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1956
亨·路·门肯，美国现代著名编辑、散文作家、批评家兼语言学家。因编辑《时髦人物》和《美国水星》二种杂志而驰名于美国文化界。主要著作有《偏见集》和《美国语言》。
致威·杜兰特书
你所问我的话，扼要地说，是我从人生得到什么满足以及我为什么要继续工作。我之所以要继续工作，正与母鸡继续生蛋的理由相同。每一个活的生灵里都潜藏着一种朦胧而强大的、要积极行动的冲力。生命要求你积极地生活。无所作为对于一个健康的生物体来说既痛苦又有害，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作为一次次迸发出来的积极行动之间的恢复过程。唯有垂死的人才能真正地懈怠。
一个人确切的活动方式当然是由他与生倶来的机能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他的活动方式取决于他的遗传。我不能像母鸡一样生蛋是因为我生来完全没有这样的机能。由于同样的道理，我不能当选为国会议员，不能拉大提琴，不能在大学里讲授形而上学，也不能进钢铁厂做工。我只能做我得心应手的工作。我恰好生来就对思想具有非常强烈、永不餍足的兴趣，因此我喜欢玩思想游戏。此外，我恰好生来就比一般人更善于把思想化为文词。结果我就成了作家兼编辑，也就是说，成了一个贩卖和编造思想的人。
在这一切之中，几乎没有我的自觉意志。我做的事并不出于我的选择，而是由不可思议的命运所决定的。我童年时由于对精确的事实怀有强大的、然而还是次要的兴趣，我曾想当化学家；与此同时，我那可怜的父亲想让我当商人。又有些时候，我像一般家境比较贫寒的人一样，很想靠什么轻巧的欺骗手段发财致富。但我还是成了作家，并且将保持这个身份直到我写完人生的篇章，这就像一头母牛终生只得不断产奶一样——尽管按它自己的心愿，它是宁肯生产杜松子酒的。
我远比大多数人幸运，因为我从童年起就能靠工作谋得优裕的生活，我所做的恰恰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要是不给我报酬，我照样会干的，而且还很乐意。我相信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不会很多。千百万人不得不为了生活而从事他们其实是不感兴趣的工作。至于我，除了也曾遭逢人生难免的不幸之外，一直过着非常愉快的生活。因为我在不幸中仍享受到自由行动所带来的巨大满足。总的说来，我所做的恰好是自己想做的事。我对自己所做的事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不感兴趣。我写文章、出书并不是为了取悦于人，而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正如一头母牛产奶不是为了使牛奶商获利而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一样。我希望自己的大部分思想是健全的，但我其实并不在乎。世人可以对它任意取舍。反正我在构思时已经得到了乐趣。
我认为，获取幸福的手段除满意的工作以外，就要数赫胥黎所谓的家庭感情了，那是指与家人、朋友的日常交往。我的家庭曾遭受过重大的痛苦，但从未发生过严重的争执，也没有经历过贫困。我和母亲和姐妹在一起感到完全幸福；我和妻子在一起也感到完全幸福。经常和我交往的人大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和其中一些人已有三十多年的交情了。我很少把结识不到十年的人视为知己。这些老朋友使我愉快。当工作完成时，我总是怀着永不消歇的渴望去找他们。我们有着共同的情趣，对世事的看法也颇为相似。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爱好音乐。在我的一生中，音乐比任何其他外界事物给我带来更多的欢愉。我对它的爱与年俱增。
至于宗教，我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我成年以后从未有过任何堪称宗教冲动的经历。我的父亲和袓父在我面前都是不可知论者，虽然我小时候也曾被送进主日学校，接触基督教神学，但他们从没有教我信仰宗教。我父亲认为我应该学习宗教知识，但他显然从未想到过要我信教。他真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我在主日学校的收获——除熟悉了大量的基督教赞美诗以外——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基督教信仰充满着明显的荒谬之处，基督教的上帝是反常、悖理的。从那时以后，我读了大量的神学著作——也许远比一般的牧师读得更多——，但我从未发现有任何理由要我改变自己的想法。
在我看来，基督教徒所奉行的礼拜式只能贬低基督教而不是使它变得崇高。它让人们在上帝面前顶礼膜拜，要是那个上帝确实存在，他非但不应当受到尊敬，而且还应当遭到谴责。在这个世界上，我几乎看不到有所谓上帝的善行的证据。相反，在我看来，根据他平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得把他看作是一个愚蠢、残忍和邪恶的家伙。这么说，我可以问心无愧，因为他一直待我很好——事实上简直太客气了。但我还是不得不想到他对其他大多数人的肆意折磨。我简直不能想象怎么能尊敬那个战争与政治、神学与癌症的上帝。
我不相信有什么永生，也不想得到它。这种信念来自低能儿们的幼稚的自我。这仅是他们以基督教的形式对于在世上享受较好生活的人们的一种报复手段而已。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倾向于认为人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对人生的全部了解仅在于——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活着总是非常有趣的。甚至人生的困苦确实也可以是有趣的。再者，困苦将有助于培育起我最敬慕的人类美德——勇敢和其他类似的品质。我想，最高贵的人就是与上帝作战并战胜他的人。我从来还没有这样做过。在我死的时候，我将满意地归于寂灭。一场再好的戏也不能指望它好得没有尽期。
薛鸿时 译
□读书人语
1931年，《哲学的故事》一书作者威尔·杜兰特曾写信给许多名人，请他们回答“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封信就是门肯的答复。门肯的结论竟然是“人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看法似乎根本难以为我国读者所接受。然而，奇怪的是，这封信仍对我们有吸引力。这是为什么？我想，除了它气势逼人、言词锋利以外，它的吸引力主要来自门肯鲜明的个性和精神的自由。门肯不相信有什么永生，更蔑视任何形式的宗教迷信。然而，他热爱生活，生命中充满积极行动的冲力。他热爱自己的写作事业，但并不把写作看得比其他行业高多少，只是他更适合干这一行而已。他写文章并不取悦于人，对他说来，构思时的乐趣就是对他的酬赏。在精神自由的现代，写作应是直抒胸臆充分表现个性的事业，套话和假话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大敌。 【薛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