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去赶毕加索热的浪头，这是我几乎想向读者表示歉意之处。如果不是一家权威的季刊向我建议，我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涉足这一题目。这倒不是说这位画家和他陌生的艺术对我说来太微不足道（我毕竟还认真研究过他文学方面的兄弟詹姆士·乔伊斯），恰恰相反，我对他的问题有着极浓厚的兴趣。只是要企图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尽可能面面俱到地论及这一问题，对我来说就显得太宽泛、太复杂、太困难了。如果我终于还是敢就这一问题发表一点看法，那也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明确的前提，即：我对于毕加索的“艺术”这一点没有任何可说的东西，我要说的仅仅是他的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学。因此，我把美学问题留给艺术批评家们，而把自己限制在潜伏于这种艺术创作背后的心理学的范围内。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对图像再现心理活动之心理学的研究，因此也就自然地要以职业的眼光来看毕加索的图画。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毕加索的心理问题，就其在他的作品中所得到的表现而言，十分类似于我的病人的心理问题。遗憾的是，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那些可供比较的材料只为少数专家所知。这样，我的进一步的观察就显得毫无根据，因而需要读者的善意与想象力。
非客观艺术（non-objective art）主要是取材于“内”（inside）的。这所谓的“内”并不等同于意识，因为意识中包容的物体的图像正是人们通常所见的样子，因而它们的显现就必然符合于人们期待的那种普遍的模式。然而毕加索的物体却是与此毫无相似之处的，它们与人们所普遍期待的模式有着极大的差异，似乎已经不再属于任何外部经验的物体了。如果把他的作品按编年排列，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有一种逐渐脱离经验物体的倾向，可以看出一些不符于外部经验的、来自于“内”的因素的逐渐增长。这一所谓的“内”，是位于意识之后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位于某种特殊的意识之后的，这种意识就像是置于五官之上的一个普遍的知觉器官，是专门导向外部世界的。意识之后并非绝对的虚无，而是一个潜藏着无意识心理的世界，它从后面、从内部影响我们的意识，正好比外部世界从前面、从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因此，那些不符于“外”（outside）的部分必然是导源于“内”的。
尽管这种“内”能够最决然地影响我们的意识，但它却是看不见的、难以想象的。我对我的病人中那些主要因这一“内”的影响而经受折磨的人加以诱导，使他们尽可能好地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出那些折磨着他们的东西。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使无意识的内容明白的显示出来，从而让它们易于为患者的理解力所接受；其治疗效果则在于防止无意识与意识的危险的分裂。所有在心理背景上发生的活动和影响的图像再现都是以其象征性而与客观的或“意识”的再现形成对照的，它们以一种粗略的、模棱两可的方法暗示出一种至今还未为人知的意义。因此，要想在某一单个的、孤立的图像中来确定任何事情，不管把它的确定性限定在哪一级程度上，都是全然不可靠的。人们由此而得到的只会是一种陌生、混乱而不可理解的感觉，却不会知道它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我们只有对许多这样的图画加以比较的研究之后，才有可能理解它们。一般说来，病人比艺术家缺乏艺术想象力，因而他们的画较清楚、简单，容易理解一些。
病人之中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神经官能症病人和精神分裂症病人。第一类病人画的画具有一种综合（synthetic）的性质，始终贯穿着一个一贯的、统一的情调。即便在它们因完全抽象而缺乏情感因素时，它们也至少是匀称的，或者说，它们传达出一种清晰明白的意义。第二类病人的画则立刻揭示出它们对情感的疏远与离异。它们无论如何没有传达出统一的、和谐的情调，相反，它们只表现出了各种矛盾的情感甚至情感的完全缺失。从纯粹形式的观点看来，这类画都有一个主要的特征——断裂；它们以布满整个画面的所谓“断续的线条”即一系列的心理“断层”（就这个词地质学上的意义而言）来表达自己。这种画使人感到心寒，它们以其荒谬无情和对观众的古怪的冷漠搅扰人们的内心。毕加索正属于这一类型。
尽管在这两种类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其作品却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它们的象征内容。两者所表达的意义都是隐含的，但神经精神型寻找着这一意义以及与这一意义相对应的情感，并且煞费苦心地要把它传达给观众。精神分裂型几乎从来没有这种倾向。他倒更像是这种意义的受害者，仿佛已被这种意义压倒和吞没，并且已经分解融进了那些组成部分之中；这些组成部分又正是神经精神型所要力图把握的。我评论乔伊斯时所说的一切同样适应于精神分裂型的表现形式：没有任何迎合观者的东西，一切都背离他而去，甚至由偶然的一笔引起的美感也似乎仅是向反面退缩时的不可饶恕的淹留。唯有丑陋、病态、怪诞、晦涩和平庸的东西被发掘出来，而对这一切的发掘并不是为了表现什么，却只是为着含混与掩饰，然而它又全然没有可供掩饰的东西。它像冷雾一般笼罩在荒凉的旷野上；一切都毫无目的，犹如一片无需任何观者的景色。
我们可以推测出第一种类型的人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以及第二种类型的人不能表达的是什么。这两者所表达的内容都充满了隐秘的意义。无论是这两者中的哪一类，其一系列的图像或者意象都照例是以尼克亚（Nekyia）的象征开始的，它象征着通往地狱的旅程，象征着向无意识的沉沦以及对人世的辞别。其后出现的东西虽然仍旧表现为白昼世界的形式和图案，但却暗示着一种隐藏的意义，因此而具有一种象征的性质。毕加索就是从“蓝色时期”的静物画开始的——夜的蓝，月光与水的蓝，埃及地下世界的吐阿特蓝。然后他就死去了，他的灵魂骑在马背上到那彼岸世界去了。白昼的生活缠绕着他，一位带着一个小孩的女人警告地走近他身边。正像白昼对于他是女人一样，黑夜对于他也是女人。从心理学上说，她们是光明与黑暗的灵魂（阿利玛）。黑暗的灵魂坐在蓝色的暮霭中等候着他、期待着他，搅起许多可怕的预感。随着色彩的变化，我们进入了一个地下的世界，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在那幅画着一个患有梅毒、长着结核的年轻妓女的杰作上。这时，对象世界已完全消亡了。妓女的主题标志着他进入了那个彼岸世界，在那里，他这个辞世的灵魂遇到许多同类。当我说“他”的时候，我是指那正经受着地狱的命运的毕加索的人格，这是他身上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不肯转入白昼的世界而注定要被吸入黑暗；这个人不肯遵循既成的善与美的理想而着魔般地迷恋着丑与恶。在现代人心底涌起的就正是这样一些反基督的、魔鬼的力量，从这些力量中产生出了一种弥漫着一切的毁灭感，它以地狱的毒雾笼罩白日的光明世界，传染着、腐蚀着这个世界，最后像地震一样地将它震塌成一片荒垣残碟、碎石断瓦。毕加索与他的画展，连同那二万八千名前来看画的观众，便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印证。
当这种命运降临在一个属于神经官能症型的人的头上时，他通常是以“黑暗的灵魂”的形式与无意识遇合的。这一“黑暗的灵魂”就像一个巫师，或者是可怕的古怪与丑陋，或者表现出惊人的美丽，然而这种美丽是属于地狱的。在《浮士德》和《变形记》里，甘泪卿、海伦、玛丽以及那个抽象的“永恒的女性”即同诺斯替教所说的阴界里的四位女性形象相合：夏娃、海伦、玛丽、索菲亚。由于浮士德被卷入了杀人案，因而他重新出现时不得不改换了面目。毕加索则改变物体的形态，而以地狱里悲剧性的哈利昆的形象重新出现。哈利昆是贯穿着他的许多绘画的一个主题。可以顺便提一下，哈利昆是古代一个土地神。
早在荷马的时代，返古的倾向就已经同尼克亚联系起来。浮士德转回到女巫聚会的疯狂的原始世界，转向古典时代的幻景。毕加索魔法般地制作出原始、粗陋的形体，怪异而又古朴，他把古代庞贝的精神堕落重新复现在一种阴冷但却绚烂的光辉之中——这甚至连朱利奥·罗蒙洛（Giulio Romano）也不可能做得更坏了！在我的病人中，几乎没有谁不返回到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形式中去，或者迷恋于臆想的酒神狂欢的情景。哈利昆，像浮士德一样，徘徊于所有这些形式之中。然而他隐藏极深，有时候只有他的醇酒、他的笛子和他的小丑服装上闪亮的菱形饰物才透露出他的存在。可是，他在经历人类千年历史的无羁的旅程中知道了些什么呢？在这些堆积的垃圾与腐朽中，从这些形式与色彩的流产或半途而废的可能性中，他将提取什么样的精华呢！什么样的象征将会作为所有这一切崩溃的终极原因和意义而出现呢？
毕加索的令人目眩的多面性使我们不敢对他妄自猜测。因此，眼前我宁可只谈论我在我的病人的图画中所发现的东西。尼克亚并不是毫无目的、纯破坏性的向深渊的沉落，而是一种含意深刻的本质的变化，一种向着密知与创始之穴的沉落。人类精神史的历程，便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由于浮士德投入到地下的女神们之中，这使他能够唤起邪恶的完整的人，即巴里斯与海伦的结合。这个“完整的人”由于当代人在他们的单面性中迷失了自身而被遗忘，但却正是这个完整的人在所有动荡、激变的时代曾经并将继续在上部的世界中引起震动。这个人与现在的人是不同的，因为他一如既往、亘古不变；而现在的人则是转瞬即逝的。因此，在我的病人中，接着内外的变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人性中的两重性及其对立面相互冲突的必要性的承认。在经历了那些崩溃、分裂时期的疯狂的象征以后，紧接着便会出现一些表现明与暗、上与下、黑与白、男与女等对立因素互相靠拢与融汇的图像。在毕加索最近的绘画中，对立面直接的并列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种融合的主题。有一幅画甚至包含着光明同黑暗阿利玛的联合，尽管这幅画的画面上布满了数不清的断线。他近期来所表现出的那种喧嚣的、不谐和的、甚至是粗野的色彩实际上反映着无意识力图以暴力的形式把握住冲突的倾向。在这里色彩等于情感。
病人精神发展中的这种状态既非终点，也不是目的，而仅仅是表现了他的境界的扩大，从而能够包容人整个的道德性、动物性以及精神性。然而，这种扩大了的境界却还没有形成为一种有机的整体。毕加索的内心悲剧就已经发展到这种临近收场的最后关头了。至于未来的毕加索，我宁可不去作任何预言，因为这种精神的进程是十分危险的事，它随时都可能导致停滞，或者导致已然融合的对立面的灾难性的重新分裂。哈利昆是一个悲剧性的暧昧的人物，但即使这样，他也已经在他的服装上佩戴了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象征，这一点即便是初入此道的人也能看得出来。哈利昆的的确确是一个必须经越地狱的种种危险的英雄，但是他会不会成功呢？这是我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他使我毛骨悚然，他太使人联想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那个“像小丑一样穿杂色衣服的家伙”了。他跳向那个轻信的走绳者，从而导致了走绳者的死亡。查拉图斯特拉接着说了这样一些话，这些话是如此的符合尼采本人。他说：“你的灵魂将比你的肉体死亡得更快些；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小丑是谁呢？当他向他的另一个自我，即走绳人叫喊的时候，这一点就已经很清楚了：“你挡住了比你更优秀的人的路！”他就是那个冲破了桎梏的更伟大的个性，而这一桎梏有时正是人们的——头脑。
英文版编者附言：荣格的这篇文章于1932年在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了评论界的强烈反应，因为他把毕加索归入到精神分裂型病人之列。为此，荣格在1934年的版本中加了下面一段注：
“我并不是说所有属于这两种类型的人，要么是神经病人，要么患有精神分裂症。这样一种分类仅仅意味着，在一种情况下，心理的骚乱可能会引起一般神经病的症状；而另一种情形下，则可能产生精神分裂的症状。因此，在我所进行的讨论中，‘精神分裂’一词也就并不是对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精神分裂的诊断，而仅仅指代一种气质或倾向。在这种气质或倾向的基础上，严重的心理骚乱就可以导致精神分裂。因此，我并非把毕加索或者乔伊斯当做精神病患者，而是把他们计入为数众多的那么一些人当中，这些人的气质将会对深刻的心理骚乱作出精神分裂的综合性反应，而不是只作出神经精神性反应。由于上述一段话已引起某种误解，我认为有必要附加这样一段精神病学的解释。”
译者附注：哈利昆（Harlequin）是意大利通俗喜剧的传统角色，在剧中通常作为一位聪敏的绅士的侍者或者某个侍女的反复无常的情人。在早期喜剧，即16世纪中期的喜剧中，他的形象是一个狡猾、贪婪的仆人，性格怯懦、迷信，常常陷入缺钱少食的困境之中。到17世纪，他的形象逐渐变成为一个忠实而耐心的仆人，但轻信、好色。他的好色这一个性特征常常将他引入险境，然而他却能凭着机智和一种压制不住的乐观精神使自己脱身。他虽然好色，但品行却并不恶劣，不像与他同类的喜剧角色，怀着极大的嫉妒心，并千方百计对作弄或欺骗他的人进行报复。
哈利昆的服装原为农民穿的衬衫和长裤，衣裤上都布满了各种色块。以后，他的服装变成了紧身衣裤，有三角形和菱形作装饰。他的黑色面罩上有极小的眼眶和极明显的滑稽的弧形眉毛，额头上画满皱纹。这套服装产生的效果是：好色、肉感，狡猾而又惊人的轻信。
（苏克译自《荣格文集》英文版卷15，冯川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