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
一
因为是一个商业史的观察者，所以我常常被人问及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过去20多年的中国变革的？”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用一个假设的情景来讲述。
假如，有一个叫“中国”的东方城镇。
20多年前，那里的房子都白墙黑瓦，家家门前有条小河，房子和房子之间有雨廊相通，镇上的人们都互相认识，生活单调而均贫。人人都有一份轻松而可有可无的工作，只要没有太大的天灾人祸，每个人都吃得上饭，但是却不会有太多的积蓄，大家都穿着俭朴而类似的衣裳，和气而单纯。整个城镇只有一个十字路口，商店均简陋而干净，所有的货物都是配给制的，要凭票才能购买。天空晴朗而万物寂寥，对物质的欲望是一种受到谴责的“不道德观念”。
后来，城镇里出现了一些不安分的人，他们悄悄地在街头摆摊，贩卖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新奇的小货物。镇上那些严厉的管理员到处追赶这些人，收缴他们的货物，把摊子踢翻在地上，因为他们太龌龊，太不守规矩，也与原来的秩序太格格不入。可是，这些人赶不胜赶——他们摆出来的小玩意儿实在是吸引人，让所有的街坊们都眼睛一亮，都愿意出钱买回去。这些人越来越多，声响越来越大，金钱居然向他们聚集，他们原本是城镇上最被鄙视和嘲笑的人，可是不久后，竟成了最有钱的人。这实在是一种很让人尴尬的事情。到后来，他们不仅穿上了鲜亮的衣裳，竟还有钱收购街上那些生意清淡的铺子了。
城镇管理员的想法也悄悄发生了改变，他们觉得让城镇热闹起来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于是，他们自己上街摆摊、做生意赚钱。尽管他们拥有无人可比的好位置——街上那些最好的商铺可都是他们的，还可以自己设定管理规则——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他们可以规定只有自己的店铺可以卖凉茶，而别人则不行，可是他们始终不是小商小贩们的对手。他们的摊铺过不了多久就被打得稀里哗啦，他们经营的生意先是在城镇的边远地带被击溃，几年后，连镇中心地带的店铺也经营不下去了，这真是让人头痛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另外城镇上的一些有钱人也赶来这里做生意了，他们带来一大堆镇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新奇好玩的货品。街道变得异常的热闹。因为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老的街道要被拓宽了，那些妨碍交通和交易的牌坊之类的东西都被拆除，所有的事物都变得乱七八糟。原来的那些规矩都好像不太适应了，可是新的制度又还来不及建立，于是，一切都显得混沌不堪。安分守己不再是美德，那些善于钻营和不安现状的人成了这个社会最受欢迎的人群，有时候，连豪取强夺的行为也被容忍了。
又喜又忧的管理员开始寻找新的办法。当一个城镇开始繁荣起来的时候，最值钱的资源当然就是十字路口附近的那些土地和商铺了。谁拥有了它，便也就拥有了财富的源头。于是，管理员转变思路了，他们开始寻求结盟。土生土长的小商小贩是他们从来就瞧不起的，外来的、财大气粗的商人成了最合适的盟友。
于是，新的游戏开始了，管理员把自己名下的、位置最好的土地和店铺陆陆续续地拿出来，跟外来的商人们合在一起。这真是一对天作之合，他们中的一位拥有全镇最好的资源，还可以制定规则，而另一位则好像有用不完的钱，还有舶来的好工艺和最鲜亮的货品。于是，他们渐渐成了这个城镇的新主角。那些本地的小商贩们尽管还在不断地壮大，可是他们始终抢不到最好的位置，更要命的是，还有很多货物是他们不能经营的。谁也不知道这种情景到什么时候会有改变。
现在，这个叫“中国”的城镇正在翻天覆地地变化中。
原本只有一个十字路口的繁华区，现在已经扩散成了很多个商业地区，街上的货物一天比一天丰富，人们的日子也真的富足和好过了不少，它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中心。与此同时，原本清洁的天空现在变得灰蒙蒙了，因为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喧嚣的大工地，到处都在尘土飞扬地拆旧房子、拓宽街道、开建新的店铺，每天街上都会出现新的招牌和新的货物，一切都是那么的欣欣向荣、那么的忙乱。
20多年前的那种清淡而悠闲的生活早已一去不复返，那些漫卷着诗书无聊行走的人们早已不见了，每个人的神情都很紧张，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走路的速度比以前明显要快多了，连说话的速度和态度也大大的不同。态度和气的街坊也消失了，因为人人都是生意客，每个人的身份和价值都跟他的财富多少有关，这好像是另外一种单纯。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叫“中国”的城镇真的是与30多年前大大的不同了，每个身处其间或游历到这里的人都很好奇于它的未来。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
每当我用这样的方式讲述中国变革的时候，听的人都会面带微笑而觉得有趣。
二
1902年，安德鲁·卡内基已经很老了。两年前，他将自己的美国钢铁公司与J.摩根实现联姻，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直到这时候，他也还没有搞清楚，到底财富给自己带来了什么。从一个纺织女工家的穷小子到世界首富，卡内基打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钢铁帝国，也涂抹出一个吝啬、冷血、没有任何知心朋友的生命图本。这一年，67岁的他开始频繁出入教堂，在那里的某一天，他突然开始醒悟。他的传记作者奥尔·亨廷顿写道：“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识到，是上帝派他来赚那么多的钱，所以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把它们都还给上帝的子民们。”老卡内基把他的余生都投入慈善之中，今天在美国各地，你到处可以看到卡内基捐赠的图书馆、博物馆。
我们为什么要赚钱；我们想要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什么？对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问题。
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中国区总裁，在他的努力下，这家公司在中国获得了显赫的成绩，而前年年初，他突然宣布辞职，然后独自一人去台湾当一名传教士。在离开大陆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告诉自己的朋友们，“我上半辈子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让我从今天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快乐”。
我很羡慕这位朋友，至少就他个人而言，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对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
百年的积弱和贫困，使得今日的中国依然处在一个创富的激情年代中，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以财富为标杆，所谓的智慧、快乐与价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而伦理、道德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它们的底线往往可以被轻易地击穿。
今天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国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相比较。美国心理学家尤维·吉伦便认为，这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商业社会。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期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虑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今日中国人与美国人最大的差异在于，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空间，缺少精神慰藉的空白，这将导致因商业生存而被扭曲的普世价值伦理无法得到应有的修补。有一年，我去波士顿的燕京学社拜访杜维明先生，他提醒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社会，但是，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这里到处是尖顶”。他所谓的“尖顶”，是指遍布全美各地的教堂，人们每至周末便全家到那里去做礼拜。
我能理解杜先生的解读，他最近在华人世界倡导“儒家学堂”便也是企图建造一个“东方式的尖顶”。只是他的努力因为缺乏响应而显得那么羸弱。
我曾经去过北方的一片森林：40年前那里郁郁葱葱无涯无际；20年前，人们开始大量砍伐建厂，当地的居民走上了小康的道路；5年前，林木锐减、水土流失，自然环境急速恶劣，一些赚到钱的大户开始纷纷外迁；1年前，当地人开始大面积种树，试图恢复原貌，而据说，要恢复到20年前的模样，大概需要100年时间。
天下轮回，大抵如此。每一个人生、公司、国家和文明，确乎是有“报应”的。如果没有清晰、超然而有规划的生命观，那么任何财富追逐的结果都将是灰色的、茫然的。这样的话题，对今天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那么的陌生，但是我想，可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变得百分的醒目。我希望穆罕达斯·甘地式的观念能成为普世的生命观。这位终生节俭而倔强的印度人将下列现象称之为“可以毁灭我们的事物”，它们包括——没有规则的政治，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个性的知识，没有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信仰。
三
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巨变和戏剧性的大时代而感到幸运，但是，说实话，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我希望它快点过去。我希望那些貌似古板而老套的价值观重新回到身边，它们是——
做人要讲实话，要有责任感，敢于担当；
要懂得知恩图报，同时还要学会宽容；
要学会关心别人，特别是比你弱势的那些人；
一定要敬天畏人，要相信报应是冥冥存在的；
要尊重大自然，而不要老是在破坏中攫取；
要相信自由是天赋的，谁也不能剥夺。
人生的确有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事情，比如陪女儿玩半个小时的积木，或与太太冒雨去看一场午后电影。
我希望它们一一回来。因为只有与它们相伴，财富才会真正地散发出智慧和快乐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