样处理梦、这样在纸上作画的时候，他所干的恰恰正是许多其他病人通过主动想象所干的。他甚至为自己发明了主动想象，为的是要搞清楚他的梦提出的某些复杂问题，比如，怎样使一个圆形内的东西保持平衡，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他钻研永动机，并不是用疯子一样的思考方式，而是用象征的方式。他探究的全部问题都是中世纪哲学所关切的，而现代的理性思维则会认为他在胡思乱想。其实，这只证明我们还不理解这种现象，但过去的哲学家们却是理解的。愚人是我们，而不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