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理性情感的效果取决于他人识别情感的能力以及更加重要的一点——对方是否相信这些情感发自内心。在冗长的谈判过程中心生怨气，这谁也阻止不了，但假如我们只是在心里生闷气，对方没有察觉，这种情绪只能让我们自身受损，而不会构成谈判优势。佯装生气却立即被对方识破，这也不会为我们带来优势，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真实性才是关键所在。
某次，我教过的学生迈尔·迈舒拉姆和几位朋友一道去看另一位朋友，夜深之后，他们决定叫一份匹萨。但匹萨迟迟没有送来，几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干等，越来越不耐烦。一个小伙子的父亲来了，泰然自若地问他们有没有打电话给匹萨店催一催。小伙子们回答说打过电话了，但对方说匹萨还没做好。
这名父亲决定让这些年轻人见识一下“怎样催人”。他立即亲自打电话给匹萨店，他先前泰然自若的气度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怒气冲冲的姿态。他对着电话大声呵斥，告诉电话另一端的人，要是匹萨5分钟内不送到，这将是他家从这家匹萨店订的最后一份匹萨。乍看起来，他打电话时表现出来的怒气完全是在做戏，毕竟他几秒钟之前还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但电话挂掉之后，其他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他余怒未消地说了句：“这些浑蛋！”不到15分钟，匹萨便安全送达了。
此处的重点是，即便出于策略原因，我们有时也可以有意识地调动真实情感。几年前，半岛新闻电视台为制作一档有关以色列科技与教育的节目，采访了我。我记得自己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该电视台的阿拉伯观众面前，为以色列博取一点同情。实际上，这是我接受采访的主要目的。
采访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开始的问题和博弈论有关，接着则问到了理性研究中心的成功之路，我当时还是该中心的主任。然而，后来他们开始问一些较为私人的问题：我的父母出生在哪里？什么时候搬到了以色列？我儿时是否接触过巴勒斯坦历史？我情不自禁地夸口说我母亲的娘家已有六代人定居在耶路撒冷，也详细讲述了我父亲兄弟两人1933年被迫离开父母，逃离德国的故事。他们克服艰难险阻，穿越欧洲，抵达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登上驶往巴勒斯坦的船只。我的父亲出身于德国一个富足的犹太家庭，而巴勒斯坦的环境与他童年所熟悉的环境大相径庭，他必须在陌生的环境里挣扎求生。最后我还提到，后来，他留在德国的亲人惨死在纳粹死亡集中营里，他得知这一消息后，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这段往事我此前对亲朋好友讲过许多次，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情感波动。但坐在半岛电视台的摄影机前，我却情难自已，怆然泪下。事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自己是在无意中放大了自己的伤感情绪，以博得电视观众的同情。但这些都不是虚情假意，让我泪如雨下的悲痛之情完全是发自肺腑的。
最近，我和迈尔·迈舒拉姆在理性研究中心联名进行了一项实验室实验。在实验中，为了测试实验对象所承受的情感压力强度，我们将电极贴在受试者皮肤上，利用仪器从电极上收集数据，数据主要与脉搏率和皮肤电导有关。
我们让受试者参与一种简单的双人博弈，即“独裁者博弈”。一名参与者会拿到一笔钱，假设为100美元，然后两人会得知，拿到钱的参与者可以选择分一部分给另一名参与者，也可以独吞这笔钱——决定权完全在前者手上，他想给多少就给多少。我们所关心的是博弈中处于被动一方的受试者有何情感反应。
受试者分为三组，每组的待遇均有不同。我们告诉第一组，仪器可以测试连接者的愤怒程度。第一组的受试者还知道，假如他们从独裁者一方手中分到的钱很少，他们可以获得补偿。此外，他们还得知，他们因独裁者一方分钱太少而感受到的愤怒程度会被仪器测试出来，我们发给他们的补偿金额与该数值成正比，愤怒值越高，他们拿到的钱越多。
我们给第二组的解释是，独裁者一方慷慨赠予令他们感到的幸福程度会被仪器测试出来。此外，他们还得知，能测试到幸福感就有奖励，奖励金额与幸福程度成正比。
第三组的奖励机制与前两组相似，奖励的依据是他们得知独裁者分配结果之后的平静程度。
图1展示了实验对象的情感反应。情感反应的测试手段既包括皮肤导电仪器，也包括调查问卷的使用。调查问卷由间接问题组成，几十年来，在鉴定情感状态方面，这些问题一直行之有效。
图1 实验测试
如表1所示，受试者显然会对奖励做出反应。第一组受试者分得份额较低时，会表现出显而易见的愤怒情绪。而相比之下，参与者须表现出幸福感才可获得奖励时，分得份额较低也不会引起太强烈的愤怒情绪。耐人寻味的是，我们还发现，第二组受试者面对奖励产生幸福情绪的能力明显较弱。这一发现或许是因为皮肤电导仪器不易检测到幸福感，但也可能表明，人类按照需要对外表现愤怒情绪的能力要优于表现幸福感的能力。愤怒虽远不如幸福让人受用，却能更为有效地在社交场合中建立承诺。这或许进而可以表明，在进化过程中，大脑善于表露愤怒情绪的人受到了青睐，人类整体因此发展出了更强烈的愤怒倾向。
我们都拥有识别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若无此能力，我们的社交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若是看不出别人是否喜欢自己，我们的繁殖能力会大为受限。我们的生死存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交活动，因此若失去阅读他人情感的能力，连我们的肉身存活也会面临威胁。显然，早在人类认知能力进化的初期，从他人面部识别情感的能力就形成了。这一过程在杏仁体这一部位进行，杏仁体是大脑边缘（情感）系统的一部分，位于人类大脑最核心、最原始的部位。
20世纪90年代，脑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及其同事以杏仁体受过损伤的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了几项研究。这些研究对象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人脸，将脸部照片与他们认识的人正确匹配，却完全无法识别面部表情，也无法将表情与情感状态匹配对位。
脑科学领域最有意思的发现之一与大脑的一个特定部位有关，即负责面部识别的梭状回。面孔是我们用来向外界传达情感状态的终极工具。下次乘公交或在银行排队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以下这个简单的实验：找一个没在看你的人盯着看，你会发现不消几秒，此人就会反过来盯着你看。我们对笑容的反应也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多数人都很善于识别假笑，假笑所调动的肌肉群与油然而生的笑容迥然不同。但与此同时，多数人却说不清为何假笑看起来有别于真笑。
最近在英国进行的一项有趣实验尤其明白地证明了面部表情的巨大作用。实验人员将一台咖啡机放在了一间人满为患的办公室里，并在咖啡机上方挂牌提示倒咖啡须在旁边投币箱投币，一杯咖啡一英磅。一周后，实验人员比对了从咖啡机倒出的咖啡杯数与投币箱收到的数额，不出所料地发现很多人无视提示牌，用了咖啡机而没有付款。
第二周，实验人员贴了一张印有一双眼睛的照片，这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咖啡机的使用者。这一简单的改动产生了巨大的行为效应，一周后，投币箱的金额已与咖啡机倒出的咖啡杯数相差无几。
为估算人类识别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有研究者利用英国著名竞猜节目《平分或偷走》（Split or Steal）[1]，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实验。在竞猜中，两名选手须回答一连串有关各种科目的问题，每答对一题，两名选手可获得一笔奖金。
答题轮结束后，两名选手需要决定累积奖金（奖金数额有时会达到10万英镑以上）如何分配。为此，两人须分别暗自进行二选一，“平分”或“偷走”。如两名选手均选择平分，累积奖金就会在两人之间平分。相反，如一名选手选择平分，一名选手选择偷走，选择偷走的选手即可独吞奖金，而另一名选手只能空手而归。如两名选手均选择偷走，则两名选手都会一无所获。在选择平分或偷走之前，选手会按指示进行30秒面对面的交谈，讨论自己打算做何选择。这个节目与著名的囚徒困境极为相似，本书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对此现象进行详述。
假如你是《平分或偷走》的选手，单从金钱的角度来看，选择偷走始终对你有利。如果另一名选手选择平分，而你选择偷走，你能拿到双倍的奖金。相反，如果另一名选手也打算选择偷走，你不论怎么选都一无所获，这样一来你或许情愿这名贪得无厌的前队友也空手而归。然而，荒诞的是如果两名选手都深谙此理并依此行事，两人谁也拿不到奖金，齐心协力赢了10万英镑，却只能白白放弃。
我强烈推荐各位去YouTube（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上看一看这个竞猜节目的视频片段，搜节目名称《平分或偷走》即可找到。在两名选手的简短对话中，两人均想努力让对方相信，选偷走这种事他们想都没想过，因为这种行径会遭到数十万电视观众的唾骂，让他们背负难以洗刷的骂名。节目里有许多选手说这些话的时候信誓旦旦——几秒钟后，结果显示他们选择了偷走。
我在理性研究中心的同事艾娜芙·哈特提出的问题是，选手是否能提高识别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从而提高预测对方选择的准确率。她给自愿参加实验的受试者播放了该节目的视频片段，要求每名受试者根据对话中所说的内容，预测其中一名选手的选择，猜对即可获得一笔现金奖励。做出预测后，受试者还须预测另一名选手的选择，但这次预测没有奖励。哈特证明，在有现金奖励的情况下，受试者的预测准确率明显较高。
这一结果与其他几项研究（多由心理学家主持）相悖。后者的结论是，人类区分情感状态真假的能力并不可靠。但假如我们区分情感状态是真是假的能力确实没有办法提高，现金奖励理应不会有任何影响。提供现金奖励就能明显提高受试者做出准确预测的能力，这表明我们确实有识别真实情感的潜能。这种能力的发挥显然需要极高的专注度与注意力，我们只有在认为这样做会有收获的时候，才更愿意施展这种能力。此前的研究未能发现我们具备区分情感真假的能力，或许是因为参加研究的受试者获得的奖励不够高。与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验——包括理性研究中心所做的实验——不同，心理学家往往不会在实验中使用现金奖励。
在实验室之外的现实世界，人们正确识别虚假情感会获得回报，识别错误也会受到惩罚（但回报未必是金钱）。因此，像哈特一样使用奖励对研究人类的情感识别能力非常重要。哈特的实验测试了节目观看者识别情感的能力，因而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节目中的选手会有更加敏锐的情感识别能力。
几年前，阿夫纳·卡莱在美国进行的实证研究也研究了这一话题。美国有一档电视竞猜节目《是敌是友》[2]，与《平分或偷走》大同小异。卡莱研究的就是这一节目中的选手行为数据，在研究过程中，他观看了几年间的数百期节目，注意到了节目中四种可能结果的相对频率：（偷走/平分）、（平分/偷走）、（平分/平分）与（偷走/偷走）。
卡莱发现了两个非同寻常的现象。首先，两名选手同时做出同一选择的频率很高。换言之，（平分/平分）和（偷走/偷走）这样的选项经常出现，另两种情况则不常出现。第二项发现更加非同寻常，即选择平分的选手拿到的——平均——奖金金额与选择偷走的选手大致相等。（确切地说，此处指的是平均数。在任何一期节目中，两名选手只有在选择相同的情况下，才能拿到等额奖金。）
这似乎令人费解，毕竟我们才刚刚证明，另一名选手选平分的话，你选偷走拿到的奖金更多，而他要是选偷走，你选什么都无济于事。那为何在卡莱的研究中，选手选择两个选项所得的平均奖金相差无几？答案很简单，你若是决定选偷走，就无法天衣无缝地瞒过你的队友。因此，他也选偷走的概率更高，你空手而归的概率也就更高。卡莱的研究表明，这一切的实际效果就是，两名选手往往会做出同样的决定，要么同选平分，要么同选偷走。在对话环节中，尽管两人理所当然地声称自己打定主意要选平分，他们的真实目的却是在对话过程中一边揣摩对方的心思，一边做出自己的决定。正因为人类有准确判断情感的本领，选手两两之间的选择才会趋于一致。如前文所示，这种本领在很多情况下都非常重要，但和人类的很多本领一样，这一天赋的高低也因人而异。几年前，一位知名律师联系我，想请我为其所代理的一家公司做博弈论方面的专家证人。该公司计划创建一家扑克游戏网站，严禁《网络赌博法》明令禁止运气决定胜负的游戏，但允许胜负主要由技巧决定的游戏。如果我能帮助他说服法官认定扑克是竞技游戏，而非运气的比拼，法律针对建立扑克网站的禁令即可解除，而我本人则可拿到一笔不菲的佣金。
我下意识地一口回绝，但这一决定或许有些感情用事，并不理性。事实上，扑克确实是竞技游戏，运气对孰胜孰负的影响相对较小。扑克的诀窍在于正确判断对手的情感状态。
我小的时候，每次放假，我们全家和母亲七个兄弟姐妹的全家人都会去外婆家吃饭。餐后，家里的男士会去阳台打扑克，我们小孩子会津津有味地看他们打牌。最初，我们之间会对当天谁赢得多谁输得多下注打赌，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打赌毫无意义：埃兹拉舅舅几乎次次都赢，而我父亲次次都输。
虽然易手的钱财不多，但牌局却引得大家剑拔弩张，全情投入。一局牌结束之后，玩家要么大声欢呼，要么骂骂咧咧。打牌期间，鸦雀无声，连小孩子都在屏息凝神。
我父亲几乎目不旁顾，他全神贯注于手中的牌，时刻在判断哪张牌该打，哪张牌该弃，赌注加多少，什么时候亮牌。他紧张地在椅子上挪来挪去，手指不断地敲打桌面，等待对手出招。相比之下，埃兹拉舅舅总是镇定自若，不动声色，他几乎从来不看手中的牌，而是盯着我父亲，仿佛在好奇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有时，我父亲想学埃兹拉舅舅那一套，却没办法像埃兹拉舅舅一样冷静自持、面无表情地隐藏自己的喜怒，也一直看不懂埃兹拉舅舅的面部肌肉，无法从中判断出他的牌面。埃兹拉舅舅的牌技远胜我父亲，是因为他能识别出他人的情感状态，也能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
世界石头剪刀布协会每年都会举办一届国际赛事，500多名选手慕名参加，竞逐高达10000美元的奖金。我们多数人都认为，石头剪刀布这个游戏完全是碰运气，但有人总是赢，其决定因素也是识别和隐藏意图的能力。
社交场合远比打牌或石头剪刀布复杂，在社交场合中，要想识别他人意图，需要具备更加高超的情感领悟力，且这种能力与对他人感到共情的能力息息相关。
共情，即感受他人情感体验的能力，对象甚至包括我们并不熟悉的陌生人（以及电影、小说等作品中的虚构人物），这种奇特的现象在进化过程中源远流长。2004年，一项在意大利进行的有趣研究表明，灵长类动物一出生就会模仿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行为，而无须漫长的学习过程。这种能力可追溯到大脑中负责模仿行为的“镜像细胞”，镜像细胞即在行为过程（尤其是运动行为）中会发出电活动的神经元。有意思的是，看到另一个体做出同样的行为，也会在相同的镜像细胞内触发电活动。例如，黑猩猩抬起左臂的行为是由神经元的电活动引起的。在其中某些神经元中，这只黑猩猩在没有抬左臂也无此意图的情况下，看到另一只黑猩猩抬起左臂也会触发完全相同的电活动。
科学家对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所进行的研究实验尺度太大，无法在人类身上进行。[3]接入灵长类动物大脑的电极可以检测到小至单个细胞的电活动。可证明镜像细胞存在的实验证据虽然都较为间接，但仍然很有说服力。证据主要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为依据，这种技术可显示出大脑不同区域所增加的耗氧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图像表明，人做出某项运动行为时，某些大脑区域会显示出活动迹象，而看到其他人做出同样行为时，这些区域也处于活跃状态。
脑科学家已达成广泛共识，认为共情正是镜像细胞活动的结果，但与负责肢体动作的运动镜像细胞不同，共情是由情感镜像细胞引起的。2009年，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儿童在观看他人遭受痛苦的影片时，有活跃迹象的大脑区域与他们本人承受这种痛苦时的大脑活跃区域相同。在成人身上进行的研究也发现，受试者看到他人处于悲痛或恐惧状态的照片时，大脑活动也会出现类似现象。
共情能力涉及哲学及心理学常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心智理论。心智理论并非科学理论，而是指人类对他人的情感状态、信念和意图形成看法的能力。人们认为心智理论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一项重要特征，小至2岁的孩童身上即可发现这种特征。在一间屋子里，2岁孩童会将目光转向身边人都在看的物件。
心智理论的能力在3~4岁时会出现显著发展。该年龄段的儿童往往可以区分自己所知之事与他人所知之事。愿意的话，你可以找一名4岁儿童，做以下实验。准备两个颜色不同的盒子——如一红一黄——和一块糖，在该名儿童及另一名成人面前，将糖放进红盒子，然后让成人离开房间。成人离开后，当着儿童的面，将糖从红盒子里移到黄盒子里。然后，再把成人请进来，让儿童猜那名成人会认为糖在哪个盒子里。如果儿童回答正确，指向了红盒子，其心智理论就处于正常水平。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4]的儿童，由于心智理论受到抑制，再长大几岁也可能无法通过该测试。
我计划在近期与几名精神病学研究者合作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以期借助博弈论增进我们对心智理论的认识。借助最后通牒博弈与信任博弈（后面章节会有详述）等博弈形式，我们或许可以鉴定出哪些儿童患有轻度心智理论习得障碍或轻度自闭症谱系障碍，却仍然成功通过了标准测试。共情能力与心智理论相互关联，因为二者均以换位思考的能力为基础。
暂时闭上双眼，想象自己认知能力不变，但心智理论能力尽失，你会发现这种情景令人战栗——实际上，缺乏共情能力与心智理论正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常见症状，有此障碍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根源于此。在这种状态下，虽然对周遭环境有充分认识、一清二楚，你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星球，星球上居住的都是外星人，他们的行为与反应奇异叵测。你根本摸不准挠左耳这一举动是否会严重冒犯到他们，引来气势汹汹的回击。你不知道如何博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帮你寻找食物。即便他们怀着善意接近你，你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想和平以待，还是妄图袭击你。你自然也无法与他们中的任何人形成亲密关系，或生育后代。
一个人假笑要调动哪些肌肉，你无法分辨。同理，无论打牌、谈判，还是约会，用逻辑来辨别他人的情感状态，进而推测其意图，这也是痴人说梦。察言观色并做出投其所好的回应，这毋庸置疑是情感层面的能力，同时也是做出正确决策所必不可少的数据：亮牌还是加注，让步妥协还是坚持立场，觉得对方会送上香吻一枚还是会迎面一个巴掌。我们的情感将观点与事实融会贯通，换作其他方式，我们根本做不到这点。
[1]《平分或偷走》，实为英国竞猜节目《金球赛》最后一个环节的名称。该节目始播于2007年6月18日，不仅在观众中间大受欢迎，也引起了很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当然，也有人批评该节目“鼓励欺骗行为”。——译者注
[2]《是敌是友》，2002年6月3日在美国竞猜节目电视网（Game Show Network）首播的一档节目，规则与《平分或偷走》相似。——译者注
[3]神经元插入电极需要开颅。——译者注
[4]自闭症谱系障碍，是根据典型自闭症的核心症状进行扩展定义的广泛意义上的自闭症，既包括典型自闭症，也包括不典型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征、自闭症边缘、自闭症疑似、自闭症倾向、发育迟缓等症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