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冲突升级，最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往往是那些国际关系案例。因此，我们将以这个领域中的一个例子，即冷战的发展，作为本章的开篇案例。然而，升级并不仅限于国际关系领域，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都可能会升级。因此，我们也会分析其他领域的案例。
冷战的发展
冷战指的是从1945年开始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的巨大政治冲突。在那段时间里，这一残酷且令人恐怖的冲突，成为国际社会中最为显见的特色，影响着全球千千万万人们的生活。冷战从未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即便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战争几近爆发（将在第9章详加描述）。然而，这段时期大部分的战争都是冷战发展的产物，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时至今日，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世界上这些地区之间的对抗也已经基本停止，然而，冷战的遗留问题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诸多机构和文献之中。下面我们讲述一下冷战的发展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是同盟国家。虽然二战在1945年结束，但是双方仍旧有望继续合作。然而经过战争洗礼的苏维埃却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于是，他们企图控制那些与之毗邻的国家，这加大了东西方合作的难度。苏联不但在东欧建立了共产主义同盟，还支持希腊的红色游击队，并对土耳其施加政治压力。1947年，美国以三种方式反击了苏联的这些行动：对希腊和土耳其给予军事援助；启动马歇尔计划，计划重振西欧经济和削弱西欧国家内部的共产党力量；先与英国联合，再与法国联合，开始了统一西德和重建其经济的漫长过程，以便构筑一个防止苏联扩张的远方堡垒。
在之前的三十年中，苏联曾两次与德国交战，因此，美国在德国的上述行动被苏联视为严重的警示。苏联先以抗议的形式做出了反应，之后在1948年，苏联尝试偶尔中断柏林和西德之间的往来。当时的柏林虽然是在联合统治下，但却是苏联人包围控制下的一块飞地。最后，在西方国家统一了西德货币之后，苏联人宣称，他们正在修复通往柏林的道路，开始对柏林实施了全面的封锁。美国及其盟友们对此做出了回应，成功地启动了柏林和西德之间的空运线。他们还开始进行磋商，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北约）。北约是一个由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组织。后来局势的发展最终引致了西德重整军备，而苏联将这一行动视为严重的警示。
冷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但是我们不再继续讲述了，因为到此为止，读者可以看到冲突升级的生动案例。
升级中发生的转型
升级（escalation）一词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含义。升级可以指冲突一方正在使用比先前更为严重的战术——给另一方施加更大的压力。升级还可以指冲突的强度在整体上有所增加。由于冲突一方的升级往往会导致另一方的升级，因而导致整个冲突的激化，因而这两种含义具有关联性。本书所使用的冲突一词会兼顾这两种含义，不过主要关注后一种含义。
冲突在升级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特定的增长转型。虽然这些转型分别发生在冲突各方的身上，但却在整体上影响了冲突，因为转型通常通过另一方映射出来。作为这些转型的结果，冲突得到了强化，而这种强化有时极难撤销。本章和下一章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些转型的本质及其发生的过程。
冲突在升级过程中，通常至少会发生五种类型的转型。虽然这些转型可能不会在某一个单独的冲突中全部出现，但都非常常见。这五种转型如下：
1. 轻→重。正如第4章所示，在一项容易引起争议的交流中，冲突一方通常一开始会采用那些影响力较小的战术：采取逢迎讨好姿态或是进行辩论说服。很多情形下随着冲突的发展，这些温和的战术会被诸如威胁、强制性任务等较为严重的战术所取代，甚至最后可能会突然爆发暴力。1948年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都可以视为此种转型的例证：苏联从抗议到中断与对方的沟通，最终封锁了柏林。而美国及其盟友也果断地从加强一个新同盟，发展组建一个完整的军事同盟。
2. 小→大。随着冲突的升级，问题往往有迅速扩散的倾向（McEwen & Milburn，1993）。冲突双方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越来越陷入到斗争之中，并且为求获胜，不断追加资源的投入。这两种倾向都可以在冷战危急中看到。从苏联一方来看，对西方世界初始的普遍怀疑迅速演变为大量具体的抱怨：旨在削弱共产党力量的项目、重建西德、发行独立通行的西德货币并最终形成一个敌对的军事联盟。从美国方面来看，新问题随处可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支持希腊的游击队以及封锁柏林。双方不但迅速增加了对冲突的资源投入，而且冲突在双方都发展成全国关注的事件。
3. 具体→普遍。在升级的冲突中具体问题往往会给普遍问题让路（Coleman，1957），而且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也会恶化。纵观一个令人痛苦的冲突升级过程，小型且具体的担心往往会被那些大型且包罗万象的立场所取代，而且最终发展成普遍无法容忍对方。
在冷战的发展历程中，这些改变在美国是非常明显的。美国对自己在1945年及1946年看到的那些具体摩擦的担心，迅速转变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整体上的普遍谴责。苏联被美国人视为希特勒德国的新化身，一个完全不值得信赖的，而且一心一意想要侵占全世界的“邪恶帝国”。这种看法导致美国做出很多过火的行为，诸如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多年来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参与越南战争。美苏之间的关系恶化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有些时候，双方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沟通。
4. 尽力做好→取得胜利→伤害另一方。在很多冲突的早期，冲突一方只是着手尽自己的可能做得更好，而未曾考虑另一方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这种观点被多伊奇（Deutsch， 1958）描述为 “个人主义定向（inpidualistic orientation）”，以关注自我利益为特征，完全不考虑另一方的命运。然而，随着冲突的升级，冲突一方从只对“尽力做好”感兴趣转变为注重明显的竞争性目标，而“尽力做好”则意味着要超过另一方。最终，随着冲突的继续，冲突一方的成本开始逐步增加，目标再次转变为伤害另一方。此外，如果冲突一方正在付出代价，那么目标就转变为对对方的伤害要多过自己受到的伤害（Glasl， 1982）。冲突一方流出的每一滴血，都会让另一方付出更为可怕的血的代价。这就是在极端状况下的竞争[1]。
随着这些动机发生改变，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积极性情感很快随着冲突的升级而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诸如生气这种不大强烈的负面情感。当升级继续进行，这些不大强烈的负面情感就会转变为更为强烈的负面情感，诸如愤怒、敌意以至于最后产生了强烈的憎恨。类似这样的情感和刚刚描述的目标改变是相互支持的。
在1945年以后的美苏关系中，这些转型是很明显的。初始时那种推翻具体政策的愿望完全变为一种广泛的竞争，双方都对另一方有着强烈的负面情感，并试图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打败另一方。在美国，这一竞争的重要性反映在广泛存在的爆炸性的政治观点上，即中国自1949年革命以来，就走上了“迷失”的道路。在冲突双方很多人认为，针对这一问题的逻辑性解决方式就是削弱对手的力量，或者对于少数人而言，甚至是摧毁对方。
5. 很少→许多。面对持续不断的冲突，那些源自少数参与者的愤怒感的冲突往往开始增强，逐渐演变成集体行为。冷战期间两大军事联盟——北约组织与其东方的对手华沙公约组织——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转型可能部分出于冲突一方的战术性考虑。如果另一方不按照冲突一方所希望的那样做——而且如果冲突一方不能通过威胁、承诺或其他一些方式来掌控另一方的话——那么冲突一方最大的兴趣点，就是找到那些愿意与之团结的其他力量。冲突一方不能靠自己完成的事务，可能会很好地得到协作者额外的支持和力量。这种转型可能也与先前那些保持中立的第三方思想的改变有关。由于对另一方加诸冲突一方身上的要求或对另一方已采用的战术感到恐慌，部分第三方可能会转而支持冲突一方，而其他第三方，同样因担心冲突一方的要求和战术，转而进入另一方阵营。这样的结果会导致整个世界的两极分化，我们将在第6章和第8章对此详加探讨。
国内冲突的升级
刚刚描述过的冲突变化并不仅限于国际舞台。实际上，这些变化也往往发生在国内情境中。我们来看一对年轻夫妻，以下是妻子对事件的陈述（Peterson，1983：360）：
我们正开车去看望我的父母。为了准备这次旅行，我们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两人都疲惫不堪。当时我正在开车，而保罗则在旅行车的后座上读书。我们要上高速了，于是我让他挪到另一边去，因为我要回头看，而他却挡住了我的视线。他让我看两侧的后视镜，或是转过身子来看。我不习惯用后视镜，而且觉得自己不应该改变驾驶习惯，因为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我就能看见了。过了一会儿，我说：“你能动一下吗？”……他只是坐在那里盯着我。我又问了两遍，最后他开始发脾气了，告诉我停车，由他来开车。然后他告诉我，他会向我展示，如何既不用看镜子，也不用向后看，就能上高速。保罗继续说出一些更加伤人的话语。
数分钟后，妻子指出丈夫反应过度，丈夫道了歉，这次冲突算是结束了。因而，这次冲突不但短暂，而且一点也不严重。然而，我们先前提及的三种冲突转型在这次冲突中都有所体现。冲突表现为由轻变重，丈夫先是盯着妻子，然后开始表现出愤怒，最终变得出言不逊。冲突表现为由小变大，妻子一再重申她的要求，直至丈夫忍无可忍，而双方都将注意力放在争吵上。冲突也表现为由尽力做好转变为伤害另一方，开始丈夫只是拒绝挪一下身子，到最后却做出种种伤害妻子的行为。妻子并未告诉我们，丈夫的“伤人”言论到底是什么，但只要这些言论是对妻子开车技术的普遍的指责，就意味着冲突已从具体形态转变为普遍形态[2]。
升级模型
要理解冲突升级，我们必须知道，随着冲突的加剧，在冲突一方和另一方各自内部以及双方之间发生了怎样的过程。广义的升级模型[3]有三种（Pruitt & Gahagan， 1974）：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冲突螺旋模型，以及结构变化模型。这些模型针对冲突升级的发生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这三种模型都有价值，都能准确地描述某些冲突中升级的发展，我们不能厚此薄彼。本章我们要讨论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而在第6章讨论结构变化模型，该种模型还能应对日益恶化的关系。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4]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contender-defender model）将冲突一方（争斗者）和另一方（防御者）区分开来。冲突一方带有改变现状的目标，因而将其放在与另一方相冲突的位置上。冲突一方的目标可能是从另一方那里得到某种东西；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来改变现实；或者停止另一方的烦扰行为。通常而言，冲突一方在开始时，往往采用那些比较温和、略带争议的战术，因为这样做风险最小。然而如果这样做起不到作用，冲突一方就会转而使用那些更加严重的战术，战术不断升级，直到另一方做出让步或者冲突不断升级的成本超出了所追求目标的价值。在这样一个冲突进程中，另一方可能表现得被动，或者可能会对冲突一方的升级行为作出同样的升级反应，但如果另一方升级的话，那么这样做的原因绝对是防御性的，与冲突一方不同。
很多过去的征服之战就涉及此类冲突升级，包括科尔特斯（Cortez）和毕沙罗（Pisarroe）（争斗者）为了窃取黄金，打败阿兹特克（Aztecs）和印加（Incas）（防御者）的战争，以及拿破仑与俄国的战争。这一模型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冷战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即苏联正式树立了阻止西德统一的目标，这种统一对苏联来说是种严重的侵犯。苏联（争斗者）一开始使用了温和的抗议战术。这种战术没有作用时，他们就转向更加严重的战术，即间歇性地切断柏林和西德之间的联系。但该战术尚未取得成功之时，西方（防御者）发行了统一的西德货币，苏维埃则使用了非常严重的战术——对柏林全面封锁[5]。
我们的驾车故事（家庭冲突升级部分）也描述了争斗者—防御者序列。故事中的丈夫是争斗者。由于对妻子不断坚持的要求感到烦扰，他从温和的辩论说服，转而进行愤怒的非语言展示，进而发展到出言羞辱。不过，我们在描述这一事件的特点时，必须加以小心，因为整个的故事是从妻子口中说出来的，所以故事可能并不全面（请看下文）。
这一争斗者—防御者模型还与一个实验结果相符和，该实验讲述的是个体和群体对持续不断的烦扰所做出的反应（Mikolic et al.， 1997）。实验中的冲突另一方（研究助手）不断制造麻烦，就是不给冲突一方（被试）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种种供给。任何时候都允许被试（争斗者）给另一方打电话，而研究者在对这些电话进行内容分析时，识别出七项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被试（争斗者）按照标准的升级序列使用这些战术。他们先是请求获得这些供给，然后依次提出强求，抱怨另一方的行为，对另一方感到愤怒，威胁另一方，不断骚扰另一方，最后发展到羞辱另一方。很少有被试按照这一序列走到最后一步，大部分都止步于中间某个环节。有趣的是，总体而言，群体的升级要比个体的升级走得远得多。
校园枪击事件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有助于我们了解近年来一直困扰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众多校园枪击事件存在一个共同点，即枪击者受到过持续不断的烦扰——受到某些同学的嘲笑或欺负。最终，这些遭到奚落的个体（防御者）诉诸某种致命的暴力形式（这种极端的冲突升级），来反抗他们的对手，并常常将对手扩大到他们所在学校的其他同学和老师。虽然任何理由都不能为这类暴力事件开脱，但如果我们能知道，这类事件往往与报复行为有关，或许有助于我们未来阻止类似悲剧的发生[6]。
比如，肯塔基州帕迪尤卡市（Paducah）14岁的迈克尔·卡尼尔（Michael Carneal），因个头不高而遭到其他同学的嘲笑和作弄。1997年12月1日他冲进学校清晨祷告集会，杀死了三名学生，并伤害了五名学生。类似地，阿拉斯加州贝瑟尔镇（Bethel）16岁的伊万·拉姆齐（Evan Ramsey）据说在上学期间因比较瘦削且性格拘谨而受到过骚扰。他被同学称为“斯科瑞奇（Screech）”，电视节目《救命铃声（Saved by the Bell）》中一个令人乏味的人物。1997年2月19日他来到学校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开枪射死了一名学生和学校校长，还射伤了另外两名学生[7]。
这类案例的冲突升级，有别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案例（如驾驶故事中那位丈夫的行为）。因为校园枪击事情中冲突的升级并不表现为愤怒行为的逐渐上升，而是突然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反应。这些未来的杀手们可能会避免使用那些较为温和的战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战术甚至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取笑和欺负。相反他们压抑着报仇的愿望，直到这种愿望在他们的生命中变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就在那一刻，他们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已经受够了！”
在这类案例中，到底是何种心理力量在起作用？这些未来杀手所经历的讥讽和欺负，几乎总是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公开的羞辱，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其他看来，对于冲突一方的形象都是一种威胁，同时会唤起巨大的耻辱感。研究表明耻辱感往往会引发复仇的愿望（Scheff，1994）。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 1996：110）曾研究过诸多暴力犯罪分子，他断言道：“我尚未看到任何一种严重的暴力行径，不是源于令双方都感到羞耻和卑贱、不被尊重及遭人奚落的经历，而且不带有预防或消除这种‘丢脸’的企图——不管面临多么严重的惩罚，哪怕是死亡。”
另外，这类案例可能存在自我消耗（ego depletion）的因素，即自控能力的降低，这源于先前对复仇愿望的过多压制。有人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研究（Finkel & Campbell， 2001），被试要观看那些容易引起激烈情绪体验的电影片段。观看时研究者要求部分被试压制自己对于片段的情绪反应（高自我消耗），而另一部分被试则不作此要求（低自我消耗）。看完片段后，要求他们说明自己是如何对伴侣的攻击性行为做出反应的。不出研究者所料，实验结果表明，与那些未对自己的情绪反应进行控制的被试相比，那些压制自己情绪反应的被试表明自己将做出更具惩罚性的反应。先前的情绪压制引致了自控能力的降低[8]。
当然，讥讽和欺负事件在学校较普遍（Nansel et al.， 2001），而暴力形式的报复却鲜有发生。是什么使得这些杀手有别于那些也受到公开羞辱的普通受害者们呢？这方面的理论还很薄弱，我们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是可以做出两点回应。第一，校园杀手或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或是从其他那些遭到排斥的学生中取得了社会支持。此外从前面提及的实验可知（Mikolic et al.， 1997），与个体相比，群体的升级会走得更远。大部分校园杀手都曾把自己的枪击计划告诉过其他受到过羞辱的同伴们（Vossekuil et al.， 2000），他们不但得到了后者的鼓励，而且有时还得到过后者的帮助。有些朋友甚至还推动了他们计划的升级。我们再来看一下伊万·拉姆齐案件。拉姆齐曾对他的两个朋友说，他想要带把枪到学校里，在那些折磨他的人面前挥舞炫耀，好好地吓唬吓唬他们。他的朋友们则鼓动他开枪射击，说这样一定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拉姆齐在枪杀名单上列上了三个人的名字，但这些朋友又建议他再加上11个人。拉姆齐说，他并未计划枪击校长，他这样做是受到一个不喜欢校长的朋友的鼓动（Dedman， 2000）。第二，所有的这些校园杀手都能拿到枪，就他们所在的环境而言，枪要比任何其他可用的武器致命得多。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的观点评述 虽然争斗者—防御者模型适用于诸如校园枪击事件这类冲突升级情况，但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这种模型却吸引了太多的关注。实际上，这是大部分人用来试图理解冲突升级问题的唯一模型。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它采取的是一种单向因果序列，即冲突一方总是在升级中处于先导地位，但是，大部分升级事件涉及的却是一种循环过程。冲突一方对另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做出反应，接着是另一方对冲突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做出反应，再后就是冲突一方又对另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做出反应，以此类推。我们需要用冲突螺旋模型来理解这种冲突过程。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之所以流行，可能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想为某些令人不快的事件找个人进行谴责的自然冲动。一方（通常被标示为“攻击者”）被视为挑头让冲突变得更为激烈，而另一方（通常被标示为“防御者”）则被视为试图合法地反击攻击者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比如，冷战时期大部分美国人将苏联看成是冲突升级的根本原因，并因此视苏联为“攻击者”。而实际上，双方都同样对冲突负有责任，而冲突螺旋模型则更适合解释此种情况[9]。
冲突螺旋模型
冲突螺旋模型（conict spiral model）认为冲突升级是源于行为和回应的一种恶性循环。冲突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推动了另一方做出类似的报复或者防御性反应，这种回应进一步唤起了冲突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完成了一个循环，并且开始下一轮重复。冲突螺旋模型是一种双向反应模型，因为双方都是对另一方先前的行为做出回应[10]。
在冲突螺旋中，双方动机有一部分是出于报复——因另一方所制造的痛楚而惩罚另一方，也有一部分是出于防御或威慑的目的——使自己免受另一方所做各项准备活动的影响，给另一方以教训，并且让另一方觉得痛苦，以停止其令人恼怒的行为。
冲突螺旋一旦开始往往难以停止，因为双方都认为，不报复对方就会被人看成是软弱的表现，这会招来对方变本加厉的烦扰行为。双方都认为坚定地维护己方自我防护的声誉迫在眉睫。此外，双方都不愿意采取那种可能会打破这种循环的和解性举措。这是因为：第一，冲突一方并不相信另一方会对自己的善意做出回报；另一方也并不认为，只要自己表达善意，冲突一方也会示好作为答谢。第二，冲突一方担心己方采取和解性举措将意味着奖励另一方，并因此促使更加烦扰行为的发生。第三，另一方通常会被对方视为“攻击者”，因而会因冲突螺旋上升而遭到谴责。这表示另一方（而非冲突一方）有责任首先采取和解性举措。
在大多数冲突螺旋中，战术都是由轻而重发展的，这是因为（一定程度上）所有的回应，都会比激起这种回应的行为本身要更为严重和强烈。为什么会这样？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冲突螺旋导致了前面曾经提及的由小到大的转型。冲突螺旋中的所有报复性或防御性回应，都为这一行为的目标增加了新的问题。因此，随着冲突螺旋的继续，双方清单上对方所犯的过失会变得越来越长，从而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回应。二是双方在冲突中的损失，自己看来往往要大于对方的损失（Baumeister et al.， 1990）。因此，双方对于对方的挑衅行为所做的反应，己方觉得好像经过深思熟虑，但是对方却觉得反应过度，故意升级冲突，遭到类似的回应的确罪有应得。三是人们往往会忽略他们处在冲突螺旋中这样一个事实，并且认为自身是在对来自另一方的持续不断的烦扰做出回应。他们在开始时采用的是温和的略带争议性的战术，因为这些战术所涉风险最低。而如果这些战术不成功，他们则会采用更加严重的战术，他们认为这些战术是理性行为，以便给另一方施压，劝阻其断了念头。这种做法的讽刺之处是，另一方会以同样的方式对他们的冲突升级水平做出回应。因此，对于双方而言，冲突去升级化要比升级更好。
冲突螺旋模型为众多的冷战升级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冷战升级是一种恶性循环[11]。为了对苏联在东欧、希腊和土耳其的举措做出回应，美国及其同盟开始建立西德。为回应之一行动，苏联随后封锁了柏林，而为了对苏联的封锁行为做出回应，美国及其同盟们成立了北约组织，并且开始武装西德。依此类推。
在上文妻子口述的驾驶故事中，只有丈夫进行了升级。然而，这很可能是妻子对实际发生事件的自利式的歪曲。实际情况可能是，妻子在说出 “你能挪一下吗？”的时候，带着一种愤怒的腔调，接着又说出这样一些话语，比如 “该死的混蛋，你挡住我的视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的丈夫可能就会对她的升级做出回应，而她也会这样做，这一过程实际上可能成为冲突螺旋。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冲突螺旋的例子，2000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爆发了暴力争端，这一争端依照本章所指出的模式不断升级（April， 2002）。每一周双方都采取了新的暴力行动，这些行动激起了对方越来越多的暴力回应。在试过那些较为温和的战术之后，巴勒斯坦开始派出越来越多的人肉炸弹，而以色列则逐步采取了越来越残暴的军事行动。双方都认为自己采取的是一个单方面“防御性”升级，针对的是那些提出不合理要求，难以和解的“攻击者”。因此，对于双方而言，唯一合理的行动方案就是继续升级，以便“让另一方懂点道理”，并且用恐吓来停止另一方的攻击行为，最终酿成了巨大悲剧[12]。
巴以之间的冲突螺旋之所以恶化，是因为双方都坚定地相信，他们各自都拥有制胜的武器：巴勒斯坦人的制胜武器是人肉炸弹，以色列人的制胜武器则是常规的军事力量。在当时很难客观地分辨何种武器更为强大，因此双方对自己的胜利都很乐观。
冲突螺旋模型除了能诠释升级的发展，还有助于我们了解高水平冲突升级的维系问题——也就是说，那些严重的战术一旦运用，往往会持续地用下去。我们来看一项标准的拳击比赛。如果我打你的话，那么你完全能还击，这就引发了我再次打你，依此类推。首先，双方的下手会越来越重，而冲突就会升级。然后，由于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挥拳的力量会达到一条渐近线，之后下手就不可能变得更重了。我们所有人都会在遭到的挑衅水平上予以还击。虽然冲突螺旋能持续，但现在是稳定在某一冲突状态上，而不能继续升级。我们将在第8章更为详细地探讨冲突升级的持续问题。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之间的关系
在正在升级的冲突中，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的动力常常会结合到一起。比如，争斗者—防御者的冲突序列往往是更大的冲突螺旋的一部分，就像苏联对西德统一计划所做出的反应（请看脚注11）。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持续不断的烦扰就是推动争斗者采取行动的原因。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纳粹德国征服欧洲做出种种努力，依据冲突术语的所有定义，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升级行为。大部分人并未意识到，纳粹德国的这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蒙受的耻辱的回应——德国不得不付出战争赔偿，进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争斗者—防御者序列可以视为植根于更大的冲突螺旋之中，而这一螺旋始于一战之前。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的动力还有一种结合方式，即一项冲突螺旋植根于更大的争斗者—防御者模型片段中，冲突一方采用不断升级的战术，以图对另一方施加影响。比如前述巴以之间的暴力升级问题，这一升级起源于2000年巴勒斯坦青年团以及激进分子（the Second Intifada）为劝说以色列放弃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定居点，并撤出守卫这些定居点的以色列军队所做出的种种行动。他们先是朝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之后就开始对以色列士兵和那些定居者进行射击[13]。如果不考虑冲突螺旋的话，你也应该考虑到那些巴勒斯坦人的部分严重的袭击行为——虽然不是绝大多数——是出于他们对以色列占据行为的愤恨。
总结和结论
升级——使用越来越严重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绝不是无法避免的冲突结果，但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冲突升级往往会让人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升级通常伴随着几种形式的转型：问题迅速扩散；当事人变得越来越投入争斗；特定问题让位于普遍问题；成功的愿望转变为获胜的愿望，进而又变成伤害另一方的愿望；积极的情感让位于消极的情感；冲突双方都招募那些先前保持中立的个体和群体来扩大自己的规模。
本章讨论了两种冲突升级模式：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将冲突一方（争斗者）的争斗行为追溯到从另一方（防御者）那里得到某种东西；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来改变现实；或者停止另一方的烦扰行为。如果冲突一方所采用的更为温和的战术没有作用，就会转而使用更加严重的战术，以图取得优势地位。面对冲突一方的攻势，另一方的回应可能一直是被动的，也可能进行防御性升级。冲突螺旋模型则将升级追溯到一种行为和回应的恶性循环——双方都用升级的方式来做出回应。我们往往可以同时援引两种模型来对升级做出最好的解释，将逐步变得严重的战术视为植根于更大的冲突螺旋模型的争斗者—防御者片段，或者视为更大的争斗者—防御者动力的一部分的冲突螺旋。
我们将在第6章转而讨论第三种更为复杂的升级模型，即结构改变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