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2008年发起干了一件那么漂亮的事，它很平凡，很渺小，对世事的改变也很缓慢，但真是这个国家少有的美好事物之一。
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每到春节前后，家里总会收到一只寄自四川的大包裹，里面满满的都是腊肠、酱鸭及晒干的花生。寄件人叫周开洪，是四川安县黄土镇方碑村农民。
方碑村地属绵阳，在2008年的“5·12”大地震中，全村95%的房屋毁灭性倒塌，13人死亡，190名学生无处上课。在灾后重建中，我的师友、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何志毅教授自告奋勇，决意用“教授的办法”帮助方碑村农民。在近半年时间里，他十余次赶赴方碑村，在那里前后调研数月，拿出了一份“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
何志毅的这个重建计划不是简单的慈善捐款活动，它是一个经过仔细设计的、带有强烈学术特征的援助方案。它的核心内容是：发动一个城市家庭以1万至2万元的无息借款，帮助一户受灾家庭重建倒塌的房屋，受助家庭在5年内逐年还清这笔借款。出借人、借款人需签订借款协议，而方碑村的村委会则作为第三方担保。根据协议，借款农民必须承诺专款专用于灾后房屋重建，在借款时自愿将自家的宅基地土地使用证和新建房屋房产证抵押给村委会，如果不能按时还款，愿意把自家的可耕田地全部上交村委会管理，直到还清借款。此外，村民之间还签订了“五户联保”的约定。
何教授设计的这个协议，跟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搞乡村银行的制度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五户联保”约定直接来自于尤努斯的启发。乡村银行就是让穷人结成五人小组进行贷款，利用一层层的信任——邻里亲朋的信任、银行对穷人的信任——提高还贷率。“一帮一”重建计划不仅仅是简单的扶贫，而是立足于重造农民的生产自救能力，建立城市借贷者与乡村承借者的经济契约关系，并通过建立乡村信用的方式来维持其可行性。他在方碑村调研时发现，虽然村民受了灾，但他们都是有自尊的人，他们更能接受“借”，而非“给”。何教授对我说：“那些愿意借款的城里人大概都不会想要把钱拿回去，所以，5年后，农民还回的钱将成为方碑村的共同建设基金。”这真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何教授一向以行动力出名，这一次的方碑村重建也完全有赖于他的奔忙与鼓动。他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中刊登了一份恳请信，信中说：“我恳请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演讲的受众、我的书和文章的读者，恳请你们参加‘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方碑村试点……我恳请你们，还因为他们是中国最基层的人群，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祖先都是农民，我们只是先进城了一步；还因为，中国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仍未改变，其实我们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亏欠着农村人。有人说，农民借了钱不会还，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如果有人不还，我可以替他还，但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在大半年时间里，跟何教授一起奔波此事的还有：南开大学的白长虹教授，北京大学的王立彦教授、张红霞教授、王其文教授、张俊妮教授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颜世富教授。
而我则作为何教授的前同事——我曾在他主掌北大企业案例研究中心时，受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自然成为他广泛招揽的捐助人之一，我认捐2万元，收到了一份红色的聘书——这也许是我收到的最特殊、也最可骄傲的证书：方碑村的村民委员会聘请我为荣誉村民。
2009年的1月22日，由这个计划援建的首批永久性农房举行了交付仪式，我带着太太和女儿一起前往方碑村见证这一时刻。在教授们的努力下，有170多人成为方碑村重建计划的借款者，受益农民215户。
在方碑村，我第一次见到了对口援助的周开洪。他是一位1966年出生的农民，在大地震中，房子和农田被彻底摧毁，幸好家人无恙，但已一贫如洗。在政府帮助新建的临时砖瓦房里，仅一张破旧的四角方桌、两床老棉被而已。他的儿子周强将在这年参加高考，但是一切的经济来源已全部丧失。我太太当即答应，每年再捐助1万元学杂费，直到周强学业结束为止。老周是一个极其不善表达的人，讲着一口难懂的绵阳方言。
后来的几年里，各人的生活如同方碑村前的那道江水，在自己的河床里平静地流淌着。
何志毅在绵阳招募了两位年轻的志愿者，联络方碑村和各位捐助人，每年通报重建和资金使用情况。到2013年，“一帮一”重建计划的还款日到期，100%的方碑村农民按协议交还了借款，而100%的捐助人又承诺将所有资金滚动投入于方碑村的新一轮乡村建设。
精力旺盛、不肯消停的何志毅教授也离开了上海交大，他回到家乡福建，在那里平地起家，筹办新华都商学院。他在2008年发起干了一件那么漂亮的事，它很平凡，很渺小，对世事的改变也很缓慢，但真是这个国家少有的美好事物之一。
周开洪的新房子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成了，他养猪、养鸭，在滩涂地上种花生，日子渐渐富足了起来。周强顺利完成了4年的大学学业，辗转在成都、长沙及贵阳一带打工，有一年还把腿摔断了，弄得大家一阵紧张，现在，小伙子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在湖南和贵州的销售代理。
从2010年起，每临春节，老周就会往杭州寄土产，全是自家地里种养的东西。他还用上了智能手机，2014年秋天，我去四川讲课，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还是那口难懂的绵阳方言，声音很大却听不太清楚：“你啥时候再来方碑村看看呀，村口的大桥快要通车了。”
此刻，是2015年2月18日，很快就要过大年夜了。周开洪寄来的腊肠和酱鸭被挂在了阳台上，又重又丑，却让人心生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