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怀疑和破坏，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相信和建设，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90多年前的自己？
每年的此时此刻，太阳都将如约升起，初夏的空气中升腾起焦灼而骄傲的气息，城市里所有匆忙的人们都暂停脚步，纪念自己的青春。
96年来，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都一起回望。
作为最普通的国之青年，算来，我已经度过了30多个青年节。
第一次有资格过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仿佛沐浴一场成人礼，有特别的神圣感，那些遥远而傲岸的名字像一面面旗帜在远方飘扬。在后来的很多年里，那是一次次神秘的眺望，它与理想、牺牲、国家利益等同在一起，成为生命中最激越的那一个时刻。
后来，我开始了解那一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熟悉每一个伟大名字的生命历程。我突然发现，他们也是矛盾的、焦虑的。他们也是一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更多的是中学生和小学生。就如同所有的青春都没有蓝图一样，那些决然的行动背后飘荡着同样庞大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并没有在一场运动后烟消云散，相反，它们缠绕了这些人的一生，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这个国家最迫切的成长命题。
再后来，我在广场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中国。我发觉，那一场学生运动其实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运动，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如果没有商人、军人和工人们的支持，它将不可能产生如此爆炸性的影响。
再再后来，我在中国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坐标。我看到，同样是在1919年的亚洲，另一个饱受屈辱的文明古国印度也发生了一场伟大的运动。一个叫甘地的律师发动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以一种更温和却同样坚定的方式唤醒了自己的国家。
20多年来，“五四”在我的心目中，反复重现、印证、颠覆和重构。而我的这种体验，可能发生在过去90多年中所有的中国青年身上。1919年的5月4日，就像一列灯火辉煌的火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晕眩感，从彼往后，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悬念的使命。
此时此刻，我开始猜想，如果90多年前的那个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慨。他会看到什么在进步，什么在停滞，什么在倒退，什么变得不可思议，什么变得面目全非；他会相信什么，还是一如往昔地怀疑一切？
我继而猜想，什么是青年？
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可笑。不过，就在今天，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青年是一个生理名词，还是心理名词？青年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还是指国家的某种气质？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中心广场上，纪念碑的塑像都是由青年担当着主角，他们往往目光如火，纵身向前，呈现出呼啸呐喊的身姿。可是，这就是国家成长的全部内涵所在吗？如果说，青年将拯救我们的国家，那么，谁来拯救青年？
这个国家的青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是十分骄傲的，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突然发觉自己成了东亚病夫，那种焦虑和狂躁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呼啸革命成了集体的选择。
觉醒是一个痛快而痛苦的过程，因为梦想不再，而觉醒的方式和道路却是模糊和多样化的。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之青年所面临的中国命题，与1919年相比，仍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进步在于，90多年后，我们不再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我们更加相信建设的力量，开始学习理性和妥协。
中国近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30多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经济的和平崛起中，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的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未来30年、60年乃至90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以纪念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失去愤怒、怀疑和前进的破坏力。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怀疑和破坏，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相信和建设，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90多年前的自己？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1969年，那是共和国最混乱和迷茫的时期，文攻武卫，举国狂躁。21岁的北京地下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相信未来》：“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10年后的1979年，另一个笔名叫北岛的青年遥相呼应，写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这就是青年的力量。这就是正在进步的理性力量。
90余年中，每一场青春，最终都流离失所，充满了种种的挫败感。
然而，90余年间，在这个地球上，唯一生生不息的，正是野草和青年人无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