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1944
斯蒂芬·巴勒克·里柯克，加拿大著名教授作家。生于英国罕布什尔郡，幼年随家移居加拿大。青年时代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长期任加拿大最高学府麦吉尔大学教授，著有长篇小说《游手好闲的阔老漫游理想国》等。
我所见到的牛津
我个人的职业既是大学教授，当然会对英格兰的教育制度发生深刻的兴趣，因此免不了要专程访问牛津，去作一番透彻的观察。我是那天下午四点到达的，住在“主教法冠”旅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离开。其间所有的时间，除开花了一小时给本科学生作演扣外，都用来对这所伟大的学校进行仔细的迫切的研究。我补充一早在一九〇七年我就访问过牛律，并和L.S.阿墨利上校在万灵学院 度过一个星期天，因此不难看出我对牛津的观感是有历时十四年之久的观察作为根据的。
总之，我至少有理由说我对这所英国大学有所了解。作为思维和判断的基础，我的了解应和某些也曾远渡重洋来到我们这里的英国评论家同样可靠，我认识一位有名的英国作家，他早上到达哈佛大学，中午和洛威尔校长共进了午餐，便写了一个专章论美国高等教育的优越性。我还认得另一位先生，他到哈佛跟洛威尔校长共进了午餐，便写了整整一本书大谈美国的谨严治学之风的衰微。还可以我自己的大学为例。我记得R·吉卜林先生 来到麦吉尔大学，下午两点半钟便向本科生说你们的学校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他发言的材料是怎么搜集到的呢？据我所知，他整个上午都和安德鲁·马克费尔爵士在校园附近的一间屋子里抽烟。如果我再补充说明：他干脆拒绝了参观我们的古生物博物馆，也没有去看新的水力机械和内政学课堂，他那“伟大的学校”的论断岂不是有点浮光掠影么？为对我的失礼之处略作弥补，我还可以举出米尔纳勋爵 的匆促粗率的判断麦吉尔是一所卓越的大学。”还有威尔士亲王在我们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时所作的草率的不够慎重的结论：“麦吉尔有光辉的未来”
在我看来，对我们学校作这一类未经思索的判断是有害的。因此我决心，对牛津发表的一切意见都必须是实地观察和认真研究的结果，要有在“主教法冠”旅馆的实实在在的逗留作为依据。
有了实地经验作为基础，我就有了力量。我打算强调我以下的正面意见：牛津是一所卓越的大学。它过去是伟大的，现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将来也很可能是伟大的。牛津培养出的是地地道道的学者，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牛津的方法陈旧古老。牛津瞧不起科学。牛津的课很糟糕。它有从不上课的教授和从不学习的学生。它没有秩序，没有安排，没有制度。它的课程设置莫名其妙。它没有校长。它没有国家法令来指示它的教学工作，然而——它取得了现有的成就。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牛津给了它的学生某种东西，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思维方法。这种东西我们美洲尽管可以追赶，但无法和它并驾齐驱。
谁若不信，不妨住进“主教法冠”旅馆（一间有护壁板的卧室，花一先令六便士，查理一世时代的建筑），亲自研究一下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学生求学的痛苦条件，牛津的独特成就就更显得惊人了。由于缺少应有的修建费用，学生只好在使用了多少个世纪的古老建筑里用功。布勒斯诺斯学院从一五二五年起就没有更新过。新学院和莫德琳学院的学生仍然住在十六世纪建立起来的老建筑物里。在基督学院人家指给我看了一间厨房，还是一五二七年乌尔济红衣主教 捐款修造的。说来好像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别的地方做饭，至今仍然不得不使用着这个厨房。我看见这厨房的那天，四个厨子正忙着烤一条整牛，准备给学生作午餐。在一张长十二尺、宽六尺、厚五尺的木板铺砌成的大桌子上，还有两个厨师在制作一个野味馅饼。我估计那馅饼直径有三尺长。牛津的不幸的学生们吃的饭食马虎粗糙，那烹调技术还是从亨利第八时 代传下来的。我情不自禁地把它跟我在芝加哥读大学时住过的别墅林大街那些舒适的小公寓相比较，和多伦多那些学生公寓底层的漂亮小食堂相比较。不过话说回来，亨利第八并没有去过多伦多。
也是因为缺少修建经费，牛律的学生不得不仍然住在十六世纪起就住人的古老公寓里。这类住房的样式，有的叫“四方院”，有的叫“围墙院”，有的就叫“住房”。我国习惯于学生时代的说法，仍然忍不住要叫它“公寓”。在这样的公寓里，三百多年的古旧楼梯己经被学生的脚板磨坏了；窗户格子很小；到处都有古老的名字镌刻在石头上。墙壁上爬满了厚厚的长春藤。圣约翰学院的公寓是一五〇九年修的，基督教堂学院的公寓也建造在同一年。只要花上几十万镑就可以把这些古老的建筑全部推掉，重新修建起整整齐齐的钢架砖结构的建筑，跟纽约的舍涅克塔迪师范学院或蒙特利尔的皮尔街高级中学的建筑一样，然而却做不到。
去年秋季，确实搞了一个运动，想把长春藤从墙上去掉，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长春藤现在又在恢复。光去掉长春藤是无法让牛津漂亮起来的，除非同时去掉石头上的铭文，安装起太平梯，而且实际上要使公寓现代化才行。
然而亨利第八早就死去，什么事也做不成。不过，尽管房屋破旧，缺少太平梯，缺少通风设备和卫生设备，也没有新式的厨房，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相信独具一格的牛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我明白我的说法很极端，必须加以解释。牛津和许多学校比起来（例如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人数要少得多，而且要穷得多。它的学生数目直到咋天为止，比多伦多大学的要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二万六千多学生面前，牛津的人数更显得可笑。以经费论，芝加哥大学的基金三千九百万美元，哥伦比亚大学三千五百万美元，哈佛大学四千三百万美元，跟它们一比，牛津真是望尘莫及。奇怪的是，它不用望洋兴叹，自有独特的办法使每件事情都达到目的。作为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学者，我的最大的兴趣便是调查一下牛津这种奇特的出类拔萃之处的根源何在。
它的根源很难说是课程设置，或者教学大纲。事实上，在习惯于大学课程设置的最优秀的模式（这东西在美国和加拿大正行时）的人眼里，这里的教学计划，坦率地说，是很可笑的。这里的应用科学比我们神学院的还要少；教授如果大白天见到发电机，几乎没有人认识，学生不学化学、物理、热学，不学安水管、铺电线、装煤气和使用焊枪。美国学生谁都会开汽车，拆汽车引擎，往厨房水管上安垫片，修理电铃，炉子出了问题也能发表内行的意见。正是这些本领成了大学生的标志，使他父母心里感到欣慰和骄傲。但是对于上述种种，牛津的学生几乎全是外行。
这已经够糟糕的了。有人还辩解，说那只是机械方面的教育。可是，要在牛津的课程设置中找到高深学问的科目也是枉然。居住在大西洋这一边的人也许奇怪，牛津竟然没有开政治学、推销学、广告学，没有开比较宗教或新闻功能之类的课程。这里没有任何有关人类行为、利他主义、个人主义或野生动物活动之类的课程。显然牛津的学生并不学这些东西。这就使他们和大西洋此岸的我们之间，在许多更广义的文化问题上失去了联系。“你今年学的什么？”有一次我在此间某个闻名的学院里问一个四年级学生。“我打算选推销学和宗教”，他回答。这位青年所受的训练注定了他要成为一个道德上的生意人，要不然就会一事无成。在牛津，不开推销学这门课，宗教课也只不过学学《新约圣经》。越是观察这些东西，就越叫人莫名其妙：牛津居然还能取得成就！
课堂教学在牛津所占的奇怪地位，更形成鲜明的对比。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上课对于培养学生十分必要，大有作用。我多次听见大学毕业生肯定他们从大学课堂所学到的东西跟在体育课、兄弟会、姐妹会和班卓琴曼陀铃俱乐部所学到的一样多。总之，上课成了大学生活的实在部分。在牛津却不然。我知道那儿也上课，甚至还可以记笔记，但是那些课都没有价值，对学生智力的开发没有多大作用。“这里的课真糟糕。”一个加拿大学生这祥告诉我。我问另一个学生是否如此，“糟糕不糟糕我说不清”，他回答说，“不过的确不高明。”还有一些说法是，“这里的课不重要。”“没人听。”“没有用。”“想听也可以去听听。”“没有什么坏处。”
甚至教授们对自己的课也不大热衷。要他们讲就讲；不叫他们讲，也不觉得丢面子。他们休养生息静待某年级学生去求他讲解。在牛津就有这样的教授，脑子休息三十年了。据说这样积累起来的脑力，功能无量。
据我了解，奇迹的关键在那些被称为导师的人。学生是从他们那儿（更确切说是跟他们一起）学到东西的。大家都同意这一点。然而导师之谜究竟在哪里，说来有点奇怪。“我们到他的屋子去，”一个学生说，“他点起烟斗和我们谈话。”“我们坐在他周围，”另一个学生说他只是抽着烟，跟我们一起评改练习。”从这种种例子可归纳出来一点：牛津的导师的工作就是让一群学生坐在一起，然后用烟子熏他们。受过四年系统烟熏的人，便成为成熟的学者。要是有人怀疑，不妨亲自去牛津一游，看看那烟子是怎么熏的。一个叫烟子熏透了的人，口头和笔下的英语都优美漂亮，任何其它的办法都培养不出来。
上面的话好像是在批评牛津的这一类教授。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对牛津教授和他们的整个为人，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教授，当代美国的时髦概念和英国的概念之间，的确有天壤之别。但是在往昔，在诸如H·W·朗费罗 之类的人还当教授的年代里，我们也有英国式的看法：教授被看作是一种受人尊敬的人，白胡子直挂到肚子上。人家总觉得他在大学里迷迷糊糊地荡来荡去，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你向他点头他也看不见；对于钱他一无所知；对于做生意更是一窍不通。大学里的理事骄傲地称他是一个“赤子”。
另一方面他们满腹经纶，渊博精深。他们的学问据说绝无一丝烟火味儿，唯用于拯救灵魂，开发心智。
这一群教授最前面的是一个胡子更长更白的教授，他比谁都迷糊，关于金钱、生意、实际事务的知识少于零。于是他被选为校长。
在目前的美国，这一切都变了。现在的大学教授是个大忙人，几乎和商人差不多。而他确实是以商人作为自己的楷模的。他有一个小地方，称之为“办公室”，有一架打字机和一个速记员。他坐在这儿口授信件，以最佳商业模式开始，“上月八日赐函，谨复如下”云云，云云。他写这种信给学生、给教授同事、给校长，实际上给任何可与之写信的人。他每月发出的信件都要准确计数，算作他的功劳。信写得多，他就获得“干才”的美名，便可以发迹。他甚至可以被人请出大学，到某家肥皂公司或广告公司去当“总经理”。总之，这人是个“忙人”，“广告家”，他的最高目的是当根“带电的线”。如果他不是根“带电的线”，他就马上会被解聘，或者用商业上的说法被“解雇”。而“解雇”他的人则是理事会的理事们。那些人自己就是“忙人”、“带电的线”。至于教授的灵魂，他已经把它和别的东西一古脑儿交给“审查委员会”了，再也用不着为它操心。
美国教授按自己的标准看待学生。他的工作就是把学生当作一群羊，按规定的范围、规定的速度赶着走。学生们在一起慌慌张张地跳过一道又一道的栅栏，教授在后面用一整套的“测验”、“背诵答问”、“分数”和“考勤”赶着他们。而这一整套程序显然是从企业家工厂里的计时钟学来的。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成绩表现”。像这样规定出的速度当然是最慢的，因此便产生了我听爱德华·彼蒂先生称为“教育中的护航制度”的现象。
经过二十二年思考，我认为这样的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破坏的种子。它鼓励平庸，惩罚天才，限制心灵的自由，而心灵的自由却是学问的真正精神。再坚持这样搞下去，我们便会发现真正的学问会从我们的大学里飞走，飞到一切具有探索精神的心灵能为它指明道路的地方去。
我之所以佩服牛津，是因为它还很少受到“成绩”计较的影响，很少追求看得见的可以证明的“效果”。牛津的整个制度是鼓励天才，放过平庸之辈。
对于迟钝的学生，牛津在他混完一定时间后给他一个学位。这个学位什么都不说明，只说明他曾经居住在牛津，呼吸过牛津的空气，没有坐牢。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社会所能要求的也就不过如此。然而对于天赋高的学生，牛津却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儿不存在让他踏步不前、泥鳅黄鳝拉成一般齐的问题。他用不着等待任何人，可以随自己的个性发展尽快往前走。如果他有任何非凡的能力，他的导师会对他的研究发生兴趣，会用烟去熏他，熏得他冒出一片烈火来。因为导师的灵魂并不为驱赶平庸的学生而烦恼，不需要坐在教室里，头上受到用一根细丝悬挂的“解聘”的威胁。美国教授没有时间对聪明的学生发生兴趣。他只有时间对自己的“举止”、书信、实干、组织能力和提升到肥皂厂的希望发生兴趣。这些就已经够他辛苦的了。
天才的学生，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不惹是生非、门门“测验”及格、每次“背诵答问”都不缺席的人。这样的学生，如果能培养成为一个忙人或广告家，毫无疑问会被看作是“有出息”的。然而，超出了那个范围，教授便再也不考虑了。平等的永恒的原则已经侵入了一个它没有权力进入的领域，在那儿不平等有如呼吸之于生命。
美国和加拿大大学的理事们一听说教授不干看得见的工作，不上课或者少上课，全凭拿干薪，大约会大吃一惊。然而真正值得聘请的教授就应当是这样的人。我指的是：你只须笼统地给他安排一个终身使命，保证至少到他去世前都给他薪水，至于他的任务范围，让他按照自己的良心和愿望的驱使去决定。这样的人的确是凤毛麟角，但是只要能找到一个也抵得上十个“干才”和一打“组织家”。
在我看来，牛津的卓越之处在于它的组织工作有一种特别的朦胧。它是从一个假定出发的：教授是真正有学问的人，他唯一的兴趣只在自己的天地之中；而学生，至少是学校认真重视的学生，也都是急于求知的人。这是一种古老的中世纪的态度。但多少年来在较为时髦的地点它都被掩埋在一层一层的义务教育、国家教育、知识民主和舍形求影、买椟还珠的作法下面。毫无疑问，在比较新式的地方，这简直是无可奈何的现象。在美洲，高等教育的繁荣是它能取得进入赚钱职业的资格，而不是为了教育事业本身。但在牛津，我们仍然能见到一种较为高尚的结构类型和更为远大的理想的轮廓。
……综览全局，我不免要得出结论：牛津本身的生活中一定有某种高等教育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学生们受着教师的烟熏，吃着亨利第八的厨房的饮食，睡在条蔓纠缠的长春藤丛中，他们显然得到了一些在美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我越是思考这个问题越是相信那是因为睡在长春藤之中的缘故。那种生活跟我记忆中的学生生活是多么地不同啊！
二十年前我在多伦多读大学时，前前后后住过十七个不同的公寓。就我的注意所及，这些房子从来就没有什么铭文之类的东西，或者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这些公寓至今仍能在马克柯尔、达西和圣巴特利克街附近找到。谁若不信不妨去看一看。
像我那样过着游牧民族生活的人不止我一个。在这些冷冷清清的住处之间漂泊住宿的人数以百计。我们那时一般是两三个人住一间屋，有时是一个人住。在住房的底层吃饭，总是吃牛肉（那是在牛死去后以某种方式加工出来的），桌子上总有苏打饼干。多伦多的公寓里常有一种苏打饼干，那种牌子的饼干我以后就没见过了，比狗吃的饼干稍好一些，不过没有那么脆。我的同代人会记得它的。多伦多的许多首屈一指的律师和自由职业者都吃过这种玩艺儿。
我们所过的生活使我们实际上失去了大规模社交的机会，没有共同的住房，没有阅览室，什么都没有。我们从来没见过杂志——我自己就连杂志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们交换意见的唯一办法是到大学大道的开尔霍威尔旅馆去。到那儿去交换意见。
我叙述这些可悲的细节不是为了这些细节本身，不过是为了强调一点：我叙述学生宿舍和它所提供的更广大的生活范围时谈的是自己切身的体会。
如果我当学生时在多伦多有在牛律的学生所有的宿舍和宿舍生活，我认为我是永远不会毕业的；说不定我至今还在那儿。毛病就出在：我们这个大陆到现在才开始觉悟到大学是什么意思。那时大体是按以下的想法建立和组织大学的：大学是一个青年人送去吸收书本知识和在教室里听课的地点。学生的形象是一个苍白的可怜虫，半夜里还把憔悴的面孔俯在书桌上。如果你想帮助他，就给他一本书，如果你想大大地帮他一把，就给他一大篮子书。如果你更进一步还想对大学有所帮助，你就捐赠一个引起竞争的奖学金，让两个或更多的学生为了争取它把自己累死。
对学生最起作用的是他周围的生活环境。他真正学到的东西是主动运用智力而不是靠消极接受课程取得的。为了造成这种主动的活动，他最需要的是不断地和同学亲密往来，在一起生活、吃饭和抽烟。经验表明他们的心智正是这样得到真正的发展的。他们必须在一起过一种合理的舒适的生活；必须在同一个餐室或大餐厅里吃饭，那里的天花板上有橡木横梁，窗户上有彩色玻璃，墙壁上处处点缀着战盾或铭牌，时时让他们想起在他们之前留下了名字的值得全校缅怀追忆的校友们。学生要求从他的大学取得它应当给他的东西：大学学生宿舍和它所带来的集体生活，那是他的绝对权利。连这一点也不能给他的大学是欺骗了他的。
如果我要办大学的话——我谈这个问题尽可能郑重其事，首先要建立的是一间吸烟室；然后，如果手边还有钱，便要修一间宿舍；再后（也说不定和修宿舍同时），建立一座像样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以后，如果我还有用不完的钱，我就请个教授来，再买点课本。
这一章仿佛大部分是一首对牛津的连续不断的赞歌，而对美洲的大学却没说上几句好听的话。因此我乐于转向一个大家都欢喜的话题：指出牛津和英国大学制度的总毛病和我们美洲的大学使英国大学望尘莫及的方面。
这就是：亨利第八已经死了。英国人都以亨利第八和早期的大学赞助人为大学所作的捐赠为骄傲，因而忘记了现在。在美国和加拿大，个人、省或州都拨出了极其慷慨大方的款项办大学，这是英国很难或无法与之比较的。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但是由于某种奇怪的思想混乱，英国人崇拜乌尔济红衣主教、亨利第八和玛格丽特王后 的高贵捐助，却不懂得卡内基们、洛克菲勒们和威廉·麦克唐纳们都是今天的乌尔济红衣主教。芝加哥大学是建立在石油上的。麦吉尔大学主要靠的是烟草。在美洲，贸易界和商业界为高等教育向自己抽了一笔可观的捐税。在英国，除了像布里斯托这样少数的明显例外，没有这样的事。封建家庭满足于他们远古的祖先已做出的贡献，并不打算太超过他们。
但这归根到底是个重要问题。在牛律，侈谈着种种改革方案，也提出了许多仿效美洲的建议。在我看来，其中唯一值得一办的事便是抓住几位百万富翁，给他们几个一百万英镑一个的荣誉头衔，让他们设想自己是亨利第八。我向牛津发出警告，这一条要是做不到，牛津不出两个世纪就要垮掉3
孙法理 译
□读书人语
很难想象职业作家眼里的牛津大学是什么样子。但读到里柯克眼里的牛津，给人以最鲜明印象的还是一个教授眼里的牛津。里柯克是作家，但他首先是职业教授。一个大学闻名于世，在一个教授眼里首先要追究的是“这是什么原因使它如此？”于是，里柯克专程访问牛津首先并不是对牛津的“古典”性发生性趣，外部观感他几乎全部略去，他感兴趣的是这所课程之乏味，缺乏正常教学秩序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了那么多世界一流的人才。他发现了牛津的“秘密”，这一“秘密”的发现对所有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人来说，无疑都是震聋发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它依然是遵循着固有的“秩序”。这就是里柯克的发现。 【孟繁华】
- 牛津有二十三个男人学院，六个女子学院。万灵学院是其中之一。下文的布勒斯诺斯学院、新学院等亦然。
- 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一九〇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 米尔纳（1854-1925），英国保守政治家，曾任英国殖民事务大臣。一九〇二年封子爵。
- 乌尔济红衣主教（1473?—1530)，英国政治家，红衣主教。
- 亨利八世（1491—1547)，英国国王（在位期1509-1547)。
- H·W·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从1936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
- 英语的“干才”(executive)跟“总经理”是一个字。
- 大约是玛格丽特·都铎（1489—1541)，她是亨利第七的女儿，亨利第八的妹妹，苏格兰王詹姆斯四世的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