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熊熊烈焰中，你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抢出来的唯一财产，不是椅子、电器或账本，而是你的信用。
2005年，我去天津寻访孙宏斌，那时，他是中国企业界新晋的“最大失败者”。
孙宏斌于1994年创办顺驰。2002年之后的两年里，顺驰由一家天津地方房产公司向全国扩张，成为房地产界最彪悍的黑马，气势压倒万科。然而，在2004年二季度的宏观调控中，顺驰遭遇资金危机，孙宏斌被迫将股份出让给香港路基，构成当年度最轰动的败局新闻。
一开始，孙宏斌答应接受我的约访，然而在最后一刻，他派出了一位老同学接待我：“什么都可以问，我都会如实答，不过宏斌不愿意出来。”在一周的时间里，我先后访谈了地方政府官员、银行、媒体记者以及顺驰的几位高管，渐渐把成败脉络摸索清楚了，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有一种预感：孙宏斌还可能重新站起来。
预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企业即将崩盘的前夕，孙宏斌很好地维护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解决了与银行的债务问题，对那些遣散的员工也尽量妥善安排。也就是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孙宏斌唯一竭力保全的资产是信用。
孙宏斌是一个个性极度张狂和偏执的人，顺驰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这一秉性有关，可是，他恰恰又是一个重视个人信用的人。
所以，在写作顺驰案时，我最后谨慎地添上了这么一段话：“这位在而立之年就经历了奇特厄运的企业家，在四十不惑到来的时候再度陷入痛苦的冬眠。不过，他只是被击倒，但并没有出局，他也许还拥有一个更让人惊奇的明天。”有趣的是，这段文字居然灵验，孙宏斌随后创办融创，在2009年的那拨大行情中顺风而起，并在2010年10月赴香港上市。
后来在课堂上，有同学好奇地问我：你是怎么看到孙宏斌可能复起的？
我说，因为我看到，当顺驰作为一个企业组织难以为继的时候，孙宏斌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信用并没有同时破产。对一个创业者而言，最重要的、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是产品，不是技术，不是人才，甚至不是资金，不是所有看得见的资源，而是最为无形的——信用。只要一个人的信用没有破产，那么，他在商业世界里便还有立足和翻盘的可能。因为，人们还愿意给你机会。商业，其实就是一个与机会有关的游戏。
在逐利的商业世界里，失败者往往是不容易被再次接受的，所以，有可能重新站起来的人少而又少。而那些极少数者之所以能够卷土重来，最大的原因是，当他们的物质王国崩塌的时候，他们的个人信用却被顽强地保全了下来。
在企业史上，有另外几个人的故事可以互为参照。
与孙宏斌的经历颇为近似的，是巨人的史玉柱。他倒在1998年的那次经济危机之中，企业同样亡于资金断裂。史玉柱仓皇北上，躲到江苏的一个小县城里重新创业，而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如何还掉在珠海欠下的那笔债。几年后，他因脑白金的热销重新站起，赚钱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刊登广告，寻找当年的债主们。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尽管史先生的营销手法让很多人颇为厌恶和不齿，但是就商业运营而言，他确乎是一个“信用不错的人”。
与孙、史两人相映成对照的，是无锡尚德的施正荣。
施先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留澳光伏博士，2001年回家乡无锡创办尚德电力，当地政府给予了资金、土地和税收等全面的大力扶持，尚德一度成为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施正荣也当过“中国首富”，风光一时无二。可是到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光伏产业遭遇寒流，尚德处境非常艰难，市值蒸发上百亿元。然而就在如此危急时刻，施先生率先逃离火线，他拒绝与地方政府合作拯救尚德，更通过自己控制的个人公司掏空上市公司资产。到2013年，尚德宣布破产，无锡市政府被迫以极大的代价接下一个烂摊子。我去无锡调研时，人人耻谈施博士。
有报道称，今天的施正荣仍然是一位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隐形富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企业家信用已然彻底破产了，在他的有生之年，恐怕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再做成一单生意。
创业是一个幸存者的游戏。所有的创业者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就如同一幢房子，很可能会突然着火，在熊熊烈焰中，你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抢出来的唯一财产，不是椅子、电器或账本，而是你的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