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似乎是199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晏礼中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里。他与我同龄，正在贵州大学的新闻系读书。
那时的北大仍随时可见这样的漫游者，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深感厌倦，误以为燕园蕴涵着不一样的青春。他有一种令人惊异的能力，能以最快的速度和周围的环境达成和谐，让人们接受他、喜欢他。几乎是立刻，他和我们一起去学五食堂打饭、到静园的草坪上睡觉，夜间卧谈文学、雄心与女人。
我很快发现，比起我单调的、多为白日梦的青春，他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精彩。他旅行的足迹在大学时便已覆盖了小半个中国，他见识过都市的繁冗、小镇的萧瑟、山川的秀丽、寂静无人的孤独，他还令人羡慕地通晓不同的方言，拥有动人的歌喉，他喜欢的姑娘和喜欢他的姑娘都络绎不绝，他给我们描述她们，唱她们教给他的歌。后来，我读到沈从文笔下的“带水獭皮帽的朋友”时，心中涌现出的形象就是他。
在那个躁动的春天后，我们的友情就确立了，并吃惊地延续到现在。毕业后，他放弃了重庆的小官僚生涯，到北京成为了一名笨拙的网络编辑，接下来，我们各自颠簸了几年，然后又再度成为同事，他变成了一名文化记者。这也是个意外的人生旅程，他一直讨厌写作，却最终以此为业。他必定也不清楚，这会持续多久。我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是，我总为尚未发生的事情、遥远的未来愚蠢地忧心忡忡，而他安于此刻，并在其中自得其乐。但我总隐隐觉得，我的“带水獭皮帽的朋友”身上的能量被压抑了，没得到真正释放。
直到七年前，他成为一本新创刊的、发行量如此之小的杂志《生活》的记者时，他找到了自己。在面对一名从河北乡下来的快递员，一名西南乡村医生，或是一群大凉山的儿童时，在湖南与一名铁路巡道员散步，与云南的艾滋病人管理者聊天时，他的所有的才华得到综合性的释放。他轻易地与他们打成一片，使用他们的语言，感受到他们的感伤与无奈，他对自己保持着过分的谦恭，愿意进入别人的灵魂与躯体，过他们的生活。
当他最终坐在书桌前，诚实、艰难、一字一顿地写下这些体验时，他复活了这些人，而丝毫不带一个写作者习惯性的自以为是。
我记得当我读到他的每一篇文章时，内心都洋溢着温暖与柔情。而当他把他们串联在一起时，这些不同的面孔则拼贴成了一幅时代的肖像。尽管晏礼中喜欢让自己成为一个白描者，尽量避免主观情绪，但你仍可以明显看到他的价值倾向。他要描绘那些沉默的声音、遗忘的记忆、落寞的面孔，他们是这个情绪高亢、金光闪闪的时代被忽略的另一面。
这是他的第一本书，这对于一个从未试图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充满曼妙的嘲讽。我比任何人都期待，他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我们描绘每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但倘若其中发生了中断、逆转，我也毫不为怪。多年来，他最让我着迷的，正是他随风飘动、不知他乡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