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如果中国的企业家是一群不知命运为何物的人，是一群不知敬天畏人、仅以一己私利之追求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那么，财富聚集到这些人手中无疑是暴殄天物，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公，是未来中国最可怕的危机。至少王石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存在。
“在‘笨笨红烧肉’之前，听我讲座的人最多有七八百，‘笨笨红烧肉’以后，居然就增加到了5000。”2014年的7月2日，在杭州良渚一间幽僻的会所里，王石用自嘲的口吻跟我说。对一个人而言，多么尴尬或难堪的事情，一旦能亲口说出来，便表明它已经“落地”了。
就在上周，王石先在深圳的北大汇丰商学院做了一场演讲，有5000多人到场，据说创下了一个纪录。然后他又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同题演讲，因报名者太多，在主会场之外还开了8个视频分场。王石的演讲题目是：底线与荣誉。
一
我最早关注王石，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那时，开在万科网站中的“王石ONLINE”可能是所有企业家网站中最火爆的一个。在首页的第一行便有王石引用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
我不知道王石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如此醒目地放在那里。
到2003年，万科创立将近20年，王石亲笔创作的《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二十年》，在秦朔的牵线下，由蓝狮子出版，从而让我有了第一次接近王石的机会。
在很长时间里，热闹的王石其实是一个很寂寞的人，不然他不会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做出那么多决然的事。他把亲手打造出来的万科集团几乎整个儿卖给了华润，道理上来说是为了套钱圈地，但作为上市公司的万科是否一定要“卖身买地”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王石大做减法，把旗下的万佳、怡宝和万博等都处在行业“Number One, Number Two”位置的公司统统出售，道理上来说是为了死心塌地做地产。可是这种“极端专业化”的模式是否必要，真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王石在房地产最疯狂的时候提出利润不超过25%，道理上来说是为了还社会一个公平、还企业一个“平常心”，但这种无法监控的承诺到底能否实现，或对行业成长有什么实际意义却仍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经营决策的角度来说，王石的这些动作都能够作为MBA的教案来好好地讨论，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些近乎疯狂的做法，可王石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做了。在溅起的一片片喧腾中，在无穷无尽的说法中，我们看到王石在聚光灯下一遍遍地解说、阐述、布道，而他的心却似乎在另一个偏冷的角落无声地睨视。海德格尔说：“当你们真的听懂我说了什么的时候，你们就完全地错了。”我看王石，每每有这样的感受。
喜欢登山的王石，曾与友人有过一些对话，在那一时刻，登山者王石和企业家王石似乎在描述他对生活和职业的共同感受：
“登山是一个后悔的运动，一进山后，马上就会出现头晕、恶心等高山反应，感到后悔。”
“身下就是深渊，令人不寒而栗！因为难度大，上攀的队员挤压在这里，有的费一个小时才能通过，见到这种情景，瞬间产生恐惧感。”
“那个时候在顶峰上，一方面是因为太疲惫，另一方面是因为缺氧，人有点麻木，所以没什么崇高激动的情绪。”
我喜欢这样的对话。因为在这里我们听得到血液流淌的声音，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这个貌似喜乐、倡导丰盛人生的享乐主义者内心所有的寂寞、恐惧与不安。人对天理、命运的敬畏，并不仅仅表现为顺从，而应该是一种清醒的对话，是向上成长的渴望，是与未知对抗的坚决与愉悦。
二
这些年，我们经常听到关于王石的种种议论：有说王石的潇洒是装给别人看的，他是在为万科做免费的广告；有说王石其实很专断，他是万科集团里唯一的一只“猫”；有说王石老早就已衣食无忧，他是在天下人眼前演一出戏；还有的甚至说老王其实有“心脏病”，必须不断地爬山才能锻炼心肌……当一个人渐渐变成一则传奇，种种江湖流言便开始如牛奶般地漫渗开来。
关于这些流言，很少有人会与王石面对面地“对质”，但我认为它们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是某种公共评论的隐喻。在很多时候，一个公众人物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符号，它寄托了人们对某一种信念及生活方式的认同或否定。作为一个商业文化的观察者，我更愿意以一种常人的心态来揣测王石的动机，在某种意义上，王石好像有着一种很深重的“病人情结”。
王石把万科当成了“病人”，它超速长大青春激荡，病疾不断常常莫名发作，因而必须时时警觉，日日维新。王石把房地产业当成了“病人”，它暴利惊人游戏诡异，充斥着令人迷失的金色陷阱，因而必须让欲望遏制，令心智清明。王石把他自己当成了“病人”，在没有约束、众星捧月中又有多少人能找到自我？王石把这个时代也当成了“病人”，物欲横流，价值多元，到底什么是人们真正的渴望？
因为有“病”，所以有所敬畏。在这些年里，我接触过无数的企业家，他们往往是匆忙的，是焦虑的，是愤懑的，是自傲的，是勇敢的，却很少是快乐的，是阳光的。我不知道，天籁寂静之际王石是不是快乐，可是，至少他让我们“感觉快乐”，感到他面对命运时的畏惧。当他决定让自己的人生以如此多彩而透明的方式铺陈开来的时候，便意味着他的获得和放弃已经超出了职业的范畴，而更带有人生历险的趣味。
我想，我对王石的这些解读，大概都是错的。当这个人如此独特地行走在拥挤、奢华而乏味的中国企业家走廊上的时候，我宁愿那么错误地深信他代表着另一种生活的姿态。我一直以为，如果中国的企业家是一群不知命运为何物的人，是一群不知敬天畏人、仅以一己私利之追求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那么，财富聚集到这些人手中无疑是暴殄天物，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公，是未来中国最可怕的危机。至少王石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存在。
三
从2011年开始，王石游学于哈佛和剑桥，每年只在寒假、暑假归国，“被大家牵着热闹一阵子，然后再飞回去读书”。他的英语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哈佛期间，除了听课，他还开设一门叫“企业伦理”的选修课程，也就是说兼有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双重身份，现在，《企业伦理》也成为王石正在创作的一部书稿。此次在杭州见面，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想要创办一个“中国企业案例中心”，专注于中国公司管理案例的研发：“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其中，民营企业的数量还会增加，可是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回答什么是‘中国式的管理思想’，这太让人着急了。”
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王石的身上呈现出越来越浓烈的公共气质，在某些时政话题上，他的勇敢让人有点吃惊。2013年以来，在中国商业界发生了一次“企业家是否应该‘在商言商’”的大争论，王石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商言商”绝不是不谈政治、不谈国是：“我首先是个公民，公民就有公民权，我是可以谈政治的；其次我是个商人，我当然关心工商业阶层面临的问题……在我本人是从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的一个过程。商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不高，但作为商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定位有判断。工商业者一方面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这个行业，别人怎么尊重你？所以商人要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尊重、承认和喜爱。”他的这些表述，带有很鲜明的阶层代言色彩，这恐怕也是他最近受到很多企业界人士尊重和欢迎的原因。在深圳、上海的演讲中，一向缺乏娱乐精神的他不但几次拿“笨笨红烧肉”开玩笑，甚至不再避讳岳父的高官背景。“如果我当年利用了家庭的政治关系去拿地，那么，今天我还能站在这里吗？”在很多人听来，他的这个反问，是成立的。
王石创立万科，到2014年刚好30年，在熟悉他的朋友们的眼里，他与他创立的这家企业似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成长路径。就万科而言，是一家少有的、从很早就试图用西方的那一套管理制度来治理企业的中国公司，因这一偏执的坚持，万科的经理人制度和公司文化表现出非常鲜明的美式特征。但就王石而言，他却没有恪守以绩效主义为“根目标”的西方经理人文化的传统，十多年前开始到处爬山，近年来又把大量时间投注于公共事务，在他的身上散发出传统中国士大夫的那种家国气质。
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中，今天的王石似乎很接近雷蒙·阿隆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在职业活动之外，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参与上应担当“介入的旁观者”的责任。阿隆的这一定义出现在二战之后，一度引起非常大的争议，而今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事实上，即便在西方世界中，企业家阶层中符合阿隆定义的人也非常罕见，仅有的少数人都出现在媒体界和金融界，如亨利·卢斯、索罗斯等人。相反，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则涌现过不少类似人物，如民国的张謇、卢作孚、丁文江、陈光甫，等等。这一现象似乎从来没有被认真参照研究过。
四
在“底线与荣誉”的演讲中，王石用亲身经历向同为商业人士的听众们提出了一些有关底线的感想与建议。它们包括：
——我说自己不行贿，很多人不信。不信，我也要不行贿，时间久了，就有人信了。大家信了，底线就出现了。
——我们在中国是底线的事情，在美国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一切很容易。
——坚持底线会马上见效吗？不能。但是你坚持底线，你坚信这个市场是规范的，是成熟的，它一定会按照规范、成熟地来对待你。
——即使你的自行车被偷了，再紧急，也不能偷别人的自行车，这就是底线。
这些大白话，说出来貌似挺容易，但是，要信这些话，并不容易，要做到，更不容易。这也是很多人去听王石演讲的原因。
最后闲话一件连王石也不知道的事情：2012年年底，“笨笨红烧肉”风风火火地闹上了新浪微博及全国各大报刊娱乐版头条，王石的朋友们都很焦急。那些天，我在巴厘岛度假，恰巧冯仑也在，他漏夜赶到我住的酒店，坐下来只问了我一句话：“你说王石还能回来吗？”
我记得那夜的海浪声很大，我们的交谈急促而没有着落。现在，冯仑的问题似乎找到答案了：有底线的人，迟早都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