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有人会对我说，一些杰出而有名望者想写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闻名遐迩，大家可能很想了解他们。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并不否认。我也知道，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来到某个城市，手艺人恐怕连头都不会抬一抬，依然埋头干他们的活。若是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来了，工场和店铺会走得空无一人。一个人若无东西可被模仿，若他的一生、他的见解不能作为楷模，那他就不宜宣扬自己。凯撒和色诺芬一生辉煌，功绩卓著，他们叙述自己的生平就有了正确和坚实的基础。亚历山大大帝的记事本，奥古斯都、加图、苏拉、布鲁图等人对自己事迹的评述，也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这些人的塑像，不管是铜的还是石的，人们都乐意瞻仰和研究。
这番鼓励话实实在在，但我几乎无动于衷：
我只给朋友们朗读我的作品，而且是
在他们的请求下，
不是在任何地方，也不是给任何人。
其他人却在广场上甚至在澡堂里
朗读他们的作品[1]。
——贺拉斯
我这里给我塑的像，不是拿去立在城市的街口或教堂里，或放在什么公共场所的，
我推心置腹地对你说，
我不想用一些夸大的小事充塞我的书[2]！
——佩尔西乌斯
我的书是用来放在书房的角落里，给乐意了解和阅读我作品的近邻和好友们消磨时光的。别人决意写自己，是因为觉得经历丰富，值得一书。我则相反，我写自己，是因为内容贫乏枯燥，不会有自吹自擂之嫌。
我经常评论别人的行为，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微不足道，很少可以让人评论。
我感到我的功德寥寥无几，数说起来会自惭形秽。
因此，当有人向我谈起我祖宗的共同习俗、表情、举止、言谈以及他们的财富时，我是多么高兴！我会侧耳细听。对我们朋友和先辈的肖像视如敝屣，对他们衣物和武器的式样不屑一顾，这实在是违情悖理的。我至今仍保留着他们用过的文书、印章、祈祷书和一把剑。我父亲习惯握在手中的几根长鞭，一直放在我卧室里，从没离开过。
“子女们对父亲的感情越深厚，对他的衣物和戒指就越珍爱[3]。”
然而，倘若我的后代是另一种爱好，我也有办法报复：到那时，他们对我的轻视远远比不上我对他们的鄙夷。在这方面，我与公众的全部关系，就是把他们的语言借鉴过来，他们的语言更自然，更具有生命力。作为回报，我也许会原原本本地借鉴，不让有丝毫损坏。
让金枪鱼不少外衣，橄榄不缺外皮[4]，
——马提雅尔
我要常给鲭鱼穿上合适的长袍[5]。
——卡图鲁斯
假如我的书无人问津，那么，我花了那么多闲暇进行了极其有益而恰当的思索，是不是就浪费了时间呢?我在书中的形象是我的真实写照，所以，为能从我身上提取更多的东西，我必须经常训练和塑造自己，这样，我这个样板也就更加牢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就真正培养出来了。我为别人描绘自己，给我上的色彩势必比我本身的更鲜明清晰。与其说我塑造了书，毋宁说书塑造了我；这本书与其作者唇齿相依，是作者自己做的事，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不像其他书，所写的事与作者毫无关系。
我坚持不懈、兴致勃勃地了解自己，是不是浪费了时间呢？因为有些人仅仅在思想上，有时只是在口头上回顾自己，他们不会首先审视自己，也不会深刻剖析自己；而我则研究自己，以此作为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我就持之以恒，诚心诚意，全力以赴。
最美妙的快乐，既然只能在内心细细品味，就要避免留下任何痕迹，不要让民众和其他任何人看见。
这个工作多少次以其无聊的思索使我得到消遣！所有微不足道的想法，都应视为无聊的想法。造化赋予我们保持独立的充分权力，常常召唤我们，以便给予告诫：我们的一部分应献给社会，但大部分应留给自己。为了按一定的次序和意图胡思乱想，又不致离题万里，迷失方向，我就规定内容，把浮现在我脑际的种种细微思绪记录下来。我倾听萦绕我心头的想法，因为我要将它们记下来。每当习俗和理智禁止我继续做某件事时，我会感到很懊丧，多少次我抑止不住，在书中一吐为快！当然，这也是为了教育国民。然而，
在萨贡的眼睛、嘴巴和背上，
都响起了鞭子声[6]！
这富有诗意的鞭笞与其说印在肉上，毋宁说刻在纸上。当我企望从别人的书中窃取些东西来点缀或支撑我的书时，假如我能更认真地听取别人说的话，那我的书又会是什么样呢？
怎样写书，我从未研究过；但怎样写我这部书，我却有过一点儿研究，如果说“有过一点儿研究”意味着时而读读这个作家，时而看看那个作家，时而翻一翻开头，时而溜一眼结尾，这丝毫不是为了形成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早已形成，只是通过读书给以帮助和促进罢了。
可时下风气如此糟糕，我们只能向很少的人，或者说不能对任何人谈论别人，那我们又能向谁谈论自己呢?撒谎吧，又实在无聊。风气腐败的首要特点是排斥真理：因为正如品达罗斯说的，真理是一个伟大品德的开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则把它作为政府必须履行的首条准则。我们现在的真理，不是真正的存在，而是别人想象的产物，正如我们所谓的钱，不但指真币，也指正在流通的假币。我们民族的这个弊病，早已有人谴责了：早在瓦伦提尼安三世[7]时代，萨尔维努斯[8]就曾说，在法国人眼里，说谎和立伪誓不是缺点，而是一种说话方式。如有谁想对这句话作一补充，他就可以说，法国人的这个缺点现在成了真理。人们以此培养和造就自己，犹如一种体面的练习，因为不露心迹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优点。
因此，我常常思忖，当我们听到有人谴责我们不说真话(这已是普遍的弊病），为什么会觉得比听到其他任何谴责更心头不悦；我们羞羞答答地观察到的这个习惯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谴责我们撒谎是可能有的最侮辱性语言了。我的看法是，这个缺点我们染之最深，当然为之辩护也就最强烈了。受到指责后，我们浑身不自在，会勃然大怒，火冒三丈，似乎这样可使我们减轻一些罪过。既然这缺点确实存在，那至少也要在表面上作些批评嘛。
是不是还因为指责这个缺点意味着指责我们胆怯和懦弱？还有什么比推翻前言，总之，比否定自己的知识更显而易见的怯懦呢？
说谎是一个可耻的缺点。一位古人曾深感羞愧地对此描述说，这是蔑视上帝和害怕人类的表现。对于说谎的可怕、可耻和怪诞性，不可能有比那位古人更一计见血的描写了。能想象得出比害怕人类和蔑视上帝更卑鄙可耻的事吗？话语是沟通人际关系的唯一渠道，说假话，就是对公众社会的背叛。话语是我们交流意愿和思想的唯一工具，是我们心灵的代言人：没有话语，我们就会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如果话语欺骗我们，就会使我们的一切关系破裂，使社会的一切联系毁灭。
在新印度有一些民族(这里无需指名道姓，他们的名字已不复存在：那场征服[9]，那个史无前例的坏榜样，使那些地方惨遭蹂躏，竟至于连他们的名字和文化也彻底毁灭了），他们用人血献祭神祗，但只用舌头和耳朵的血，以此为听谎话和说谎话补过赎罪。
一位乐天知命的希腊人说，孩子玩骨头，大人玩话语。
至于我们在否认说谎时的种种做法，捍卫荣誉有何习俗，以及这些习俗有何变化，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我的看法；但是，若有可能，我要研究否认说谎时的那种斟字酌句、把我们的荣誉同说话联系起来的习惯是从何时开始的。因为不难断言，罗马人和希腊人肯定没有这个习惯。我常常看到，他们在互相反驳和辱骂时，很少不争吵起来的。他们尽职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罗马人当面骂凯撒，时而叫他小偷，时而称他酒鬼。他们互相痛斥，无拘无束，我这里说的是这两个国家最伟大的将领。在希腊和罗马，话语只用话语来回击，不会有别的结果。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圣奥古斯丁语。
[4] 原文为拉丁语。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引自克莱芒·马罗的诗歌。马罗（1496—1544)，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萨贡为马罗的敌人。
[7] 瓦伦提尼安三世(419—455)，罗马皇帝。
[8] 萨尔维努斯(390—484)，法国基督教历史学家和卫道士。
[9] 指西班牙征服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