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制为制约路径之二。美国从成立伊始就是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市政府之间各有各的决策范围，互相不能干预。在同一个领域里，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需要保持步调一致，就是相互唱反调，也稀松平常。开国之父们制宪时处心积虑限制中央政府权力，而将绝大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权交给了地方政府。虽然后来由于打击地方种族主义势力的需要、以及大萧条之后的福利国家建设，联邦中央政府权力大大加强，但至今在大多数事务上，州级政府享有自主权。"从问题到议题"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政府不理会中央政府，直接加入中央政府不愿加入的环保"京都协议"。"谁有特权上大学"中，可以看到加州州政府独自率先废除"平权法案"，并不需要得到任何中央机关的批准。"病了谁管"里谈到麻省自己另辟蹊径制度创新，在医保改革方面走在了中央政府的前面。"动什么，不能动宪法"里，很多州级法庭宣布中央政府的"爱国法令"侵犯*，不予承认。而当加州州政府宣布本周医疗体系不对非法移民开放时，联邦法庭则站出来宣布该法令违宪。
活跃的公民组织是制度制衡的第三个路径。政治学家罗伯特·布坎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让*运行起来》，其核心观点就是：只有一个充满着活跃公民组织、团体的社会政治*才有健康运行。他用了一个词"社会资本"来形容公民组织的发达程度，"社会资本"越丰厚，*越健康，反之则否。这与托克维尔当年对美国的观察相互印证－－－－-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奇观"之一就是它叽叽喳喳、热闹纷呈的民间自治团体。近200年后我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形："敌人的权利"里，我们看到500个"关塔那摩恐怖分子嫌疑人"如何激发了美国*组织对政府的奋力抗议；苏丹达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引发了无数美国公民的积极行动（"他人瓦上霜"）；全球变暖问题愣是在无数环保组织和公民的推动下，变成了美国政治里的核心议题之一（"从问题到议题"）；"公民反对政府浪费"这样的组织时刻监督着政府到底花了多少钱（"耳朵上的记号"）；工会可以因为养老保险问题跟政府较劲，组织*搞"瘫"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媒体和文化产业为是制衡路径之四。独立媒体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911之后美国政府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窃听计划，就是被《纽约时报》最先抖露出来，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丑闻（"动什么，不能动宪法"）。《圣地亚哥联合报》因为最先挖掘出前国会议员Cunningham的受贿案而获得06年普利策奖（"耳朵上的记号"）。美国的电视节目上每天既有对美国政府冷嘲热讽的恶搞节目，也有很多专家关于时政的严肃访谈和辩论（"对你骂骂骂不完"）。无数电影、电视、歌曲、书籍不断反思美国政治中的污点问题，在政治家耳边"警钟长鸣"（"至少还有记忆"）。重要的是，在自由的土壤上，一般来说，对任何问题"左中右"几派的意见都可以得到呈现。麦克摩尔虽然是"布什政府的眼中钉"，这不妨碍他获得美国电影艺术学院颁发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哥大教授NicolasDeGenova虽然非常"卖国"地四处宣扬希望美国在伊战中战败，哥大校方却拒绝解雇他（"愤青的下场"）。查韦斯、卡斯特罗虽然是"反美斗士"，美国人不但可以拍《对*的战争》、《卡斯特罗》这样为他们歌功颂德的电影，而且电影的播放在美国也畅通无阻。虽然这些媒体报道和文化产品时常让政府颜面失尽，却也常常能够督促政府"悬崖勒马"，避免酿成灾难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