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1967
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生于工程师家庭。曾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早期作品有诗集《我活着》、《祈祷俄罗斯》等，长篇小说《尼古拉·库尔波夫的一生和毁灭》等。中期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获1942年斯大林奖金）《暴风雨》(获1948年斯大林奖金）。后期有长篇小说《九级浪》和中篇小说《解冻》及六卷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这几部后期作品，均引起很大反响，此外，尚有评论和政论多种行世。
帕斯捷尔纳克
我来到莫斯科不久便遇见了鲍·列·帕斯捷尔纳克，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去了（他当时住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附近）。我的笔记本上有一行简短的字句：“帕斯捷尔纳克。诗作。怪脾气。楼梯。”
我拿起另一个笔记本，翻到1941年7月5日。在“德国人说，他们已渡过别尔津纳河”这一行文字之后和“五点钟，罗佐夫斯基”之前记道：“帕斯捷尔纳克。疯狂”
1917至1941年……在这二十四年间，我有时很少同帕斯捷尔纳克见面，有时几乎每天相见。这个期限对于了解一个哪怕是十分复杂的人似乎也是很充裕的；但是我却往往觉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依然同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那么神秘；这也说明了1941年的摘记。我喜欢他，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喜欢他的诗；在我遇到过的所有诗人当中，他口齿最笨，又最接近音乐的要素，最富有吸引力，又最使人难以忍受。我现在打算按照我所见到的和我所理解的那样把他描绘出来。这将主要是1917至1924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我们经常长谈、通信。1926年、1932年、1934年在莫斯科，1935年在巴黎，尔后又在莫斯科——在战争的前夜和战争爆发后最初的几周，我们都经常见面。我们没有发生什么龃龉，却不知为什么就默默地分手了；偶然相逢时，也只是互相握握手，说是必须再见见面，然后就分手了，直至下一次的偶然相逢。自然，我并没有全面描述帕斯捷尔纳克的奢望，甚至也不想写他的青年时代，——他身上有许多东西是我不理解的，也有许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不过我将要描绘的既不是一尊圣像，也不是一幅漫画，而是肖像的习作。
让我从头说起。我们认识的时候，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是二十七岁，这是在那一年夏天，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在那一年里
人人都在干旱和半饥半饱中生活，
在斗争中变得冷酷无情，
生活中时刻出现的奇迹，
已不能使任何人感动。
我迷惘而忧郁，帕斯捷尔纳克愉快而兴奋。那一年对于他来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
它之所以被人永志不忘，
还因为尘埃使它微微肿胀，
因为风儿嗑着葵花子儿，
把壳儿乱拋在牛蒡上，
因为它用一株陌生的锦葵引导我，
像引导一个瞎子一样，
为的是让我乞求你，
在每道篱笆旁。
帕斯捷尔纳克在这一年深有所感，写了《生活是我的姊妹》一书。我对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作了如下的描述：“他向我朗读诗。我不知道使我最为吃惊的是他的诗，是他的面孔，是他的声音，还是他说的话。我告辞了，但耳朵里充满了声音，而且头痛。楼下的门锁上了——我在他那里一直坐到两点钟。我去找看门人，他不在。我转了回去，却找不到帕斯捷尔纳克住的屋子。这是一幢带有过道、走廊和亭子间的房子。我明白在天明以前是出不去了，便俯首听命地在楼梯上坐下。楼梯是生铁做的，黑夜在我的脚下蠕动。门突然打开。我看见了帕斯捷尔纳克。他睡不着，出来散步。我在他住的那套住宅旁边坐了足足一小时。他看到我毫不惊奇，我也如此。”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常用感叹词说话。他有一首叫做《初访乌拉尔》的诗；这首诗宛若兴高采烈的牛叫。他的早期诗歌的力量就是最初的生活经验。当时绝没有人认为他是隐士，他渴望跟人们来往，心情愉快，连他在那几年所写的诗也是愉快的。我之所以觉得他很幸福，不仅是由于他具有天赋的巨大诗才，还因为他善于以日常生活琐事为题材创作崇高的诗歌。当时我们大家都被象征派所滥用的那些过于响亮的词汇弄得作呕不止：“永恒”，“无穷”，“无际”，“易朽的”，“脆弱的”，“边缘”，“命运”，“劫数”。帕斯捷尔纳克曾写道：
万能的爱情之神，万能的细节之神。对于他爱过的一个女人，他曾这样说：
认为你不贞洁——那可是罪过：
你带着一把椅子进来，
从书架上取得了我的生命，
还吹去了尘埃。
他给自己的一本书取名为《生活是我的姊妹》，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有别于老一辈的象征派诗人，也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同辈，他跟生活相处得很和睦。他的诗作的现实主义同文学的纲领无关(帕斯捷尔纳克说过多次，形形色色的流派他一概不懂），而是诗人的天性使然。帕斯捷尔纳克曾在1922年写道：“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这是获得了一次成功便永远成功的唯一构思。它每时每刻都在顺利地发展。它依然是真实的，深邃的，不断地吸引着人们。它在翌日清晨也不会使你失望。对于一个诗人说来，它不仅是模特儿和模型，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还是一个榜样。”
不久以前有一个青年曾对我说，帕斯捷尔纳克大概是一个阴沉、孤僻、而且十分不幸的人。但我在1921年却对帕斯捷尔纳克作过这样的描写：“他生气勃勃，身体健康，而且具有现代人气质。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秋天、日落及其他赏心目悦目却能令人宽慰的东西。”一年以后，维·鲍·什克洛夫斯基在柏林遇到帕斯捷尔纳克后写道：“一个幸福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愤世嫉俗。他应该作为一个可爱的、被人溺爱的、伟大的人度过自己的一生。”
马雅可夫斯基和奥·布里克在1923年表达了（用时代的行话)艺术家们的探索：“马雅可夫斯基。将复调音乐节拍的经验运用到囊括广泛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的长诗中去。”“帕斯捷尔纳克。把多动作的句法运用到革命的课题上。”
凡此种种都会使那些直到1958年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的外国读者感到诧异。他们所想象的是一个同历史决斗的倒霉的人。实际上帕斯捷尔纳克是幸福的，他之所以生活在社会之外，不是因为现实社会不合他的口味，而是因为尽管他很容易和人接近，甚至和别人在一起还很愉快，但他只知道一个交谈者：他自己。
1918年末，他赞颂克里姆林宫：
威严的它，通过尚未过去的一年，
拼命地向1919年疾驰。
……
我在海外预测到这些坏天气，
这尚未来临一年
将把筋疲力竭的我
重新培育。
(当时帕斯捷尔纳克并不了解，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会认真地把他“重新培育”。）
后来，在1930年，当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以后，他写道：“……我们的国家，我们那正在往时代里冲闯、并永远为时代所接受的史无前例、令人难堪的国家。”他谈到了这个国家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血肉联系。他在1944年也写过一些关于这个“正在往时代里冲闯的”国家的热情洋溢的诗句。他站在一旁赞扬：每一个诗人，甚至最大的诗人，都不仅有一块天花板，而且还有四堵墙壁；社会处于帕斯捷尔纳克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四壁之外。
什克洛夫斯基有一点是错了，他曾写道：“这个幸福的大人物在身穿大衣、站在‘出版界之家’小吃部柜台旁嚼着夹肉面包的人们中间感到了历史的重量。”帕斯捷尔纳克能理解大自然、爱情、歌德、莎士比亚、音乐、德国古典哲学、威尼斯的秀丽景色，能理解自己，有时也能理解某些接近他的人，但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历史；他听得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听得见心脏的跳动、青草生长，却听不见时代的脚步声。
“自我中心主义”一词由于经常被人们使用而变得陈腐了，其中还含有一种轻蔑之意，别的涵义我是找不到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不是为自己而生活——他从来不是利己主义者，但是他生活在自我中，跟自己一同生活，并依靠自己生活。我回忆起我们很久以前的会见——犹如两列疾驰的火车，各有自己的轨道。我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正在听我说话，然而并未听见：他摆脱不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联想。跟他交谈，甚至倾心之谈，都像是两个人的独白。
我想起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在1935年夏赴巴黎出席保卫文化代表大会.苏联作家小组已先期到达，帕斯捷尔纳克和巴别尔是应法国作家之请后来作为增派的成员到达的。帕斯捷尔纳克曾气恼地说他不想去，他不会演说。他在一个简短的发言中说，诗歌不必到天上去寻找，要善于弯腰，诗歌在草地上。也许是这几句话，但多半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外貌，使听众为之惊倒；他受到了热烈欢迎。过了几天，他对我说，他想见见几位法国作家；我们决定邀请他们共进午餐。我的妻子打电话通知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请于下午一时前往某某餐厅。他生气了：“干吗这么早？最好是三点钟。”柳芭向他解释说，巴黎人在十二时到二时之间吃午饭，在七时和九时之间吃晚饭，所有的餐厅在三点钟都关门了。当时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就说：“这不成，一点钟我还不想吃饭呢……”
精神集中在自己身上(这种精神集中的程度与年俱增)不曾妨碍、也不会妨碍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一个大诗人。我们时常出于习惯说作家应该善于观察。在不久前发表的亚·尼·阿菲诺格诺夫 的日记中有一段有趣的话：“如果作家的本领在于善于观察人，那么医生和侦察员、教师和列车员、党委书记和统帅就是最优秀的作家了。然而并非如此。因为作家的本领在于善于观察自己！”阿菲诺格诺夫正确地否定了“观察力”的陈腐概念：在创造一部长篇小说或一出悲剧的主人公的过程中，作者的感受和理解起着巨大作用——要知道一个作家所能理解的别人的内心世界，仅仅以他所熟悉的、因而也是他所了解的某些激情为限。
然而艺术是多种多样的。抒情诗是作者的自我表白；无论他多么与众不同，但他的感情——对春日的赞美或对人生不免一死的感喟，爱情的欢乐或失望的心情——依然能为千百万人所理解。为了写下“啊，我们已接近老年，但我们却爱得更加入迷、更加缠绵……”，丘特切夫不必去观察那些被爱情俘虏的上岁数的人，他只须在临近老年时遇见年轻的E·A·杰尼西耶娃。年轻的安·帕·契诃夫为了在《乏味的故事》里描写一位老教授和他的一个年轻女学生之间的友谊，就得对人们，对他们的感情、习惯、性格、说话的神态、甚至穿衣的姿势都了如指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当代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和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受到自己天性的制约；当他试图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描绘几十个其他人物和时代，表现出内战时期的气氛，再现一列火车上的谈话时候，他遭到了失败——他看到和听见的只有他自己。
他曾被别人的命运之谜所吸引，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在他所写的一篇自传中，他试图了解马雅可夫斯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和法捷耶夫死前的心情。当我读到这种推测的时候，我不知何故感到很不自在：鲍里期·列昂尼多维奇有一颗十分丰富的心灵，但他却没有开启别人心灵的钥匙。
我不打算臆测他自己晚年的心境；我不曾见到他；是的，也许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别人的心是无法知道的。我不知道他为何要在这篇自传里否认他和马雅可夫斯基悠久的友谊。
但我却想谈谈这种友谊：我是它的见证人。
我们曾开玩笑地说，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副专为女人们预备的第二嗓音。他当着我的面只同一个男人用这种极为柔和温存的第二嗓音谈过话——这个男人就是帕斯捷尔纳克。我记得，1921年3月在出版界之家举行过一次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文学晚会，他亲自朗诵，后来年轻的女演员B·B·阿列克谢耶娃，梅斯希耶娃也朗读了他的诗作。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人竟胆敢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指出缺点”。当时马雅可夫斯基便挺身而出，开始振振有辞地称赞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他用狂热的爱来保护他。
帕斯捷尔纳克在《通行许可证》（1930年)里谈到战争前夜、战争期间以及革命后最初几年里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我已被马雅可夫斯基弄得神魂颠倒”，“我盲目崇拜他”，“马雅可夫斯基是诗的命运的顶峰”，“当我第一次像同一个陌生人那样同我爱戴的人谈话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高兴”(在一次小小的争执之后），“我以加倍的力量感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存在。他一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生气蓬勃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小小的争执经常发生，而且十分激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有时也对我谈起那些争执。我保存了一部《现代人》的汇编(1922)，上面有帕斯捷尔纳克如下一行题字：“谨以感激和喜悦之情赠给我的朋友和战友，因为对《胡列尼托》的赞美把罕能取得一致并经常分道扬镳的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及其他朋友和战友都团结在一起了。”
在一次小小的争执之后，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在柏林相逢；二人的和解就同决裂一样激烈。我同他们盘桓了一整天：我们去咖啡馆，后来去进午餐，完了又去咖啡馆。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朗读自己的诗作。晚上，去艺术宫演说，回到帕斯捷尔纳克寓所以后，他朗读了《脊柱横笛》。
此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但是到1926年，马雅可夫斯基在援引帕斯捷尔纳克的四行诗“那一天把你从头到脚……”的时候也还称他是“天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曾写道我就像我盼望已久地那样嚎啕痛哭起来。”
为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在回顾自己的已往时，企图把许多东西都一笔勾销呢？也许这是一种对自己不满的表现？我不得而知。我认为，他晚年的诗同《生活是我的姊妹》有密切联系，而他想必是感觉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不久以前我在《神灵报》上读到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给他的作品的法文译者之一写的一封信。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企图阻止这位译者发表他的某些旧作的译文。据说别人跟他谈起他的旧作时，他总是要对方相信，他先前所写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他在不久之前脱稿的那部唯一站得住脚的作品的练习和准备，那部作品就是《日瓦戈医生》。
读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以后，我感到伤心。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写道：“不善于发现并道出真理，这是用任何善于撒谎的本领也掩饰不住的一个缺陷。”小说中有一些极为出色的篇章——描写自然景色和爱情的篇章；然而作者却用了过多的篇幅去描绘他不曾目睹、不曾耳闻的事物。书中还附了一些绝妙的诗，它们似乎着重指出了散文在精神上的错误。
先前我从来也没能说服国外的诗歌评论家相信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大诗人。（当然，这不包括某些懂俄文的大诗人：里尔克 早在1926年就曾热情洋溢地谈到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他所获得的声誉来自另一个途径。他曾写道：
在任何人都来去过的城郊，
巡逻兵，你曾不无目的地向我耳语……
我也有点儿像……我迷路了：
——此城非彼城，此夜亦非彼夜。
围绕诺贝尔奖金的风暴爆发的时候，我正在斯德哥尔摩。我走到了街上，看见报上的广告，上面只有一个名字；我想了解一点情况，便打开收音机——我听到的也只有一个名字：“帕斯捷尔纳克”……这是“冷战”的一个插曲。此城非彼城，此夜非彼夜。而且这种声誉也不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应该得到的……
让我再回来谈谈他的诗。诗集的编者们曾一度喜欢采用按题材分类的办法。倘若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帕斯捷尔纳克，那么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写大自然和爱情的，但是我以为他的基本的、固定的主题却是艺术，也就是产生过果戈理的《肖像》、巴尔扎克的《不知名的杰作》、契诃夫的《海鸥》的那个主题。
啊，但愿我知道，
一旦我决心尝试便往往如此，
人们在扼杀呕心沥血的诗行，
众口一辞地把它们杀死！
他还用这样的看法结束这些谈诗的诗：
这时艺术便奄奄一息，
只有土地和命运还在呼吸。
他没有用枪自杀，也不是死于青年时期，但是他充分了解艺术要求付出的代价——亦即正被人慢慢地、坚决地加以消灭的诗行的力量。
保罗·艾吕雅有一次曾说：“诗人应该是一个孩子，即使他已白发苍苍、血管硬化。”帕斯捷尔纳克身上就有一种稚气。他那看来天真幼稚的见解正是一个诗人的见解。他曾这样谈到一位作者：“当他是坏人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是优秀诗人……”他初次看到巴黎时曾感叹道：“这不像一座城市，这完全是一幅风景画……”他曾说：“描写春天的早晨易如反掌，谁也不需要它，然而要做一个像春天的早晨那么朴实、明朗而又出人意外的人，——这却太难了……”
在我如今所叙述的那个时期，当我怅然若失、不知所措的时候，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对于我来说既是艺术生命力的保证，又是通往生气勃勃的生活的一座桥梁。年轻、愉快、漂亮，宛若一个充满灵感的阿拉伯人——他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这副模样，虽然我也看见过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他。
半个世纪以来，我常常突然喃喃自语地吟咏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来。他的诗是不会从世界上被清除掉的：它们依然活着……
王金陵 冯南江 译
□读书人语
爱伦堡再现了一个他心目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形像，关于这个人有种种神话。但N·爱伦堡却画出了既非圣像，又非漫画，而是肖像的帕斯捷尔纳克。这就洗去了西方和苏联某些人随意涂抹在他脸上的不同油彩。
N·爱伦堡是一个肖像画的圣手。肖像画的传神之笔在于画出人物的神态尤其是眼睛。作者反复到画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人个性只有一点：他很幸福，也很愉快，但“他只知道一个交谈者：他自己。”显然本篇不是一个人物的传记，只是一个人物的肖像和速写。但这并不容易。它需要突出和省略，他省略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晚年，而突出的是早年：“年轻、愉快、漂亮，宛若一个充满灵感的阿拉伯人——他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这副模样”。突出和省略本身就有作者的好恶、作者的褒贬，帕斯捷尔纳克永远被定格在N·爱伦堡青年时代的记忆中。
历史充满了误解，令人啼笑皆非。帕斯捷尔纳克本来是一位卓有艺术成就的大诗人，而他所获得的声誉却来自不太成功的小说《曰瓦戈医生》。这种玩笑是否意味着历史对文学的捉弄？ 【李万庆】
- 阿菲诺格诺夫(1904—1941)，苏联俄罗斯剧作家。
-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