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什么箴言比这句说得更明确了，撰写便纯属徒劳。业已由神阐述得如此完美的东西[1]理应得到有识之士周密而持之以恒的思考。
谁看不出我走上了一条道路，而且世上只要墨、纸犹存我会沿着此路走下去，不停顿也不劳累？我不能用自己的行动翔实记述我的生活：命运已将我的行动贬低到一文不值；我靠自己的思想记述。我曾见一位绅士只用自己肚子的活动通报自己的生活情况；你去他家可以见到按顺序陈列的管七、八天的便盆。那是他的论著，他的演讲；别的什么都惹他厌恶。这里是，说文明些，一位老才子的粪便，时硬，时软，常年消化不良。狄奥迈德以同一个语法主题写了六千本书[2]，我又何时才能描述完毕我的思想遇到无论什么问题都会发生的躁动和变化？口吃和开口讲话尚且令人感到累得窒息，喋喋不休的废话又会产生什么结果？有多少为说而说的空话！啊，毕达哥拉斯，你为何不曾防止这场争论！
有人指控古时的伽尔巴[3]游手好闲，他回答说，人应该作出解释的是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休闲。他错了：因为法庭对不工作的人也拥有审理权和惩戒权。
对无能而又无用的作家应绳之以法，惩治游民与无所事事者正是如此。为此可能假人民之手对我和上百个别的人实行驱逐。这并不荒唐。粗制滥造的作品似乎是无法控制局面的政权的一种症状。在我们身处乱世之前我们什么时候写作过？罗马人在帝国崩溃之前又在什么时候写作过？此外，才智之士磨练举止以图高雅，这并非锤炼理性以治理国家，此种无事忙产生于人人在职务岗位上懈怠、苟且。促成本世纪堕落，我们人人都有个人的贡献：一些人献上背叛，另一些人献出不公正、不信教、专制、悭吝、残酷，献出什么取决于个人的权势；而无权无势的弱者则奉献蠢行、虚妄、懒散，我属此类。招致损害之事困扰我们之时似乎正是无谓之事趁机而兴之日。在作恶盛行的时代，光做无用之事仿佛值得称赞。令我自慰的是，我将属于最后一批必须逮住的人。在人们准备应付最紧急情况的同时，我将有权自我改正。因为在大弊端侵扰我们之时去追究微小弊端，这恐怕违反情理。菲洛提玛斯医生从一位请他包扎手指的人的面部和口中气味看出了肺溃疡症状[4]，他对病人说：“我的朋友，此刻不是玩手指甲消遣的时候。”
几年前我也见过类似的事：某君——此人在我记忆里曾留下奇特的印象[5]——在跟当今一样内患频仍既无法律也无法庭法官行使职权的时期，竟散布什么衣着、烹调、诉讼改革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言论。那都是些安抚受虐待人民的逗乐玩意儿，目的是说明人民并没有被彻底遗忘。别的人所作所为也与他无异，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腔调坚决禁止跳舞和游戏，而百姓却因各种可憎的恶癖而变得无可救药。对正在发烧的人来说，洗脸去污还不是时候。只有斯巴达人在即将奔赴他们生命的危险极点时才会梳理头发[6]。
至于我，我有另一个更坏的习惯，如果我把浅口皮鞋穿歪了，我就让我的衬衫和短披风也歪着：因为我不屑于半半拉拉纠正自己.我在心境不佳时反而喜欢对自己过不去；绝望时我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而且如俗话所说，灰心丧气；我顽固坚持使事情每况愈下，认为自己不值得再为自我多费苦心：要么全好，要么全坏。
国家惨遭蹂躏恰逢我溺于忧伤的年龄，这是天赐的恩典：我可以容忍我的坏处并为此而振作，却不能忍受我的好处并为此而受到干扰。我遭不幸时所说的话皆为气恼之言；我的勇气不仅不会屈服，倒会奋起。我与别人恰恰相反，我在幸运时比不幸时更虔信上帝，这么做的依据是色诺芬尼的箴言，尽管我并不遵循他的道理[7]。比之向上苍索取，我更乐意为感激上苍而取悦上苍。身体状况颇佳时，我更注意强身，而身体已无健康可言时，我倒无心去着意恢复健康了。我从成功中接受训戒和教育，他人却从逆境和遭受的攻击中引出教训，仿佛顺境与良心不能并存，而只有逆境能造就好人。幸福偏能激励我稳重、谦逊。请求可以征服我，威胁却只会遭我严词拒绝；爱悦使我柔顺，恐惧使我强硬。
人间万象，其中一种状态却相当普遍：对与己无关之事的兴趣超过对本人私事的兴趣，人热衷于动，热衷于变。
我们喜欢白日只因钟点在奔跑时更换马匹[8]。
——佩特罗尼乌斯
我属此类。走另一极端的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什么好便重视什么，不承认有比他们见过的更美好的生存方式。如果说这类人不比我们思想深邃，他们却实实在在比我们更幸福。我不羡慕他们的智慧，但羡慕他们的好运。
这种贪新好奇的脾性大有利于在我身上孕育旅行的愿望，不过还有不少别的情况也助长这种愿望。我心甘情愿放弃治理家务。指挥别人有令人舒服之处，哪怕只在谷仓里发号施令呢；家里人对自己服服帖帖也很惬意，然而那种乐趣太千篇一律太缺乏生气。而且必然夹杂许多令人不快的思虑：时而是你的子民的贫困和抑郁，时而是邻里之间的口角，时而是他们对你的侵犯，使你伤心；
或葡萄惨遭冰雹
土地欠收，树木被水泡
或干旱燎原
冬季过分严寒[9]
——贺拉斯
只需半年，使农庄总管满心欢喜的季节便会自天而降，季节对葡萄有利，但愿对牧场无害：
或太空的骄阳将牧草晒干
或突发暴雨使其毁于一旦
或霜冻及猛烈旋风将他们摧残[10]
——卢克莱修
再加上那位古人拥有的造型美观的新皮鞋，那双弄伤了脚的皮鞋[11]；还有，外人并不了解这种乐趣让你付出多少代价，为了维持你家井井有条的外观你又作了多大让步，也许你购买这样的乐趣价钱太昂贵了。
我家务缠身为时较晚，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们为我代劳的时间很长。此前我早已养成了另一种习惯，那样的习惯更符合我的气质。不过，依我之见，家政乃是与其说困难不如说令人尴尬的事务；会干别种事情的人干家务都能得心应手。倘若我谋求发财，我恐怕会认为这条道路将极为漫长，那我就该去为国王们效力，因为那种买卖的进益高于别的任何行当。根据我在有生之年既不宜干好事也不宜干坏事的特点，我只求谋得既不曾获取也不曾挥霍的美名，凡事过得去足矣，既然如此，谢天谢地，我可以管家，但并不特别专心。
最糟时也不过受受穷，扣除些花销之后你还可以干下去。对此我有所预料，而且在被迫受穷之前就在改造自己以求适应。总之，我在心里已建立了“满足于比自己拥有的更少”的足够的思想准备，我说“满足”时，心境是满意的。“衡量财富的尺度并非由收入的估价确定，而是由家庭开支确定[12]。”我的实际需要并未准确消耗我所拥有的财富，因此，财产侵害不了我的基本需求，也就对我无可奈何。
我的参与无论多么不懂行，无论多么眼高手低，对我的家务仍然大有裨益。我作了努力，但效果使我扫兴。加之这一切都发生在家里，我自己在这边节约；那边却不省分文[13]。
旅行中唯一使我不快的是保护问题，保护队伍庞大而且超出我的能力；我已习惯于轻装旅行，装备不仅必要，还得适当，而为庞大的护卫我不得不大大缩短旅行时间，次数也大大减少，而且我在旅行中只花帐外的钱和我个人的储蓄，因此我得视帐外之钱何时出现而等待并推迟旅行。我不愿让散步的乐趣败坏我休息的乐趣，但我明白二者相辅相成。我这一生最大的习惯是活得懒懒散散，既不忙碌，更不努力。在这方面命运之神帮了我的忙，免去了我增加财产以供养众多继承人的必要。我唯一的继承人[14]如不能满足于我已有的相当丰富的一切，她就活该遭殃！她的轻率不值得我再想为她挣得更多。按照佛西荣[15]的榜样，人人都应充足供养自己的儿女，之所以供养，是因为他们都酷似自己。我绝不会赞同克拉特斯[16]所作的事。他把自己的钱交给一个银行家，条件是：如果他的儿女是些傻瓜，可以把钱给他们；如果他们很机敏，就把钱分给百姓中头脑最简单的人。仿佛傻瓜因更不能缺钱便更善于使用财富似的。
何况在我尚有能力承担由我不在而引起的损失时，我似乎不值得为此损失而拒绝接受摆在面前的机会以避免亲自操持那些费力的事。总会有什么零件歪歪斜斜。一会儿是这幢房屋的买卖，一会儿又是那幢房屋的买卖在拉你。你了解什么事都太详尽，你的洞察力在此处便对你有所损害，在别处倒会相当有用。我老躲开引我生气的场合而且不去了解进行得不顺利的事；不过，我还做不到在家里任何时候遇上任何使我不快的情况都不顶撞别人。别人对我隐瞒得最深的诈骗行为正是我最清楚的诈骗行为。因此，为了少伤害别人，就得自动帮助别人隐瞒。无谓的刺伤，有时无谓，但永远是刺伤。最细微的妨碍最令人受不了。正如小字体更损害眼睛，更使眼睛疲劳[17]，鸡毛蒜皮的事更惹人生气。多次微小的伤害比一次猛烈的伤害更得罪人，无论这一次伤害多么巨大。家庭荆棘愈茂密锐利，刺伤我们的程度愈剧烈，而且刺伤之前从不预示危险，总趁我们不备轻易进行突然袭击。
我非圣贤；伤害越重我的压力越大；形式上重，实质上也重，往往实质上的伤害更重。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什么是伤害，所以我更有耐心。总之，伤害虽不致刺痛我，却使我感到不快。生活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干扰。自从我面向悲伤，“假如他屈从于最初的冲动，任何人也无法抵挡[18]。”无论受到多么愚蠢的原因驱使，我都由此而刺激情绪，情绪获得养料之后便自动激化，吸取材料，积累材料以自我充实。
滴水穿石[19]。
——卢克莱修
这寻常的滴水檐槽消耗着我。麻烦虽寻常却从不轻松。麻烦连绵不断而且无法补救，尤其当麻烦来自家庭成员时，总是连绵不断，难解难分。
我在远处将我的事务作粗略观察时，我发现——也许我的记忆不够准确——那些事截至此刻一直兴旺发达，超出我的公帐和日记帐上的记录。我的收益似乎比帐上的多；帐目上的成功并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但只要我深入事情的内部，只要我看清事务的所有细节，
我们的心便在各样忧虑之间徘徊[20]。
——维吉尔
便有成百上千件事让我感到不尽如人意，让我害怕。甩手不干，这于我易如反掌；干而不费心血，难而又难。呆在所见的一切都让你忙，让你牵肠挂肚的地方多么可悲！住外边的房舍并使其更具野趣，这样的享受似乎更惬意。有人问第欧根尼哪种酒最好，他的回答正合我意：“外国的。”他说[21]。
我的父亲喜欢建设蒙田田庄，他是在这里出生的。在我管理家务的全过程中我都喜欢效法他并沿用他的规矩，我还要尽我所能让我的继承人致力于此。如能为父亲做得更好，我也在所不辞。他的意愿得以通过我而继续实施并发挥作用，我为此感到自豪。从今以后，但愿我不会让任何足以向慈父回报的生活图景在我手中发生差错！我参与修缮某段旧墙，参与整理某间乱糟糟的房屋，这些事当然大多出于对他的意图的考虑，很少去想我自己是否满意。我还责怪自己懒散，没有立即使他在家里开了好头又遗留下来的事臻于完善，要知道我完全可能是这个家族最后的领地拥有人，是最后一个亲手建设蒙田田庄的人。就个人参与而言，无论是建设的乐趣——虽然有人认为这种乐趣富于魅力——，还是打猎、园艺或隐居生活的其他种种快乐，我都不能将其视作消遣。这些事都是我不情愿做的，正如我不情愿接受任何让我感到别扭的见解。我并不关心见解是否强劲有力，是否博大精深，我只希望它们听起来易懂并适用于生活。一切见解只要有用而令人愉快就必定真实而正确。
有些人一听见我谈到我在料理家务中的不足之处便悄悄对我说，那是因为我光考虑高深的学问，不屑于了解农具、农时、农序；不愿过问别人如何为我制酒，如何嫁接树木；也不想弄明白草和水果的名称、形状以及我赖以生活的肉类的烹调术，我穿着所需料子的名称和价格，这些人让我讨厌之至。这哪里是恭维我，这是胡说八道，荒谬绝伦。我宁愿当优秀马厩总管也不愿当优秀逻辑学家：
你为何不醉心于有益的事，
用柳条或软灯心草编篮子[22]？
——维吉尔
我们思考一般事物：一般起因和一般行为是在束缚我们的思想，因为没有我们它们照行不误；我们却把我们的具体行为和米歇尔[23]抛到脑后，而与抽象的人相比，其实具体行为和米歇尔却与我们联系更为紧密。尽管目前我常住家里，但住家里比在别处快活却仍是我的愿望。
愿这是我安度晚年之乡，
愿这是我结束海上陆地的困乏，
结束我戎马生涯劳顿的地方[24]。
——贺拉斯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坚持到底。我但愿父亲别留给我其他什么遗产，只须把他晚年对家务的酷爱传给我就够了。把自己的全部愿望重新寄托在自己的财富上，并善于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中找到乐趣，这乃是一种幸福。倘若我能有一次像他那样对家务兴趣盎然，政治哲学家指责我作这些事低俗枯燥便会枉费口舌。我赞同这样的意见，即最光荣的职业是为公众服务，为众多的人作有益之事。“只有同最亲密的友人分享，我们才能最全面享受天才、德操和一切优越性产生的成果[25]。”至于我，我与此相距甚远：部分原因出于良心（因为我凭良心认为有些工作太重大，而我却鲜有对付的办法，何况连柏拉图这位一切政治统治的创造大师也同样不涉足其间），另方面出于怯懦。我满足于不慌不忙享受人生，只求过一种可以得到宽恕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既不使自己不悦也不使别人不悦。
倘若有一位第三者为我理家，世上便永远不会有人比我更全面依赖于他。我此刻的愿望之一也许是找一个女婿，这女婿必须善于使我在晚年过得宽裕、舒适、无忧无虑。我可以把我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权全部托付给他，让他像我亲自处置一样处置我的财产，他最好比我理财更胜一筹，只要他对这一切有真诚的朋友式的感激之情。可是我在说些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连亲生儿女的忠诚都感受不到的世界！
在旅行中谁管我的钱袋都跟自己拥有钱袋一样不受监督，因此在结帐时他便可以欺骗我。如果他不是魔鬼，我便以我听其自然的信任迫使他好自为之。“许多人出于害怕受骗而学会欺骗，出于怀疑而鼓励人犯错误[26]。”对我家佣人可靠性的最通常的担保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只在亲眼看见坏事之后才推定是谁干的坏事，而且我对年轻人更为信任，我认为他们更少受坏榜样的腐蚀。比之每天晚上听他们唠叨说我花了三个、五个、七个埃居，我更乐意在两个月之后听他们说我花了四百埃居。我遭这种类型的偷窃跟别人一样少。的确，我这是在促进无知。有时，我有意识让自己对银钱状况的了解处于混乱和不确定状态，到一定的程度，我就会为可以怀疑而感到满意了。必须给你随身仆役的不忠实或不谨慎留一点余地。只要剩下的大体上够我们达到目的，便可听任他去大手大脚摆布我们的钱财，那不过是拾穗者的一小份而已。总而言之，我既不特别赏识我家仆役的忠实，对他们的错误我也不屑一顾。啊，着意琢磨自己的银钱，乐滋滋抚弄银钱，掂了又掂，数了又数，那是怎样讨厌的蠢行！悭吝正是从这里扩大它的地盘。
我理财凡十八载，既未在财产证书上也未在主要事务中获得进展[27]，因为这些事必须通过我的学识和精心照料才有可能长进。这并非对临时性的世俗之事冷静的蔑视，我没有如此高雅的趣味，也并非我低估此类事务的价值，而实在是无可原宥的大而化之的懒惰和疏忽使然。只要不看契约，只要不去抖那些无聊文件——我生意的奴仆——的灰尘，我什么事不愿干？像许多人那样花钱去抖别人的无聊文件的灰尘，那就更糟了。操心和辛苦是唯一使我付出高昂代价的事，我但求随遇而安，漫不经心。
我认为我过去更适合靠别人的财富生活，条件是有可能既不为此承担义务也不奴颜婢膝。因此，仔细考虑起来，我真不知道按我的性情和命运，我为生意、为下人奴仆而忍受的痛苦，其下贱难堪和令我恼怒的程度是否比当某个比我出身高贵之人的随员所感受的下贱难堪和恼怒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跟随那样的人也许倒不那么拘束。“奴役是怯懦、卑下、毫无个人意志的人的被征服状态[28]。”克拉特斯做得更过火，为了摆脱家庭丢脸的事和对家庭的牵肠挂肚，他干脆投身贫困以图自由自在。我不会如此行事（我既厌恶贫困也厌恶痛苦），但我愿意改变生活，使生活中少些豪言壮语少些忙碌。
我一离家便摆脱了这一切思虑，那时即使一座塔倒下来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连掉下一片瓦都要考虑再三。一人独处时我容易理清心绪，但与人共处时我忧心忡忡不下于葡萄种植人。马缰绳歪了，马镫皮带打了我的腿，我会为此心烦一整天。我培养自己的心对付麻烦较为成功，但未能训练好我的眼睛。
感觉！啊，上帝！感觉[29]！
在家里，我是一切不妙之事的担保人。很少有一家之主（我是指像我家一样的中产之家，假如有这样的一家之主，他们便比我幸福）能像我一样信赖一位副手从而不必承担大部分差事。在待客方式上这自然会失去一些我个人的特点（我有时能留住一些客人，不过与其说靠他们对我的好感，不如说靠我家的烹调，难以相处的人都如此），同时也使我失去不少高朋满座的乐趣。绅士在家时最愚蠢的表现是他一感到自己的治家之道受阻便一边向这个仆人悄悄说话，一边用眼睛吓唬另一个仆人：他的治家之道原该在不知不觉中静静施行并体现为日常生活过程。有人对客人谈起招待周与不周时半是辩解半是吹嘘，我认为这很恶劣。我爱秩序和整洁，
杯盘反映
我个人的形象[30]，
——贺拉斯
为此花费多大也在所不惜；我在家只考虑准确的需要而不考虑炫耀。仆人如去别家打架，如有一盘菜打翻了，你不过笑笑而已。你在睡觉时，这个老兄正同膳食总管一道收拾家什准备明天招待客人呢。
我说这些只根据我自己的情况，不过一般说照样可以由此而估计出一个安宁、昌盛、治理有方的家庭对一些人是怎样一种甜蜜的乐趣。我并不想把我个人的错误和缺点同这些事联在一起，也不想否定柏拉图的话，他认为人只要公正地干自己的事便最成功地利用了时间。
旅行时我只须考虑我自己，考虑如何用钱：一条箴言便可解决问题。要求涉猎的学问太多，我因此一窍不通。花销方面我略知一二，并用以指导我的开支，实际上这是它的主要用途。然而对此如要求过奢，我的开支反而会不平衡不正常，而且在无论哪方面都毫无节制。开支一露头，只要觉得有用，我便冒冒失失开支下去，如开支不恰当不顺利了，我紧缩起来也冒冒失失。
无论谁人为地或自然地将我们的生活状况与别人联在一起，这对我们都弊多利少。为了给公众舆论造成假象，我们会无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自身实际情况如何倒与我们的关系不大，而公众对我们的看法如何却至关重要。在我们看来精神财富本身和我们的智慧如果只由我们个人享用而不在外界露面并得到赏识便宛若无果之花。有些人的黄金在地表之下沸腾流淌，外人难以觉察；另一些人却把黄金拉成叶片和叶板，因此一些人的铜板与埃居同值，另一些人却恰恰相反，因为社会是根据外表估计用处和价值的。对财富过分细心的关注都透着悭吝；对财富的管理本身，过分有序的和人为的大方亦复如是：不值得如此费劲地关怀和操心财富。谁想正确花钱，谁就花得小手小脚，拘拘束束。存钱或花钱都无关紧要，它们是否具有好和坏的特色取决于我们如何实现自己的意愿。
促我走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同我国当前的世风格格不入。从公众损失着眼，我对国内道德败坏的忧虑也许容易得到缓解。
在比铁器时代更坏的世纪，
连大自然本身都找不出名称和材料
给世纪的罪恶下定义[31]。
——尤维那尔
但从我个人的角度，不行。我对这一切太难于忍受。因为在我的周围，在一个无法控制局面的国家，我们会很快被肆虐多年的内战催老，
正义与非正义交织其间[32]，
——维吉尔
事实上这样的局面能延续下去都是奇迹。
大家耕地却全副武装，时刻想
以掠夺为生，再去抢[33]。
——维吉尔
其实我从我们的例子看出，社会上人人都不惜代价互相依存，互相拼凑。无论将他们放在什么位置，他们都会动来动去，挤来挤去，压来压去，互相调整，就像连结欠佳的物体被胡乱放进口袋之后，它们会自动找出办法互相衔接，各自找到位置，往往比人工安排更为合适。菲力普国王找了一大批他能找到的最邪恶最不可救药的人，让他们全部住进他命人为这些人建造的城市，这城市就以他们而命名[34]。我认为这些人以恶行本身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和一个对他们合适而公正的社会。
我看见的不是一种、三种或一百种行为，而是根深蒂固的习俗，这种习俗是如此之畸形——在不人道不忠实方面尤为畸形，而我认为不人道不忠实乃恶行之最——，因此我一想到这些习俗便没有勇气不感到憎恶；而且我对它们感到惊叹的程度几乎与我诅咒它们的程度相同。这种显著的恶的练习标志着魄力和精神力量，也标志着同等分量的错乱和谬误。必要性组成人群，聚合人群。偶然的拼凑随后便成为法律，因为有些法律之残酷是不可能产生于任何人类主张的，而它们的主要部分却与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可能制订的法律同样健在而且同样长寿。
其实，所有关于政体的由人工虚构的描述都是荒谬的，而且不可能付诸实施。那些关于社会最佳形式以及最易束缚我们的规章制度的长期大争论都只适于我们锻炼头脑；同样，艺术上有许多主题其本质也在于吵闹和争论，除此之外便毫无生气。对政体的那种描绘可能适用于某个新世界，然而我们谈的是业已承担义务的，业已养成某些习惯的人群，我们不能像庇拉或伽德缪一样使大地重新产生人[35]。无论我们有权用什么方法纠正人们的错误，使他们重新规矩起来，我们总不能打破我们绝不能打破的习惯再造他们。有人问索隆他是否给雅典人制定了他所能制定的最好的法律。“是的，”他回答说，“我制定了他们可能接受的法律[36]。”
瓦罗也以这样的方式辩解说，“如果他写宗教文章能够有什么新意，他会说出他相信的东西，然而宗教既已形成而且已被认可，他只好更多按习惯更少按自然说活[37]。”
不必靠主张，事实上各个民族最优秀的政体乃是该民族能赖以生存的政体。政体的根本形式和适应性取决于它的实用性。我们自然不喜欢目前的状况，然而我认为，希望在人民作主的国家由少数人发号施令，或在君主专制国家实行另一种政体，那都是邪恶，是荒唐。
照国家的原样爱国家吧：
是王国，就爱君主政体；
少数人统治，或共同管辖
都必爱，因是上帝创造了它[38]。
——德·庇布拉克
善良的庇布拉克先生就是这样谈政体的，我们不久前失去了这位人格高尚、见解正确、作风温和的精英，他的逝世，加上保尔·德·富瓦先生[39]的同时亡故，给我们王国带来了重大损失。我不知道在法国是否还有哪两位人士给国王们出主意能在诚恳和充分上替代这两位加斯科尼人。他们是各具异彩的精英，当然，就本世纪而言，是表现形式不同的罕见的卓越人物。那么是谁把他们安排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使他们与当前的腐败和战争风云如此格格不入？
没有什么东西能像革新那样使一个国家不堪重负：唯有变革会形成不公正和暴虐。什么东西散架了，人还可以去支撑：我们可以抗争，使一切事物的天然变质和腐败不至让我们离开我们的基础和本原太远。然而着手重铸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从根基上改变如此高大的建筑，这是让清洗污垢的人抛弃弄脏的东西，让想改掉个别错误的人引起普遍的混乱，让想治病的人导致死亡，“不大希望改变政府却更愿意摧毁政府[40]。”社会已无力自我痊愈；它对逼迫它的一切如此之不耐烦，便只图摆脱那一切而不顾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成百上千的先例使我们看到，社会的痊愈通常会使社会作出牺牲。清除当前的疾患如果不改善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状况，那不算痊愈。
外科医生的目的并非使坏肉死亡，而只是对坏肉进行治疗。外科医生看得更远，他不仅使原有的肉获得新生，而且使坏肉恢复到它应有的状态。谁只想清除折磨他的东西，那是短见，因为不一定是好的接替坏的，可能会有别的病痛接踵而来，而且更严重，就像谋杀凯撤的人遇到的情况[41]，他们把公众事务当筹码，到头来便后悔参与了那些事。此后许多人都有同样的遭遇，直到近几个世纪。与我同时代的法国人非常清楚该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所有大的变化都会动摇国家并使国家发生混乱。
谁直接以治愈国家为追求目标并在着手行动之前去咨询别人，其参与的热情会自然大减。帕库维尤斯·卡拉维尤斯曾以显著的范例纠正了这种办法的弊端[42]。他的同胞曾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长官。他，一位卡普瓦城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有一天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元老院的议员们全部关进宫里，随后去广场召集百姓，对他们说，他们向长期压迫他们的暴君们复仇的日子到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报仇，现在只有手无寸铁的暴君们在那里任他们处置。大家同意抽签让议员们一个接一个走出来，每个人都个别接受命令。对被宣布死刑的人可以立即执行，条件是他们得立即提出一个好人的名字以代替判处死刑的人，以免职位空缺。可是人们刚听见一个议员的名字便不满声四起，并群起而攻之。“我明白，”帕库维尤斯说，“必须撤掉这个人：他是恶人。让我们换个好人吧。”紧接着是一片静默，所有的人都感到难以选择；谁放肆说出自己心目中的人，一出口，拒绝的声浪便压过他的声音，短处不胜枚举，正好是摒弃他的理由。互相矛盾的情绪激烈起来了，提出的第二个议员情况更不妙，第三个亦复如是。选择中，争吵不休与合伙拒绝齐头并进。在一片混乱之下白白劳累多时之后，大家开始东一个西一个逐渐逃离集会，人人在心里都果断判定，老的熟悉的坏处永远比近的未经历过的坏处易于忍受。
我们看起来却心神不安到可怜巴巴的程度，瞧瞧我们什么没有干过？
唉！我们的伤疤，我们的罪过，
我们的骨肉相残使我们蒙受耻辱，
我们这一代可曾在什么残暴面前却步？
什么样的大逆不道我们不曾犯过？
对神的恐惧可曾约束青年的亵渎？
哪个祭坛曾经幸免过[43]？
——贺拉斯
我不准备马上对我之所述加以概括：
即使萨吕丝仙女自己愿意
她也未必能拯救这个家庭[44]。
——特伦克
不过我们也许还没有处在我们时代的末期。各个国家的继续存在看来是超出我们理解力的事。正如柏拉图所说[45]。文官政体乃是强有力的难于废除的事物。它往往能战胜体内的致命疾患，战胜不公正法律造成的损害，战胜暴虐，战胜长官的放肆和愚昧，战胜百姓的放纵和叛乱而生存下去。
在无论什么处境之中，我们都爱往上比，爱往更走运的人身上看。我们可以往下比比：再无教养之人也绝不会找不出成百上千个例子聊以自慰。我们更喜往后看而不喜往前看，此乃大弊[46]。索隆说[47]：“如有人将一切痛苦堆积起来，谁也不肯把自己的痛苦取走，都愿将痛苦进行合理分摊，同时取走自己的分摊份额。”我们的政体不健康吗？然而病势尤笃者却并没有死亡。众神与我们玩绕线团，不惜余力搅得我们人心惶惶：
众神利用人有如利用子弹[48]。
——普劳图斯
众星辰注定将罗马国树为他们在此领域能够树立的典范。罗马国自身囊括了国家的一切形态和偶发事件，囊括了秩序能做到的一切以及所有动乱、幸福和不幸。眼见罗马帝国遭受的动荡和骚乱，谁还会对自己的状况感到绝望？假若统治疆域说明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我不赞同此说法，我喜欢伊索克拉底，他教育尼哥克拉斯不要羡慕统治幅员广阔的王公，而应羡慕善于保住到手的统治疆域的王公），[49]那么罗马帝国便只在它最病弱之时才健康。它最走运之时正是它处于最坏形态之日。在最初几位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政体图景几乎难于被人认可，那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可憎最严重的混乱局面。然而这个国家熬过了那样的混乱，维持下来了，不仅在它的边界以内保持了严密的专制统治，而且保住了情况各异的极遥远的国家，这些国家对罗马并不忠诚，控制也极无序，而且都是以非正义方式征服的；
命运之神
不热烈支持任何国家
反对主宰陆地海洋的人民[50]。
——卢卡努
并非所有动摇的东西都会倒塌。支撑如此庞大实体结构的并不只是一个钉子。这个国家仅凭它的古老也能支撑下去，有如一幢古老的建筑，年代久远已使它基石下陷，它既无坚硬的外壳也无连结物，但仅靠自身的重量还能支撑着存在下去，
已不是坚实的根支撑着它，
是它本身的重量将它固定在地下[51]。
——卢卡努
此外，要判断一个地方的牢固性只侦察其侧堤和壕沟并非最佳办法，还必须弄清人可能从哪里进去，袭击者的情况如何。因自身的重量而非因外界的暴力冲击沉没的战舰为数极少。不过我们还是到处看看吧，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坍塌！看看所有的大国，无论是基督教国家抑或我们熟悉的别的国家：你会发现变动和毁灭在明显威胁着它们：
它们也有自己的残缺，
正受到同样的风暴威胁[52]。
——维吉尔
占星家以巧妙的手法提醒我们，说不久要发生大灾难大变动；他们的卜卦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并不需要飞升到天上。
我们不仅需要从这邪恶横行危险丛生的社会得到安慰，而且需要看到我们国家存在下去的希望，因为在一切都在坍塌的地方自然什么也不会坍塌。普遍的疾病意味着个别的健康；一致性永远与解体性对立。我个人不仅不会陷入绝望，而且似乎从中看到了我们的自救之路；
也许某神祇回心转意，
让我们国情回归往昔[53]。
——贡拉斯
不知上帝是否希望出现身体历经严重疾患而状况更佳的局面？因为疾病净化身体之后还给身体的健康比它们夺走的健康更为完全，更加明显。
最使我不安的，是在分析我们疾病的症状时，我看见自然的、天生的、纯属本身的症状与人为的失常和不慎造成的症状数量相同。仿佛众星辰自己在为我们开药方，让我们比常规的期限活得更长。此事也使我不安：威胁我们的最直接的疾患并非结实完整的肌体的逐渐衰退，而是肌体的消耗和散架，这是我们最害怕的。
在这些胡思乱想里我还怕我的记忆力不听我使唤，怕记忆力出于疏忽而让我把同一件事写上两次[54]。我讨厌在文章里再次认出自己，我炒冷饭从来是违心的。不过我在此书里也没有新东西可传授。都是些一般的见解，也许反复思考一百次之后，我又害怕早就阐述过它们了。炒冷饭在任何地方都是令人厌恶的，哪怕在荷马的作品里呢，而对那些表现肤浅昙花一现的东西却是毁灭性的。我不喜欢反复灌输，哪怕是有用的事物，塞涅卡就有此类表现；他那斯多葛派的坚忍习惯也令我不快，对每个问题他都要从各个方面反复详尽讲述一般的原则和前提，而且一再引证常见通用的论据和理由。我的记忆力一天比一天恶化，令我痛苦。
仿佛我口干舌燥
饮用了忘河之水催我睡觉[55]。
——贺拉斯
今后我不会像别人一样寻找时间和机会考虑需要说的话，我必须（因为，谢天谢地，直到此刻还未发生错误）避免作这种自我准备，我害怕把自己束缚于某种我不得不服从的义务。身负义务会引我走入歧途，而且我依靠的又是如此差劲的工具——我的记忆力。
我每次阅读那本历史书[56]都会生气，那是一种天生的固有的不满情绪：林塞斯泰斯被控阴谋反对亚历山大，在他按习惯被带到军队戒备森严的场地发表自己的辩护演说那天，他脑子里早已准备好了长篇大论，但他说话时犹犹豫豫结结巴巴，只说了几句话。他越来越发慌，同时又拼命同他的记忆力抗争，便翻来覆去说着同样的话。离他最近的士兵以为他已承认罪行，便冲过去几梭标杀死了他。他的惊讶和他的沉默被他们看成认罪：因为在监狱里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作思想准备。在他们看来，他缺少的不是记忆力，是他的良心束缚了他的舌头，使他失去了力量。说得真不错！地点原本使人惊吓，还有在场的人，等待的时间，当时他无非想讲得精彩些。在一次演讲的后果涉及一个人的生命时，人又能做些什么？
对我来说，如果我必须讲的事情束缚我，这本身就促我干脆不讲。当我完全信赖我的记忆力时，我依附于它的牢固程度会使它精疲力竭：因为它不堪重负。我越依靠记忆力就越爱发脾气，发到需要检验我的自制能力的程度。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为隐瞒这种束缚我的奴性而忧虑，当时我在言语间有意表现出严重的无精打采和意外的事先毫无准备的冲动，这种冲动仿佛因临时的情况突然产生。既喜欢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又喜欢显出早有准备讲得精彩的样子，这种作法极不恰当，尤其对我这种职业的人，而且这也太束缚人，不可能坚持下去：矫揉造作引起的希望大于它实际存在的希望。人们往往愚蠢地穿紧身上衣冲锋，结果还不如披羊毛披肩冲得快[57]。“引人期望于己乃欲悦人者之大忌[58]。”
根据雄辩家库里荣留下的文字记录[59]，当他建议把他的演说分成三类或四类，或按论据的数目分类时，他往往忘记某个论据或额外加上一两个论据。我一向提防自己陷入这种不愉快的境地。我不喜欢许诺别人什么，要求别人什么；不仅因为我不信任我的记忆力，还因为这种行为方式太像在作假。“朴实无华的口才更适于士兵[60]。”从今以后我决定拒绝在重大场合讲话的差事，这就够了。照稿讲话不仅可怕，而且对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人极为不利。我更不会听凭自己受当场发挥的摆布：我的迟钝不允许我当场发挥，即使发挥也一定讲得混乱不堪，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应付突如其来的重大需求。
请读者再让这篇随笔和我描述的其他各篇的这第三次外延流传出去！我可以加进一些，但不再修改了。首先，我认为业已向外界抵押过作品的人可能已无权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有可能，他可以去别处讲得更精彩，但他最好别败坏已卖出去的工作。在这类人士去世之前可别买他们的任何东西。但愿他们在写作之前多多斟酌。谁催他们啦？
我的书永远浑然一体。如有人准备继续出版以便买主不空手而去，我便冒昧给书加上超货币价值的标记（仿佛那是一个拼合得不好的镶嵌艺术品）。那不过是超重现象，绝不说明初版错了，只不过以略显浮夸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给每个后来的版本增添某种独特的价值。不过由此很容易产生编年顺序颠倒的情况，因为我的故事皆随机遇而发生，并非都按年代。
其次，在我方面，我惟恐我的书在转换过程中质量受到影响。我的智力并非一往无前，它也倒退。在第二版和第三版中我对自己思想活动之不信任并不下于初版，或者说，我在当前版中对自己思想活动的不信任并不下于过去版。我们修改自己的东西往往跟修改别人的东西一般笨拙。我的首批作品在一五八〇年出版。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我已经老了，但我的聪明才智确实没有长进一寸。此刻的我和不一会的我的确判若两人，但什么时候的我更好？我说不出所以然。倘若人能越老越自我改善，衰老就会使人高兴。而衰老的进程却像醉鬼一般摇摇晃晃，晕晕乎乎，笨重难看，或像白藤一般任风随意弯来弯去。
安提奥库斯[61]撰文有力支持柏拉图学园；到晚年他又有了别的主意。无论我遵循他哪个主意，不都是跟随安提奥库斯吗？置疑之后又想肯定人类公论，这岂非光置疑而不肯定？允诺人再活一世，但他得时刻处于新动荡的危险之中，这新动荡岂非与老动荡别无二致？
公众的喜爱给予我的勇气超出我的瞩望，然而我最害怕的是自我陶醉；我宁可刺伤人而不愿使人腻烦，如我同代的某学者之所为。恭维永远讨人喜欢，无论是谁恭维，无论为什么恭维皆讨人喜欢；因此，为了接受恭维恰到好处，有必要弄清恭维的缘由。连缺点都有办法出名。庸俗低劣的评价一遇货比货就处境不妙；当今，如果最恶劣的著作并非受大众时髦潮流青睐之作，算我看法错误。方式方法的错误不可能出现在本身就毫无优点可言的方面。请读者别抱怨我，我的错处在此避过耳目靠的是忽发的奇想或别人的疏忽；每一只手，每一个工人都在为这些错处凑份子。我不参与纠正拼写错，我只要求他们按原拼写法印刷[62]，我也不插手标点符号：因为我并非这两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们即使在某个地方使意义支离破碎，我也不会为此太伤脑筋，因为他们毕竟使我卸去了负担。但他们如以什么伪义代替原有的意义（他们经常如此行事），从而逼我转向他们的设想，那就是在伤害我。不过，当他们的警句无法与我的警句匹敌时，老实人便会舍彼而取此。谁了解我多么不勤劳，我怎样天生我行我素，便不难相信我宁愿重新口述同样多的随笔也不愿屈从那些人，不愿为那些幼稚的改动而当他们的尾巴。
我刚说过，我既已植根在这种新金属矿石的最深层，就不仅不可能与不同习惯不同意见之人过从甚密（那些人因意气相投而打得火热，而且不与圈外之人抱团），而且跻身于一切听其自然的人们当中也实属偶然；今后此类人大多数不会在司法上使事情严重化，但由此又会产生极度的放纵。将所有与我有关的特殊情况算在内，我也找不出自己人当中有谁为保护法律——用无益即损这句公证人帮办的话——比我花更大的代价。而且，如加以正确比较，比我做得少的人倒靠他们的热烈和尖锐充了好汉。
由于我家不分时刻出入自由，对所有的人敞开大门，而且十分殷勤（因为我拒绝别人引诱我，把我家变成战争的工具[63]；战争离我家越远，我越乐意参与），我家受人民爱戴当之无愧；在我家甚至把住粪肥不放的事都很难见到，因此，在国内长期动荡，附近地区风云变幻的年代，我家并未惨遭洗劫，这应当说是令人赞叹的杰作，是典范。说实在的，像我这样气质的人完全有可能逃脱再三重复出现的情况，无论那是什么样的情况；然而在我周围，有害事物的侵扰，命运的无常和人间的沧桑至今不仅没有使国人的恶劣情绪得到平息，而且还在进一步激化，我因而也受到难以克服的危险和困难一再的冲击。我在逃避，但使我不快的是，我逃避这些靠的是命运，甚至是我的谨慎，而不是司法机关。我并不乐意处于法律的保护之外，也不愿得到别的什么保障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事情就是如此，我生活大半靠别人的恩惠，这是令人难堪的欠情。我既不愿把我的安全归功于大人物的仁慈和宽容——尽管他们承认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也不愿归功于我的前辈和我自己的平易近人。假如我是另一个人，又会怎样？我的行为和我坦率的谈吐一旦使我的邻里或亲戚感到欠了我的情，他们不闻不问我的生活就算还了情，他们如能这么说也算还了情（这岂不残酷！）：“我们抛弃而且毁了周围所有的教堂，所以我们大家给他自由，让他继续在他家的小教堂为神服务；他在必要时保住了我们的妻子和耕牛，所以我们给了他一条命而且允许他使用他的财产[64]。”在家里，我们长期受到为同乡当钱财总保管的李库格·阿特尼安[65]受到过的那种赞扬。
我认为必须靠权利与权威而不靠犒赏和恩赐生活。多少高雅之士宁愿丧失生命也不放弃职责！我却避免屈从于任何职责，尤其不屈从以光荣义务束缚我的职责。我认为别人给我的东西以及我以感激的名义抵押意志而得到的东西比任何东西都昂贵。我更愿意接受可以出卖的效劳。我坚信：为可出卖的效劳我只付钱，为别种效劳我得付出我自己。用诚实律法捆住我的结比用民事强制捆住我的结更沉重更困扰我。公证人束缚我比我自己束缚自己还仁慈些。对别人单凭我的良心而相信的事，我的良心更受约束，这岂非顺理成章？对别的事我的信义倒不欠别人什么，因为没有人赋予它什么；但愿大家在我之外凭信任放心地互相帮助！我宁愿费更大力气打破墙壁和法律的桎梏也不愿说话不算数。我对言而有信这类事挑剔到迷信的程度，我许诺任何事情都故意说得不肯定并附加条件。对毫无分量的许诺我也要以生怕不符准则的心情赋予分量；我的准则使我忍受痛苦，而且以它本身受到的损害增加我的负担。是的，哪怕是我个人的毫无约束力的事，只要我谈出了要点，我似乎就给自己定下了规矩，让别人了解此要点也似乎给别人预先作了规定；我说了什么仿佛就许诺了什么。为此，我很少泄漏自己的主张。
我对自己作出的判决比法官的判决更为严厉，更难以忍受；法官只从一般职责的层面考虑我的问题，我良心的压抑感却更强烈更严酷。对别人勉强我而非我自愿尽的义务，我总疲疲塌塌。“只有自愿的行动才是最正确的行动[66]。”行动若不闪耀自由之光，此行动绝无优美体面可言。
我不情愿作职责勉强我作的事[67]。
——特伦克
必要性牵着我走到哪里，我就愿在哪里意志消沉，“因为，对勉强的行动，人感谢命令行动的人胜过感谢行动的人[68]。”我知道有些人遵循此种行为方式到了不公平的程度，与其说他们在归还，不如说他们在赐予；与其说他们在支付，不如说他们在借出；他们对他们应当尽义务的人作好事反而省钱省力。对此我尚未充分理解，但已接近理解了。
我极愿解除义务，还清欠情，有时竟不惜利用一些人对我的忘恩负义，冒犯和侮辱。对那些人，或出于亲属关系，或出于偶然情况，我都欠过友情；我把他们的错误当成我还债的收据，从而自认清偿了我所欠的友情债。尽管我继续回报他们表面为公众作的事情，我认为靠公平而不靠感情办事毕竟省大力气，而且略为减轻我对别人诚挚关怀的内心重负也不失为一种省心省力的办法，“控制友谊的冲动是有分寸之人的特性，有如在赛马中勒马[69]。”至少对根本不愿处境尴尬的人，我热衷于这样的省心省力而且迫不及待。这种分寸还可以使我在冒犯我的人们的缺点中获得些许安慰。那些人会因此而变得逊色，我很难过，但无论如何我可以在履行我对他们承诺的义务中省些东西。我赞成有人因孩子是癞子或驼背而不大爱孩子；人不爱孩子不仅在于他调皮，也在于他不幸和先天情况不佳（是上帝降低了孩子的天然价值），但这种冷淡必须适度而且作到严格意义上的公平。对我来说，亲情不仅不能减轻对方的缺陷，而且会加剧缺陷。
总之，根据我对善举意识和感激意识的理解——这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意识，用处也很大——，我看不出直到此刻有什么人比我更自由，更少欠债。我的债欠在一般的惯常义务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清偿债务更彻底。
我从不接受贵人的礼物[70]。
——维吉尔
王公不剥夺我什么就算赠予我不少了；他们不伤害我就算对我作了不少好事：这就是我要求他们的全部[71]。啊！上帝只愿我直接受恩于他而得到我拥有的一切，还特意将我所有的债务留给他自己，为此我该对他尽多大的义务！我多么迫切地恳请上帝发慈悲让我永不欠谁一声最起码的“谢谢”！最幸福的自由已引导我走得如此之远，但愿它能大功告成！
我尝试着不特别需要任何人。
“我的全部希望都在我自身[72]。”这是人人靠自己都能作到的事，而天生不为正常或迫切需要发愁的人更易作到。从属于人是非常可怜而又危险的事。我们自己并不能肯定投靠谁最准确最可靠。除了我自己我没有别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拥有”本身一部分是不完善的，外来的。我培养自己提高勇气——这是最强有力的——，提高应付偶然事件的能力，以便在别方面一切都抛弃我时，我还有东西使自己满意。
埃雷安·希庇亚斯[73]为了在缪斯怀抱里必要时能愉快离开一切别的伴侣，便以科学知识充实自己；他还以哲学知识充实自己，以便在命运要求他时能有力摒弃外来的舒适；不仅如此，他还十分留心学习烹调和料理自己的胡须、长袍、皮鞋、戒指，求得尽可能自立更生以避免外界帮助。
人不为需要所迫而享受外来好处，且在毅力和财力上都有气魄有办法弃绝此种享受时，人的享受会更无拘无束，更愉快。
我很了解我自己。如果是必要性把我搅进别人的慷慨和殷勤里，我很难想象有谁的纯正的慷慨和真诚无偿的殷勤于我会不显得粗俗而专横，会不带非难人的色彩。赠送在本质上包含野心和特权，因此，接受在本质上包含顺从。巴雅斋对特米尔送给他的礼品骂骂咧咧吵吵嚷嚷加以拒绝就是明证[74]。有人替索里曼皇帝送卡里库皇帝一些礼物，礼物使后者气恼之极，他不仅粗暴拒绝，并且宣称无论他还是他的前任都没有接受的习惯，他们的任务是给予，而且还命人把送礼的使者关进地牢[75]。
亚里士多德说[76]，当岱蒂丝[77]讨好朱庇特时，当拉栖第梦人[78]讨好雅典人时，讨好者并不提醒对方说曾为他们作过好事（记住那些好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他们只提起曾接受过对方的好处。我发现有些人随便使唤每一个人，从而受到欠情的约束，如果他们像聪明人一般权衡欠情的分量，他们恐怕不会如此行事。欠的情也许有还清之时，但欠情本身是消除不了的。对在各种意义上都酷爱行动自由的人来说，欠情乃是残酷的绞刑。我的熟人，无论比我地位高或低，都明白他们从未见过我把事情推给别人。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能超过当代所有的典范，这并非是了不起的奇迹，因为我性格中有许多因素有助于此：少许的傲气、急不可耐的拒绝倾向、自己欲望和意图的可缩小性、处理各种事务的不机敏、以及我特别喜爱的素质，即悠然自得和无拘无束。由此，我憎恨干一切为别人、依靠别人，而不为自己、依靠自己的做法。凡事无论轻重缓急，我在利用别人的好处之前已先急急忙忙利用一切可能性让自己不去利用别人的好处。
当我的朋友们恳求我索取三分之一时，这使我格外心烦。我认为利用欠我情的人从而解除他的束缚，这与为别人而去向不欠我情的人束缚自己所付出的代价相差无几。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他们别要求我作谈判之类的牵肠挂肚的事（因为我已宣布拒绝为致命的战争操心），排除以上两种情况，我很容易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然而我逃避接受仍多于设法给予；因此，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样做轻松得多[79]。我的命运不容许我为别人作好事，命运允许我作些许好事，却又安排得不是地方。倘若命运让我生来就为出人头地，我本该雄心勃勃让人爱我而不怕我或欣赏我。是否该说得更放肆？我本该既重视讨人喜欢也重视利用人。居鲁士通过一位优秀统帅兼更杰出的哲学家之口认为，他的仁慈和善行远远超过他的英勇和武力征服，他说得很明智[80]。大西庇奥在他愿意别人夸耀自己的地方必强调自己的宽厚和仁慈，他并不重视自己的勇敢和所获的胜利，他嘴上老挂着这句引以自豪的话：他使敌人和朋友一样爱他[81]。
因此我想说，如果必须欠点什么，就应以比上述名义更合法的名义欠，因为道我以上述名义欠债的是这场可悲战争的法则；而且不能欠大债，不能欠我豁出全部自我本色欠下的那种债：那种债使我不堪重负。我在家里睡觉时曾上千次想象有人可能背叛我，可能会在那个夜里击毙我，我同命运谈判达成协议，即使死也要死得既无恐惧也不受折磨。我在主祷经之后曾大呼：
犯渎圣罪的士兵将拥有这精耕的田地[82]！
——维吉尔
有什么补救办法?那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大多数祖先出生的地方；他们为那些土地付出了爱，还用了它们的名称作姓氏[83]。习惯使人顽强。处在我们那里的恶劣条件之下，“习惯”是大自然对我们十分有利的馈赠，习惯能麻痹我们对多种艰辛的痛苦感觉。内战比其他的战争造成更难忍受的痛苦，内战使我们人人攀上自己家园的哨楼。
靠门和墙保护生命该多么悲哀，
靠家庭力量勉强安宁多么悲哀[84]。
——奥维德
受折磨竟波及家居的安宁，这太过分了。我经常居住的地方在战乱激烈时首当其冲，也是最晚免除战祸的地方，在这里和平从未显露过全貌，
即使和平降临，
也因恐惧战争而战战兢兢[85]。
——奥维德
每次命运之神进攻和平，
战争便经过此地……
命运之神，
你该在东方赐给我们定居之地，
在冰冻的北极给我们活动屋宇[86]。
——卢卡努斯
有时我从战乱中获得办法使我在反抗战争因素中变得坚强，同时又从中找到疏懒和松懈的借口；疏懒和松懈有时同样能引向决心。我往往带着几分快乐想象致命的危险，并等待这些危险到来。我呆头呆脑冒冒失失一头栽进死亡，既不端详它，也不辨认它，有如栽进一个静静的黑暗的深渊，深渊突然吞没了我，刹那间用沉沉的睡眠将我制服，那是乏味而麻木的睡眠。在短而猛的死亡里，我预见的后果倒比昏睡效应更使我得到安慰。有人说，长寿既非最好事，快速死亡便佳而又佳。我既与死亡亲密无间，我离死便不远了。我卷进了这场风暴并藏身其间，风暴定会使我目眩，会以急遽的无感觉冲击狂暴地将我夺走。
有些花匠说，玫瑰和堇菜在蒜和葱旁边生长香味更浓，因为葱蒜吮吸了上里的臭味。果真如此，紧邻我的道德沦丧之辈便该吮吸了我周围气氛里所有的毒物，使我变得更善更纯，使我不至失去一切。没有这回事！不过由此也可得出点什么：善成为稀有之物时会更美更迷人，冲突和分歧本身却会桎梏善行，并通过对立面之间的妒忌和角逐光荣诱使行善之人变得狂躁。
窃贼不特别怨恨我是出于他们自愿。我不是也不特别恨他们吗？否则我也许必须恨太多的人。像这样的意识在各种不同的偶然情况下都存在，同样的残酷，同样的不正直和小偷小摸在法律的庇护下越卑怯、越无危险，越隐蔽、就越坏。比之公开的、锋芒毕露的侮辱，我更痛恨阴险的、不露锋芒的侮辱。高烧突然发生在它还未能肆虐的身体上：身体有了火，火苗才会升起来；越议论纷纷，损害越小。
我往往这样回答问我为什么爱旅行的人：我很清楚我在逃避什么，但不明白我在寻找什么。如果有人说外国人也有健康不佳者，外国的世风并不比我们的好，我便回答说，首先，
犯罪的形式如此众多[87]！
——维吉尔
那就很难犯罪；其次，变糟糕情况为不确定情况，这毕竟是收获，而且别人的疾患不像自己的疾患一般让我们揪心。
我对法国反感之深从不像我对巴黎好感之深，我从不想忘记这点；在我幼年，巴黎已赢得了我的心。一想到巴黎便犹如想到什么杰出事物；此后我看见的美丽城市越多，巴黎的美便越得到我的喜爱。我爱巴黎本身，而且爱巴黎本身胜过爱披上外来的豪华盛装的巴黎。我对巴黎柔情似海，连它的缺陷和瑕疵也使我倾倒。我之所以是法国人，凭借的就是这个伟大城市；它的人民伟大，地理位置优越性大，起居设备的多样性和变化更是大得无与伦比；它是法国的光荣，是这个世界最典雅高贵的装饰之一。愿上帝把我们的分裂赶出巴黎，赶得远远的！只要巴黎完整，团结，我认为它就会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外来暴力的侵扰。我提醒它，各党派中最坏的党派是使它纠纷迭起的党派。我为巴黎担惊受怕的是巴黎本身。当然，我为它担惊受怕同为这个国家其他部分担惊受怕的程度相同。只要巴黎坚持存在下去，我就少不了退隐之处，以度过垂死时刻，这个退隐之地足以使我不留恋别的任何避难之处。
我认为所有的人皆是我的同胞，我拥抱波兰人就像我拥抱法国人，我把国籍关系置于世界和普遍关系之后。我抱此种态度并非因为苏格拉底曾谈及此，事实上是我的性情（也许有些过头）使然[88]。我不大留恋我家乡的甜美气氛。我认为我个人新认识的熟人似乎与邻里之间共同的不期而遇的熟人同样可贵。我们个人获得的纯洁友谊通常会超过由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凝成的友谊。人生来本是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在某些地区；有如波斯的众位国王只饮用克阿斯拜斯河水[89]，却愚蠢地放弃饮用其他河水的权利，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其他河流的水都干涸了。
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认为，判他流放比判他死刑更糟[90]，而我，我将永远不会像他那样丧失勇气，也不会像我过去那样留恋我的家乡。这些卓越人物一生中留给后人的印象相当丰富，我理解他们与其说出于爱不如说出于尊重。还有些卓越人物显得如此高不可攀、如此非同寻常，即使出于尊重我也无法理解他们，因为我根本设想不出他们的形象。苏格拉底的性情于视家为四海的人是很亲切的。的确，苏格拉底不屑于跋涉，他的脚几乎没有迈出过阿提卡的土地。此外，他还吝惜朋友们用以链救他性命的钱[91]，而且拒绝通过别人的斡旋出狱以不违反法律，可是当时法律已经极端腐朽了。对我来说这些都属首类范例。二类范例我也可以从这同一个人物身上找到。许多这类珍贵范例都超越了我行动的能力，但还没有超越我判断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认为旅行似乎是一种有益的锻炼。在旅行中心灵可以持续不断地练习注意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正如我常讲到的，除了使众多的别种生活、思想、习俗不断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面前，而且让生活品尝大自然永恒变幻的形态，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培养生活能力的学校。在旅行中身体既不懒散也不会受到折磨，而且适度的激动可以使身体处于良好状态。我可以坚持骑马不下马，尽管我有腹泻病，骑马七、八个小时我都不会感到厌倦，
超越老年的能力和状态[92]。
——维吉尔
除了火辣辣的太阳的燥热，什么季节我都能适应；因为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已使用的阳伞给手臂增加的负担大于给头减轻的负担[93]。波斯人早在奢侈出现的同时已能随心所欲制造凉风和绿荫，我倒想知道那是怎样的技艺，色诺芬尼曾谈及此事[94]。我像母鸭一样喜欢雨和路上的泥泞。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对我毫无影响：天空于我永远是相同的。只有我自己造成的内心变化能打垮我，而这种内心变化在旅行中出现较少。
我是很难被人说动的，但在旅行中我却任人摆布。我厌恶小举动，同样厌恶大举动；我不喜欢打点行装出门跑上一天去访问一个邻居，同样不喜欢为一次地道的旅行打点行装。我学会了西班牙式的赶路方法，一气走完行程：每天赶路多，但多得合理；天气十分炎热时就在夜里走路，从日落到日出。另外那种上路方式却很不舒服：乱纷纷，急匆匆，为中途用餐而赶路，尤其在夜长昼短的季节。照我的办法我的马更管用，马从未误过我的事，它善于和我一道完成头一天的路程。我走到哪里都要饮马，只要见马拍打饮水就知道它们走得够累了。我懒于起床倒给跟班们提供了启程前痛快用餐的闲暇[95]。我自己吃饭从不太晚；我总越吃越有胃口，别的吃法都不行：我向来是坐上桌才饿。
有人抱怨我，说我结了婚而且年事已高还乐意继续作此种锻炼。他们错了。在家庭已整治得没有我们照样能生活下去，在它已井井有条，绝不会背离原有状态时，这正是离开家庭的最佳时刻。不过，如在离家时给家里留下的是不够忠实的看家人，而家庭又不大精心供应你之所需，那就太欠谨慎了。
妻子最有用的知识和最光荣的工作是善于料理家务。我见过一个女人，她很吝啬却并不善于家政。管家应是妻子的主要长处，是必须优先寻求的长处，因为亡夫留下的遗产既可能拯救家庭也可能使家庭破产。但愿大家别再对我谈及此事：因为根据我的亲身体验，我要求已婚妇女具备的压倒一切的美德是理家。我指的是本义上的理家，即趁我不在家之际让她掌握家务的管理大权。使我失望的是，我发现有不少家庭，先生在中午前后回家时，看见家里的事还乱七八糟，夫人正在盥洗间忙着梳妆打扮，他因此露出一脸不快，还显得有些可怜。王后才该这么干，不是这样吗！妻子的无所事事全靠我们的汗水和劳作维持，这既滑稽也不公平。我可以把使用我财产的事务交给一个比我会结算债务，比我更令人放心的人，不，不会有这样的事。丈夫提供物质内容，按常情就应要求妻子提供形式。
至于丈夫在感情方面的义务，有人认为丈夫离家有损于这些义务，我不这么看。相反，夫妻的融洽关系自然而然冷淡下去正是由过多厮守在一起引起的，殷勤使人不快。一切陌生女人于我们似乎都是老实女人。人人凭经验都懂得，持续的见面只有在你感觉是若即若离时才能体现出快乐。相处间断使我对家人产生一种全新的爱，使我重新体验家庭习惯的感觉更为温馨。世事的变迁诱我偏向这个党派，之后又偏向那个党派。我明白，友情的双臂之长足可以从天涯海角互相支撑并结合在一起，尤其是这样的友情：不断的彼此效力使友谊的义务和记忆恢复活力。斯多葛主义者说得好，圣贤之间的联系如此之密切，谁在法国用晚餐也同时让他在埃及的朋友用了晚餐；谁一伸指头，无论伸向哪里，所有可居住之地的圣人都会感到有人相助[96]。享有和占有主要是精神活动[97]。精神拥抱它要寻找的东西比拥抱我们摸得着的东西更为热烈，更为持久。把你每天的消遣活动都算在内，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在你身边时你反会感到他不在场：因为他的在场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使你随意想象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能不在场。
在外地，我可以从罗马操持我的家务并保持我留在家里的舒适的起居设备；我能看见我家的墙垣增高，树木成长，我的定期收益也在增长，但我如离家几步远，我会看见一切都在逐渐下降，缩小，和我在家时一样：
在我眼前掠过我的家庭，
掠过我家园的图景[98]。
——奥维德
倘若我们只享受摸得着的东西，那就告别存在箱里的埃居吧，孩子们如打猎去了，也该向他们告别！谁都希望钱和孩子离自己近些。在花园里，远吗？在半日路程之外呢？怎么，十里尔，算远还是近？如果离十一、十二、十三里尔呢？就这样一步一步走。真的，她若嘱咐丈夫第几步算近到头了，第几步算远的开始，我赞成她让他停在近和远之间：
说一个数字以避免一切争吵。否则我就利用你的准许像一根一根扯马尾鬃一般一一删去数字直至一数不存，您也会败在我推理的威力之下[99]。
——贺拉斯
也赞成她们向哲学大胆求救：有人可能谴责哲学，因为哲学既看不见多和少、长和短、轻和重、近和远交接处的这一头，也看不见那一头；原因是哲学既不承认开头也不承认结尾，而且判断“中间”也极不肯定。“大自然未允许我们认识事物的极限[100]。”亡人不在我们世界的天涯海角而在另一个世界，难道她们就不是亡人之妻、亡人之友了？我们不仅拥抱远离我们的人，还拥抱来过的人和还不曾来过的人。我们在结婚时并不曾作交易说婚后一定得互相依恋经久不衰，有如我们曾见过的什么小动物，或卡伦提的中了邪的人们那样像小拘一般寸步不离[101]。妻子不应用眼睛贪婪地盯住丈夫的正面，否则在有必要时她会看不见丈夫的背面。
不过，那位优秀画家谈到女人的性情时讲的话在此处完全不合实际，未能说明她们抱怨的原因：
如果你回家迟了，你妻子会想象你另有新欢或有别人爱着你，想象你酒兴正浓或干着什么荒唐事。总之会以为你正自个儿寻乐而她却痛苦难熬[102]。
——特伦克
或许好唱反调好闹别扭的脾性支撑着她们，助长着她们的不满？或许只要让你不舒服她们就感到舒服？
我擅长保持真正的友谊，为这样的友谊，我为朋友献身超过吸引朋友到我身边。我不仅宁愿为他作好事多于他为我作好事，而且宁愿他不为我作好事而只为他自己作好事：因为他为自己作好事时就是为我作了最大的好事。如果他不在我身边可以使他感到愉快或对他有用，这种不在于我就比他在我身边更美好；如有办法互相提醒，那就不是原义上的不在身边了。从前我曾很好利用我们的分离和分离带来的有利时机[103]。我们各在一方时能更好完成工作而且能扩展我们支配生活的范围。他生活着，享受着，他看见什么都等于我看见了，我也如此，其充分的程度跟他在身边时一样。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身上有一部分就闲置起来了：因为我们已不分你我。分处两地使我们意志的结合更丰富多彩.而渴望对方的形体老在自己身边则略显神交乐趣之不足。
至于有人向我提到年老问题，恰恰相反，倒是年轻人该屈从于公众舆论并为别人而勉强自己。青年有能力满足双方，既满足公众也满足自己，而我们却有太多的事只能靠自己。我们在逐渐丧失天生的方便条件，就让我们依靠人为的条件支撑自己吧。原谅青年一个劲享乐却禁止老年人寻求快乐，这不公平。年轻时，我以谨慎掩护自己透着诙谐的享乐热情；老了，我以自我放纵化解悲哀。因此，柏拉图律法禁止人们在四十或五十岁之前去国外旅行，以使日后此种旅行更有益更富于教育意义[104]。我却可能赞成这同一部法律的第二条，这个条款禁止六十岁以上的人去外国旅行。
“在那样的年纪长途跋涉，也许您永远回不来了？”那与我有何相干？我出国旅行既不为返回家园，也不为善始善终；我只在我乐意活动时出去活动。我为闲逛而闲逛。追逐利益或追逐目标的人不跑；玩捉人游戏，练习跑步的人才跑。
我的计划随处可分为各个部分，因为我并没有对它抱很大的希望。一天就是一个终结。我生命的旅程也如此。不过我见过不少遥远的地方，我当时真希望别人留住我。为什么不，既然克里西勃[105]、克雷昂特[106]、第欧根尼[107]、芝诺、安提帕特尔[108]等等更阴沉的学派的哲人们都只为换换空气而毫不吝惜地抛弃了家园[109]。当然，我出国旅行也有最不痛快的事，那就是我不能随处实现我爱在哪里安家就在哪里安家的决心，我还不得不老建议返家以迎合众人的脾气。
如果我害怕客死异乡，如果我考虑远离亲人死也死得不自在，我恐怕难迈出法国国界一步，连走出我的教区都可能不无恐惧，因为我感觉死神在不停地掐我的喉咙，刺痛我的腰。然而我生来是另一种人：对我来说死亡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回事。倘若我仍必须进行选择，我相信我愿意死在马上而不愿死在床上；我愿死在家门之外，离亲人远远的。向朋友告别时心碎多于安慰。我很乐意忽视应酬的义务（因为在友谊的职责中应酬是唯一使人不快的职责），所以我会乐意忽视神圣的永诀。永诀仪式有百弊而只有一利。我见许多临终之人被这种仪式纠缠得可怜：拥挤使他们窒息。这与义务背道而驰，证明来者并不怎么爱你，也很少操心让你安安静静死去：这人折磨你的眼睛，那人折磨你的耳朵，还有人折磨你的嘴；所有感官无不受到袭击。听见朋友的呜咽你的心会因怜悯而痛苦，听见假惺惺的哭泣你的心也许会因扫兴而难受。谁一向多情善感，身体衰弱时就更需要温情。他多么需要一只温柔的顺应他感情的手搔得恰到好处，使他微感痒痛；否则大家就别去触摸。如果说我们需要接生婆迎接我们来到世上，我们也需要更聪明的男人送我们谢世，这样的人若很友好，恐怕也得付出昂贵代价才能请来作此种服务[110]。
我还没有蔑视外力而自强的魄力，这种魄力既不受协助也不受干扰；我还处在较低的层次。我正设法逃避这中间的过渡阶段，不靠恐惧逃避，靠本领。我的本意并非在此行动中表现或显示我的坚韧不拔。为谁？到时候我对名誉的权利和兴趣都将停止。只要在死亡时思想集中于自身，平静而孤独，我就满足了，这种死亡是我独有的，适合我隐居的内向的生活。古罗马人认为，谁在离开人世时不说话也没有最亲密的人给他阖上眼睛谁就很不幸。与他们的迷信相反，我自己有相当多的事需要自我安慰，没有必要去安慰别人；我考虑的事已经很多，任何情况都不能带给我新的思虑；我对自己谈话的题材足矣，何需外借题材。死亡并非群体活动而纯属个人行为。我们可以在自己人当中生活、欢笑，但最好到陌生人中间去死亡，去表示对人世的厌恶。在付帐时你会发现谁把头转过一边去，谁拍你的马屁，谁催促你恰到好处并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听任你照你的方式与对方说话并口出怨言。
我每天为思考这种幼稚的不合情理的脾性伤透了脑筋：我们总希望以我们所受的损害去激起朋友们的同情和悲伤。我们过分强调自己的麻烦以引出他们的眼泪。我们赞扬人人承受厄运的坚强性，但只要厄运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谴责和非难亲人们表现出的坚强性。亲人们察觉到我们的苦恼，但只要他们不为此而伤心，我们就感到不满。必须扩散自己的欢乐，但应尽量掩藏自己的悲哀。谁无缘无故要人同情，有缘有故时也得不到同情。老诉苦就永远得不到怜悯，对常装出可怜相的人谁都不感到他可怜。谁充当活死人便被认作死活人。我见过一些人为别人说他容光焕发脉搏平稳而怒气冲冲，他们强忍欢笑，因为欢笑会暴露他们业已痊愈。他们恨自己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的人得不到别人惋惜。更有甚者，这些人都不是女人。
我最多按原样描述我的病情，而且避免别人故作吃惊并瞎开处方。在明智的病人身边，看望的人最适当的态度即使不是兴高采烈，起码也应是稳重的克制。不生病时两人相见，谁都不会同对方的健康过不去，谁都乐意欣赏对方强健完美的体魄，因为他至少可以同享健康。有人已感到自己在往土里陷，但毫不放弃对生活的思考，也不逃避一般的交谈。我愿意在身体健康时研究疾病，生病时，疾病给我的印象已极为实在，用不着我去想象了。我们在旅行之前已作好思想准备，旅行的决心很大，因此，上马那一刻便属于在场送行的人，为了方便他们，我们还拖长这个时刻。
我发现公开我的生活习惯有意想不到的益处：这种公开可能成为我的准则。有时我也考虑别泄露我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公开声明使我不得不坚持走我的路，使我不可能否定我对我生活状况的描绘，一般说我的生活状况受到的歪曲和反对比我今天承受的恶意而病态的评价中的歪曲和反对还少一些。我生活习惯的千篇一律和简朴看上去很容易说明，然而因为我的生活方式略显新颖并不合常规，所以太容易引来非议。尽管如此，对意欲正大光明骂我的人，我似乎已向他充分指出，应从何处入手以利用我公开承认以及众所周知的不足之处进行攻击，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攻得淋漓尽致。对于我自己抢先指控和揭露自己，他会认为我是在敲断他噬咬我的牙齿，所以他利用权利夸大和引伸（“伤害行为”有权无视公正）是有道理的；他把一些毛病（我向他指出过这些毛病在我身上的根子）放大成树木也有道理；他不仅利用我已犯过的毛病，还利用只不过威胁着我的毛病，这也不无道理。无论从质量上或从数量上说那都是些不应当犯的毛病，他可以从那里攻击我。
我毫不犹豫选择哲人庇庸[111]为榜样。安提戈诺曾试图从他的出身入手攻击他，他打断安提戈诺的话说：“我是农奴的儿子。我父亲是个屠夫，因犯罪曾被打上烙印。我母亲原是妓女，父亲娶她是因为她处境低微。他俩都曾为某些坏事受过惩罚。一位演说家见我讨人喜欢，在我幼年时买下了我。他在临终时把他的财产全部赠给了我，财产运到雅典城后我便埋头研究哲学。但愿历史学家放心大胆寻找我的新闻，我对他们一定有什么说什么。”宽宏大量而又无拘无束的坦白陈述使谴责变得软弱无力，也平息了辱骂。
更何况总的算起来，我认为大家过分称赞我和过分贬低我似乎都同样轻而易举。我同样认为，自我幼年，人们在家庭地位和荣誉上似乎都把我捧得过高而不是贬得过低。
我住在家乡也许好一些，在家乡社会等级问题已经解决或受到轻视。关于行坐特点的争论经过三个回合之后，如今行和坐都很不讲究了。为了躲避令人心烦的争论，我从不害怕极不公平的让行或先行；我从不拒绝把我的上座让给想坐上座的人。
除去得到了写我自己的好处，我还想得到这另一个好处：在我谢世之前如果我的性情还中某个老实人的意，还与他合得来，我希望他设法找到我们。我要给他介绍许多我到过的地方，因为他要花好几年才可能认识和熟悉的东西，在这个汇编里他花三天便可以一览无余，而且更可靠，更准确。有趣的奇怪念头：我谁也不愿告诉的许多事情，我竟告诉了老百姓；有关我最隐秘的意识或思想，我竟让我最忠实的朋友们去请教一家书店。
我们把内心思想交给他们审视[112]。
——佩尔斯
倘若在可靠条件下我得知谁与我合得来，我定会不远千里去把他找到，因为一个情投意合令人愉快的伙伴是不可能随意得到的。啊！一位朋友！这句古老的格言多么正确[113]，应用这句格言又怎样比利用水和火的自然力更必要更美妙呀！
言归正传吧，在远离家园的地方独自谢世的确没有多大痛苦。因此我们认为有责任抽身去进行一些比死在家里更愉快更不令人憎恶的合乎情理的活动。再说，体弱多病又把生命拖得很长的人也许不该指望用他们的痛苦去妨碍一个大家庭。印度某些省份的人认为杀掉有此种需要的人是公正的，而另一些省份的印度人却只抛弃这样的人，让他自己能自救便自救[114]。这种人到头来又能对谁不变得讨厌而且难以忍受呢？一般的效劳不该效劳到这个地步。你应强迫你最好的朋友学会残忍，你应靠长期习惯使妻子儿女变得心硬，从而不再怜悯你的痛苦。我们如还在与他们聊天并从中获得某些快乐（此种情况不常发生，因为身体状况的差异极易使我们产生对所有人的轻蔑或妒忌），这岂非一生都在过分利用他们？我越见他们真心为我而勉强自已，我越怜悯他们的辛苦。我们可以互相依靠，但无权躺在别人身上成为负担，无权靠毁掉他们来撑持自己。果真如此，那岂不成了让人掐死儿童再用儿童的血医治自己疾病的人[115]，那岂不成了命人夜里提供年轻姑娘以温暖衰老的四肢并把姑娘口中香甜气味搀进自己口中酸腐难闻气味里的人[116]！我宁愿自己去威尼斯隐居以避免生活中那样的状况和那样的脆弱。
衰老在本质上是孤僻的。我却平易近人到过分的程度。因此，我这样做似乎是明智的：从今以后我要自我收敛，不让别人看见我感到腻烦；我要像龟一样自我蜷缩在壳里沉思默想。我在学习观察人而不依赖人：步态蹒跚将是一种侮辱。不理睬同伴的时候到了。
“可是在这样的长途旅行里，您也许会可怜巴巴滞留在某个晒太阳的地方，什么东西也搞不到。”——大部分必需品我都带在身边了。再说，假如恶运追逐我们，我们想避也避不开。我生病时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自然在我身上都无可奈何，我也就不想让东方神符来救我了。在发烧和疾病伤我元气之初，我身体还基本无损，接近健康；我便靠最近几次望弥撒为上帝效劳，同上帝言归于好，于是我感到自己更自由自在，精神更无负担，好像更善于克服疾病了。我更需要的是医生而不是公证人和劝告。我在身体健壮时都处理不好的事务，大家别指望我生病时还能去处理。我愿为死神效劳而做的事还一直在做，从没敢拖延一天。如果说目前还一事无成，这说明：要么是迟疑推迟了我的选择（因为有时不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要么我根本不想干任何事。
我只为少数人写书，而且只花几年时间。如果此书的题材是耐久的，它的语言就应更简洁更严谨。时至此刻我们的语言一直在变化，谁能指望当今的语言形式在五十年后还能时兴呢[117]？我们的语言每天都在从我们手上流逝，我活着的这些年已变了一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语言目前还很完美。每个世纪都如此谈论自己的语言。只要语言在将来还跟现在一样继续流逝和变换形式，我就不会固步自封。应该由有益的优秀作品把语言固定在作品身上，语言的信誉会随着国家的运气而上升。
不过我倒不怕写进去一些私人问题，在今天活着的人中间这些问题的用处会遂渐衰减下去，但它们会触动某些人最个别的内心世界，因为这些人会比一般理解力的人从中看得更深远。无论如何我不愿人们像我经常看见他们争论死者的名声那样去争论：“他如此这般判断问题；他如此这般生活：他愿意这样；要是他临终时能说话，他可能会说……他可能会赠给……我比谁都了解他。”我是在社交惯例允许的范围之内让人们从书中了解我的倾向和我的感情；不过我更愿意用嘴向希望了解的人无拘无束侃侃而谈。再说，谁稍稍阅读这些论文集都会发现，我已和盘托出一切或表明了一切。凡表达不出的东西，我都用手指加以明示：
不过像你这样明察秋毫的俊杰，
轻微痕迹便足以让你发现一切[118]。
——卢克莱修
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指望于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猜测。倘若有人想操这份心，我要求他作得真诚，作得公正。我很愿意从阴间回到人世揭穿歪曲我本来面貌的人，哪怕这种歪曲是为我争光。我发现有人连谈论活人也总与他们的本来面目不符。如果我竭尽全力都未能保持我已失去的一个朋友的原貌，有人就会把他描绘得矛盾百出，面目全非。
作为谈论我性格弱点的结束，我承认，在我旅行时几乎每次回到家中那一刻我都会在一闪念中想象我是否能在家里自由自在生病，辞世。我愿意被安置在一个我认为十分特别的地方，不嘈杂，也不肮脏；不烟雾腾腾，也不通风欠佳。我设法用这些毫无意义的环境因素去讨好死神，说得更确切些，去摆脱一切别的障碍，以便只专注于死亡。没有别的负担，死亡本身对我的压力已够重了。我愿意死神分享我生活中的方便和舒适。这将是很长一段时间，也很重要，但愿今后这段时间能与过去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