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罪
他们是在行刑前被人救走的。他们已经闭上了眼睛，只等子弹穿过胸膛。但突然一阵狂风，把他们刮到了这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
岛是孤岛，四周的水无边无际。他们感到了自由和新生，不禁欢呼起来。马上有人想到了逃跑，可在这里，逃不逃跑是一样的，他们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如果有奇迹，那么他们相信，现在奇迹真的发生了。
他们开始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相信他们是没有犯过罪的人。那些追捕和宣判，不过是他们的噩梦。现在，他们已经从噩梦中醒过来了，重新看到了蓝蓝的天空，飞翔的小鸟，鲜艳的花朵。他们趴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本来，他们以为他们的生命彻底完蛋了，没想到竟又绝处逢生。他们对自己说，一定要好好珍惜生命啊，多做好事，不要再干那些傻事了。谁杀了人不会后悔呢，除非他是某个机构或组织的头目。就好像古书上说的，窃国者不算偷，偷鸡才是偷。杀了一个人会判死刑，大规模地杀人（比如战争）反而什么事也没有。
他们先要填饱肚子。他们找到了可饮用的淡水，又用集体的智慧取到了火源，采摘了瓜果蔬菜。虽然是一座荒岛，可上面似乎一般的生活资料都有。即使没有他们也会想办法。
他们又盖起了房子，圈养了牲畜，留下了粮食和蔬菜的种子。他们中有男有女，便按各自所好做了夫妻。当然，其间免不了争斗和使用一些手段。还有的女人没能找到合适的男人，也有的男人没能找到女人。但这些都是无关大局的。
他们需要一个领导者。他们便利用他们之前学过的人类学知识和自己积累的生活经验开始推举。有了领导者，就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家称领导者为岛长。把相关法律法规称为“岛律”。为了让大家痛定思痛时刻警醒，岛长命令在裸露的岩石还有后来树立起来的墙上写上标语：“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他带领大家既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又和它做斗争，创建了工厂、学校、机关、商场，医院、饭馆，还有军队和法庭。群众按各自特长重新做了一下社会分工，既有工人、农民、个体老板，也有教师、艺术家和学者。还有人甚至想拍电影，如果有条件的话。自从被判刑入狱，很多人就没再看过电影了，要看也是看那些教育他们重新做人的老掉牙的电影。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渐渐地，他们的多样性就显示出来了，他们中有人纯洁、高尚、喜欢过形而上学的生活，也有人吃了饭就知道睡觉，偶尔还偷鸡摸狗。尤其是，自从岛长颁发了“岛律”，很快就有人来触犯它了。触犯的形式和程度各有不同，有的是故意伤害，有的是侵犯名誉权，有的是渎职，有的是贪污。罪行严重的，一样要被判处死刑。对此，一个以前做过教师现在依然担任教师的人说，大概就像编班，不管学校怎么编，重点班、普通班也好，平行班也好，每个班里都有优秀生、普通生和差生，重点班里也是如此。他犯了罪是因为他发现老婆偷人，一气之下便把奸夫淫妇都杀了，然后去自首。
虽然这样，岛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是在按正常速度平稳发展，甚至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比其他地方稍微还快一点。岛上耸起的高楼和工厂的烟囱终于惊动了临岛，他们派人来参观访问，后来又有大批游客来旅游。除了风光和美食独特，他们觉得岛上的居民也温文尔雅，颇有文化素养。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岛上的原始居民原来都是死刑犯。
只有一点他们不明白，岛上裸露的一些岩石和墙壁上，都有石刻或用墨笔写成的标语：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有一个孩子问他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做父亲的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故作深沉地说道，这大概就是原罪吧。
对他说
亲爱的，你还好吗？我很想你，天天都在想。算起来，我们分手才一年，可在我的意识里，却好像分手了一个世纪。
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时，你在大学读书，我在一个餐馆端盘子。你经常来餐馆吃饭，我们就认识了。一交谈，我们还是老乡哪。有一次，你问我有没有空，想请我看电影，我的心扑扑跳着。我很高兴你比我勇敢。在电影院里，你一直抓着我的手，我也一直让你抓着。
等你大学毕业，我们就结了婚。你分在啤酒厂。我怀了孕，生了孩子。等孩子上了幼儿园，我也在啤酒厂做了临时工。我后悔那时没好好读书，不然也可以考一所大学和你并驾齐驱。可又一想，如果我考上了大学，又怎么会和你在小餐馆相识？不和你相识，我考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一切都是缘分，是命中注定的。刚才我听到有人在笑，我起身四处找了找，后来看到了镜子，才发现笑声是我自己发出来的。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现在想起来，我还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来。
但后来，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你在厂里进步那么快，在当选为业务骨干后不久，又被提升为办公室主任。说实话，我既高兴，又有些忌妒。我希望你进步慢一点。后来，你应酬多了，我开始担心和提防着什么。你换下的衣服，我总要仔细地检查，放到鼻子下闻了又闻，看是否有其他女人的气味。有一次，我找到一根来历不明的毛发，跟你大吵大嚷，你赌咒发誓，但我还是撕破了你的脸，甚至把你关在房间里不让你上卫生间，不让你吃饭，不让你上班。如果不是你以死相逼，我是没那么快就放你出来的。
你一再表示，你是爱我的，可我不信，我总在怀疑。你说你爱我，你爱我什么呢？在你身边，比我年轻漂亮的女人多的是。可见你说的不是真话。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但你不会和我离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那我或许更相信些——不，我不会容忍你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脑子都糊涂了，不知究竟怎么说才好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到底有没有别的女人，但我知道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吵一吵，给你敲敲警钟，也是没有坏处的。
为了敲山震虎，我还威胁你，如果有一天，发现你有别的女人，或者你要跟我离婚，我会用剪刀把你裤裆里的东西剪掉。为此我经常故意拉着你到超市里买剪刀。每看到一把式样别致的剪刀，我都会当着你的面买下来。
这一招似乎还真管用。你惶恐不安，不停地调整睡觉的姿势，最后，你终于找到了自认为最安全的姿势，那就是，像一只大鸟似的，完全俯身扑在床上。大概你不相信，你的整个身体，还保护不了你的某一个具体部位。为了防止自己梦中翻身，你用手抱住枕头或扣住床沿。看到你规矩的样子，我不禁暗暗感到好笑。
你迷上了打牌，我想，这也是没有坏处的。一个男人，总要有些爱好兴趣，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做。我不反对你打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打了牌，就不会去想别的事情。其实你以前清心寡欲、满脸严肃地坐在那里的样子，我看了还真有些害怕。有时候，正是因为害怕，我才跟你大吵大嚷的，可你不懂我的心，以为我这个人素质差。
其实，我是怕失去你。我是多么爱你啊。
我们也闹过一次离婚。但是我们闹得非常秘密，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最后，还是你屈服了。我说了，如果你一定要离，我会先杀了你，再杀了孩子，最后自杀。也许，我真的会这么做的。
有一首电视里的歌，我是很喜欢的。现在我唱给你听：“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以前，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总是露出很恐惧的神情。仿佛它优美的旋律，对你是一种折磨。
要说浪漫，的确是没人有我们浪漫。地震来临时，我们正在吵架。我们感觉房子在晃。难怪之前我烦躁不安，头痛欲裂。还是你精明，最先反应过来。你拉起我的手。但这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忽然抱住你，就像你当年在电影院里抱住我一样。我活得太苦，其实你也很苦，那我们不如同归于尽。或许在另一个世界，我们会很幸福的。
房子倒下来了。可是，你死了，我却没死。我紧紧地抱着你，想让你把我带去，可你怎么也不肯。我哭啊，哭啊，对你那个恨。这个镜头被记者拍了去，还登在报纸上，说我们爱得多么深，你说好笑不好笑？
你变成了灰。我真的失去你了。我们的一个邻居变成了植物人，我想，要是你变成了植物人，那多好啊，那我也可以天天守着你，天天看到你，而你不会有任何反抗。我保证，我不会跟你吵架。
你听见我唱的歌了吗？要不，我再唱一遍给你听吧？其实我们已经不能一起变老了。许多年之后，我肯定会变得很难看，而你还是老样子，到那时，恐怕我又会很自卑，又会没完没了地跟你吵。
……好在事情总在不断地变化，经过这一年的生活，我终于可以欣慰地告诉你，失去你，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如果我早知道这一点，也许我会放过你，跟你离婚。
请你骚扰我
走出法院大门，面对围追堵截的记者，她捂住了脸。
官司输了。
她是乡中心小学的老师。不久前，她一纸诉状把校长告上了法庭，告他性骚扰。校长利用工作之便，经常故意用手接触她的身体，并不断给她发手机短信，挑逗她。不，她觉得那不仅仅是挑逗，而是侮辱。恨只恨自己太软弱，怕得罪了校长，当他接触她身体的时候，她不得不在拒绝他时一边还在笑着。对于那些短信，她也不得不屈辱地回他几句。校长一手遮天，得罪了校长就会落聘，落聘了就没有工资，没工资怎么过日子？她想调走，可校长不放。校长不放谁也没办法。她也向教育局反映过，可局领导说，这点小事，完全靠你自己把握了，以前还有女教师故意这样来要挟她的领导呢。
如果不是那次，被丈夫无意中看到了校长的短信，她也许就这样忍气吞声下去算了。但那天，她在洗澡，电话响了，丈夫帮她接了，接完电话，丈夫看到她的手机屏幕上还有一条未读短信，便打开来看了，上面说：我想你，我每天都梦见你！丈夫很生气，质问她，她才把几个月来的苦楚告诉了丈夫。说着说着，她把头埋在丈夫怀里哭了起来。
可丈夫生硬地推开了她。他不相信。不管她怎么辩白。为了使丈夫相信自己，她只有拿起法律做武器了。律师很支持她。记者也蜂拥而至。但每当她看到律师在媒体面前口若悬河，她忽然觉得律师是不是在借这件吸引眼球的案子在炒作他自己。媒体也是一样。凡是和隐私有关的东西总是那么让人感兴趣。不用说，她在学校也抬不起头。男同事都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她，故意和她保持距离。女同事则鼻子里一哼，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男女同事开玩笑，女方会故意装出威胁的样子：小心我到法院去告你。男同事心领神会，说，我知道你告我什么，不就是性骚扰嘛。
开庭前，校长的律师到通讯公司打印了她和校长之间的短信清单。她也去打，但公司的人说电脑坏了，一时修不好。不用说，对方只断章取义地出示对他们有利的内容。法庭据此认定性骚扰不成立。就这样，她的官司输了。她请的那位口若悬河的律师居然还显出一副上当受骗的样子，对她说：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说。
丈夫说，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总不会说法院冤枉了你吧？
丈夫跟她离了婚。
在学校里，校长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她说，如果说以前我们还有些两情相悦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很讨厌你了，作为一个男人，总是有权力讨厌一个女人的吧？你不会到法院去告我不该讨厌你甚至遗弃你吧？
校长说，你要调走，可以啊，谁说我不放你？你随时都可以调走，客观地说，你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她要去跟校长拼命，校长说，你们看看，到底是谁骚扰谁？再骚扰我，我要报警了。
她真的孤零零地调走了。父母也数落她不该意气用事。读了一点书、喜欢用成语的父亲说，你看看，现在你是四面楚歌败走麦城了。
她调到了另一个乡里的中心小学。她希望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为了忘记不愉快的过去，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可她已经是全县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了。走在街上，别人会对她指指点点。在新学校里，大家对她敬而远之。男女同事基本上不跟她聊天。校长从不敢跟她单独谈话。报到那天，她刚进门，掏出报到通知，校长就忙故意把她带到有人的地方。同事们虽然远远看着她，但目光却像锥子似的在她身上挑着，想看看她这只鸡蛋的缝隙到底在哪里。总之她在新学校里也越来越孤立了。这种孤独感像钢锉一样锉着她。上课时她常常走神。答案老是讲错。有时候课上到一半她会忽然跑到门外去一站就是老半天。学生的考试成绩让家长很不满意，他们开始联名向学校告状。
虽然别人不理她，可她却偏偏要向别人靠拢。看到别人在说话，她马上过去问道，你们又在讲我吧？或者说，要不，你们讲讲我吧。
有一天晚上，学校的所有老师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短信：求求你，请你骚扰我。
怪 病
小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老实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年，乡里来动员他老婆小花去结扎，小花吓得躲起来了，乡干部进了门，问他小花去了哪儿，他指了指楼上，说躲在楼上的谷具里。
卖粮食之前，他总要把粮食仔细地挑选，担心里面有石子硌人家的牙。卖猪时，别人都要特意把它喂得饱饱的，半夜爬起来喂一次，天刚亮又爬起来喂一次，看到它胀出了屎尿，心疼得要命，恨不得用手捧起来重新塞回去。小根却跟平时一样，该怎么喂就怎么喂。猪停下来翘起尾巴拉屎，他也很高兴，说，呀，真懂事，临走还留下肥料。
可不管他和老婆小花怎么省吃俭用，怎么起早贪黑，家里的收入并不怎么样。儿子高中毕业后，跟人学木匠去了。儿子没考上大学，他既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儿子还要做农民，高兴的是他不用为儿子筹学费。当然，他没有把他的高兴表露出来。所以当别人说他老实巴交，他不免露出疑惑，他想我老实吗？他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老实的。
正在他盘算着做点什么的时候，爹病倒了。其实爹也是快七十的人了，再不病倒就成精怪了，只有病倒了才说明他还是个人。病了就要治，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爹死。把爹送到乡里的医院，查不出是什么病。送到县里的医院，还是查不出来。他豁出去了，干脆把爹送到了省里的医院。这一下，病查出来了，医生说，这种病很少见，一百万个人里面才可能出一个。他一紧，心想爹果真不是凡人，他问，能不能治好？要多少钱？医生说，试试看吧，但治病不像卖东西，一下子能说出个价钱来。
结果他就跟爹那怪病耗上了。爹的病像是一个洞，他眼睁睁看着家里的钱一点点从那个洞里跑了出去。先是枕头下的，藏在袜子筒里的，墙缝里的，后来是信用社的折子上的，儿子做手艺的，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再是家里的猪、鸡、牛、谷子、棉花、芝麻，还有小花的一对金耳丝，它们也都变成钱从爹身上的那个洞里跑掉了，可爹的身体并没什么好转。他吃了一惊，心想说不定爹身上是一个无底洞。开始还准备向亲戚借，但这样一来，他就不借了。他瞪着爹身上的那个洞，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狠，要把他们一家人怎么样。
没有钱，医院就停了药。药一停，爹身上的洞就越来越大，爹整天在那洞里叫唤。他对爹说，让它叫，让那个病在洞里饿死就好了。爹很赞许他的想法。很快，医院把爹从病房里赶了出来。他到外面去买了两只馒头，回来就没有看到爹，后来才在走廊尽头找到。他再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他的哭声惊动了一个记者。记者天天要四处找报料。第二天，医院的这种非人道的举动上了报。小根和他爹非常幸运地成为被报纸关注的人物。还有那个病。后来事情之所以越变越大，完全是因为那是一种怪病。不是那怪病，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几乎天天有，谁会那么关心呢。有关方面组织专家来讨论这到底是什么病，社会各界也开始关注事态和病情的发展。迫于舆论压力，医院只好重新收治了小根他爹。慈善机构开始给老人捐款。尤其是一些企业家，不失时机地把捐款和写有他们企业名称的匾额送到病房，送到记者的镜头下。那段时间，各家报社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情况的报道。
让记者不解的是，小根一直坐在爹的病床前，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有人暗示要跟他握手他也没反应。许多人在等着他说点什么。为此记者早已举好了闪光灯，或准备好了录音笔，只等他抬起头，眼含热泪说一点什么。
后来，有一个记者终于忍不住了，提醒他说，你怎么不说点什么呢，比如说对所有关心你和你父亲的人说声谢谢之类。谁知这时小根忽然抬起头来，说，你要我感谢谁？感谢医院吗？他们曾把我爹赶了出来，感谢你们记者吗？说实话，你们天天缠着我，我一看到你们就烦，感谢捐款的那些企业吗？他们无非是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做广告，其中有一家，我买过他们的东西，才用了三天，就坏了，找他们退，他们理都不理。还有一家，天天把污水排到我们村子里。我不要你们的帮助，我又不是叫花子，我在医院里打开水时，听医生说当医院要他们捐款时，他们说，就当给了路边的叫花子！不，我不说，我说不出，我卖粮食给你们，你们感谢我了吗？我把谷子挑了又挑，怕硌了你们的牙齿，你们感谢我了吗？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拿那么低的收入，你们感谢我了吗？
当然，这次采访没有被记者报道出来。
哭泣比赛
××区委会为了做出政绩，吸引媒体的注意，决定在××节前夕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哭泣比赛，主题是，给参赛者一个表达对生活感恩的机会。
接到比赛通知，永仁村居委会就忙开了。居委会工作人员在王大妈的带领下，开始积极地物色和商讨参赛人选。有人说，应该推荐来运街的福贵去参赛，因为福贵这几年做生意发了大财，他不对生活感恩谁对生活感恩？可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福贵现在腰缠万贯大腹便便，他是否哭得出来？有人见过，他经常躺在按摩院里，两个小姐在他身上踩来踩去他都不哼一声。又有人提出，让翠花街的万代兰参赛，万代兰儿子去年考上了清华大学，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后来报社一宣传，学费都有人帮她掏，她是不是应该对生活感恩呢？再说她是个女人，哭起来也容易一些。不过也有人反对，说打从记事时起，她就没见万代兰哭过，那时万代兰丈夫喝醉了酒经常打她，但万代兰就是不哭，她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送这样的选手去参赛，无疑是很冒险的。后来还是王大妈自己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她一拍大腿，说，我看灯笼巷的刘美枝倒是很会哭的，你们看，这几年她家里连遭不幸，先是她和丈夫一起从工厂下岗，丈夫做生意又被人抢劫打断了腿，女儿在外面打工杳无音信不知死活，现在她每天都是到菜市场捡烂菜叶生活，买大米都是买发了霉的，一想起女儿来，便把脸一仰，不管在哪里总要哭几声，她可以从早哭到晚，有时候半夜还在哭，叫她去参赛，我们居委会肯定会得奖的。但马上就有人反对，说这是感恩哭泣比赛，又不是比谁的命运悲惨。王大妈说，不管是感恩还是悲惨命运，哭起来还不是一样的，都有眼泪鼻涕，谁看得出来？大家觉得王大妈说得有道理。哭跟笑不一样，笑有忠笑和奸笑，忠笑像面饼，全心全意扑在脸上，奸笑则是一丝丝的，像狐狸的尾巴。可哭怎么分得出来呢，只要是真哭，是分不出来的，眼泪和鼻涕都是货真价实全心全意的。就这样，大家一致举手通过。
可即使这样，王大妈还是有些心虚，有拿假冒伪劣产品去蒙人的感觉。为了培养刘美枝对生活感恩的心理，她跟大家商量好，决定给刘美枝一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她向刘美枝许诺，如果她在比赛中为大家争了光，居委会除了奖励她三千元现金，还会帮她和残疾丈夫找份工作。就是她那失踪的女儿，居委会也会利用各种线索去寻找。她一再叮嘱刘美枝，这段时间，你啥也别干，一心准备比赛。为防万一，大家还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叫她比赛前把双手放在辣椒水里泡一泡，到时候万一被卡住了就用手抹眼睛。为了心里有底，大家还叫刘美枝现场试验了一下，果然，只要一想起家里的伤心事，刘美枝就呜呜咽咽，眼泪叭叭掉个不停。
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了，王大妈她们兴冲冲地送刘美枝去参赛。现场人山人海，好多媒体的记者也到了。领导讲话和组织者致辞，大家都没怎么听进去，前几位选手的表演，她们也听得心不在焉的，不过是些儿子上学没有钱，受到了资助，或丈夫下了岗，被重新安排了工作之类，还真的有一个男选手，他说他妻子如何如何。由于对比度不大，也就没有什么回肠荡气的东西。他们的哭声干巴巴的，有的甚至还露出了笑的马脚来。
轮到刘美枝上场了。王大妈稳操胜券地坐在那里。她看到，刘美枝的脸上有忧郁，也有喜悦。这很好，正是比赛所需要的。刘美枝开始讲她家里的悲惨故事。她讲她和丈夫刚下岗时的恐慌和茫然，讲丈夫被抢和受伤时的无助，讲女儿杳无音信时的绝望。末了她说，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居委会王大妈已经答应我如何如何。这时王大妈恐怖地看着，刘美枝不但没哭反而傻笑了起来，她笑道，如果那样，就好了。王大妈急了，忙暗示她哭，暗示她用手抹眼睛，可刘美枝在用手抹眼睛之后，依然没有眼泪。
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刘美枝把事情讲得很动情，可因为没有哭，她的成绩也就不及格。
等刘美枝走下台来，王大妈气愤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哭，刘美枝说，一想到那些好事就要实现，我高兴都来不及，哪还会哭。王大妈又说，那你的手呢？难道你没有在辣椒水里泡过手吗？刘美枝说，我泡了，我泡了一整夜，可它对我的眼睛根本不起作用。
刘美枝只关心一件事，她说，王大妈，你们的许诺什么时候能实现？
王大妈没好气地说，做梦吧你。
这时刘美枝倒像个孩子似的忽然没鼻子没眼地哭起来了。
食 客
我是个摆摊的。每天，我把帽檐扯得低低的，蹲在那里，打量着过往的行人。这是我们县城闹市区的一条街道。每天上午十一点以后，它就渐渐喧闹起来。各个机关单位里的人慢慢踱到这里来，到饭店或酒楼找包厢坐下。他们夹着公文包，打着手机，口里说着一些数量词和方位名词。不一会儿，各个临窗的包厢都已经坐满了人，空调开始往下滴水。油烟滚烫的声音使得空气微微颤动。曾经有一个上面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刚拿起筷子，忽然叹息了一声，说，要是有蛇肉就好了。时值寒冬腊月，蛇都冬眠了，但我们县的领导足智多谋，结果第二顿饭开席时，便端上了冬眠的蛇肉。
见时间差不多了，我便把摊子交给老婆照看，一溜烟跑回家，洗了把脸换了身像样点的衣服。我的衣服口袋里还备有几只不同型号的酒杯。我朝老婆眨了眨眼睛，仿佛对她说，现在，该我上场了。
我掏出酒杯，推开包厢的门，里面的人马上给我斟满了酒。真是好酒啊，一股浓香直扑我鼻孔。我说，我敬大家一杯。他们说客气了客气了。我与他们碰杯然后一饮而尽。接着我推开了另一个包厢的门。他们很客气，不但给我斟了酒，还叫服务员拿来碗碟叫我坐下。他们说，那边你就别去了，先吃点东西再喝。真是好人。我跟他们一起喝酒，吃菜，聊天。我和他们好像天生就熟。我暗暗吃惊，对自己说老兄你行啊，没想到你也是个搞行政的料！酒酣耳热时，我没忘了对服务员说，准备一份盒饭。自然没人问我是带给谁。因为他们中间也有人另要了盒饭。
刚开始，我把盒饭带给老婆，她还紧张地问，能吃吗？我说，不能吃我带给你干吗？她还是不敢吃。我说，你打开来看一下。她说，真香。她狼吞虎咽起来，很快就把饭菜一扫而光。我看了不禁心酸。她喜欢吃饭店里的菜。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她最大的理想就是，什么时候，一家人到一家大饭店里海吃一通。但每当我们痛下决心准备实现这一理想时，她又临阵脱逃了。现在，我带来的盒饭让她多少尝到了理想的滋味。她舔了舔嘴唇，问我，你害怕吗？她又说，你脸红了没？我说，我做好事的时候才脸红，比如在车上给人让座，我一站起来，大家都盯着我，我的脸就唰地红了，而做坏事，我是从来不脸红的。她听了咯咯笑起来，说，现在好了，我天天可以吃上饭店里的饭了！
此后，我就基本上天天到饭店或酒楼里去混酒喝，并且还带一个盒饭回来给老婆。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很奇怪，我摆的地摊和那些饭店仅一步之遥，他们进去之前，大多要从我面前经过。而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和职务，因为他们一边前呼后拥一个人叫他×局长，一边又私下里直呼其名。这样，我就能在跟他们喝酒时毫不费力地准确地称呼他们。我甚至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呢。我今天在这家酒店，明天在那家酒店。各家酒店的老板和服务员都认识打着领带的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打领带在我们小城十分流行，人们判断一个人的身份的常用标准，就是看他打没打领带，打什么样的领带。一个人再穷，也不能穷了领带。它就像我们县城的街心花园，虽然我们是全省最穷的县，可街心花园在全省是最好的，听说每年光维修费就不下百万。
在包厢里，我被他们介绍成各种身份的人。有的说我是全县有名的企业家，有的说我是××局的当权派，有的说我是县委书记的红人，有的说我是××银行的信贷科科长。不管他们怎么介绍，我都微笑点头。其实我早已发现，他们这样或那样介绍我，无非是为了往他们自己脸上贴金。这是微妙的心理学，很多人不懂。
有一段时间，县里新上任的纪委书记要砸我的饭碗。他多次在常委会上提出，一定要狠刹吃喝风。每天他都带着秘书到各家酒店去检查。一时间，风声鹤唳。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我只得坐在那里乖乖摆我的摊，饿了就打发老婆回家煮面条吃。看着那些迎宾小姐站在那里一脸晦气，小嘴噘得老高，旗袍的两衩像受伤的鸟翅一样无力地垂下来，我想，这不会长久的。果然，没多久就听说各界人士都到县委书记那儿去告纪委书记的状。有的还告到市里和省里去了。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这件事。任何阻挡经济发展的行为都是犯罪。不久，纪委书记就被调到政协去了。
一场虚惊，大家重新开怀畅饮。整个县城像是在过节。家家酒店爆满。我老婆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天，我几乎喝醉了。我和他们久别重逢，热烈拥抱。还有几个人搂着服务员跳起舞来。服务员也积极配合，仿佛这段时间，她们腰上长出了荒草，正需要有人帮她们锄锄。各家商场和其他消遣场所又开始热闹，县城的经济在短暂的冷清之后又“报复性”地恢复了繁荣（县电视台是这么说的）。
有一次，我还碰到了我以前的厂长。他现在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了。看到他，我吃了一惊，转身想逃。但他用老虎钳般的大手一把抓住我。我眼前一暗，心想完了。好半天，我睁开眼睛，看到他为我斟满了美酒，并把它举到了我面前。他说，王秘书，来干一杯！原来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把我当成了不知是哪一个机关的王秘书。干杯后，他继续抓着我的手不放，说，王秘书，那件事就拜托你了！
回来后，我照了照镜子，问我老婆：我是不是不像我了？老婆看了看我，忽然说，真的哩，你以前是单下巴，现在是双下巴，看上去像个坐机关的人了。我也回过头来仔细看了看她，发现她也有了变化。那些盒饭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脸像水蜜桃，皮肤像冻猪油。没想到，我在吃着它们的同时，它们也在“吃”着我！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想，这样下去，我和老婆大概都要脑满肠肥，成为废物了！
不行，我必须向他们说明真相。不然，遭到嘲笑的将不是他们而是我。第二天，我扯掉了领带，换上坐地摊时的衣服。为了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些，我没戴帽子。将近中午，夹着公文包、打着手机的人又多起来了。他们走过我地摊的时候，我就叫他们的职务和名字。他们愣了一下，看看前面又看了看后面，就是没有正眼看我。我说，是我，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喝酒。他们终于想起什么来了，吃惊地问，怎么是你？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老老实实说道：我本来就是干这个的，经常看到你们在酒店里吃喝，一到中午，各家酒店都忙得不可开交，有一天，我忽然想玩个恶作剧，心想，假如到里面去跟你们喝酒，不知你们是否认得出来。我被这个念头怂恿着，折磨着。你们果然没看出来。你们赋予我各种高贵的身份。后来，你们不但跟我互相敬酒，还塞给我红包，各种礼品。现在，我累了，觉得没意思了，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要把真相告诉你们了！
他们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拨开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我说，是真的，我不是开玩笑。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第二天，我又拦住了他们，把我的故事又讲了一遍。
终于有一天，他们不耐烦了，打手机叫来了警察。我被拘留了。原因是，我妨碍了公共秩序。
像飞翔一样飞翔
现在，他站在楼顶。几乎可以说是如愿以偿。自从搬到这栋大楼里来住，他就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从被封的楼梯顶口爬上去。这是一栋数十年的老楼。从它建成之日起，它的楼梯顶口就一直封着。一茬一茬的住户想到楼顶上扩胸远眺或晒晒衣物什么的，但看了看那被封的顶口，顶多用手不可为而不为地轻轻推了推，又下来了。时间一长，他们就几乎忘记顶口已被封住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了。他们说，封就封住了，又安全，又暖和。但他不行。他一想到那个楼梯顶口，就有一种被戏弄、被摆布的感觉。他想，他必须推倒那个封顶。他已经一天也不能等待了。他性子很急。发现了生活的谬误恨不得拿橡皮擦急切地擦去。为此他总是结结巴巴，脸涨得通红。他晚上睡觉从不关窗户。相对于窒息，蚊子、老鼠和小偷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无比地热爱生命、热爱自己。他极少与人交往。在不得已的集会中总是保持沉默。他的手，一从人群中抽出来，他便要不信任地盯着它们看，把它们吹了又吹。
他的工作在暗中悄悄进行。是的，由于顶口被封，即使是大白天，整个楼道也显得昏暗无比。他每天不声不响地弄下一两块砖，然后把它们放回原处，不让人看出破绽。昏暗中镶嵌着各种眼睛。虽然他知道他们来顶口的可能性极小。他们对顶口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和信心，但现在，假如他们发现他居然在拆封顶，一定会非常恼怒的。他们会指责他吃饱了没事干，或诬蔑他图谋不轨。在他的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差点出了意外。一对新拿到旧钥匙的男女兴冲冲地来到了顶楼。他们想到楼顶去表达一下他们的喜悦。当然那浓重的昏暗使他们有些沮丧。那男的为了表现某种气概，想狠狠踢那封顶一脚。但大概是意识到脚上的新皮鞋，便打消了念头。他们只是貌似深刻地接了一个吻，然后手牵着手，小心翼翼地下楼去了。
他终于把被封的顶口完完全全打开了。灰尘呛得他一阵咳嗽。他像个幽灵一样爬到光明里去。至于爬出去又干什么呢，他并不清楚。所以他刚站在那宽敞自由的屋顶上时竟有些无所适从。在决定怎么利用这突然而至的宽阔敞亮的屋顶前，他决定先四处走走。他感觉这栋大楼就好像地面向天空伸出的一只硕大的拳头，他就站在这个拳头上面。
他在楼顶得意忘形，大声地念出了什么。他不知不觉把步子迈得很快。他舒展双臂，做着扩胸运动。很久没做扩胸运动了。像很多人一样，在逼仄的空间里，不知不觉地把它给忘掉了。即使做，手总是碰到了黑暗中尖厉的家具和墙，胸里吸入了更多的铁屑一样的潮湿。也就是说，在封闭的房间里，做扩胸运动比不做扩胸运动有更大的坏处、更大的损害。现在，新鲜空气夹带着阳光进入他的肺部，使他产生了抒情的冲动。他情不自禁地吟道：
把封闭还给封闭吧，
把自由献给自由；
把戏弄还给戏弄，
把花朵献给花朵；
像飞翔一样飞翔，
像坠落一样坠落……
这时，他离天空无疑很近。他热爱所有离蓝天近的事物。他曾经想做一个飞行员，驾驭飞机穿过白色的云朵。但他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得了近视眼。他从体检线上被刷了下来。他开始寄希望于另一种飞翔。为了到达这一飞翔，他热爱了自己。因为他知道，没有自己，这飞翔便无法进行。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敏感，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迟钝。在别人敏感的地方，他常常迟钝，而在别人迟钝的地方，他却惊人的敏感。他总是那么容易地感到了戏弄，受到了伤害。他甚至忍受不了一些名词和动词（它们要么被曲解要么遭滥用）。正是它们，组成了那些僵硬、空洞而又威力无边的句子，众人皆知却又都装聋作哑的谎言。
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自己的飞翔。他可以不停地做着扩胸运动了。他还梦见了字。他每敲一个字，它便活了起来。比如他敲出一个鱼字，便有一条鱼从显示屏上跳了下来。他敲出一个鸟字，便有一只小鸟拍拍翅膀，从窗子里飞走了。他看见了字的灵魂。字的灵魂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压缩在某一个软件里。他要做的是，把它们释放出来。就像养鸽者，每天早晨让鸽子铺满了天空。
他经常有一种战斗的冲动。看到那些封闭、谬误、胡说八道，他就想上去战斗。他在屋顶踱步。他的两臂要长出结实的羽毛。他就要飞了。小时候，他一遍一遍地在院子里练习飞翔。有一段时间，他热衷于收集动物的羽毛。他拿连环画、小刀、铅笔、橡皮擦跟同学交换，他许诺跟他们打扑克、钓鱼、捉迷藏。他甚至冒着被嘲笑的危险和女同学交往。因为她们每个人都留有几个又大又漂亮的毽子。尤其令他欣喜若狂的是，有一次，他竟然从独眼表叔那里得到了两根火红的野鸡毛。它们神态飘逸，品质高贵。他偷偷地把各种羽毛编在一起。他也有翅膀了。他想，总有一天，他要爬上树杈或站在院墙上，呼地往下一飞。
现在，他站在屋顶，为了表示他的喜悦，他在屋顶大跨步来去，似乎也要像许多年前那样呼地一飞。他想让人们看到，他已经有了一种多么自由的姿态，或者，作为人，可以达到怎样自由的姿态。他将告诉他们，他已经拆掉了被封住的顶口。他们将会怎样惊奇啊。然后他们也踢踢踏踏跑上屋顶，大口地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他们会恍然大悟：原来打开封顶这么容易，这么好。他们将和他一起手牵着手，唱歌，跳舞，拥抱，相爱。是的，他看到了他们，看到了他们在向他拥来。他们向他招手。有的还喊着他的名字。他们站在楼下，很快地聚成一堆。
喂，别想不开，生活是美好的，你下来吧，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回过头，往回走，然后下楼，下楼，然后你就什么也不想地睡一觉。等你醒过来，你会觉得阳光是好的，空气是好的，鲜花也是好的。你会对生活感恩。你会哇哇大哭。就像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路，游子找到了娘。
喂，伙计，你这是咋的？要知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想没想过，你从上面跳下来的后果？你将狼狈不堪地躺倒在地上，脸无论是朝上还是朝下都令人恶心。将有一些红红白白的液体从你的身体里流出来。你不是唯美么？你想一想，这就是你唯美的下场。
喂，看在我们做了多年邻居的分上，你别跳楼。这都怪我，平时没找你谈心。是我工作做得不够，我检讨，总行了吧。说实话，我曾发现你在偷偷拆那顶口。但我没想到你是想从楼顶跳下来。我以为你想从那里拆两块砖到房里垫个床脚或桌子什么的。我知道了，但故意装作不知道。一个人在偷东西时，被人抓住是很难为情的。你下来吧，我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我们会谈出一个好结果来的。你要相信我，相信组织的力量。我们会为你保密。
眼镜，你这是干什么？你以为这样，你就有出息啦？你们看，我早就说过，那小子形迹可疑，平时特立独行，早晚有这一天的。他是个疯子。是危险分子。他对生活不满。他时时感到窒息。你们说，他这不是有病么？谁不让你喘气了？我们生活中有的是空气。他父母怎么生出了这样的不孝之子？要是我，早一巴掌拍死了，喏，就这样，像拍死一只苍蝇。
……他站在屋沿，眼含热泪。这是他完全没料到的结局。他无比地热爱生命，但他已别无选择。他要做的，只能是——像飞翔一样飞翔……
他纵身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