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被我们称为“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的一部分。他能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情感，就像这部分已与宇宙其余部分分割开来——这是一个意识错觉。这种错觉是监禁我们的牢房，把我们局限于个人愿望以及对最亲近之人的温情上。我们的使命是拓宽关怀的光环，拥抱所有的生命与大自然之美，把我们自己从牢房中解放出来。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论文集》
自我关怀的第二个基本元素是认识到共有的人类体验，承认人类的生命息息相关，也正是这一点把自我关怀与自我接纳和自我怜悯区分开来。尽管自我接纳和自我怜悯非常重要，但是本身却是不完满的。它让我们远离了一样关键因素——他人。关怀内在地包含着关系属性。从字面来看，关怀意味着“急人所急”，暗示着痛苦经历的基本共通性。关怀之心源于对人类不完美现状的认可。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用“我们只是人而已”去安慰犯错误的人呢？自我关怀尊重事实，即所有的人都容易犯错误，不管这个人有多么英明神武，失策与后悔亦不可避免。（常言道，问心无愧只不过是痛苦回忆的征兆。）
在我们理解共通人性时，须记得无力感与失望感人人都会有。这也是自我关怀与自我怜悯的区别之处。自我怜悯只会说“可怜的我”，而自我关怀没有忘记每个人都会有痛苦遭遇，我们可以聊以自慰，毕竟我们只是人而已。我在困难时刻所体验到的痛苦正如你在困难时刻所体验的痛苦。原因不同，环境不同，但是过程却是一样的。你不可能总是能获得你想要的。人人都逃不过，即使滚石乐队也不例外。
在注意到自己生活的不如意时，我们通常会变得羞愤难当。我们会因自己的无能——无法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无法成为想要成为的人——而心生无力感和挫败感。我们抱怨现状，只固守于主观的狭窄视角。实际上，我们命已同舟。正是因为认识到生命的基本事实——也可说一线希望——才让我们得以洞悉人类的共有状况。
孤立无援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留意到自己与其他人的共通之处，尤其是当羞耻感和无力感肆虐的时候。在失败的时候，人们不是把自身的不完美与共有的人类体验联系起来，反而更倾向于感到与周围世界的孤立和隔离。
当我们只着眼于自己的缺点，而不顾及更广泛的人类状况时，视角往往变得狭隘。我们会被所体会到的不胜任感和不安全感湮没。如果只局限于个人的自怨自艾，甚至会忘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奔波。一叶障目并不是符合逻辑的思维过程。这种感觉颇有些类似于只有我被人甩了、被人愚弄、犯了过错。正如塔拉·布莱克[《全盘接受》（Radical Acceptance）的作者]所写：“无价值感伴随着与他人、与生活相隔离的感觉，如果我们有着周身的不足，又怎会有所归属？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有不足感，越是有分离感和脆弱感。”
即使当痛苦体验并不是由自身失误引起时——例如，之所以下岗可能是出于经济萧条——我们仍会不理智地认为，整个世界的人都在快快乐乐地上班，只有我待在家里看反复播放的肥皂剧。又或者，生病似乎也成为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就像八十四岁的老人在将死的那一刻所说的最后几个词却是“为什么是我呢”）。一旦我们掉入了事物该当如此的信念陷阱，稍有差池，我们就倾向于认为事情已经走向了歧路。而且，这不是有意识加以思考的过程，而是想当然的，从而也左右着我们的情绪反应。如果采用完全的逻辑取向，就会考虑到其实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发生着数以千计的失误，所以完全有可能——事实上也在所难免——我们会吃许多苦头。但是我们并没有对这些事情保持清醒的理性，相反，却常常陷入痛苦之中，并感到孤立无援。
归属的需要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是20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主张，如果不能事先满足人的基本归属，个人发展和幸福的需要只能是空谈。如果没有形成与他人之间的爱与情谊纽带，我们将无法完全实现个人的潜能。与之遥相呼应，海因兹·科赫特（Heinz Kohut）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个称为“自我心理学”的模型，认为归属感是自我的核心需要。他把归属感界定为“人在人间”（human among humans）的感觉，它让我们觉得与其他人同命相连。他认为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归属感，总觉得我们与其他人割断了联系。
孤独源于无归属感，不管身边是否有人。如果你参加了一个大型的聚会，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你仍会感到孤独。孤独源于与他人之间的隔阂，即使他人近在咫尺。被称为头号恐惧症的演讲焦虑症，同样也是由排斥和孤立引起。
对死亡的恐惧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失去与他人之间亲情、友情等亲密关系的担心。孤立感实际上让我们的这种恐惧变成现实。研究指出社会孤立感让冠心病风险增加了两到三倍。相反，参与互助小组可以缓解癌症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延长他们的生命。其中，关键原因在于互助小组让他们在抗击病魔的时候减少孤立感。因此归属感对身体健康和情感需求都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关联感就像亲切感一样，能够激活脑的依恋系统。“照料与交好”本能中的“交好”部分与人类为安全感而加入或者归属某一群体的倾向有莫大的关系。基于此，感到与他人之间有了某种联系的个体往往不会被生活中的困难吓倒，更可能从容应对。
确实，当归属感需要由我们所爱的人，诸如朋友或者家人来满足时，自然妙不可言。但是如果你在维护某段关系时遇到麻烦，这种社会支持也可能随之消失。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其他人也无法让你总是感到有归属或寄托。在我们海绵腔式的脑海中，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感到孤立，即使事情并非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恐惧和自我评判遮蔽了我们的双目，让我们无法看清援助之手。我们也可能羞于向我们所爱的人承认自身的不足，唯恐他们一旦知道实情就不再爱我们了。把真实的自己掩藏起来却让我们倍感孤独。
这也是为什么要通过认识自身内部的关联感来转换外在关系。如果我们能在跌倒的时候关怀地提醒自己失败是人类共有体验的一部分，那么归属感会随之而来，而不至七零八落。在认识到无以计数的人同样在遭受着困难与痛苦后，这份遭遇的打击程度就会减弱。尽管依然疼痛，但疼痛却不会因疏离感而加重。悲哀的是，文化总在告诫我们是多么与众不同，而不是我们有多么息息相关。
比较游戏
因为文化教导我们人人都独一无二、出类拔萃，所以我们常常卷入到利己的社会比较过程中。如果过分地以积极的方式看待自己，他人的好往往让我们倍感威胁。
例如，莉丝在拿到第一份工作年度评论时感觉好极了。这份报告赞赏她工作努力，同时允诺从下一年度开始加薪5%。兴奋之余，她打电话告诉男朋友这个好消息。“好极了！”他忍不住说，“我会在家备好香槟恭候。”但是晚些时候在停车场，莉丝却无意中听到同事在电话中兴奋地说：“报告说我是今年最有前途的新雇员，听着，他们要给我加薪10%，是其他人加薪的两倍，是不是很棒？”莉丝感到从山巅瞬间跌到了谷底，好像她已彻彻底底地失败了。结果她不是在家与男朋友举杯相庆，而是在他的肩头大哭了一场。
社会比较最让人伤神的后果之一就是与成功人士之间的距离让我们难过不已。有趣的是，一项研究发现这一现象极具普遍性。研究者告诉参试者他们正在评鉴参试者对即将到来的学院碗（College Bowl）竞赛有关的兴趣和知识。学生们认为同组的人也是参试者，但其实另一个参试者是研究小组成员。在一个模拟竞赛中，学生们回答一系列有关摇滚乐、足球的问题。实验者告诉学生们他们要么表现得比同伴优异，要么表现得比同伴逊色。接下来，研究者通过询问他们认为自己与同伴有多少共同之处或者询问他们多么想要在未来与同伴共事，测量了参试者感到与同伴的亲密程度。研究者甚至观察了在另一个屋子里他们与同伴所坐位置的身体接近程度。研究发现，当被告知表现逊色时，参试者感到与同伴之间的距离更远，同样也坐得更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渴望成功的首要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想要感到被接纳、有价值、与他人更接近、有所归属。这是典型的《第22条军规》式的黑色幽默。与他人竞争成功的举动造就了注定失败的情境，我们的关联感和归属感由此变得可望而不可即。
我们与他们的对立
我们不只把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还把所归属的群体——美国、俄罗斯，共和党、民主党，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袖子上（或车保险杠上）佩戴所在机构的徽章。我们的自我感充斥着社会标签，它规定着我们，并让我们在界限分明的群体中感到安全与接纳。尽管我们也能在这些群体身份中找到归属感，但是却十分有限。一旦把自己认同为某个小群体的一员，而不是整个人类种族，我们就会在无形中把自己与同类分隔开来。
悲哀的是，这些界限往往导致偏见和仇视。就像我们希望个人特质可以超过一般人，对于群体，我们也希望所在群体能够睥睨其他群体。根据亨利·塔杰菲尔（Henri 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当我们把某一群体纳入身份之中时，就能从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而衍生出自身的价值感。因而，我们会投入到积极看待“我们”，消极看待“他们”中去。正是我们对社会身份的投入引起了群体歧视和种族主义。我把你所在的性别、种族、族群、政治、民族群体看成卑微的是为了要突显我所在群体的显赫性，让道义上的豪情油然而生。当三K党徒身披白色长袍和礼帽，或者准恐怖主义者参加仇恨集会，他们的价值感无疑会威力大增——也更具危险性。
塔杰菲尔的研究显示，即使我们所归属的群体是任意划定的，群体偏见的过程依然会发生。例如，基于对抽象派画家克勒或者康定斯基的偏好，甚至抛硬币等方式把参试者分派到不同的群体中，仍会让人们觉得自己的群体成员更好，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及对其他群体成员缺乏信任。
群体身份是大多数暴力冲突的根源——不管是两个高中足球队之间的斗殴，还是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塔杰菲尔获得了此类群体偏差的第一手资料。一位波兰籍犹太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在巴黎的索邦神学院游学，他应征入伍，加入法国军队，后来被纳粹俘虏。他被投入战时集中营，但是因为没人发现他是犹太人，他幸存了下来。而他的大部分朋友和家人在返回波兰后都被杀害了。大屠杀是最为恶劣——可悲的是不是最后——的事例之一，人们竟凭着把自我与他人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就肆意地虐杀他人。
值得庆幸的是，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一旦归属感扩展到整个人类群体，而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在的社会群体，冲突会急剧减少。只要能意识到我们彼此相互关联，理解和宽恕就能延伸至他人，彼此之间的界限也会少很多。一项研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研究内容是：大学里的犹太学生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宽恕当代的德国人因大屠杀所犯下的罪过。这项研究分为两种条件——大屠杀要么被描述为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攻击事件，要么被描述为某些人类对其他人类的攻击事件。当大屠杀被描述为发生于人类之间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时，犹太学生参试者更愿意宽恕当代的德国人，他们也认为德国人与自己有更多的相似点。仅仅通过把参考框架从相异性转换为相似性，就能戏剧性地改变我们的知觉和情绪反应。
在一项被称为挑战日的极佳项目中，青少年得以体验强有力的共通人性。这个项目让高中生群体参加一整天的系列活动，从而促进他们与同伴的关联感。例如，其中的一个“我们之间的分割线”练习让这些高中生在学校体育馆的一边站列成行。然后，团队的领导者大声喊出一系列痛苦的经历，如果他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走到体育馆的另一边。每一个事件都说得非常慢，从而为每个人留有充分的时间以让他们看到群体中的谁曾和自己有过一样的遭遇。“如果你曾因为肤色有过被伤害或者被指责的经历……在教室中被老师和学生羞辱……因戴眼镜、牙套、助听器……因你的说话方式，因你的穿着或者因你的身高、体形和外貌而被人欺负、取笑或者伤害，请跨过这条线。”在某一时刻，几乎每个人都跨过了那条线，清楚地展现了所有青少年都曾或多或少地遭受过无情的评判和指责。通常，在练习完之后，随着关怀在他们之间流淌，甚至最为要强的孩子也泪如雨下。这个练习粉碎了年轻人之间的隔阂，让他们意识到孤立感只是个错觉，同时也减少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这也是为什么深植于自我关怀之中的共通人性认知具有如此之大的治愈力。当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根植于人类共同体时，我们就不会简简单单地被他人拒绝和排斥了。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属性决不会从我们身上抽离，哪怕我们跌得再重。人无完人肯定了我们都是人类种族的正式成员，从而让我们可以自动地与整体相连。
完美错觉
不过，我们的心理通常还是会自欺欺人，认为我们能够也应该比现在更好。没人喜欢感到美中不足。对于某些人来说，不完美尤其难以承受。完美主义被界定为强迫自己达成或实现个人目标，绝不允许理想落空。完美主义者为了让事物恰如其分，体验着极大的压力和焦虑，一旦不如意，对他们来说则是毁灭性的打击。完美主义者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注定了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让希望破灭。他们通过黑白两分的视角看待事物——要么十全十美，要么一无是处，对自己从来没有满意过。
例如，汤姆是一位作家，过着体面的生活，主要撰写历史题材的虚构小说，但是只能算小打小闹。尽管版税能让他衣食无忧（对于作家来说算不上什么功绩），但汤姆对此并不满意，除非他写出一部全国畅销书。终于，他有所突破。他最近的这本小说得到了《纽约时报》的赏识，很快他就获邀参加各类电视和电台的采访，此书的销量也突飞猛进。不久他就设想着“排名第一畅销书”字眼印在平装本的封皮上。尽管他确实看到了销量的激增，也位列畅销书的榜单（第23位），但是他仍不快乐。他只关心为什么销量不能再高点儿，还没有排在第一，甚至没有挤进前十。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销量远超从前之后，汤姆竟然更为抑郁了。成为“最佳”的念头一直盘踞在他的脑海中。尽美矣，未尽善也。所以他仍觉得像是吃了败仗，尽管事实上他已大获成功。汤姆的故事把完美主义的恶果暴露无遗，痛苦常常不期而至。
完美主义是否也有积极影响呢？完美主义的积极方面取决于你尽全力的坚定性。追求成功和高标准可以是健康有益的特质。但是当你的整个自我价值感都建立在成功的基础上，并且不容许有丝毫的失败时，对成功的追求则沦为专横的暴君，反而阻碍着你的成功。研究指出，完美主义者在饮食障碍、焦虑、抑郁以及其他一系列心理问题方面都存在着更大的风险。
如果我们十全十美，那我们就不是凡人了。芭比和肯恩看似完美——有着漂亮的外表，但是却如门把手一样不具生命。不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带着体温与呼吸，人类的生命画卷充满了奇遇。人活于世不只包含了笑声与荣耀，还有挣扎与绝望。要求完美简直就是对生命以及全部人类体验的背弃。完美甚至让人厌烦。YouTube（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上广受欢迎的人物凯利——喜剧演员凯尔·沙利文（Kyle Sullivan）扮演的青春期女孩——应该深有体会，她以典型的十几岁女孩的恹恹口气说道：“我曾到访过天堂，在喜欢了五分钟之后，就离开了。”难道这不是真切的吗？你真的想要居住于伊甸园式的完美世界？或许，正是有了这份不如意与始料未及，我们的生命才会如此的美丽多娇。
不完美同样会让成长与学习成为可能。不管你是否喜欢，我们学习的主要方式就是不断地碰壁，就像我们最初的蹒跚学步一样。父母亲千百次地告诉我们不要碰热炉子，但是只有被灼烧过之后，我们才真正地明白为什么不能碰。失败所馈赠的学习机会实际上有助于我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用餐馆老板沃尔夫冈·帕克（Wolfgang Puck）的话说，“我从一家倒闭的饭馆中学到的，比在十家兴旺的饭馆中学到的还多”。诚然，失败让人气馁。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最终你会获益无穷。我们可以把失败看成生命学徒训练的一部分。如果你是完美的，已经知道了全部的答案，那将没有问问题的机会，也就无法有所发现。
同命相连
当我们因不胜任感而自我谴责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当然地以为存在着一个轮廓清晰、隔离出来的“我”等待着责罚。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是谁、怎么思考、做什么，都与其他的人和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责罚的分配模糊不定。假设你有一个让你习惯性批评自己的问题，让你如此愤怒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呢？或许天生的遗传在起作用，但是在降临这个世界之前你有选择自己基因的权利吗？当然没有。你的基因构成完全不取决于你。或者，你成长于一个冲突不断的家庭中，咆哮和愤怒就是你所听到的全部。但是这种家庭也是你可以选择的吗？
如果我们细致地检验个人失败，一切都会明了，这并非选择所能决定。通常，在没有你参与的情况下，外在环境会机缘巧合地造就某种模式。如果你能控制自己不适应的思维、情绪和行为，那么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你或许早就抛弃了自己的黑暗、焦虑、神经质，转而变得镇定自若、活力十足。很显然，你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言行，或者你只能做出你所赞许的行为。那么，你又为什么因这一切而严厉地批评自己呢？
我们是成千上万种环境因素合力塑造的结果。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过往的社交、文化、家庭背景以及我们的遗传基因——它们对此刻的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禅修大师一行禅师把这称为“互即互入”。
如果你是一位诗人，你会在这片纸上看到一片浮云。无云则不会有水；无水则树木无法成活；无木则无法造纸。所以云就在那里。这张纸的存在取决于云的存在。云与纸紧密联系在一起。
许多人惧怕承认他们本质上的关联性，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承认你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思维与行动，从而也让你丧失了力量感。但是，控制本身就漏洞百出，它只是一个错觉而已，并且还是一个有害的错觉，它助长了自我评判与自我指责。事实上，严厉地责罚自己并不比飓风更具合理性。尽管我们也给飓风起了如卡特里娜和丽塔这样的名字，但是飓风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元素。飓风并非一成不变的现象，它由一系列交互作用的条件而生成——气压、地面气温、湿度、风力，等等。我们也同样适用于此：我们亦不是自给自足的元素。像天气状况一样，我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象，由一系列交互作用的条件生成。没有食物、水、朋友、社会历史、文化，我们也寸步难行。
当意识到我们只不过是由数不清的因素造就而成，其中的某些因素我们还不完全清楚，也就不必把个人失败当成仅仅是个人的了。只要承认原因与条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我们自己也嵌入其中，对自己和他人就不会那么横加批评和指责。相比于生命的赐予，对“互即互入”的深刻理解让我们能对已经尽了全力的事实抱以关怀。
“但是”通常都会出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评判错在哪里？难道我们不是靠做出评判才能明辨是非，为自己的过错承担个人责任吗？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评判和辨别智慧加以区分。辨别智慧能认识到事物何时有害或不公正，但首先能认出导致有害或者不公正的原因与条件。在犯错的人被待之以关怀而不是严厉的指责时，冲突与痛苦的恶性循环得以被打破。
设想一下你听说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名年轻的男子抢劫了银行并且射伤了一名出纳员的胳膊，因为他试图求救。一开始，你可能会残忍地对这名男子加以评判——他就是一个魔鬼，应该被永远囚禁在监狱里。而后，你了解了这名犯人更多的背景和过去。他的父母都是吸毒者，他从十一岁起一直流落于社区的街道上，在那里他必须通过搏斗和偷窃才能生存。他想找一份工作，走上正路，但是由于不识字还是被炒了，最终他不得不重操旧业。你对这名犯人的生硬态度可能开始软化，你甚至对他抱以关怀。这种关怀并不意味着你要赦免他的罪责，或者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为了社会的稳定，你仍认为那个人该当被关入监狱，但是你对他为何这般做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此过程中，你会尊重他作为人的属性，甚至觉得，通过恰当的帮扶与鼓励，他会洗心革面。
这是辨别智慧而不是评判。评判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并且试图通过简单的标签捕捉本质性特征。辨别智慧能认识到复杂性和模棱两可的情况，它承认生命的过程中总会有事情发生，但在新的认识下，事物的面貌可能完全不同。
耶稣曾言：“让无罪之人投第一块石头。”后来，当他被绞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寓意非常清晰，我们需要对哪怕是犯下了最恶劣过错的人也投以理解和关怀之心，包括自己。
练习一看到人们的共同点，放弃自我界定
试想某个你经常评判的个人特质，并且这个特质对你的自我界定也非常重要。例如，你可能把自己看成一个害羞、懒散、愤怒的人，等等。然后问如下的问题：
1.你有多频繁地显示出这种特质——大多数时候、有时还是偶尔？在你不显示这个特质的时候，你又是怎样的人呢，你还是你吗？
2.是否有特定的环境引发这种特质，而其他的环境没有引发呢？如果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特质才会表现出来，那么这个特质是否还能界定你自己？
3.哪些原因和条件导致你拥有这种特质（早期家庭环境、遗传基因、生活压力，等等）？如果是这些外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拥有这些特质，那么把此特质理解为你内在的反应是否还依然准确？
4.你拥有这个特质是经过选择的吗，表现出这个特质你也是经过选择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要因此特质而评判自己呢？
5.若重新进行自我描述，不再用这个特质来界定自己，会发生什么呢？例如，不再说“我是一个愤怒的人”，而改为“有时，在某些情况下，我会变得愤怒”，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不再强烈地认同这个特质，事情是否有所改变呢？你是否体会到心灵有了更大的空间、自由与安宁？
我们都臣服于人类的局限性。每个人都处于同样的困境之中。英国小说家杰罗姆曾经写道：“正是在过错和失误中，而不是在美德中，我们触摸彼此，找到共鸣。我们的本质都潜藏于我们的荒唐之中。”在意识到不完美的共有性后，自我关怀赋予我们关联感，让我们生机盎然，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无须向外部寻求接纳和归属感，我们可以直接从内部满足这些需要。
我的故事：到底什么才是正常的
自我关怀的修行，尤其是共通人性，帮助我应对了生活中迄今最大的挑战。在得克萨斯大学获得一份教职之后的几年中，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罗文（Rowan）。在他八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些不对劲儿。他从没做出过指物行为，而这是大多数孩子在周岁生日的时候都会有的。在我们叫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头转向我们，没有喊过我妈妈，甚至什么都不叫。他大概说出过五个词，都是以字母B打头，以及一些名字，大部分都来自《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omas and Tank engine trainss）。他会花费数小时把动物玩具排成行。如果帽子掉下来，他则会大发脾气。我知道为人父母不容易，但也不是这般不容易吧！为什么我无法阻止他的奇怪行为？难道因为我是一名坏妈妈，难道我不够强硬？
我确实急于知道罗文是不是有某种类型的发展障碍。他有听力问题、言语迟滞或者中枢听力加工障碍？我带他去看了所有的专科医生，订购了任何我认为有所帮助的书。我做了我能做的全部，唯独没有认真地诊断他是否患有自闭症。回头想想，我很可能在心底无意地怀疑过他有自闭症的症状。但是我的有意思维却不允许我承认。我想，不管罗文出了什么状况，这么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也绝不可能得了自闭症。毕竟，他是如此可爱，有情感的流露，跟人也有目光接触。自闭症的孩子不应该会做这些，难道不是吗？我还记得，有一次罗文给了我一个美丽灿烂的微笑，我甚至半开玩笑地对我的丈夫鲁伯特说：“至少，我们都知道他不是自闭症！”
后来的某一天，在我为一场下午进行的默声冥想隐修整理行装时，却再也无法忽视那份挥之不去的担忧了。我深深呼吸了几次，然后转向电脑，敲进去“自闭症、早期征兆”几个字。一个网页上写道，如果你的孩子表现出十种征兆中的三条，就很可能患有自闭症，应该尽快进行专业诊断。罗文竟然占了九条。缺少目光接触是他唯一没有表现出的症状。
那一刻，我知道了罗文患有自闭症。我打电话给鲁伯特告诉他实情。他也像我一样错愕。“我将取消隐修之行。”我说。“不，你应该去的，”他说，“你需要它，我也需要你的坚强和专注，在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帮助我。”在驶往隐修中心的两个小时车程里我哭了一路。接下来的四天，获知儿子患有自闭症的痛苦时刻伴随着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罗文正在离我们远去吗？”“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让自己彻底沉浸在恐惧和悲痛之中。我也给了自己全部的爱、关切与关怀。如果内疚的想法闪现于脑海——“我怎么能因罗文自闭而悲伤呢，我是如此爱他？”——我也不会让自己逃避自我批评。我的悲伤只是自然流露，所有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如此。
在我隐修归来后，鲁伯特和我必须承认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拥有一个完美孩子的所有梦想——我们规划着他会像我一样拿到博士学位，或者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都破灭了。我们有一个自闭症孩子。
坦率地讲，我承认这些经历有时把我推向了自怜的境地。例如，当我与罗文在公园看到其他的妈妈带着他们“正常”的孩子时，我也会为自己感到可怜。为什么我不能有个正常的孩子呢？为什么其他孩子问罗文名字的时候，他都不会做出反应。为什么其他孩子会对他的怪异做鬼脸？我感到了被排斥于正常世界之外的孤立、孤独和隔离感。我察觉到内心的尖叫：“养孩子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不是我所签订的计划！为什么是我？”但幸运的是，自我关怀挽救了我，让我没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看着其他孩子在荡秋千或者玩滑梯，我会提醒自己大多数家庭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挑战。或许，如果这个挑战不是自闭症，那么可能是其他名目繁多的问题——抑郁、饮食障碍、药物成瘾、在学校被欺负、重病，等等。看到公园里的其他家庭，我会想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痛楚，如果不是现在，则可能是在将来。不再只是感到自己可怜，我试着向所有深陷困难不忘努力的父母敞开心胸。在发展中国家那些无力喂养孩子的数百万计的父母该怎么办？我肯定不是唯一遇到困难的母亲。
两件事情尾随着这种思考方式而来。第一，我开始感到能深入地体会人类的不可预测性。我的心慢慢因为父母抚养孩子会遇到的所有挑战与痛楚以及他们的欢笑、爱与惊奇而变得柔和了。第二，我能从更清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处境。不再陷入相信其他父母比我的日子好过的陷阱中，而是记得他们也有各自的问题，甚至更棘手。从大局着眼，自闭症也并不是那么糟糕，我们还能为罗文做好多事情。事实上，自我关怀的真正馈赠在于它让我淡定，从容不迫地采取行动帮助罗文。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到共通人性让我爱真实的罗文。只要我记得问题与挑战是正常的，是常态，我就更能够克服对于没有正常孩子的失望之情。
到底什么才是“正常”？或许罗文难以用言语表达自己和进行适宜的社会互动，但他是一个懂得爱与幸福的孩子。人生而为人并不是非要怎样不可，而是既来之则安之——带上你的强项与弱点、馈赠与挑战、癖好与恶趣味。接纳和拥抱人类的共有状况，我能更好地接纳和拥抱罗文，以及扮演好自闭症孩子妈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