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年初我迁到旧金山，在一家小出版社当编辑。薪水很低，但工作还算有趣。
那年的8月19日，莫斯科发生抗拒民主的政变；民众涌上街头，军队哗变。叶利钦大叔当时尚未酗酒，他跃上坦克车发表演说，身手矫健，语调自信，给众人留下深刻印象。那年夏天，我认识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大家生计无着，天天讨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如何如何。湮没在相同的议题里面，时间一长，产生强烈的憋闷感。既然祖先和种族如此不堪，那我凭什么上街勾搭白妞？大约从那时开始，我的“磕婆子”业绩急转直下。
“磕婆子”这词的来源，应该是东北话“唠嗑”。意思是，男人在公众场所，厚着脸皮与素不相识的年轻姑娘套近乎。我买过一张未上色的世界地图，凡是去游历、居住过的区域和城市，根据亲身体验的“磕婆子”氛围、阴晴冷暖，逐一用蜡笔涂上不同颜色。那张对比鲜明的“磕婆子地图”让我扼腕叹息：爱的能量、浪漫和湿润的暖风，在一个城市或国家里，究竟有没有可能陷入长久的封冻或干涸？
同年圣诞，苏联正式解体，叶利钦成为新政府首脑。过后不久，美国大学的历史教授宣布历史终结。当时我不认识一个俄语字母，却感到深重的挫伤和悲哀。这种奇怪的感情变化，让我彷徨、忧虑，但却无法与朋友分享。有一回我去看法语老师玛丽，在她书架上见到一本绝版旧书，借回来看，竟然入迷。书名是《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斯大林主义》，作者是从未听说的罗曼·雷德里奇。
玛丽与我同龄，原来在法国巴黎教中学。她来美国旅行，认识了街头画家保罗，竟然冒冒失失就嫁了过来。她长了两片法国式薄嘴唇，模仿能力极强，开的玩笑超级恶毒。
我请玛丽教我法语，因为谈得拢，成为好朋友。我有满腹牢骚无处发泄，就向玛丽诉说：为什么？一夜之间，曾经充满温情、奇迹的旧金山似乎弥漫着毒雾，腐蚀了昨天还两眼放光的旧金山女孩子们。民主胜利，极权倾覆；旧金山的甜白性感妞，变成愤怒凶悍妞——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内在联系？我一直搞不懂，不快活的女人对男人丧失兴趣，是觉得男人都不像男人，还是觉得自己本身也不像女人？不能想象，假如一座城市里的男人都病态了、颓萎了，女人还怎么能够丰润妩媚、神采奕奕。
当我沉浸于焦虑、孤独时，玛丽以非凡的表演天才，给我带来短暂然而巨大的快慰。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看人，然后她悄悄地模仿各种角色，尤其是那些一本正经、板着脸投身于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们。
后来我在其他国家，不断遇到从旧金山逃出来的中年男士。听了许多相似故事，我不再担心自己心理错乱，是患了偏执狂的落伍者、反动派。旧金山的白种女孩变得难以接近，并非我个人的主观臆断，我所经历的荒唐情景是真实的，尽管形状模糊、难以描述。
我们都是从那片感情大荒漠里逃亡出来的难民。1967年夏天，数十万青少年从全美各地来到旧金山。他们在金门公园里亲吻、唱歌、做爱、吸毒，彻夜狂欢。那个场面，在美国历史上称为“夏天之爱”。后来又有激进女权运动，要重写一切性爱规则，修改所有涉及男女内心默契的细微法则。它许诺让大家一起来塑造新型的、没有人格缺陷的男人和女人，如同叶利钦许诺给无数苏联人富裕、自由和快乐。那个革命发源地气氛温馨，景色迷人，看不到杀戮和血腥，但是拥有一份特别的、史无先例的残忍。
二
绝大多数情况下，宏大政治违背女人的天性。任何一种颜色的观念偏执，与“磕婆子”取胜的大原则完全相悖。
我最早的“磕婆子”经验始于北京，带我上路的是两位解放军哥们儿。严格来说，他们不是背枪打仗的士兵，只在文工团吹吹号、唱唱歌，有时倒卖一点牛仔裤、摩托车。那时的海淀区尚有绿色的田野阡陌，还有美女如云的海政文工团、坑洼不平的柏油小路、运河旁边的草坡和毯子、深夜北京郊外的煤灰和晨霜……
对我来说，80年代北京的海淀区充满性感。那份美好的、苏醒的感觉，同所谓经济发展、民主自由全无关系。说到底，中年男人渴望他乡，或怀念一段飘忽不定的往昔，全因为在当下的生活中无处寻找相似感觉，那种炽热、殷切的生命感，与同代人内心的回响与共振。到美国以后，很久，很久，我一直孤独郁闷。我伤心地想念那位掳走我童贞的哈尔滨解放军小妹。
苏联土崩瓦解，从欧洲到亚洲，有无数人欢呼雀跃，甚至淌下狂喜的泪水。我心里生出没头没脑的留恋与伤感，作为失落和怀旧的借口，显得词不达意，残缺不全。其实，对苏联我知道得很少。模模糊糊看到一片白桦林，苍茫雪地，蓝尖顶的教堂，书桌前的列宁，娜塔莎的红军帽……会联想起遥远朦胧的童年，早已去世的爷爷奶奶。后来我才听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残酷的集中营，还有无边无际的苦难。
几年后，如同一只逃入大森林的狼，我流窜到刚刚转型的俄罗斯和东欧。即便挣扎于衰败的乱世，很多普通俄罗斯人不计回报的坦诚与好客，仍给我留下长久的感动。后来慢慢不行了。媒体上常见暴力事件，针对有色人，具有种族性。我个人从未遇到，也许只是幸运。
十几年来，一般俄罗斯中小城市，外观没见多大变化，不似中国突飞猛进。但不论它们怎样萧索、老旧，在我眼里，终归留着一份挥之不去的沧桑、淡泊和大气。这一点，繁华艳俗的中国城市，还是不能相比。那儿没几个亚裔妞、黑裔妞，却有满大街的白妞。有些姑娘从未见过亚洲人。不可思议的是，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80年代的海淀。大雪纷飞，街道灰暗，楼宇古旧，但空气里流淌着玲珑剔透的清澈、温柔和性感。
多数俄罗斯或东欧女孩，有一份落落大方的优雅，毫不虚饰做作。经常在不起眼的小街上，会有让我永世难忘的绝世小美人迎面走来，一双惊诧的大眼睛里，流淌出青涩的微笑。从外表看，东欧女孩和美国女孩，属于广义的同一种族，其实两者间存在天壤之别。笼统地说，也许前者显得更有教养，体形和气质更加性感，似乎也更乐意在性爱或情感层面上体贴男人。当然会有例外，但共同的文化烙印非常鲜明。
人与人之间，就怕比较。接触经验一多，便看出严重的差别。大量美国中产阶级女孩身上，或多或少攀附着大同小异的夸张、粗蛮、神经质的内心封闭，还有些习惯性的僵硬做派，和东欧女孩相比，显得格外古怪、刺眼。去东欧的次数多了，我对美国女孩，进而是整个当代美国文化，从感情上越加疏远了。
性的解放，并没有带来精神的成长。在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或许还有其他我没去过的国家，文化枯竭、萎缩了，语言丢失了原先依稀留存的优美。对于无数未及时转弯的普通人而言，生活没有改善，却是大幅度倒退、恶化。在东欧总能找到女性交谈对象，因为她们和我有共同的渴望：重新发现自由。
极权已经倒塌，又似乎改头换面，重新出场。对我来说，封冻的语言，埋葬神秘元素的土地，无性无爱无诗无音乐之高效增长国，就是极权。它憎恶一切自然、混沌、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1991年夏天之后，有人宣布自由的胜利。他们是唯物论者，信仰物质的无限增长，崇尚强悍无情的经济决定论；一切妨碍经济进步的不识时务者、不幸者们，活该用扫帚一挥，扫入角落。
但是我懒得抗议。生活有自身的重心和方向。每次遇到亮晶晶的一双大眼，听见哇啦哇啦的脆嗓音，看着冷风吹散她的头发，我心里会生出全新的、温柔的希望，想象有一天她变成快乐的母亲。她的一切琐碎、无知，都让我心花怒放。因为她是神秘的、大地的阴性造物，拥有我永远不能领会的睿智和力量。我做好准备，在几天后被她抛弃，然后长久地怀念她。或者奇迹出现，我拉着她的小手，一起走遍天涯。
我依稀看见那张“磕婆子地图”的初期轮廓。这是难以言传的真理：性感属于一段时空、一片土地和一群人。
三
从1990年第一次搬到旧金山，到2010年最后一回去出差，每次回去，我总会在头一个星期，找个机会沿着市场街步行两站路，去一趟公共图书馆。市场街上的疯男疯女们，换了一拨又一拨，老的死了，新的又来。他们身上五颜六色、不合季节、气味不堪的衣服，装点着这座奇特城市灰色的雨、陡峭的坡和清冷的阳光。对这些人，我从戒备、反感、目不斜视，到视而不见。直至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对他们生出难以解释的怀恋。
有时我觉得自己又爱上了这座城市。回到米慎区，看看16街上的小电影院，到了傍晚或清晨，乘38路车去西北角的悬崖，呼吸松树丛里的冷雾，还有脚下呼啸的大海。当年位于公司隔壁的墨西哥面包店，仍然生意兴隆。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如今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记得我，她的名字叫嘉布蕾拉。
1990年前，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法律上和情感上，那是我的真实身份；哪怕已经毕业，并早已打定主意，绝不再回中国。对这个新的国家，我充满热忱与好奇，那份虔诚和真挚的心情，现在已无从追忆。有谁歧视过我，或姑娘们冷遇过我，我没有特别在意。一些杂乱模糊的小不愉快，没在心里留下伤痕。
我怀念北京姑娘，无奈，在美国左右碰不着；即便碰到，只要漂亮一点的，就只肯和外国男孩要好，对本族小伙儿则是绝不多看一眼。既然如此，我找白妞好了！在当时，这尚未变为心理情结，成为性爱偏好里的自我肤色歧视。
1989年后，因为CNN这样的媒体，我分享了其实并无资格领受的集体性感光环。“Hi！你是中国来的学生？”小女孩亮晶晶的蓝眼珠，流溢着温热朦胧的水分。那短暂且虚假的灿烂让我认识到，一个性感的身份，在美国社会的猎艳场上，意味着决定性的权力。内涵无须确定，光环笼罩一切；光环即是性感，身份就是资源。媒体赋予了这资源，也随时可以剥夺这资源。
几年之后，情形变了。我是个落地谋生、辛勤劳动的新移民、华裔男。当然，性感的光环继续闪烁，以往带着殷切和真诚朝我凝望的年轻姑娘，现在朝另一个方向看了：“Wow！真的？从布拉格来？名字怎么念？米列卡？”
身份可分两类，有血液中内在化的情感认同，还有随机性的“身份掩护”。比如很多美籍华人会说：我爱中国，也爱美国。事实上，两种爱之间，大抵有一项带着相当大程度的权宜性。
被剥夺身份的感觉不会很好。过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史上，许多人被宣布不属于“人民”。不知哪一天，又宣布他“改造成功”，才勉勉强强复归成为“人民”。20世纪90年代的旧金山，当然没什么思想改造学习班，逼我去做什么样的华裔男人。男女间沟通依靠默契，年轻人的自信，来自同龄异性传递的下意识信息。每天走在街上，来自陌生女孩不经意的眼神，无数次暗示着你在女性眼里拥有什么级别的男性身份。
我时常猜想，会不会有一天，在市场街上那群可爱的老少疯子中，邂逅一位眼神更复杂、更暧昧一些的失意华裔男？但没有，20年了，从来没有。我在旧金山见过的华裔男，几乎无一例外地乐观、敬业、关爱家庭、心理健全。那些横眉怒目的白人女权妞，不论冲谁使性子，对待唐人街的老板大厨打工仔们，总归是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而后者，也从不向白妞们散发哪怕一丝一毫的性能量，或原始的男性攻击力。
我最终坚持要在大街上，用“磕婆子”的方式，而不在某家中餐馆，或某一所学院的经济讨论课上，来证实自己的男性勇气和性爱资格；因此几度堕入精神深渊，与市场街上的疯子们相去不远。
四
罗曼·雷德里奇死于2009年。他发明的极权主义精神现象学，先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他的理论中，我领悟出极权的真实起源，并非政治或暴力，而是身份的再造、词语的变异，还有集体的催眠。一大群人一起抽风，大家都失去现实感。
极权刚出现时，并不是领导者专门设计好了要如何如何，而是所有人都没太搞清楚要如何如何。在“文革”初期，难道多数人都是被谁强迫的吗？我没见识过“文革”，但粗粗领略过旧金山的无性妞和反性妞。几年前，我在柏林地铁上，碰上那么几个久违了的小家伙，听口音他们显然来自加州，一副夹生带涩、不像萝卜不像茄子、不像男孩不像女孩、十分傲慢又毫无自信的做派。他们大声交谈，但词语含混不清，夹杂着无数中学生黑话，大人根本听不懂。尽管都是白皮肤、金头发，却显然同周围所有人都不一样。简而言之，一旦进入铁桶一般的思维，便有了另类集体人格。一所挤满酷仔酷妞的美国郊外中学，与此并无不同，纵使没有钢铁般的组织。
极权主义在性爱方面究竟如何显示？投身“天大地大、爹亲娘亲”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去延河边、宝塔山下拉手散步，就要检讨、批斗、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光荣传统，我小时候也打过疫苗。但美国确是自由国家，而且标榜过性爱自由。心态不平衡的我，觉得似乎有无数女人串通好了，一起摆出“不屑理睬”的姿势。事实上确实没有。但她们的行动如此统一默契，到底为什么呢？
我猜想，这是一套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没见过的新东西：一个富裕浮躁、百无聊赖的商业社会，一大群心理人格发育很不健全的青少年，在时尚和媒体的娇惯笼罩下，自我实行集体催眠。
集体催眠状态的出现，依靠几个基本条件：空间切割，视觉暗示，符号暗示，语言真空，历史真空，人际间所有真实的情感交流亦达到一个真空的临界点。
与老牌极权社会相比，90年代旧金山的酷孩子王国，也有基本相似之处。“他们”人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是希望的灯塔，由特殊材料制成。“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之间的男女交往，也遵循与柴米油盐的凡人毫不相同的另一套规则、另一套语言、另一套表情。但究竟是何种规则或语言，其实很矛盾、很不清楚，又常常变化，所以心理都很扭曲。
极权憎恶一切自然的、混沌的、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取而代之的，是粗暴、骄横、成群结队又相互隔绝的变态群众。人格与自信被消灭的人，是没有能力谈爱与性的。他们只热爱权力，热爱从一切关系中发现权力、证明权力，证明了还要再证明，再再证明，永无止息。哪怕是短期的极权社会实验，遗留下的扭曲记忆、感情和身份的内心废墟，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慢慢痊愈。
五
1992年夏天，我供职的那家出版公司破产倒闭，我成了失业者。当时我未感到多么恐慌。父母建议我去香港谋职，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消极地接受、等待。
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我写信向朋友们道别。抽屉里，留存着厚厚一沓朋友们用手书写的回信。到今天，那些纸页都已发黄变脆。
除了看书、游荡，我还努力练习太极拳。七八月的旧金山，起伏不定的山坡上飘着冷雾。我的心境一天天变得清澈、宁静。一个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往回走不是好主意。
有一天，我去图书馆找来几本厚厚的法律书。第二天，我慢慢溜达到山坡下面的移民局。一小时内，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我饥肠辘辘，觉得自己是伫立在山坡上的饿狼。
那几个星期里，无法描述的情感冲动。那是宗教性的冲动，而我不信任何宗教。我跟随那个声音走去，不顾其余一切常识、理论、潮流、教义。我没有后悔。海淀的田野和小溪已经填平，但世界很大。
20年过去了，美国经历了四届总统、一次恐怖袭击、两场战争和一次巨型金融危机。我无数次搬迁，与好友争吵，更改我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观点。没人理解，我何以既不肯做一个本分男人养家糊口，又不能继续80年代的清纯理想。
罗曼·雷德里奇的书我读了不下10遍，在感情上接近了作者的祖国——饱经苦难的俄罗斯，那儿出现过繁星一般灿烂的文学与诗歌。
对我来说，自由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一定意味着口号和游行。也许，对于一个内心曾经破碎的中年人而言，自由是一声来自大地的召唤，一次精神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