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外漂游十多年，总算回到美国，住在曾经熟悉的一个小镇上。窗外有开阔的天空，茂密的树林。环境无可挑剔，尤其在春天和秋天。但是，不过一两个月，我就感觉极不对头。
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究竟哪儿好，哪儿不好，是否真的适合人类居住？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细腻，很微妙，就像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我们时代的经济专家们，大抵偏爱刚性的指标，比如人均收入、人均教育、居住面积、绿化面积，等等。这些数字排列，对于吸引投资、规划房地产开发、鼓励旅游，或许有推动作用。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在来去匆匆的日常生活里，能否找到真切的归属感、舒畅感？用貌似科学的系列指标去套，其实文不对题。
我离国25年，可算一名沧桑老侨。对于25年里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由起初的陌生隔膜，到最后重新熟悉，也算经历了夹带甜酸苦辣的逐渐认识。有幸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不敢忽视他们的经历智慧或生命追求。我理解，中国人在追赶一个目标。根据权威的推测，再过25年，确有可能达到那个目标。但我有句话，憋在心里多年，一直说不出口；不忍心浇灭别人的希望，更没力量面对自己的失败和痛苦。今天，不妨就说出来：美国是个顶糟糕的国家；不谈什么外交国防，那东西另说；我指的是作为普通人，不论是新移民还是本地人，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一生的感觉。中国人的万米赛跑，倘若以美国的彼岸作为目标，那真的不妨再想一想。现在退出竞赛，也不丢面子。我蹉跎大半辈子，当了一回美籍华人，得出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丧气结论；因为意识到生命之渺小短暂，内心的幸福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鞋子合不合脚，确实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美国的天比中国蓝，草比中国绿；总体而言，居住的面积，可能也宽敞一些。有些地区，既荒凉又土气；但也有更好的地方，繁茂而清新，宽阔而寂静，充溢着宁馨的生活气息。美国主要的问题，不是经济，或所谓“民主不民主”；虽说发生了金融危机，尚待复苏。平心而论，美国的政府官员、地方警察和各级法院还算通情达理，不常听说格外严重的舞弊情形。若是抱怨美国缺乏自由，未免吹毛求疵，钻牛角尖。
问题是，硬件一应俱全，而你却感觉非常不好，往往还说不出是为什么，这是最糟糕之处。压抑，乏味，没劲。城市没劲，乡村没劲；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郊外“新开发中产社区”，更是超级没劲。这不是笑话，那无以形容的憋闷、疏离、焦躁，还有麻木，能把好好的大人或小孩给活活逼疯。
你可能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但是忽然见到你的陌生邻居，还是会习惯性地高扬起手，运足丹田之气，做乐观向上、意气风发状，大叫一声：“Hi！——GREAT!”（嗨！——好极了！）不为别的，这是美国的大众风俗。当然，如今也会时时遭遇另一个极端：比如说，某一天早晨，你在空渺寂静的人行道上信步行走，忽然有一位身着紧身长跑服的金发妞，在离你还有20步远的地方，就怒吼一声：“EXCUSE ME?!”（不好意思！让一让？！）这意味着，你居然在人行道的同一端出现，侵犯了她的视觉空间，破坏了她努力维持的好心情。
二
从我住的绿色郊外小镇，搭小火车进费城。从火车总站出口，小心迈过斜躺在地上、浑身发臭、喃喃自语的黑人流浪汉们，转个大弯，就是进纽约的福州大巴。等候大巴的乘客，与刚才小火车上的乘客们一比，如同白昼黑夜，差别明显。
30年前，闹完民权，美国英语里逐渐出现一堆礼貌的隐晦词，比如“内城青年”、“学习有障碍的孩童”、“当代城市文化”等等，其实一概是指黑人和有色人。同无数其他中国侨民一样，我向来惦记着怎样“融入主流”。于是，这一串主流人士们时时挂在嘴上的中性词汇，其真实含义，到最近我才充分领会。
大巴价格低廉，单程一两小时，日夜穿梭，不做清洁打扫，车内气味可想而知。一小半的乘客总归是福州大娘和打工仔们，各持手机，方言抑扬顿挫，震撼全车。又穿插着衣着落拓的大胖黑人，或矮小精瘦的墨西哥人；最后几位模样尚好，然而表情极不自然的，便是零零星星的白皮肤男女乘客。别人都没什么，唯独他们几位，那神色、做派，站起来怕磕着脑袋，坐下去怕脏了裤子。看那女孩，板着脸，绷着脖子：生怕谁碰了她的皮包，看她一眼，甚至要求与她并排坐。省那几十美元，不惜屈尊与“族裔人士”打成一片，真难为他们喽。在这臭烘烘的车上多坐几回，我亦不再感叹祖国何以尚未融入世界。
小镇生活乏味，只得频繁乘大巴上纽约找朋友散心。慢慢地，我亦不能不注意到由大巴转入郊区小火车时，整个人群格局发生的明显跳跃。简而言之，小火车的乘客基本上是白人，因为“绿色郊区”大抵是“白人”的同义词。出于环境的考虑，也许还出于潜藏内心的遗留自卑和攀爬心理，我选择与当今美国中产阶级白人比邻而居。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智的决定。在我住所的周围，极少见到行人，除了歪歪斜斜的老者和放学的孩子。但每次踏上小火车，从各个角落射来的极力掩饰但明显戒备和异样的眼神，使我不能不怀疑自己患了妄想症。直到有一两回无端陷于与检票员的微小争执，立时又感受到数对尖利的眼神直直朝我射来；这时我才意识到，对那些眼神背后的无声信息，并不是我做了过分夸张的想象。
现在是2010年，不是1910年，我不断提醒自己这一点。莫非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道“融”来“融”去，“融入”了半天，这颗果子的深处与内核，竟是这么一团东西。这些年，我不在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20年前进步热情的小姑娘，如今成了愤愤不平的老婆娘。随“冷战”胜利而来的全民优胜感，90年代的扩张狂、物欲狂，全都成了遥远的记忆。阳光下五彩缤纷的水泡气泡散去了。从搁浅的船上，看清了一潭死水下亘古不变的黑色礁石。我坐在回家的小火车上，无法想象出是谁把选票投给了一位能言善辩却碌碌无为的黑总统。美国白种人的心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尤其是在社会中层和下层。
三
我也须得上班，出差，常去别的城市。浮光掠影，在不认识的地方泡个三五天，享受一点新奇和未知，感觉好些，特别是当繁忙的事务占满了每天的时间。不过，随便登上一列火车或一班飞机，只要是互不相识的公众临时聚集场所，还是时时察觉到人群中隐约的相互戒备、排斥，甚至畏惧。这种阴暗能量，超乎我的想象。25年前，我刚到美国时，似乎尚未如此。我那个小镇上原来两家书店，都已关门大吉，也找不到几家像样的咖啡厅、餐馆。人们显然大部分时间坐在家里，不和陌生人分享公共的空间。
有时我凝神回忆在其他国家旅行时的一些细节，试图找出某种答案。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真有那样大的不同？或是我，一个敏感的异乡人，自己杜撰出来太多的错觉？在许多国家，我语言不通，谁也不认识，算是彻彻底底孤家寡人了。若要说种族文化的疏离性，岂不比美国更严重百倍？然而我每天出门，看看灰蓝的天空，沉寂的人群，在晨风中抖动的树叶，却感到漫无边际的从容、欢欣、自由自在。
绝大多数的欧洲和亚洲城市，都为闲散遛弯的行人，提供了多多少少参差层叠的细节感和环绕感：怪异的招牌，弯曲的小道，褪色的旧门，巷里的酒香。按中国人的通俗话，这叫“人气”。酸一些的文化人，可以添上“情趣”、“底蕴”、“厚重感”或别的什么形容词。平凡人参与不了帝国兴盛的大事业，只是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而已；所有那些无聊细节，便是生活的见证、家园的记忆。美国的城市，除了两三个特例之外，更像超大停车场和高层写字楼的雄壮汇合，为远程驾车上下班者提供了充足的泊车空间。几个刻意“打造”的生活区，也只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品牌店、礼品店，还有不远处清晰可见的加油站。
并非所有的欧洲城市都是博物馆、咖啡馆、街心花园，特别是那些转型中的斯拉夫东欧地区，横逆与艰辛的历史痕迹处处可见。离开欧洲前，我又去了乌克兰。按照国际媒体的例行描述，那真该算是一个悲惨国家了：橙色革命了又反革命，经济衰退，国家欠债。然而我见到的基辅，多处有细微的改善。走出艳俗单调的市中心，处处可见设计别致的新建筑，山坡上茂密的树丛看不出遭到过明显的破坏。普通居民闲散宁静，谦和友善，尽管他们过得拮据。
除了西北海岸的波特兰市之外，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同十几年前相比，都看不出有明显的改进。不论是纽约、费城，还是芝加哥，看不出有朝向更加丰富、更加优美努力的痕迹。在一些小报和网站上，看到零星的另类言论，比如节能生活、重建社区、反省单纯经济发展主义等。当然，还注意到黑总统热情推介的“改变”。我的童年记忆里，依稀记得“改革”的气氛。1980年的中国，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苏醒，振作，饥渴求知，另辟蹊径。在今日我所见到的美国基层，丝毫感觉不到相似的急迫、动力和对外界未知事物的好奇。在我的小镇上，那些邻居们还是驾着巨型越野车走三个街区去买邮票。只有一次，似乎是退休教授模样的老人和我搭话，问我是不是电脑工程师，楼里可爱的亚裔小孩是不是我的儿子。我说不是，刚从欧洲和亚洲游历回来。他困窘地笑笑，对这个信息未表示出任何兴趣，然后点头走开。
四
真正的美国朋友，与我还保持联系的，越来越少了，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得出来。大卫算一个，他住在旧金山，是国际航班的飞行员。大卫和我很不相同，他是地道的白人，政治观念保守，强烈倾向共和党。以我越来越浓烈的反美态度，如何和他一直做了好朋友呢？这也是生活中偶尔出现的一种温暖而且美好的例外。当然，我注重温和、礼貌，在他面前，不特别强调我的某些观点。但是有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构成我与他之间非神圣联盟的秘密纽带。
从每一个方面来说，大卫都应该算是一个超级好男人。是的，模样比不上男性模特，个子矮了点，戴眼镜，头发掉了不少。但那又怎样？他好运动，好学；爱好小飞机、游艇、各种外语，能说流利的德语，还有不甚流利的俄语、汉语、韩语、日语；收入可观，在旧金山最漂亮的一个小区拥有宽敞的公寓。换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民族，姑娘们还不得排着队申请嫁给他？可是在旧金山，他多半时间一个人打发。他声称对白种美国女孩已没有兴趣，只追亚洲女孩。但我可以看出，问题没那么简单。他40多岁，从未结婚，连偶尔同居的女友也没有，估计也就单身过完这一辈子了。
旧金山是很让我留恋的美国城市。从纯粹地理环境来看，旧金山的美，真的是无与伦比。俊俏的悬崖，呼啸的大海，清寒的薄雾，深红色的大桥，绿树簇拥，依山傍海的小屋子；有些角落，有些时辰，简直如坠入伊甸园，让人巴不得立时死去，好跟这绝世之美融为一体。但也正因如此，一旦堕入某种恶劣的精神状态，格外不容易解脱；因为你很难为之指责周围的任何人；你很难不以为，一定是自己的脑子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因此，以旧金山为据点的各类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其人均总数大约也居世界第一。我刚去不久，就注意到这件事。我认识一位学商的犹太妞，居然花钱同时看两位心理咨询师。后来还结识几位姑娘，也都看过或正在看心理医生。当时我只觉得这事很前卫，颇有意思；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极坏的预兆，它昭示了我人生中一段很不愉快的岁月即将开始。
我对美国的彻底怀疑，从在旧金山那几年开始。当时，我住在美国或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工作也不累，然而心情坏到了极点。弄不清自己要往哪里去，该做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该追求什么样的女孩。那段黑暗岁月中，大卫是我的伙伴。还有一位俄罗斯哥们儿，名叫丹尼斯，是物理学家，长得高大威猛，比我和大卫强十倍。我们三个大男人，不缺胳膊不缺腿，却愣是在旧金山找不到女人。我们每个周末混在一起，看苏联时期的战争片，喝啤酒。丹尼斯发泄他怀念苏维埃的情绪，大卫抒发他怀念老美国、厌恶克林顿的牢骚，我不知该怀念什么，只是莫名的不平和失落感与日俱增。
2000年，丹尼斯忽然诊断出肝癌，于三个月内去世。他走之前，我在医院陪了他不少时间，谈了杂七杂八的话题。此事对我刺激极大，亦极大增强了我唾弃主流美国话语、另外开拓生命之路的决心和信念。
我走之后，大卫还待在旧金山。他不再作太多寻找女友的尝试，把主要精力投在游艇和小飞机上。听说他一度积极参与教会，但也虎头蛇尾，无疾而终。几年之后，我短期回旧金山，携大卫去咖啡店闲坐。我一看，在这春光明媚，本该是最浪漫、最充满爱情的城市里，那群咖啡店里坐着的男男女女连互相瞟一眼、调一下情的劲头都不再有，只是各自板着脸，盯着面前的手提电脑。那是2005年，情况比起五年之前，更是下降了大大一截。
五
胡扯半天，忘了先前的主题，现在我亮出底牌罢。失落也好，游离于抑郁症边缘也好，病根不在个人，而在整个文化和社会。美国的不幸福感，在过去20年中疾速膨胀，遵循着诡异曲折然而不可阻挡的文化和人性逻辑。情况只会越来越坏。
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成长记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心底里总惦着“民主”二字。后来结识不少俄罗斯与东欧的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多有同样问题。是的，柏林墙、莫斯科大审判、牛仔裤、摇滚乐，里根老大爷登高一呼：戈尔巴乔夫先生，把这墙拆了罢！谁幸福，谁不幸福，一目了然。至少，原先我们这么认为。青春时代的信念，要翻个个儿？不太容易。20多年前的情结，成了后来我清醒判断现实的最大障碍。
50年代，苏联邀请玛琳娜·迪特里奇去莫斯科。她从酒店出来，里三层外三层，被粉丝们围得个水泄不通，几乎上不了车。那群拘谨腼腆的苏共太太小姐和文化人们，哪怕在斯大林意识形态最严酷的岁月里也暗自明白，自己那套苏维埃时尚不咋的，比较土。玛琳娜代表了巴黎、伦敦、罗马和纽约，她代表文明。俄罗斯人单恋欧洲文明，几百年来，这是整个民族挥之不去的深重情结。
美国也有一堵大墙。它无形无重的砖瓦巨石，筑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自以为是的眼神中。你若搞不明白，不如仔细揣摩帕里斯·希尔顿的几段访谈录像。别嫌她招摇嚣张像个母夜叉，这位小姐可是当今成百上千万美国小姑娘的偶像和模范。
因为有帕里斯·希尔顿小姐存在，还有已经当妈妈的麦当娜小姐，或是《欲望都市》里那几位满面皱纹却风骚永存的老娘们儿，美国不需要一位斯大林同志，用厚重的手掌，在桌上猛拍一下，说：“你们必须这样生活！你们不准爬那一堵墙！”大众的洗脑，并不总需要领袖、警察或柏林墙，有更加精致、更加有效的办法。美国立国的起点，是对旧欧洲的弃绝和忘却。到什么时候，美国人都不认为自己土气。
用传统思维考察美国，容易把太多注意力投在党派、投票率、各种法案、道琼斯指数、华尔街巨头上。那些东西自然重要，但根本方向不由它们决定。我原来也以为，总归有一大批精英，什么常春藤、硅谷、绿色郊区，等等；危机也罢，衰退也罢，美国总可以撑个几十年罢。可我忘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长久维持某种状态，不在于精英阶层，而要看它的中下层人民，尤其是这群人的心理状态。
近20年，统治多数美国人的思想，不仅仅是经济至上、物质消费至上、哈佛学位至上、华尔街至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环，是自我至上。通过规格化的、无边无际的郊外社区对人的笼罩和日夜轰鸣的大众娱乐文化，还有无声无息人际互动中下意识制造的压力和暗示，它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扁平单一并且大量复制的人格模型和生活方式。无数傻帽觉得自己是明星，无数悍妞自我感觉像公主。他们会说：“这是自由国度，我想怎样，谁也管不了我。”
找一位中学都没毕业的姑娘，帕里斯·希尔顿的粉丝；别管她赞成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仔细听：当她对你说“我要什么”的时候，那口吻和音调，像不像在说“上帝要什么”。
无数个“我要”，汇集成强大的磁场；不停要求变换，又强烈渴望皈依；每个人极其孤独，又习惯性地排斥一切细腻的、长远的、涉及情感的联系，因为缺乏真实内心付出的能力。这个强大集体磁场不断更换偶像、排斥过去，又不断自我伸张，寻求对一张没有真实表情的脸孔作无限度的复制。任何一个正常人，总待在这么一个磁场、这么一群人中间，也是要得抑郁症的。
美国不生产什么了。只是高超的软件、聪明的债务杠杆，还有继续笼罩全球的空洞符号。但是这样的经济结构，需要一大批盲从的、过分自恋的、通过刷卡来填补一切内心冲动的消费者，总不能个个去当华尔街操盘手罢。不可小视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卡刷爆了，政府总会想法子再举新债。百万吨级的豪华游轮，驶入了人格变异、精神破碎的黑色水域。曾有人称这条航道为“后现代主义”。导航室中没有水文图，也没有罗盘。
大卫找不到女朋友。这件事的谜底在于：他是一个过分传统的美国男人。这早已不构成优势，而是无可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