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不知道我现在在采访你，会把你说的都写出来？”
“那你还跟我说这些？”
“没关系，这也是我经历的一部分。”
“回了国，很多人会把你视为英雄，当做偶像的，他们要知道你杀过人，心里会很矛盾的。”
“我没想过当什么英雄、偶像，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我只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跟我的梦想比起来，那些想毁掉它的人只配吃一颗子弹。”
“你不担心自称‘杀人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我说我开枪打死过人，就真开枪了？我在外面十年，到过九十多个国家，我什么时候开的枪，在哪国开的枪，我的枪呢？法律是讲证据的。”
采访是偶然遇上的，当时，我在墨西哥旅行，当地朋友告诉我有个叫郭大浩的北京人，骑自行车周游世界，出来十年了，现在正在墨西哥城等美国的签证，问我想不想聊聊。我说，好啊。于是，朋友便安排我们在一个购物广场里的星巴克里见了面。整个下午，我们靠在窗户边上喝着咖啡聊着天。我一直犹豫，要不要相信郭大浩的话并把它们写出来。
“我说我的，你写你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乎的事儿太多，活得就会平庸……”他这么鼓励我。
二
黑暗中骑车危险，他拦了辆车。他请车上的人把自己带到山下那个加油站，他准备在那里过夜。上车后，“好心人”露出了凶相，那两人让他把钱都交出来。他说钱在后备厢的包里，跟自行车在一起。其中一人下来打开了后备厢的盖子，他假装翻包取钱，然后乘其不备迅速从车架的管子里拔出了隐藏的武器——一根削了斜面的钢管，毫不犹豫地戳进了那人的胸膛，血从钢管里涌泉般喷了出来，冒着热气。另外一个家伙吓傻了，拔腿便跑。他也不追，只是把钢管上冒着热气的血擦干，插进车架，背上包，骑上车，消失在异国他乡的黑暗里。
惊心动魄的回忆，一直藏在他心底，那些被他干掉的家伙也一直沉睡在他梦里，稍有动静，便苏醒过来。
2001年，在乌拉圭，五个人开车将他撞倒，然后持枪抢走了他的自行车、行李及身上的证件，藏在自行车车架钢管中的2万美金也没了。从那以后，凡经过那些危险的国家，他便会为自己弄把枪。
越是容易弄到枪的地方就越危险，越危险的地方也越容易弄到枪。意外这种东西，一年半载也许不会有，但十年八年就一定会有。
偷他的人他没办法，但那些抢他的人，必定是他报复的对象。谁抢他，谁想抢他，他都会送些子弹给他们。枪用过后，要把枪管拆下，扔进河里。
枪管是唯一能定罪的东西。这是卖枪人告诉他的。
他并不觉得自己残忍。荒郊野外，他没有手机，即便有，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用某种语言去向警察描述自己的遭遇。要么活，要么死，他只能自己处理，坚强和果断是必需的。他从不刻意寻求挑战和冒险，只是努力保持警醒，确保自己的安全。没人会想到像他这样一位风尘仆仆的自行车旅行者身上会有枪，更不会想到他会近距离首先开枪。他相信：那些想抢他的人是活该、找死，而那些没有杀死他的，则会使他更强壮。
三
郭大浩有着标准的户外打扮：黄色冲锋衣，蓝色冲锋裤，灰色运动鞋。黝黑精瘦的脸刮得很干净，双眼炯炯有神。他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讲述自己时，嘴里的话像是在赛跑，从不沉默或迟疑。他说自己这点随母亲，母亲说起话来便是滔滔不绝；不像父亲，禀性孤僻，不爱说话。
郭大浩是属狗的，是家中的独子。母亲在1970年11月8日那天生的他。
“我妈说，生我那天，倪志欣在北京以2.29米的成绩打破了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首次打破田径男子项目的世界纪录。所以，我也要成为中国首个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人。”
星巴克里播放着懒散的歌曲。人们拎着五颜六色的购物袋从窗前走过。杯中的拿铁快喝光时，郭大浩便会跑到柜台旁拿几个小奶杯给自己续上。他似乎很能喝奶。
他不时地向店里的客人竖大拇指，喊声“阿米哥”，对方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他的友好。“阿米哥”是西班牙语“朋友”的意思。
在墨西哥城，这家星巴克是他最常来的地方。硬盘容易坏，照片存到自己的邮箱里才是最保险的，星巴克的免费网络能帮助他储存照片，为记忆之树添枝加叶。他有一个主邮箱以及无尽的副邮箱。主邮箱是他的名字，副邮箱是名字后加数字，密码相同。
每天，他都遇到很多人，有的请他吃，有的让他住，有的捐给他钱，有的为他指路，有的向他竖拇指……他会跟他们合影，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把他们视为“阿米哥”。他不太记得朋友的名字，太多了，每段友谊都要维系，这让他这一生都忙不过来。他没机会再跟他们重逢，友谊对他来说，没有天长地久，只有当下。
他几乎不跟国内的同学、朋友联系，他有任何困难，除了父母，没人能帮到他。装备被偷被抢后，他只能打电话回家，让父母从国内将“一号箱”速递过来，箱子里有他旅行的整套备份。出发前，他准备了三辆专业自行车，两辆打好包在家备用。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母亲是工人，父亲是工程师，都是在首钢工作的工薪阶层。周游世界的钱最初是自己在国内挣的，但被偷过抢过几次之后，2007年，实现梦想的钱就花完了。父母早已退休，但为帮助儿子实现梦想，快70岁的父亲依然帮人打工，节衣缩食地支持着他。“我妈参加过北京市工人运动会，百米跑过第三。我妈在阳台上弄了个佛龛，天天求菩萨保佑我平安……我爸虽是中专毕业，但特聪明，是首钢的教授级工程师。我从小学习不好，但我爸说，聪明不在于做题，而在于做事，我出来，我爸特支持……”谈起父母，郭大浩眼神里充满了幸福。父亲那封鼓励的信他一路带着，叠得整整齐齐，时时温暖着他的孤旅天涯。偶尔他也为自己40岁还“啃老”而感到不安，但一想到今年就能结束行程，回国行孝，便又满心欢喜起来。
四
梦想缘于一则新闻。初三时，郭大浩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个英国人骑自行车环游世界，从伦敦刚到了北京。这消息让他莫名地兴奋。他跑去问地理老师，英国在哪儿？老师把《世界地理》课本丢给他，说，48页。
从小他就爱骑自行车。石景山附近的山，初中时他就骑遍了，他喜欢那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没有什么挡住视野，清风拂面，路在脚蹬子下飞驰。
他把那期《参考消息》珍藏起来，把骑自行车周游世界的梦想放在自己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地方。
1989年，他高中毕业，没去参加高考。他想，上四年大学，毕业后再工作几年，等钱存够时，他已经骑不动了，还怎么实现梦想呢？为了心灵深处的那个梦想，他要马上工作挣钱。他想办法进了刚开张的王府饭店，周游世界需要外语，在这家涉外酒店，他练就了流利的英语，并从服务员做到了大堂领班。
那年代，进饭店的不都是住店，很多人在饭店大堂谈生意。他很快找到了合作伙伴，开始从国外进口自行车零件来中国卖，并为自己攒自行车。
父亲常对他说——“有了梦想，就要全力以赴、竭尽所能，拿出架势来”。梦想谁都有，但要实现它，得经常问自己为之付出了什么。
为了实现周游世界的梦想，他拿出了“自虐”的架势。
他不抽烟，不喝酒，几乎不喝饮料，一日三餐以馒头、大饼、青菜和白水为食。他相信，对生活的需求越低，户外生存的能力就会越强。无论在家还是出差住店，他都坚持睡在地上。他知道，以自己打工和做小买卖攒的那些钱要想环游世界，旅馆是住不起的，他要训练自己随地而眠。
1993年，他骑车去了广州，1997年又骑车去了上海，1998年夏天，他开始了最后一次自我拉练。他想，西藏要能骑回来，周游世界便可以开始了。他从北京经格尔木到拉萨；再骑至日喀则、定日到珠峰大本营，最后，返回拉萨，顺着川藏线，经成都回到北京，历时五个月。在青藏高原，他碰到狼群，他把自己的羽绒服烧了，吓走了狼群；在珠峰大本营，他遇到一个四十来岁的日本人，日本人抽烟，烟头掐灭在胶卷盒里。他想，在这方圆几十公里荒无人烟的地方，若是来1000个中国人，也许会留下1500个烟头。日本人的自律精神深远地影响了他。他相信：运气并不可靠，他必须不断磨炼自己的能力，自律行为，以随时应付运气用尽的那一刻。
五
睡袋、防潮垫、衣服、食物、水、相机、日记本、世界地图册、修车工具、手电……以及一些零碎的小东西。1999年5月，郭大浩背上35公斤的背包从北京出发，经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开始了漫长的环球之旅。那一年，他29岁。
从哈萨克斯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再进入乌兹别克斯坦都算顺利，但在乌国办理土库曼斯坦签证时，他被土国拒签了。除了一本贴了三张签证的护照，他什么资料都没有。拿不到下一国的签证就意味着他必须打道回府，而他并不甘心只三个国家便从周游世界的梦里醒来。
他决定“闯关”。
乌兹别克签证到期的最后一天，他离开了乌国海关。没有土库曼斯坦签证他进不了土国，乌兹别克签证过期了，他也回不去乌国。他把自己逼成了乌土边境那500米真空地带上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星期后，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为他开具了一份外交照会，以国家名义向土国为他作了签证担保，他骑进了土库曼斯坦。
闯关时，他没想过会得到中国使馆的帮助，他那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外交照会。当他在中国驻土国使馆里讲述了自己的梦想并为其展开的架势后，一位姓鹤的参赞对他说：“大浩，骑！能骑多远骑多远！”
开了“外交照会”的头，后面的中国驻外使馆就不好否定了。他像年糕一样，粘上了他们。几十个驻外使馆为他的签证开具了外交照会，条件是禁止他接受任何商业赞助。他成了外交部的知名百姓。驻芬兰大使吕新华给过他200美元，二十多位大使给他留下勉励的话。
“外交照会”一年两年行，十年八年就不合适了。时间久了，外交部领导对他有了意见。
“都跟你似的，拿使馆当旅行社，外交部还工不工作了？”
“可有几个中国人像我呢？”
“有一个就够乱了，你也积累了几十个国家的签证，以后自己想办法吧，外交照会以后没有了，这是上面领导的意思。”
方便之门关上后，他重新感受到了签证之苦。
中国护照到哪儿都是‘红灯’。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签证申请得越多，就越能感受这本护照有多少不好用。他没有邀请函，没有酒店和机票预订，也没有工作证明，收入证明，除了一些登过他事迹的各国报纸和几本用过的护照，他什么都拿不出来。没了外交照会的“绿灯”，他举步维艰。
自行车环球旅行者/晏礼中摄“所有国家都欢迎旅行者，但你很难让那些签证官相信咱是来旅行的，不是来打工的。很多日本人、韩国人只需填张表就能拿到的签证，就因哥们儿递进去的是中国护照，他们就要求我回北京办理，说没法在第三国了解我。还有些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国家，同样会拒签，中国再怎么崛起到这事儿上都没用，国家和个人根本就是两回事。而拿不到那些该死的签证，哥们儿就得打道回府。所以，我必须跟各种各样的护照歧视做斗争，让‘红灯’变‘绿灯’，通过个人的努力，让咱中国护照变得好使起来。”
为表明自己是真正的旅行者。他会在申请签证递护照时，附上一张路线图。图上标着他从首都到边境口岸要走的路线，圈着沿途经过的城市，还注明了各城市间的公里数和自己骑车的天数。
签证就像赌博，没人确定自己哪天会走运。在哥斯达黎加，一名男签证官看完他的路线图，听完他的介绍后把他拒了，过了一礼拜，他又去，同样的图，同样的话，因为是另一个女签证官，半小时后，签证到手。
跟拒签比起来，他更怕“回去等消息”这样的答复。拒了他还可以再来向其他签证官碰运气，而等消息只能是默默地、度日如年地干等，问也没用。
等签证时，他一天就吃一顿饭，东西尽量少吃。没消耗时得节约，有限的那点钱，得花在刀刃上，不能浪费一分。他相信饿死并不容易，但吃坏肚子很容易。五花八门的各国食物，他会给它们拍照，但从不品尝，因为，病从口入。在“干净、简单”的饮食原则下，面包、饼干、巧克力和罐头成了他常年在外的四大主食。他也许是硬汉，但拉不起肚子，进嘴的东西很重要。
水是唯一可以多喝的，多喝水才能少吃药，如果签证需要等上好几天，他就会买25升的桶装水而不买瓶装水，因为这样合算。
六
有些国家的签证像兔子一样，不是肯等就能有的。
“哥们儿的‘签证斗争’也有失败的时候。十年里，我回了两次国，都是因为对方死活不给签，坚持让我回北京办。那时，北京已经取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我想，骑自行车环游世界是多好的奥运宣传啊，何况奥运会在北京办，咱又是北京人。我去找奥组委，请他们出个证明，我办起签证来也许能方便些，可奥组委外联司的一司长说，你这纯属个人行为，还警告我不要乱用北京奥运会的标志。哥们儿心里不服气，又去找国家体育总局，他们表示支持，但同样不给我开证明，”郭大浩从包里拿出一叠报纸摊开在星巴克的长条桌上，都是报道他的。他双手拉着五星红旗，站在自行车旁的大幅照片被刊登于各国报纸的显著版面上。
“我能让这玩意儿上报纸。”他从包的顶袋里扯出了那面五星红旗，骄傲地说。
“请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欢迎大家到北京我的家中做客。”这句话被世界各地的报纸翻译成了法语、德语、阿拉伯语、英语等近20种语言。尽管祖国的体育部门拒绝给他出具任何证明，但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仍乐此不疲地宣传奥运，宣传自己。
“在一些小城市，我只要把国旗一拉，跟人一说我在干吗，就会有人说，你稍等，我们最大的报纸的记者马上就来。”
记者们喜欢问他一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他很少告诉他们是签证，这会让他觉得没面子。他会跟他们聊去乌干达布隆迪的路上，浑身过敏，长红斑；跟他们聊在肯尼亚没遇到狮子，只遇到了一些狒狒，而狒狒如果不小心被惹怒了，也是会吃人的；跟他们聊自己刚到东亚时睡在庙里，那里有很多蛇，差点把他咬死；告诉他们冬天要往赤道南边骑，夏天要往北边骑，独自旅行最好住在坟地、加油站、教堂或是警察局的院子里，因为那样才安全；告诉他们如果不能找块木板垫着，宁愿在书包上坐一晚上，也不能在草地上睡，因为睡眠状态下受的寒，一辈子都好不了；告诉他们山是最让人绝望的地形，地图上不远的距离时常让他精疲力竭，要么滑下来，要么推着上，很少有能骑的时候，晒伤、脱皮，连着一周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上不停地翻越，还有无数小虫子迎面而来，绕过这个山头依然是另一个山头；告诉他们那次在危地马拉的山里，自己又饿又累，晕倒在路旁，路过的当地人以为他死了，叫来了警车。
他从不跟记者诉说自己的孤独。人们钦佩他，把他视为“孤胆英雄”，他又怎么好意思唠叨自己的孤独呢？
他会跟他们分享中国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奥运会，跟吃大餐相比，骑完一天车，能找个地方用热水泡泡脚就是最幸福的事，等于享受了那种叫做“周林频谱”的东西。
七
“富丽华大酒店”、“华人基督教会”、“巴西某某自行车店”……各种莫名其妙的印章盖在他护照的签证页上，那都是帮助过他的。一开始，他也写日记，记录那些奇闻异事和帮过他的人，但很快他就放弃了，因为总有记不完的东西，而日记本里的那些纸都是木头。远道无轻载。
旅途中遇到的华侨大多对他不错。印尼华侨给过他2500美元，巴西华侨给他捐过价值人民币20000元的自行车。
他只要说，“大哥，这剃须刀救济给我吧”，别人就会给他。
华侨们跟他说了很多话。
有的说：“前面只要还有亮光，就坚持。”
有的说：“骑得差不多就得了，我有个女儿挺不错，就留在这儿吧，干吗非要上西天，女儿国也挺好。”
留下的机会太多了。一路上，不少漂亮富有的姑娘对他一见钟情，劝他留下。当他婉言谢绝时，姑娘们又表示会等他回来。他总是笑笑，他知道，时间不等人，感情也不等人。对他来说，在一个国家停留的时间只取决于获得下一个国家签证的时间，以及骑到下一个口岸的时间。实现梦想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困难，还有欲望。常年在外，看似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但缺了自制力也是危险的。
华侨常用一些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美德来夸赞他。他知道那并不是什么美德，只是为了实现梦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也知道睡席梦思比睡在地上舒服，油焖大虾比干面包好吃，跟姑娘共度良宵比独自熬过漫漫长夜更有乐趣……但为了实现梦想，他必须像珠峰大本营遇到的那个日本人一样自律，远离各种诱惑。
“这世上好人多，坏人少，但特别好和特别坏的人特别少”，这是父亲对他说的。有热情就会有冷漠。在秘鲁首都的唐人街，他一连推开了17家华人商店的门，请求给点吃的，住一晚，但都遭到了拒绝，直到最后一家给了他一点钱，他心里清楚，给钱的人，是不会留宿他的。
八
“你骑车时听歌吗？”
“傻逼才骑车时听歌呢，哥们儿骑车时精神别提多紧张了。”
郭大浩脱掉右脚的鞋和袜，向我展示脚后跟上那道清晰的伤痕，那是被吉普车保险杠刮断脚筋后留下的。尽管他骑车时竖起耳朵，频繁回头，可还是被刮到了，吉普车在他的痛苦中呼啸而过，在2000年的希腊和保加利亚边境。医药费是天文数字，幸好得到当地侨界的帮助，他住了45天的院，养了半年伤。从那以后，他骑车成了逆行，迎面而来的车用灯晃他，用喇叭吼他，他都无所谓，习惯就好了，主动规避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行车没有后视镜，他也没有长后眼。
他偶尔也会泛起乡愁，也会对旅行感到厌倦，也会怀念母亲的炸酱面。他没心思去考察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但他喜欢在路上遇到那些为梦想而拿出另外一种气势的人。
在巴西亚马孙平原上，他曾遇到了一个德国的建筑工程师，那人的梦想是看遍世界上的鸟。在德国挣一年的钱，出国看一年的鸟，然后把新看到的鸟添进自己的鸟类名单。那个德国人告诉他，巴西是自己最喜欢的国家，因为在那里能看到色彩最斑斓的鸟。德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国家？他回答说：“如果我在土耳其办德国签证，德国签证官看完我那堆报纸和护照说声，‘欢迎来德国’，并马上给我签证，德国就是我最喜欢的国家。”
对一个国家是赞美还是咒骂，完全是偶然性的。德国不是他喜欢的国家。他永远记得那个签证官。2004年，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那个德国签证官一边优雅地翻看他的护照一边问：“你来土耳其之前在哪儿？”“伊朗。”“伊朗之前呢？”“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以前呢？”“印度。”“印度之前呢？”“尼泊尔。”“尼泊尔之前呢？”“……”
一连说了几十个国家之后，签证官问：“你去那么多国家想干吗？”
“我热爱自行车旅行，有了点钱，想看看世界。”
“那你到了德国住在哪儿？”德国人问他。
“那你到了中国住在哪儿？”他反问他。
九
拉着警报的警车不时呼啸而过。墨西哥城是一座让人感到不安的城市，报纸头版几乎每天都充斥着车祸、谋杀和无名尸体的照片，据说，监狱已经人满为患。
离开墨西哥的前一天，我约他在街上拍照，他很配合，阳光也很配合。
“嘿，大哥，帮哥们儿‘掐’一张。”我拍完后，他展开那面五星红旗，并把一部小巧的傻瓜相机从兜里掏出来递给我。
尽管我们断断续续见了好几次面，但他始终记不得我的名字。凡是中国人，男的他都叫大哥，女的他都叫大姐，从不问年龄。
帮他“掐”了几张，当我还他傻瓜相机时，他又变魔术般地取出一台家用摄像机说：“大哥，再帮哥们按会儿这个。”
郭大浩把国旗举在胸前对着镜头说：“我现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昨天已经拿到了美国签证，我将沿着东海岸，从迈阿密一直骑到渥太华。我计划2010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旅程，回到北京，把我的经历献给祖国人民。”
后记
离开墨西哥后，我与郭大浩失去了联系。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在2011年6月5日的微博上，我收到了一位女性朋友发来的私信——“昨天的《非诚勿扰》有个男嘉宾是你之前采访过的郭大浩，骑行的那个，节目里说还要去新西兰，骑完最后4个国家，今年10月结束旅行。靠，还带走了一个女嘉宾，你不是说要介绍给我的吗？大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