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说要来看孙子的消息传来，引起大家一阵紧张，新的消息又说阿雪会陪着她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家从北部雨港搬到中部山城乡下已经好几年了，在那样的交通不便与通信阻隔的时代里，区区二百公里的距离几乎就切断了我们与北部亲戚的往来，只能靠父亲偶而写信来维系一些连络关系，但渔村亲戚大多是不识字的劳动阶级，较频繁的书信往返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总是需要找到识字邻居的帮忙，才能读一封信或写一封信。
阿嬷要来的消息是怎么传来的？我也有点记不清了，也许是二叔的小孩，也就是我的堂兄，负责写的信。一开始的来信上可能也没说清楚阿嬷要来的时间与其他细节，我们也穷紧张了一阵。是呀，阿嬷年事已高，不识字，不懂看招牌，又不曾出过远门，她要怎么样自己一路换乘至少四趟不同的巴士和火车，才能从她的渔村到达我们居住的农村呢？
至于没有说确切时间，我们倒是可以想像的。阿嬷从来不明白「计画」是什么意思，她只会说：「找一天，我要去南部看大汉仔和孙子。」大汉仔（老大）指的就是我父亲，孙子就是我们了。但「找一天」就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了，一定是等到某一天早上起来，阿嬷觉得时候对了，气候也对了，她把包袱打理好，和所有屋子里的人说：「我要来去看大汉仔囉。」大家才会知道她找的原来就是这一天。
不过来一趟路途遥远的南部乡下毕竟是大事，渔村里的其他儿子、孙子说好说歹，说服她由孙子先去城里帮她买好火车票，又说服她由阿雪陪她同行，阿雪本来就是她最疼惜的身边人，阿嬷也就答应了。这样，第二封来信就告诉我们火车的日期和阿雪同行的消息，我们才放下心，松了一口气。
虽然阿嬷和阿雪清晨一大早就出门，我们也已经知道她们搭乘火车的时间，但那仍然是一场漫长难熬的等待。一趟从基隆到台中的平快火车足足要走超过六个钟头，而且不担保什么时候能到达，因为平快火车遇见任何特快车都得停下来等待，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有点看天吃饭的味道。
就算老小二人顺利到了台中，能不能顺利找到开往我们住的乡下的巴士，我们也不知道，何况每个火车站都有前站、后站好几个不同的巴士站，鲜少出门的阿嬷，和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阿雪，她们能在陌生的城市里找到那条卑微不显着的乡间路线吗？
可能是听到大人们心神不宁的议论纷纷，整个早上我的脑中也不断出现想像的画面：我彷彿看见阿嬷和阿雪天未亮就走出家门，阿嬷手里挽着包袱，阿雪抓住她另一只手臂，两人孤单站在无人的公路旁巴士站牌下，等候着车班稀少的前往基隆的公路局巴士…；然后我又彷彿看见阿雪扶着阿嬷在人潮汹涌的基隆火车站里，瞇着眼看着各种号志招牌，寻找她们应该上车的月台，摊贩的叫卖声和车掌的口哨声回响在她们的周围…；然后我又彷彿看见两人从台中火车站下车，吃力地走出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大厅，却又被车站外边更大的人潮海洋吞没，我彷彿看见阿雪在人群中不断向路人点头询问巴士站的位置，姿态和口吻犹如陈芬兰唱的〈孤女的愿望〉中的歌词…。
到了下午将尽的时候，等待的焦虑更深了，算算阿嬷她们上了火车也已经超过八个钟头了，顺利的话是应该要到了，大哥已经被妈妈二度派出去车站探望，但望穿秋水，还是不见阿嬷和阿雪的踪迹。
一直要等到天色转为金黄，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才看见大哥跑步回来，大声叫道：「到了，到了，阿嬷来了，阿嬷来了。」我们往道路远处看去，果然一高一矮的身影，矮小的阿嬷手里勾提着一个超大包袱，高大健硕、晒得黑黝黝的阿雪正搀扶着她，一步高一步低往我们的方向走来。
进了屋子，妈妈拧了湿毛巾给阿嬷和阿雪擦汗，并且端上泡好多时的茶水。阿嬷却急忙打开包袱巾摊在客厅桌上，里面拿出来的是一包包煮好的小管，和各种腥香四溢的大小鱼干，都是海边捕鱼人的东西，难怪包袱看来那么壮大而沉重。父亲咧着嘴呵呵笑，这些都是每餐无鱼不欢的父亲喜欢的家乡味，他可开心了，也不忘开口称赞阿雪：「阿雪愈来愈大，也愈来愈懂事了，也知道带阿嬷出门，走这么远的路。现在几岁了？」阿雪的圆脸羞得通红，低头小声说：「过年就十五岁了。」
妈妈陪着阿嬷坐在客厅，一位一位亲戚点名问着他们的近况：「春生仔现在怎么样了？」阿嬷答道：「娶某了，妳知否？娶隔壁庄的米店头家许明贤伊家的查某囝仔，上个月的代志。」妈妈也叹气接口说：「唉，也没有人跟我讲，也顾不到礼数，现在住到这田庄处所，亲戚朋友都断了消息。」
三阿姨在厨房里准备大餐，忙得不可开交，锅铲炒菜声锵锵锵不停地响着。年龄相近的两个姐姐把阿雪带走，叽叽喳喳指给她看烧水洗澡的地方和晚上挤在一起睡觉的房间。我一会儿躲在客厅旁听父亲、妈妈与阿嬷的谈话，一会儿跑进厨房探看三阿姨的烧菜进度，一会儿又去瞧瞧姐姐们和阿雪在做些什么。
但阿雪是我的什么人？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向同学解释。对我们来说，阿雪当然是一个「家人」，只是所有姨婶姪甥的称谓都不适用。妈妈依据年龄要我叫她「阿姐仔」，这姐姐既非堂姐也非表姐，她和我们家甚至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事实上她是一位时代末端的「媳妇仔」（童养媳）。
旧时候的穷人家，这当然包括我的渔村老家在内，他们觉得所有的婚嫁过程劳民伤财、成本太高，很难负担。与其养女儿十多二十年终究要嫁人，自己还要花聘金、聘礼去讨媳妇，不如拿女儿直接换个小女孩来，一面当女儿养，养大直接送做堆做媳妇，嫁女儿的嫁妆、娶媳妇的聘礼全免了，同样一番教养小孩的「工程」，省掉「换来换去」的许多麻烦，这在台湾还是贫穷移民社会的时代是很盛行的。台湾人在讲自己委屈的时候，用语里还常常说「好像童养媳一样」，可见原来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阿嬷仍然习惯「童养媳」的观念。她自己就是一位从小入门的童养媳，她把自己的女儿都送出去给别人家（我从小没听说有姑姑，因为姑姑都送人了，后来知道的姑姑都是长大再相认的），也去要来好几位预备给儿子做媳妇的女孩。阿嬷觉得这样做理所当然，但时代已经开始变了，童养媳不再「安于室内」，儿子也未必都肯直接接纳童养媳做老婆。至少，我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意外」，他在穷困的渔村中「意外」读了书，「意外」看见了外面的世界，「意外」谈起了「自由恋爱」，「意外」引发了家庭革命，他不肯和家中从小一起长大的童养媳成婚，坚持要有自己的选择。
家里的童养媳也一样，她们不再死守闺中，她们有的也上了小学，开始出外到工厂做工，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也有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甚至不惜逃离领养她的家庭。这一连串的意外，当然带给阿嬷「世界颠倒」的感觉，也带给她各种全新的背叛心痛和处理考验，她必须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智慧，才能在新旧社会中求得一种平衡。阿雪，就是她手中最后一个例子。
住在渔港老家不识字的阿嬷第一次出远门，跑到中部乡下来看我们，我们都很紧张，生怕她在路途中走丢了，幸亏有聪明伶俐的阿雪陪着她。我们焦急地等了又等，终于等到拎着大包小包的阿嬷和阿雪的身影出现在公路车站。
进了屋子，妈妈拧了湿毛巾给阿嬷和阿雪擦汗。随后父亲、妈妈和阿嬷在客厅聊天讲话，大姐、二姐就带着阿雪拿行李进了她和阿嬷晚上歇息的房间。大伙吃过热闹的晚饭后，阿嬷早早就进房休息了，我却一直还听见姐姐们和阿雪谈天的嘻笑声。
阿雪是一个童养媳，阿嬷从小把她抱来，女儿一样亲手养大，一直跟在身边，如今已经十五岁，比大姐和二姐稍大，是个懂事的大姑娘了。她皮肤晒得黝黑暗红，身体结实成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大，加上腰身粗屁股大，好像随时生几个胖娃娃绝无问题。阿雪说话很大声，总是扯着嗓门讲话，用语也超乎平日妈妈容许我们的粗鲁，但她个性开朗，笑口常开，乐于助人，别人有事她绝不袖手，很讨家里和邻居的欢心。
阿雪勤劳能干，清晨起来打水升火，家里大小粗鄙事都由她帮忙阿嬷打理，该缝的缝，该煮的煮，该扫的扫，什么事都难不倒她，她也做来开心愉快，没有一丝委屈。阿嬷和三叔、四叔住在一起，轻度智障的四叔没有娶亲，三婶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卧床，阿雪又没上学，全部时间都待在家里，反倒成了家中的劳动主力，阿嬷也很疼她。
既然是童养媳，照理说本来一定有一位预定许配的对象，但爸妈绝口不提，我也完全看不出来。许配给未结婚的四叔是太小了，可能原来的目标是要许配给二叔的小孩，也就是我的大堂哥，或者是预备许配给我的大哥也有可能。但时代已经悄悄变了，大哥和大堂哥都上了学、读了书，他们恐怕是比上一代更不肯接受一门被指定了的婚事。阿嬷说到这样的事总觉得惋惜怨叹，但她也明白现在勉强不来了。
一个已经没有「指定用途」的童养媳该怎么办？阿嬷淡淡地说：「已经养这么久了，有感情，舍不得还人家了，就当自己的女儿养了，不然要怎样？」
阿嬷这样的感慨已经不只「一代」了。阿嬷自己就是一位从小被送到祖父家门的童养媳，即使在她「媳妇熬成婆」之后，她仍然熟悉并且习惯「童养媳」的观念。她觉得穷人家不该养自己的女儿，因为养不划算，嫁也嫁不起，光是嫁妆的礼数就难以负担。经济上养女儿很难，娶媳妇则更难，因为聘订和婚礼都是非常昂贵的事，穷人家糊口已经感到艰困，那来的余力积蓄以准备聘礼呢？
阿嬷仍然习惯把自己的女儿都送出去给别人家，也按照她的理解要来了好几位预备给儿子做媳妇的小女孩。但时代已经开始变了，儿子们未必肯接纳家里一起流鼻涕长大的童养媳做老婆。我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抗命者」，他意外有机会出外读书并工作，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有了自己的想法，谈起了即将成为潮流的自由恋爱，不再想和命定的童养媳对象成婚。
儿子坚持要有自己的选择，但每一场家庭革命显然也都造成了一位没有归宿的童养媳。对阿嬷来说，童养媳从小养大，多年陪在身边，情同母女，她是舍不得再还人家了，也只好当女儿一样替她寻找归宿，仪式简单但也是规规矩矩地嫁出了门。养了童养媳，不但没有省到聘礼，最后还得奉上一笔勉力凑齐的嫁妆，这一盘生意是满盘皆输了。
有时候不是儿子不肯接受，而是童养媳不再「安于室内」。童养媳长大，却来到了「国民义务教育」的新时代，警察大人带着本子来家里开导，说每个小孩都得上学读书，不然就是犯法。童养媳也跟着上学读了书，识了字，心也野了，她也不甘心再嫁给家里那位一起长大的脏兮兮的臭男生，有时候一个不顺心，她就逃跑了。
既然童养媳的起因是「经济考量」，离家出走的童养媳对阿嬷来说，意味着一种「财物损失」，这对一个穷人而言是痛苦折磨的。这种时候，阿嬷突然变得表情严肃、意志坚强，她四处打听消息，丝毫不肯放弃。终于有一天，她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说女孩在板桥某处工厂工作，阿嬷立刻打理包袱，便动身去寻她。找到女孩时，女孩或者已经有了工作，或者已经有了男人，但阿嬷还是不死心，苦口婆心劝她回家，动之以情或者动之以理。女孩也有来自亲生老家的压力，毕竟当年许给人家是一个承诺，毁弃承诺会让亲生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所以大部分时候，阿嬷还都能说动小媳妇回家。
回家的童养媳通常能安静了一阵子，变得沉默而多心事。但离家一次最难，第二次便容易得多，她已经熟门熟路了，只要一有情绪波澜，女孩就又逃得无影无踪。阿嬷的反应仍是不生气，她耐心地打探并等待消息，然后再次出门去寻她，找到之后又劝回了家。
一次两次三次，妈妈也看不过去，忍不住说：「她如果不想住我们家，就随她去吧，找回来又跑，没完没了。」阿嬷还是叹气说：「从小看到大，呒甘呀。」
最后一次找到那位跑了多次的童养媳，她已经跟了人家，也生了小孩，阿嬷还劝她回家，童养媳哭说：「那我小孩就没妈了呀！」阿嬷说：「不然连先生囝仔一起都回来好了。」
阿嬷的想法是，如果童养媳跑了，那是财物的损失；如果她带回来一个先生，最好还有儿子，那家里增加了劳动力，那就算是赚了。这种「亲情算术」是对是错不好一言而决，但结果是小媳妇真的带了先生小孩回来，家里凭空多了一些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有时候家里要做一些事，譬如修缮老家的房子，全家各户一分摊，虽然过程吵吵闹闹，「人多好办事」，一下子也就做成了，阿嬷的远见，看来不是没有道里的。
我听了许多老家的童养媳故事，现在来到我们家的阿雪就是货真价实的一位，我是充满好奇的。阿嬷年事已高，阿雪几乎是贴身的看护，这位童养媳已经没有「标的」丈夫，阿嬷也舍不得还人家，留在身边像女儿一样疼着。阿雪也很听话孝顺，在家刻苦耐劳又肯做，大家都当她是不可或缺的亲人了。
陪着阿嬷来访的惊鸿一瞥，她们就回去了，我就没再见到阿雪。几年后，我突然听到妈妈对三阿姨说：「唉，阿雪跑了。」三阿姨也感到惊讶：「怎么会这样？那么乖的女孩。」
妈妈说：「她不甘心关在家里，央求要出去工作，让她去工厂，大概被男人骗了。」两人一阵唏嘘，三阿姨又问：「阿嬷有没有说什么？」妈妈说：「也吵着说要去找，但已经那么大岁数，不知找不找得到？」
妈妈低估了阿嬷的毅力了，不久之后，阿嬷在基隆找到了阿雪，已经和一位名叫春生的船员同居了，肚子也大到藏不住了。阿嬷还是劝回了阿雪，春生大哥也跟着住进了我们老家。
我再回渔港老家做客时，春生和阿雪已经是招呼我和父亲的主人了。他们的房间独立装潢过，老家其他房子还是泥土地和木头床，他们的房间则贴了磁砖，还有一只弹簧床，我无意中还窥见一台大同电扇和摆在床头的洋酒。但阿雪老得很快，几年前还是无知小女孩模样，如今是三个小孩的妈，丰满的胸部肥大下垂，脸上也开始有了皱纹。
最后一次听到阿雪的消息，那是办完阿嬷丧事后，父亲和叔叔们正在商量分家产的事，三叔说：「阿雪说她也要一份。」妯娌们开始七嘴八舌吵起来，有的骂她不要脸，又说她凭什么，有的说她：「根本就不是詹家的人。」父亲沉吟半晌，最后抬起眼脸，宣布似的口气：「她照顾阿嬷那么多年，她该有一份…。」
但我们老家童养媳的故事，到这里是最后散戏的一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