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一九七○年代才刚刚翻开第一页，本名Kent Lavoie 的乡村摇滚歌手灰狼 （Lobo）的一首歌已经唱遍了全世界。
那首歌叫做〈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觉得音韵可爱，朗朗上口，全都跟着唱：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Travelin/' and livin/' off the land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How I love being a free man
我们是一群高中生，并不真的知道自由人是什么，住在全球文明的边缘角落一个叫台湾的岛上。世界上也真还没有人知道台湾是什么，除了一船船来台度假嫖妓的越南美军。台湾，是他们买醉前的东方幻想，宿醉后的蝴蝶春梦，以及战火弹片震撼中短暂的忘忧谷；台湾，也是他们的鸦片，疗愈他们疼痛无法拼合的肉体与灵魂，就像陈映真笔下〈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军曹巴尼一样。
因为有着这些夜醉街头的美国大兵，以及他们揽腰搂着的火辣浓妆台湾吧女，我们来不及清理内心的隐隐作痛，一些美国大众文化包括可口可乐与Spam火腿肉罐头、花花公子杂志及其折页女郎，以及美国告示牌流行歌排行榜（the Billboard Top 100），却也悄悄溜进我们的生活。
我们只是高中生，出外在街头逛来逛去，没钱看电影买东西，回家在笔记本中涂涂抹抹，或者是诗或者是画，满腹的苦闷无路可出，也不能拿世界怎样。披头的/"Love Me Do/"的天真时期已经过了，带着哀伤和吶喊的/"Let It Be/"刚刚为披头成团画下句点，我们没有赶上青年披头的黄金时代，我们是聆听Cat Steven的世代。
我们懵懵懂懂看着拼字错误百出的歌词，跟着美国告示牌排行榜逐首哼唱，反覆聆听盗版黑胶唱片〈学生之音〉里的破碎选辑，想捕捉当中那些远方隐约的革命暗号或灵修信息，但因为战争和学生运动都太远了，最后多半跌入情歌不知所云的伤感陷阱。我们曾经也以为灰狼罗伯是我们福音书的一部分，虽然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
即使是同时代的我们也还不认识彼此，认识同时代的人要等到很多年后。当时在台中读高中编校刊的我，一面也读着其他高中的校刊，（现在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处长）罗智成主编的〈附中青年〉就是当时全台湾最厉害的校刊。附中校刊里有一篇小说也叫〈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也是来自「罗伯福音」的启发。那是另一位在苦闷中成长的高中生张惠国写的，时隔三十五年了，我还清楚记得故事里青春期的主角五呎十一和他与朋友间百无聊赖的生活内容。伴随着歌词，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可见每一个世代都有某些音乐做为伴奏而成长的…。
吉他兀自继续铿铿锵锵地弹唱着，然后我们就各自长大了，进入台北一所知名的大学。我们来自全岛各地，靠海的和靠山的，通通都凑在一起了，所有原来只闻其名的校刊主编也都彼此相见了。虽然这些英雄豪杰多半见面不如闻名，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但也算是八方风雨会中州，好像有个美丽新世界正等着他们。（想想看，现在这些主编们都已年过五十，有的从政、有的经商，有些则成了名嘴或教授，有的甚至成了某件精彩香艷绯闻案的主人翁，际遇不同，但都头渐秃腹渐宽，不复当年苍白青涩的文艺青年了。）
新的年份仍然有属于它的伴奏基调，虽然那个时代我们人人初学吉他，弹到指尖流血长茧，但只能唧唧哼哼唱些和弦简单的歌曲，像灰狼罗伯的/"How Can Tell Her About You/"，就够手忙脚乱的了，但我们好像已经不能满足它太简单的讯息。同班同学廖爱听the Who，一遍又一遍观看电影版摇滚歌剧「汤米」（Tommy），忍不住困惑地夜里找我讨论，艰难地咀嚼并想像其中性爱与药物的气息。同寝室的诗人杨泽则爱听长笛手Ian Anderson领军的Jethro Tull，半夜强迫我听他的/"Too Old to Rock /'n Roll, Too Young to Die/"，并且诗兴大发，彻夜不眠埋首创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能在他笔记本里看到好几首正在发展诗作的残句和断片…。
我自己则是个没什么分辨能力和倾向的音乐杂食者，也难怪，乡下人进城，什么都感到有趣；我有时候爱听概念恢宏的Chris de Burg，有时候着迷于实验风的大卫．鲍依（David Bowie），弹起民谣吉他时却也不介意胸无大志甜美的约翰．丹佛（John Denver），我敲着吉他扯着嗓子唱着：
I had an uncle name of Matthew
he was his father/'s only boy
Born just south of Colby, Kansas
he was his mother/'s pride and joy
我只有叔叔叫阿憨仔，在乡下是个诚实而愚钝的工人，也许马修这种名字更像合适当一首歌的歌词。
唱歌的人并不同意，唱自己的歌的台湾民歌运动风潮其实也已经悄悄吹起，我目睹它的发生而不自觉。杨弦唱〈乡愁四韵〉的历史时刻，就在学校里的体育馆，我也在现场，但我只盯着台上一位负责打击乐器的美女；不久后，〈我们的歌〉和〈金韵奖〉的唱片也开始出版了。抱着吉他的齐豫，常常就坐在文学院天井的草坪上；更激进的李双泽也不遥远，同学相约到淡水去听歌，听的就是李双泽。其实一切风云已变色，像Scorpions的歌词唱的：
An August summer night
Soldiers passing by
Listening to the wind of change
时间从生命走过，一路上都有时隐时显的背景音乐，我只是都忘了。直到有一天，收音机里传来年轻音乐人兼广播DJ马世芳和张大春的对谈。马世芳彷彿是一个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他竟然在电台上介绍早期台语歌手文夏的音乐，而文夏正在做乡村歌曲的试验呢。我的时间一下子被推回到五○年代，回到基隆雨港的家乡，灯光颜色昏黄，声音也回到单轨温暖的真空管音色，家里那部据说是村里最早的三十三转唱机兼收音机，正流泄出美丽的声音〈台中州进行曲〉，邻居们躲在楼梯口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时间静止，乐音充满，那是另一个我魂萦梦系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