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道瑜伽还不到一百年。尽管各种各样的神怪故事早在两千年前便已从缥缈的印度传到西方（随之而来的还有那里的智者、裸体哲人和坐禅者），但对印度的哲学和哲学实践，却不能说我们已有任何真正的认识。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多亏了法国人安奎第·杜·佩隆（Anquetil du Perron）的努力——《奥义书》被介绍到西方。牛津的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和由他主编的多卷本《东方圣典》，第一次使总体的和深入的认识变得可能。最初，此种认识一直局限在梵文学者和哲学家范围内，然而不久前由勃拉瓦茨基夫人447开创的神智学（theosophical）运动，却颇得力于东方传统并使这些传统在公众中得到传播。此后几十年间，西方对瑜伽的认识基本上沿着两条分离的路线发展：一方面，它被视为严格的学院派科学；另一方面，它却变成某种类似宗教的东西——尽管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教会，但安妮·贝赞特和鲁道夫·斯坦纳却为之付出了努力。虽然斯坦纳后来成为人智学的创始人，他最初却是勃拉瓦茨基夫人的追随者。448
瑜伽在西方的这种发展，其奇特的结果与它在印度的意义几乎不可相提并论。在西方，东方的教谕面临了特殊的境遇——无论如何，其所面对的精神状况乃是早期印度人闻所未闻的。我在这里指的是科学和哲学的分道扬镳——在西方人开始知道瑜伽之教谕之前的大约三百年间，此种状况便已存在。科学和哲学的分裂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它发端于15世纪的文艺复兴。彼时，拜占庭帝国在伊斯兰人的猛攻下崩颓，在此情势的刺激下，人们对古典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热情。希腊的语言和文学第一次传遍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它被视为异教哲学的入侵，其直接的结果，便是罗马教会和迅速席卷整个北欧的新教发生巨大分裂。然而即使将这视为基督教的更新，它也无法给已经获得解放的心灵重新戴上枷锁。
地理学和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大发现时代开始了，人的思想越来越从宗教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然，教会仍然存在（公众中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需要仍然支撑着它），但却失去了昔日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罗马教会由于有严密的组织，倒还能一直保持其统一，与此同时新教却分裂出将近四百个分支。这一方面证明了它的破产，另一方面则证明了它具有一种不甘束手待毙的宗教活力。到了十九世纪，此种情形逐渐导致宗教融合的繁荣，而大量外来的宗教如阿布杜-巴哈教、苏菲派、罗摩克里希纳教会449、佛教等等，也大量地输入进来。它们中许多体系（例如人智学）也融合了基督教因素。由此而导致的情形则大致相当于公元三、四世纪时希腊世界的宗教融合，当时也同样处处可见印度思想的影响和痕迹。（参看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俄尔甫斯—毕达哥拉斯派密教、诺斯替教450等。）
所有这些体系都在宗教层面上运行并从新教中招收了大量信徒，因此基本上是新教的支派。新教的攻击，主要指向罗马教会的权威，它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相信教会是神圣救赎必不可少之代理这一信念。权威的重担，从此落在了个人身上，随之而来的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宗教责任。忏悔和宽赦仪式的衰落，加剧了个体内心的道德冲突，从前教会负责为他解决的种种问题，现在压在了个人的肩上——过去的圣礼，特别是弥撒，保证了个体可以经由神甫行施的圣仪获得救赎。那时，个人唯一要做的就是忏悔和补赎。但随着圣仪（它本来正是为他而设）的崩溃，现在他只能在上帝毫无应答的情况下自己努力而为。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解释了人们为什么需要种种体系来允诺一种应答——允诺从另一种更高的神圣力量那里获得可见的或至少可以觉察的恩宠。
欧洲的科学完全无视这些希望和期待。它沉湎于自己的理智生活，对人们的宗教需要、宗教信仰毫不关心。历史地看，西方精神的这一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它也对已经在西方站稳了脚跟的瑜伽发生了影响，导致它一方面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救赎之道而大受欢迎。然而在宗教运动的内部，却有许多人在试图把科学和宗教信仰、宗教实践结合起来，例如基督教科学、神智学和人智学就是这样。特别是最后提到的人智学，总是喜欢给自己一副科学的面孔，从而也像基督教科学一样渗透到知识分子圈子里。
既然新教徒的道路并没有被预先铺定，他实际上便对任何一种允诺将来有所成就的体系都表示欢迎。过去一直由教会作为中介来做的事情，现在必须由他亲自去做，而他却并不知道如何去做。如果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宗教需要，他便会以极大的努力去获得信仰，因为他的教义唯一重视的就是信仰。然而，信仰是一种神恩，一种馈赠，它并不是一种方法。新教徒是如此地缺乏方法，以致他们中许多人竟非常认真地神往于罗耀拉451那严格的天主教灵修方式。但无论他们可以如其所愿地做些什么，最困扰他们的，却是宗教真理和科学真理的矛盾，是信仰和知识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超出新教的范围而影响到天主教本身。历史地看，它完全是由欧洲精神的分裂所导致。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如果没有违反自然的信仰冲动和同样违反自然的科学信仰，这一冲突便根本不可能存在。人们不难设想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中，一个人仅仅是“认知”，此外则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而“相信”某种东西。这两件事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两者都是必要的，因为单是知识也像单是信仰一样地不够。
因此，当一种“宗教”方法声称自己同时又是一种“科学”方法时，它便一定能够在西方大得人心。瑜伽满足了这种期盼。除了因似懂非懂而产生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外，它还有充分的理由赢得众多的信徒。它不仅提供了一条人们寻求已久的道路，而且提供了一种无比深邃的哲学。它指出经验有可能控制和引导，因而满足了科学对“事实”的需要。何况，由于它博大精深、年高德劭，其教义和方法涵盖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它便允诺了人们梦想不到的种种可能，而瑜伽的传播者也颇不吝于宣传这些可能。
瑜伽对印度人有什么意义？这一点我无话可说。因为我不能对自己没有亲身经验的事情妄加评论。然而我却可以说一说它对西方人有什么意义。西方人的缺乏方向感，已经到了精神混乱的边缘，从而任何一种宗教或哲学实践，都无异于一种心理的训练，换言之即无异于一种心理保健的方法。瑜伽中许多纯属生理的功夫，同时又都是心理的修炼。普通的体操或呼吸训练之所以远在其下，就因为它们完全是机械的、科学的而未能同时是哲学的。瑜伽对躯体各部分的训练，总是将其统一于整个心灵，这在pranayama功夫中特别明显。此时，prana既是呼吸，又是宇宙的运动。当个人的行为同时又是宇宙的行为时，躯体的愉悦便与精神的愉悦结合在一起，由此而产生的一种生机盎然的整体感，乃是无论多么科学的技术都无望达到的。瑜伽的功夫不可思议，但若没有其赖以建立的观念，其效果也无从发挥。它以一种非同寻常、圆融完美的方式，使人的身心彼此渗透、熔铸为一。
这些观念和实践起源于东方。在那里，一种未曾中断的、绵延了四千多年的传统，创造出了必要的精神环境。我深信，在将身心融为一体方面，瑜伽在东方是一种完美而恰当的方法，人们对此也极少怀疑。他们形成了一种心理气质，使高于意识的直觉得以出现。印度人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在明智地运用诸如prana这样的概念时毫无困难。西方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一方面有渴求信仰的坏习惯，另一方面又禀有高度发展的科学和哲学批判精神，因而总是发现自己处在两难的困境中——不是堕入盲信的圈套，生吞活剥、不加思考地接受诸如prana、atman、chakra、samadhi这样的概念，便是以科学的批判精神，将这些概念统统视为“纯粹的神秘主义”而一笔抹煞。西方人精神的分裂，在出发点上便与瑜伽格格不入，因而也就无法对之有充分的认识。在西方，瑜伽不是沦为狭隘的宗教，便是沦为佩尔曼智力训练（Pelmanism）、呼吸控制训练、身体律动训练（eurhythmics）之类的东西，而其固有之整体圆融的性质却了无踪影。印度人既不会忘记身体，也不会忘记心灵；欧洲人则总是顾此失彼，不是忘了这，便是忘了那——以这种善忘的能力，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倒是征服了世界。印度人却不是这样。他不仅知道自己的天性，而且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就是自然。欧洲人虽有自然科学，对自己的本性，对内在于自己的自然却惊人地无知。在印度人那里，仿佛是天赐的福佑使他们掌握了一种有助于控制内在和外在自然力的方法。而在欧洲人这里，这种福佑却成了毒药，它扭曲和压抑人的本性，从中造就出他所意欲的机器人。
据说瑜伽的修行者能够移山填海，不过此事却很难有任何实际的证据。瑜伽修行者的法力，总是在周围环境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运用。与之相反，欧洲人却的确可以炸平一座座山岭。世界大战已经让我们提前领略了痛苦的滋味，它使我们看到：当理智背离了人的本性而又不受任何羁绊时，其能力可以大到什么样的程度。身为欧洲人，我并不希望欧洲人能够更多地“驾驭”即以更大的力量凌驾于内在和外在的自然之上。确实，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对人性的最好洞察（其中有些是很不错的），都幸亏有了西方文化的背景才得以与瑜伽的要求恰恰相反。在历史的发展中，欧洲人是如此之远地背离了他的根，以致其精神最终分裂成信仰与知识的对峙。以同样的方式，个人的心理扩张也破裂成了对立的两面。欧洲人需要回归的家园不是卢梭意义上的“自然”，而是自己的本性。他的任务是重新找到有自然本性的人。然而与之相反，他却迷恋于体系和方法，指望凭借这些体系和方法来压抑那总是与自己目标大相径庭的自然人。由于心理气质与东方人截然不同，欧洲人不可避免地会滥用瑜伽。我总是力所能及地逢人便告诫：“研究瑜伽吧，你可以从中有无限的收获。但切不要试图去用它，我们欧洲人（在精神气质方面）并没有被构造得能够正确运用这些方法。印度的大师（guru）什么都可以解释，你也什么都能够摹仿。但你知道是‘谁’在运用瑜伽吗？换句话说，你知道你是谁，知道你被构造成了什么吗？”
欧洲科学技术的力量是如此之巨大，如此之确凿，以致人们已很难估量它已经有过的发明和今后能有的成就。巨大的可能令人不寒而栗，然而随之而来却是另一个问题：谁在运用这些技术？这些力量掌握在谁的手中？就目前而言，国家还能暂时地为我们提供庇护，因为它显然保护着人民不受毒气和其他大规模杀人武器的残害——这些东西可以在一转眼间便成千上万吨地生产出来。确实，技术的发展已到了如此危险的地步，今天最紧迫的问题已经并不是我们还能继续向前走多远，而是掌握着这些技术的人应该是些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才能改变西方人的精神使之能够放弃其可怕的技能。今天，更重要得多的事情是戳穿西方人的力量幻觉，而不是强化他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的错误观念。在德国，“有志者事必成”这一耳熟能详的口号，已经使几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无论在驾驭外在或内在的自然方面，西方人都已经无需再具优势。他在两方面都已经完美得可怕。他所缺乏的是意识到自己不如自然。他需要知道：他不可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如果他不自知，他自己的天性就会摧毁他。迄今为止，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正以自杀的方式在对他造反。
由于西方人能将一切都变成技术，原则上讲，一切看似方法的东西便确实要么是危险的，要么是无益的。就瑜伽是一种保健术而言，它确实像任何体系一样有用。然而更深地讲——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瑜伽的意义却不止于此而意味着更多的东西。瑜伽的最终目标，是要使意识从外界和自身的所有枷锁中解脱出来。而既然人不可能将自己从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中解脱出来，欧洲人便需要首先学会认识自己。这需要认识的主体在西方被称为无意识。瑜伽的技巧，是要将自己完全地运用于意识和意志。这种修炼，只有在无意识中已经不再有值得谈论的潜在性（即它已经不再蕴含人格的大部分）时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无意识仍然是无意识，则所有的自觉努力不过是徒劳，而从这种被桎梏的心灵中产生出来的，只会是一种变形走样或适得其反的东西。
东方人有丰富的形而上学和象征，它们使无意识中大部分重要的东西得到了表达，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它们的潜在性。当瑜伽的修行者说到prana时，他的所指绝不仅仅是呼吸。在他那里，prana这个词具有丰富的形而上学含义，而且看来他也确实知道那是什么。对这些含义，他不是用“知性”去知，而是用心去知，用身体和血液去知。欧洲人只知道机械地效法和摹仿，因而不可能用印度人的概念表达自己心中的事实。即使他确实有能力体验到相应的东西，我也非常怀疑他是否会选择诸如prana这样的直觉概念来使之获得表达。
瑜伽最初是一种自然的内视（introversion），其情形则因人而异、各有不同。这种类型的内视把人引向奇妙的内心体验并最终导致体验者人格的改变。数千年来，这些内向的体验逐渐成型为种种修炼方法并沿着极不相同的路线发展。这为数众多且极不相同的修炼形式都得到了瑜伽的承认，其原因则在于最初的个人体验便极为纷繁。这并不是说它们中任何一种都适合欧洲人独特的历史性结构。情形倒更可能是：适合于欧洲人的瑜伽，是从东方人所不知晓的历史模式中发展出来的。事实上，在西方，两种文化上的成就已经在实践中给予心灵以最大的关注。这就是医学和天主教对灵魂的治疗，两者都形成了自己可以与瑜伽媲美的方法。前面我已经提到过罗耀拉式的灵修。至于医学，则现代心理治疗的方法便最接近于瑜伽。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一方面将患者的自觉意识带回内在记忆中的童年世界，另一方面则使他意识到种种被压抑的愿望和冲动。这种治疗技术，从逻辑上讲是宗教忏悔（告解）的发展，其目的在于以人为的内视，使主体浑然不觉的东西成为被意识到的东西。
有所不同的方法是舒尔茨教授（Professor Schultz）的“自发性训练”（autogenic training），此方法有意识地借鉴了瑜伽。他的主要目的，是打破意识的桎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无意识的压抑。
和弗洛伊德一样，我的方法也建立在“告解”上。和他一样，我也对梦给予了细心的关注。然而当接触到无意识时，我们便分道扬镳了。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基本上是意识的赘疣，那里堆积着所有不被个人接纳的东西。对于我，无意识则是集体的心理禀赋，它在性质上具有创造力。这一基本的分歧，自然导致我们对象征和解释象征的方法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弗洛伊德的方法，基本是分析的方法、还原的方法；我则在此之外增加了综合的方法以强调无意识倾向在人格发展中的目的性。不难看出：这一探索方向与瑜伽，尤其是昆答利尼瑜伽（kundalini yoga）、坦屈克瑜伽（tantric yoga）和藏传佛教、道教瑜伽中的象征，都有着重要的对应。在对集体无意识的解释中，不同形式的瑜伽及其丰富的象征为我提供了价值无比的比较材料。尽管如此，原则上我却并没有运用瑜伽的方法，因为在西方，不应该再把任何东西强加到无意识之上。通常，意识的特征便是有一定的强度和范围，它因而具有一定的压抑作用。我们不应该再继续强化这种趋势。相反，我们需要做的一切，都旨在帮助无意识成为意识，和使之从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基于这一目标，我采用了“主动想象”（active imagination）的方法。这是一种特殊的训练，为的是哪怕在一定的程度上关闭意识，使无意识心理内容有得以展开的机会。
如果我对瑜伽保持了批判的距离，那并不表明我没有把这一东方精神的成就视为人类有过的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我希望我的表白能够清楚地表明：我的批评完全针对着西方人对瑜伽的运用。西方的精神发展一直沿着与东方截然不同的路线，由此而形成的条件，乃是最不适宜运用瑜伽的土壤。西方的文明还只有不到一千年的历史，其当务之急应是把自己从野蛮的片面性中解放出来。这首先意味着要对人性有更深的洞察，然而没有任何洞察可以通过对无意识实行压抑和控制来获得，尤其不可能通过亦步亦趋地摹仿一种从完全不同的精神氛围中生长出来的方法来获得。在今后的几百年中，西方人将会创造出自己的瑜伽，它将生长在基督教为之奠定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