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一个转弯，经过了小公园，熟悉的巷道映入眼帘，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我知道我已经又回到魂牵梦系的旧地：中兴新村。
那是多少年了？恐怕距离我上一次来到这里，匆匆已经三十几年过去了。
我是为了参加四姨丈的葬礼而回来的。四阿姨和二位表弟可能都没有预期我会回来，他们早已习惯我永远的忙碌与缺席，但我怎么能够不回来？在昔日父亲卧病潦倒、而家中所有的小孩都还幼小的时候，二位善良热心的姨丈，是最疼我们这些小孩、帮助我们家庭最多的亲人。但他们却是最新也最陌生的亲人，妈妈和他们甚至还语言不通呢。
三姨丈和四姨丈都是我们搬到中部山区之后才结的亲家，妈妈和爸爸作主，把美丽温柔的三阿姨和聪敏干练的四阿姨，都嫁给了在台湾省政府所在地中兴新村服务的外省单身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最新的亲戚。
三姨丈比较稳重内歛，见到不会说国语的母亲总是面带腼腆，说不了几句话；四姨丈则是热情洋溢，每次路过来访，总是人未进门，笑声和招呼声先响彻了楼梯口。也不管妈妈的国语多么困难，四姨丈总是一劲儿点头，附和地说：「大姊您说得对…。」
亲戚有相互走动之谊，我们也三不五时得到中兴新村去走走。原来在北部的亲戚，都因为我们搬到远地而生疏了来往，反倒这二位「新来的亲戚」是我们最亲密的亲人了。对不会说国语的母亲来说，这种亲戚往来是「艰难的」，有时候父亲不在家，四姨丈忽然骑着脚踏车来访（也不是什么要紧事，通常就是因为他来到附近街市买个东西，觉得应该过来看看），当他的笑声在楼梯口响起时，妈妈突然显得有点惊慌，一面仓皇抹脸整衣，一面就在我面前失去镇定，口中喃喃：「要按怎？要按怎？我又不会讲国语？」
虽然本来不熟，沟通又有困难，但三姨丈、四姨丈仍然很快成为最亲的亲戚。一个原因是距离，二位新亲戚的住处离我们只有三、五公里，脚踏车是十分钟车程，走路也是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在乡下地方，这种距离几乎就是「守望相助」的距离了；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二位姨丈都是朴直善良的人，对于我们家庭经济的困顿，总是慷慨伸出援手，忘了他们本身也是勉强温饱的基层公务员。
他们和传说中高高在上、欺负「我们台湾人」的国民党外省人不太一样，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能耐（或权势）欺负别人，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落难者」。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也极为有限，过的也是极其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失去家乡的「流离者」，有一次四姨丈提到自己多年不见的父母和故乡，竟然突如其来悲不自胜、涕泗纵横，把我们一班小孩吓了一跳。
但我们闯进这些外省亲戚的家中，看到另一种文化，譬如说他们没有我们台湾人家中普遍看见的公妈桌和祖先「神主牌」，每到过年祭祀时，我看见四姨丈就拿一张红纸用毛笔写上「李氏历代祖宗之灵」，拿这张纸包住一片厚纸板竖在桌旁，就权充祖先牌位了，全家人就对着这张红纸祭拜着，看起来也一样虔诚。姨丈家里书也不多，但和我其他外省同学家中一样，总有几本让我羡慕的书，譬如说他们书架上会有《胡适文选》、《朱自清全集》，或者蒋梦麟的《西潮》，我的本省同学家中很少有人有这些书，而姨丈还有一些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类令我同样垂涎的书，只有那些《应用公文实例》或《实用尺牍指南》，我试着读了几页，发现很难产生兴趣。
四姨丈令我孺慕向往的，不只是他随身带着流亡的一点「中华文化」碎片，还有他口中的故事，他会摸着我的头说：「宏志呀，长大了要像罗家伦一样，二十八岁就做北大校长…。」我当时不太知道这位「罗家伦」是干什么的，更无从知道我姨丈从来就「说错了」，罗家伦不曾当过北大校长，他妙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也不是二十八岁，而是三十一岁。但这句话里面的期许鼓励的意思，我是感觉得到的。
这些也都不打紧，他人的「别种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新鲜活泼的元素，刺激我们对「美好生活」有不一样的想像。这些新鲜元素当中，又以「饮食文化」最为实际而有渗透力。三姨丈和四姨丈都精于面食与烹饪，简单的材料在他们手中都有不同的生命。我们家中本来纯种的「台式料理」，如今有了新的想像。三姨丈跑来教我们做山东人的馒头、包子，和水饺，大开我们的眼界。四姨丈也有他很拿手的水饺，有一次过年，四姨丈把水饺皮擀薄，加入胡萝卜、菠菜、和蛋皮做馅料，发明了红、黄、绿三色晶莹剔透的水饺，让我们惊喜不已。
三姨丈、四姨丈是我们新得到的「外省亲戚」，这个交往过程是「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充满善意和感动的。事实上，在没有「蓝绿对抗」、「省籍情结」的操作之前，民间这种自然因为通婚、近邻、交友而得来的文化交流，大多是一些充满趣味和饶富人情的经验，很少有仇恨、敌视的交往。可能因为我们的身分地位，看不到真正大权在握、霸道横行的外省高官，位居基层的外省流亡知青，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之人，彼此相惜相敬，也是不难想像的事。
但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像我的三姨丈、四姨丈，我们通过他们，也窥见了其他外省人的生活与生命基调。我会在过年拜年之时，看见他们同样来拜年的同事或远亲，我们因而有机会同桌吃饭，听见他们用未改的乡音谈论着时事、国事、家乡事；我们也在这些短暂的相遇中，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情怀、与情操；这都是让我用「有血有肉」的方式，了解流亡在他们不曾想像的地方的这群失乡的人。更有意思的，我在这些点点滴滴的经验中，窥见了一个值得研究反省的「独特社会」：中兴新村。
在六○年代初次来到中兴新村的时候，我很讶异「它」与其他台湾农村乡镇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是它的「相貌」，我居住的乡下当时大部分还是四合院式的农村住宅，ㄇ字型的房舍围着一块晒榖场，农舍本身不是土角厝就是红砖平房；乡镇的街市商业住宅，最常见的是二层楼建筑的水泥房，基本上也是砖造的，富裕的店家或许有一块「洗石子」的地板或骑楼，那是比较稀奇的。少数的公家机关使用的建筑，有的用了旧有的日本木造房舍，像我们小镇上的医院；或者用了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洋楼，像我们当时的镇公所；只有我们小镇上富裕的农会，才用了四层的钢筋水泥「摩天大楼」…。
但来到中兴新村，它却有着大型公用建筑和大量的公园绿地；村界入口之处，不但有巍巍的牌坊大门，还有莲花池相迎；它完全没有商店招牌，却有美丽的街树和道旁花卉，红砖灰瓦的花园公寓整齐排列，秩序井然。那个时候，当然，我还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它是那么的「不一样」…。
对我来说，中兴新村给我一个「理想国」的感觉。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地景与建物看起来无不秩序井然，街道整齐干净，到处花木扶疏、宁谧安详，没有乱七八糟的碍眼建物（在这里看不到石绵瓦的铁皮屋），也没有露出破败之象的公共建设（每一座公共建筑都是新颖而端庄堂皇）。它不像我们农村到处有鸣声不断的鸡舍猪圈，更有各种水田池塘的堆肥烂泥，中兴新村对我来说，是一座「不食人间烟火」的全新市镇，它没有稻田菜圃，没有农家不可或缺的竹丛（提供日常生活使用的竹子和食用的竹笋），但它也没有我们小镇街市充斥的各种店招和商店，我不能想像它究竟靠什么生活？
我第一次亲履中兴新村是民国五十一年（一九六二），距离它的建设使用（一九五七）才不过五年，什么都是新的，倒是树木已经绿叶成荫了，不知道是保留了原有树木，还是移植而来？很快的，刚刚上学的我，就从学校老师以及其他长辈那里听来一些轶闻掌故，知道中兴新村是为台湾省政府的「疏开」而建设的新市镇，市镇的居民不是农民商人，全部是在各种政府机构上班的公务人员。我虽然没赶上战争，但听父执辈讲述「美军空袭」时老百姓如何「疏开」种种故事，对「疏开」略觉有些概念，对政府机关疏散到山间乡下的「必要性」也深信不疑。
了解中兴新村的居民不靠耕稼商贩生存，并没有解消我对它的羡慕与好奇，我在这个清洁美丽的小城看见另一种生活。譬如说，它有富丽堂皇的「中兴会堂」，那是一座纯白色巴洛克式的巨大礼堂。礼堂平日可能做省府大型集会的场地，但在周日，它又摇身一变成为播映电影的「住民娱乐场」，所有的省府员工，自然也包括我的两位姨丈，都能拿到若干电影券，周日下午，这座白色大礼堂充满嘉年华会气氛，门口那一片广大的绿地广场更成为住民放风筝、逗小孩、晒太阳的「中央公园」。
最让我感到神奇的是，当时的中兴新村从外表看，几乎看不到商店和招牌，也没有令人头疼的摊贩，但似乎居民生活上的各种需要都受到照顾。我的姨丈会带我们走往一个机关建筑，一个转角里我们会发现一家省府的「福利社」，它像后来我所认识的「超市」一样，供应着省府员工的日常生活所需，公务员们不一定用「金钱」来做交易，有许多「配给」的物资也在这里领取，省府员工的许多福利也都变成某种「票券」，凭着一张小纸条，他们有时候可以领到奶粉，甚至是一台电风扇…。但小时候的我期待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在福利社的一角摆着一只厚重的冰柜，姨丈会要福利社里的工友从中取出冰棒或雪糕，那冰凉浓郁的奶香美味，四十多年过去，我还觉得难以忘怀。
这里真的是一个神奇的自足社会，它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却又什么都不缺，在这里，什么都被照顾了，你有更多金钱也无处给你消费。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种「社会主义天堂」，在我想，它应该就长这个样子…。
所有的社会主义天堂，当然都是一种假象。就连中兴新村那种宁静美丽的「和谐社会」，底层也有六○年代台湾的专制统治与军事压迫。花木扶疏的街容与蝉鸣不已的环境，底层也掩盖着老百姓恐惧噤声的「社会控制」。
可是中兴新村还是都市计画史上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为了政治目的所建设的「人工城市」，完全没有自然发展的前提，它原有的乡村和丛林面貌被弥平了，凭空建造了一座排水良好、街道整洁的「上班城市」，有点像是今天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行政专区的布城（Putrajaya）一样。中兴新村这座「人工城市」几乎没有「自然城市」常有的缺点，因为它没有自然成长的痕迹，因而也就没有随着自然发展而来的违建、破坏、和脏乱，更没有因为私产所有权所带来的各种都市规划的难题与扭曲。它贯彻了建造者的「意志」，城市规划前的任何地理迹象都不曾留下（也许只剩地形起伏和远方山景），可见「清除」的彻底，它是没有历史的，它和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之中一夜之间迎风诞生的。
这座人工城市更反应了建造者的「想像」，它不像任何台湾的城镇，倒像是对美国郊区「花园城市」的向往与回应。它有莲花池和梅园，它有大片草坪和周边花圃，它有环山的绿荫道路和幽静的住宅巷弄，它有办公楼与宿舍，也有学校与医院。它的建筑并不取材于台湾乡间的红墙黑瓦，它的植物选择也不同于台湾乡间的绿竹茄冬，它立基于台湾乡间，包围在草屯镇往南投镇的路上，但它远眺欧美社会，想要脱离现实世界，投入另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中兴新村这种奇特的建造心理与建造哲学，纪录台湾某一个世代的政治雰围，后来它的发展命运诡谲，也和它的建造前提有关。台湾政治发展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冻省」行动，使得中兴新村一夕之间被「遗弃」了，它的功能也突然「终止」了，它原来数量庞大的公务人员一夕之间被分派到各种地方。政治上一个决定，城市也突然「时间停止」了。
这一刻，我回来参加姨丈的葬礼。车子一个转弯，经过了小公园，熟悉的巷道映入眼帘，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我知道我已经又回到魂牵梦系的旧地。几十年来，我去过的每个地方都变了，唯有中兴新村没有变。
其实它也变了。变得有一点衰败了，房舍的老旧沧桑浮现了，各种暂时使用的违建也横七竖八的生长了，昔日簇新的办公楼如今也褪色了，招牌与商店也变多了…。但其他台湾乡村都变了面貌，它却大致还和四十年前一样。
我来到位于新村山脚下的殡仪馆，坐在略嫌侷促的小礼堂里，丧礼乐队是穿着开衩短旗袍的辣妹，像「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正用胡琴、古筝等乐器演奏着不知名的哀乐，但曲子我愈听愈觉耳熟，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乐曲其实是放慢了速度的罗大佑《爱的箴言》，没多久又有一首曲子被我认出，那是放慢转速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台湾的世俗葬礼一向「与时俱进」，永远能够吸纳新的元素成为新的内容，和布袋戏一样。
坐在礼堂里，在哀乐缭绕中，我忍不住低下头想，台湾究竟该旧还是该新？或者用时髦的话说，台湾该「守旧」还是「创新」？从前这个题目容易回答，但今天这个问题可就难了，我们已经知道「历史」得来不易，我们不会轻易放弃任何已经拥有的东西。这个问题放到中兴新村来，我们应该怎么想？
中兴新村的建造理由与建造哲学是过去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可能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和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去对付某一个存在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再可能建造另一个「新村」了。但已经逐渐古老的「新村」怎么办？我们要拿中兴新村怎么办呢…？
我想起朱天心小说《古都》里的台北，一个恣意破坏记忆的城市，叫人想让记忆驻足流连也难。事实上，何止是台北，你回到台湾任何一个你成长的城市乡镇，你都会发现找不到昔日的故厝（已经拆掉了），甚至找不到昔日的街道（已经拓宽改建了），你可能也找不到旧日的学校或校舍、古庙或庙前的老榕树…，那些做为你记忆座标的足迹碑痕都已流转变换，你忍不住要问：「这是哪里？」甚至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过」。
比较起来，至少朱天心在小说中找到「对照组」是日本的京都，京都相对就是沉静安稳的存在，我们蜉蝣般的生命虽然不能丈量「千年古都」的意义，不过年复一年你重游旧地，发现古庙还在此，老树还在彼，百年老店也还在营业，你的心情因而是安定的。
但我这个「社会科学」的学习生，很快地就找到「同情」台北的理由，一种也许我可以称为城市的「社会动力学」。在我想，台北很难成为古都，是因为它还很「有用」，每天还在发展，而发展就是变化，发展就是破坏，它很难不成为一个破坏记忆的城市。只有一个城市「过去的地位」比现在重要，比未来重要，它才能有一部分「没有用」，它才能成为一个，唉，所谓的「古都」。我说的确实就是台南或鹿港那样的例子，它们过去曾经极重要，如今因为某种缘故不再撑得起原有的架构，台南不再是行政中心，鹿港不再是集货商港，它们原有的发展动能停住了，因而「变成」古都。
也就是说，包括日本京都在内，古都大多不是「自愿的」，它们大部分是被历史前进路线「遗弃」，失去了变新的动能（也就是使用的功能），它们就停在那里，时间冻结，成为某一种「过去时刻的胶囊」，也就是所谓的「古都」。只要给任何「古都」再度发展的动能，譬如苏州变成高新科技园区的例子，地产开发商就会像「使有机物腐败的细菌」一样，让你的城市立刻变了样，你得要费尽千辛万苦的力气，才能免于记忆被完全抹煞。我所说的「千辛万苦」，指的就是今天的欧洲各国，为了保存古城或古城区，他们必须拥有众多深知历史资产意义的居民，愿意为共同的文化遗产牺牲许多发展的机会，更必须放弃种种更动古迹与文物的自由，才能换来「主动的」（也就是「自愿的」）某种可以留住记忆的古城。
中兴新村就是一个被历史发展轨迹「遗弃」了的城市，它的动能突然间随着「冻省」而「冻结」了，时间往前走，台湾社会其它城市乡镇也都往前滚动，只有它留在原地，安静而且安定，变成了，呃，一种「古都」。
昨天还是全新起造的「新村」，今天就变成缓缓老去的「古都」，历史进程有时候未免也太捉弄人了。
但感伤有什么好处？我反而还庆幸台湾凭空掉下来一个「古都」呢。现在难道不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学习如何保护、保存一个古都的时候吗？
把中兴新村变成一个「现地博物馆」如何？这片占地广大、建设完整、充满独特经验的「古都」，是让我们看见城市如何由某种意志而生，又因某种意志而死的「田野实证」，它可以成为一个未来研究学习、体会理解的「完整个案」，在知识上的意义是不得了的。
有的人可能不喜欢「中兴新村」代表的国民党霸权时期的回忆，更看不顺眼它缺少政治正确的「台味」（要说台湾的Chinatown，中兴新村比台北市更有资格），但让我们宽阔大方一些，政治上台湾人早就得胜了，如今没有台湾人的「庇护」（blessing），没有人可以当选总统的，台湾人已经当家做主了，任何在台湾发生过的事现在全成我们的「文化资产」（不再是悲情记忆），昔日留下的孔庙是这样的意思，今日保留中兴新村也是这样的意思（千万别改它的路名、楼名，也不要拆掉那些如今看起来颇为尴尬的各种铜像）。
新村已经「古老」，我们要如何保留它的「古老」，而不至于「毁坏」？我们又要如何让它可以生活，可以观光，但又时间停止，不要再有变化？这当然都是颇有挑战的课题，台湾学习做一个有教养的国家，这样的课题绝对不可或缺…。
唉，我本来返乡参加姨丈的葬礼，为什么脑筋不肯休息，想起一座城市的生与死呢？
也许是我这位「外省亲戚」带给我的感慨，他诚实平凡的一生受到大时代的浪潮冲刷，也许一直有着「此身非我有」的沧桑之感，他曾经寄身在「反共基地」里一个奇特的「乌何有之乡」，无法回家，却在此地娶妻生子，落地生根，成为台湾社会的一员。他在这里慢慢重建起家乡的「滋味」（用台湾的食材做出记忆中家乡的菜肴），重建「家族法统」（一张红纸的祖宗牌位，以及他所相信延续香火的传宗接代），他在这里接受了民主的洗礼，眼睁睁看着国民党的垮台（以及变成面目全非的「台湾国民党」），最后他更终老于此，也葬身于此，他和蒋经国或马英九一样，「也是台湾人了」。
中兴新村，诉说的就是几十万流亡台湾各式各样的外省人故事，它像是个超大型「眷村」，但和眷村又不相同，它不是军队的文化，而是公务员的文化。中兴新村鲜少目不识丁的老粗，居住者大部分颇有文化与教养，但他们大部分也不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是在官僚体制基层讨生活的人，这样的生活不一定是他们的选择，但在那个战乱流离的时代，这是他们仅有的选择。
我的四姨丈走了，和他同时代的流亡朋友也纷纷走了，还没走的也很老了，我在葬礼上看到许多哀戚的老人，那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葬礼中的年轻人很少，冻省之后的中兴新村，连新一代的公务人员都很少了，现在这里是「人口移出」的地方了，和我的农村家乡一样，新血不会再来这样的地方了，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姨丈的时代和中兴新村的时代，都要结束了。
也许我们真应该听听小说家做为预言者的逆耳忠告，也许我们真应该为保留记忆做一点努力，这里恰巧有一个城市突然被遗弃，突然冻结成一个时光胶囊，突然有了成为古都的条件，我们要不要给「新村」成为一个不受遗忘、也不受破坏的「古都」的机会呢？
葬礼之后，我和二姐送已然老去却聪明依旧的阿姨回家，车子一个转弯，经过了小公园，熟悉的巷道映入眼帘，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走进巷道，房舍面貌也依旧，再进阿姨的房里，老式沙发铺着沙发套，简单的木头茶几上还立着热水瓶，家里的陈设恍若昨日，生活方式也停在四十年前，这曾经是我熟识的「一种台湾」，它也快要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我来送姨丈的最后一程，却彷彿送别的是一个时代，和一种存在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