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谈谈被拒绝的经历，因为被拒绝的糟糕体验不仅存在于恋爱关系中，也存在于每天的校园生活中。从小学开始，有些孩子就是受害者。他们受到他人的嘲笑，被折磨和殴打，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生性胆怯、他们的长相和背景，或者是因为他们很聪明（有时他们并不是足够聪明，而是过于聪明了）。这些欺凌行为可能每天都在发生，让这些受害者的生活变成了噩梦，导致他们长年处在抑郁和愤怒之中。
更糟的是，学校通常对此置之不理。这是因为这些事情经常发生在老师的视线范围之外，或者是因为欺负他人的普遍是学校里受欢迎的学生，比如校运动队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施暴者，反而是受害者会被看作问题学生或不合群。
美国社会此前很少关注这类现象，直到近年来发生了多起校园枪击案，情况才有所改变。在众所周知的科伦拜恩中学枪击事件中，两名枪手都在学校被残忍地欺凌过很多年。一名和他们一起受过欺负的同学讲述了他们在高中这些年里的经历。
在走廊里，学校里受欢迎的运动员们会把一些学生塞到储物柜里，用一些侮辱性的称呼辱骂他们，其他同学都在看笑话。吃午饭时，运动员们会把这些受欺负的同学的餐盘打翻在地，或者用食物砸他们。吃饭时，这些受欺负的学生会被人从后面按倒在桌子上。上体育课前，当大家在更衣室里时，这些受害者还会被打，因为老师们不在身边。
施暴者的身份
欺凌与评判息息相关。施暴者就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确立谁更有价值、更重要。强势的学生会评价弱势的学生，他们将这些学生看作没什么价值的人，每天戳他们的痛处。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施暴者从自己的行为中得到了什么。正如谢里·利维研究中的那些男孩一样，他们的自尊心获得了提升。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本身缺乏自信，而是说评价和贬低他人可以让他们的自尊得到飙升。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社会地位，旁人会仰视他们，认为他们很酷、很强大、很有趣，或是对他们感到害怕。无论怎样，他们都借此提高了自己的身份。
施暴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固定型思维模式者：他们认为有些人高人一等，而另一些人身份卑微，他们也都是喜欢评价他人的人。科伦拜恩中学枪击事件中的一名枪手埃里克·哈瑞斯就是他们的完美目标。他胸部畸形，身材矮小，是个电脑迷，还是个外来者，不是科伦拜恩本地人。于是他们无情地欺负着他。
受害者与复仇行为
固定型思维模式同样对受害者对欺凌的反应有很大影响。人们因为被拒绝而感到他人在对自己品头论足时，第一反应就是自我感觉很糟，并感到异常痛苦。他们被无情地贬低，因此也想用同样的方式还击。在研究中，我们见过完全正常的普通人——包括儿童和成人——对这种人际交往中的拒绝现象产生暴力复仇的想法。
受过高等教育的正常年轻人，在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拒绝和背叛时，都会表达“我希望他死”或者“我差点想掐死她”之类的想法。
我们听到校园暴力时，通常会认为只有从糟糕的家庭走出的坏孩子才会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但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有着固定型思维模式的普通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立刻想通过暴力来实施报复。
在我们很喜欢的某所学校里，我们给一群八年级学生一篇关于校园暴力的故事阅读，并让他们想象，故事里的情节是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
新学期开始时，一切看上去都进展得非常顺利。突然，一些学校里受欢迎的孩子开始戏弄你，给你起外号。一开始你可以不去理会——这种事经常发生。但是他们继续欺负你。他们每天跟着你，捉弄你，嘲笑你的穿着和长相，他们告诉你你是一个失败者，并当着大家的面天天这样说。
然后，我们让他们写下自己的感受，以及他们会怎么做或想怎么做。
首先，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学生更容易认为这些行为表现了对他们个人的评判。他们会说“我会认为我是个无名小卒，谁都不喜欢我”或者“我会认为自己特别傻，是个怪胎，格格不入”。
之后，他们表示想用暴力进行报复，说自己会大发雷霆，一拳打在他们脸上，或者开车撞死他们。他们对“我的第一目标就是复仇”这一观点表示强烈赞同。
他们受到了他人的评判，因此也想评判他人。这就是科伦拜恩中学枪击事件中两名枪手埃里克·哈瑞斯和迪伦·克莱伯德采取的行动。他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漫长、恐怖的几个小时内，他们决定了周围人的生死。
在我们的研究中，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学生并不倾向于将欺凌行为看作对他们本人的评判。相反，他们认为施暴者存在精神问题，需要通过欺压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增强自己的自尊：“如果他一直找我麻烦，我会认为他有什么家庭问题或者在为学习成绩烦恼。”或者，“他们需要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不要只是通过贬低我来让自己感觉良好。”
这些成长型思维模式者通常会想去教育这些施暴者：“我会和他们好好谈谈。我会问他们问题（为什么会说这些话，为什么会对我做这些事）。”或者，“我会直接面对他们，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么做一点意思也没有。”
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学生还强烈地认为“我想我最终会原谅他们”或者“我的首要目标是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他们能否成功地改造这些欺凌他人者或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不敢肯定。但是比起开车撞死对方，这种做法确实是更有建设性的第一步。
布鲁克斯·布朗是埃里克·哈瑞斯和迪伦·克莱伯德的同学，他从三年级开始受人欺负。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并没有寻求报复。他不认同固定型思维模式，不认为人们有权利去评判其他人，不认同类似“我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所以我比你强”或者“我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像你这样可悲的书呆子跟我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样的想法。
除此之外，他还积极采取成长型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人们都有自我改变的潜质”，即使是枪击事件里，那个更抑郁、更充满敌意的枪手埃里克·哈瑞斯。布朗和埃里克·哈瑞斯在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冲突，但在他们高中的最后一年里，布朗提出和他休战。“我告诉他，那年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希望他对于自己的状态也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布朗说，如果发现埃里克没有改变，他随时可以退出。“但是，如果他成长了，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证明的机会呢？”
布朗没有放弃，他依然试图去改变他人。他希望全世界都能关注校园暴力问题，他希望接触到那些受害者，帮助他们打消打击报复的念头。因此，他参与了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电影《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的制作，他还设立了一个供受欺负的孩子交流的创新网站，他告诉他们，应对欺凌的方法并不是去杀人。“你要用你的头脑去让事情变好。”
布鲁克斯·布朗和我一样，并不认为这两个枪手和其他人是不同世界的人。他说，迪伦·克莱伯德是他的好朋友，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父母都很负责任的良好家庭。他警告说：“我们不能只是置身事外，把这些枪手称作‘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变态’……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上可能还有更多的埃里克·哈瑞斯和迪伦·克莱伯德，他们被慢慢带上了……同样的悲剧道路。”
即使被欺凌的受害者一开始没有固定型思维模式，长期的欺凌行为也会给他们植入固定型思维模式，特别是当其他人只是袖手旁观甚至加入欺凌他们的队伍中时。这些受害者说，当他们被嘲讽和贬低时，没有人站出来保护他们，此时他们会开始认为，这一切是自己应得的。他们开始评判自己，认为自己确实低人一等。
施暴者评判他人，受害者接受这种评判，有时这种评判会埋在心里，导致抑郁甚至自杀，有时就会通过暴力行为爆发。
合理的应对方式
以某个学生的一己之力，通常无法阻止欺凌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当施暴者拥有一大群支持者时，但学校却可以通过改变思维模式进行预防。
很多学校的文化会助长或至少接受固定型思维模式，对学校来说，有些孩子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有权欺负那些不如自己的同学是正常现象。学校还会认为对于一些孩子不合群的情况，校方无能为力。
但有些学校会通过打击校园里这种喜欢评判他人的氛围，创造合作和能够促进学生自我成长的氛围，大大降低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斯坦·戴维斯（Stan Davis）是一位为学校提供咨询的心理治疗师，他开发了一个应对校园暴力的效果显著的项目。在挪威研究员丹·奥维斯（Dan Olweus）的研究的基础之上，戴维斯开发的项目帮助改变了欺凌现象，给了受害者支持，促进围观者对受害者提供帮助。几年后，在他任教的学校当中，身体上的暴力欺凌现象减少了 93%，嘲弄他人的现象也减少了 53%。
达拉是一名三年级学生，她体型较胖，行动笨拙，还很爱哭。她是最好的欺凌对象，全班有一半同学每天都会欺负她，打她，给她起外号——同学们也都认同这种行为。几年以后，达拉从戴维斯开发的项目中学会了更好的社交技巧，甚至交到了好朋友。之后，达拉升入中学，她在一年后回到母校讲述了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说，来自同一所小学的同学们帮助她渡过了难关。她们帮助了她交到朋友，并在有新同学要欺负她时保护了她。
戴维斯同样也让暴力欺凌的现象有所好转。事实上，很多在中学里帮助和保护达拉的人，正是以前欺负过她的人。戴维斯是这样做的：首先，强制执行一致的纪律，但他不会对施暴者本身进行评判，不会直接指责他们的个性。相反，他让他们感到每天在学校自己都很受欢迎。
之后，他对他们的每一次进步都给予表扬。但他表扬的依然不是这些人本身，而是他们为改变付出的努力。“我发现你最近都没有打架，这告诉我，你正在努力跟别人好好相处。”你会发现戴维斯将这些学生直接领入了成长型思维模式。他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即使这些改变原本并非出自欺凌他人者的本意，但他们现在也学会朝这个方向努力了。
斯坦·戴维斯将我们的研究中提到的赞扬、批评和思维模式纳入了他的项目，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下面是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亲爱的德韦克教授：
您的研究成果完全改变了我和学生之间交流的方式。我用和以前不一样的方式向学生提供反馈，并已经收到了积极的成效。明年，我们整个学校将开展一项积极行动，通过［成长型的］反馈来激励学生。
斯坦·戴维斯
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Haim Ginott）同样指出，老师有能力指导学生不去评判和欺凌他人，并能让他们实现自我成长，更加富有同情心。下面是一位老师写给她班里一个八年级小恶霸的信。请注意，这位老师在信里并没有将这个学生说成一个坏孩子，而是提到了他的领导能力，用了一些表扬的话，并用征求他意见的语气，表达了对他的尊重。
亲爱的杰：
安迪的母亲告诉我，他的儿子这一年过得非常不开心。他受人辱骂、被人排斥，这让他感到伤心和孤独。我非常关注这个现象。你是班里同学的领导者，所以我觉得可以问一下你的意见。我认为你能够对受害者展现出同情心，这是很珍贵的品质。请给我回信，告诉我你建议我们如何帮助安迪。
你的老师
《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关于校园暴力的文章将埃里克·哈瑞斯和迪伦·克莱伯德称为“两个不合群的少年”。这是事实，他们确实不合群。但我们没听说过校园里的那些欺凌同学的学生被描述为“不合群”。因为他们非常融入校园环境。事实上，是他们定义和统治了校园文化。
认为有些人有资格去残忍对待别人，是不健康的观点。斯坦·戴维斯指出，我们这个社会并不认为有人有资格去欺压黑人或折磨女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能接受认为有人有资格残忍对待我们的孩子的观点呢？
为了表明我们的观点，我们会去侮辱施暴者。我们告诉这些人，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比别人了不起，但我们也因此错过了帮助他们改善自我的机会。
培养你的思维模式
在被他人拒绝后，你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评判，感到痛苦，想要报复对方？还是感到很受伤，但是觉得依然可以原谅对方，从中学习，并继续生活？想一想你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拒绝。想想你当时的全部感受，看你能否从成长型思维模式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你从中学到了什么？这件事是否让你知道你在生活中到底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它是否教给你一些能够为你日后的感情带去帮助的积极手段？你能原谅这个人并希望他以后一切安好吗？你能摆脱痛苦吗？
想象一下你理想中的恋爱关系。你是否认为两个人应该完全相容——没有分歧，没有妥协，也不需要努力？请重新考虑一下。每段关系中都会有很多问题。尝试着从成长型思维模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可以变成促进彼此理解、提升亲密度的工具。让你的伴侣说出不同意见，仔细倾听，然后耐心并真诚地讨论问题。这种做法给两个人的关系带来的亲密感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
你是否像我一样喜欢责怪别人？把责任都推到对方身上不利于感情的发展。你可以在想象中创造一个形象，把责任都推给他。但更好的做法是，慢慢让自己变得不轻易指责别人。不要总是想着别人有错误并埋怨他们。这也是我平时努力的方向。
你是一个害羞的人吗？如果是，那么你真的需要成长型思维模式。即使它治不好你的害羞，至少也可以帮助你维护正常的社交互动。你下一次进入一个社交场合的时候，要抱有这样的念头：社交能力是可以提高的，社会互动是用来学习和享受的，而不是用来评判别人的。试着多训练自己用这种方式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