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一一易卜生《傀儡家庭》
1
二十世纪曙色大作。
中国。北京。在黑暗的最深处，先觉者呼唤，叫喊，挣扎，与旧物相纠缠。青年运动快刀般切入历史，旋即为党派力量所左右；自此，劳工大众代替了知识者，精神为物质所置换，组织淹没个体，地面的革命战胜了书面的启蒙......
西方的各种思潮，同时通过新文化运动的窄门进入中国；有的化作云烟，有的变作沙泥，其余的成分则结合了传统的力量，衍生为主流政治及其意识形态。
政治来源于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由于文化是多元的，政治是一元的，结果为后者所不容。
政治有弑父情结。
在极权主义时代“无为而治”成了一种政治理想。从本质上说，权力是专制的，强暴的；倘要治者“无为”，除非因自身衰败而沦为弱势集团，否则不会放松控制。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明显地同弱势政府的存在有关。
然而，传统是强大的。
几千年是一个恒量，它所指称的实际上不是时间，而是空间，是人类生命原子在当下承受的巨大压力。
传统是别无选择的。于是，反传统成了唯一的选择。
五四运动是一次集体出走事件。
知识者不甘于做黑暗的附庸和牺牲，也不甘于目睹周围的昏睡。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群，知识——父辈称作“西学”——赋予他们以自由的信仰，理性，叛逆的勇气和热情。他们必须起来，走开，远离了奴隶生活，那充满血腥和朽腐气味的“铁屋子”。
在古老的语码中，找不到任何足以描述一个觉醒时代的对应物。闪电并非来自云层。那是普罗米修斯之火，是盗来的光耀，娜拉超越了伦理的意义而成为中国现代的象征。
2
时代的情感内容不容漠视。
关于历史，社会，制度，学者可以拿出事先制做好的各种工具去计量，划分，考证，用逻辑的语言作出各种判断，唯独可以不必理会人类的情绪。情绪是一种充盈的液体，它比僵硬的教条，周密的计划，蒙了面具的戏剧更真实，更富于变化。古人采风，就是采情绪。但当民怨沸腾，便可以感知社会的崩溃；此时，有关政治安定的结论，无论如何的言之凿凿，都不足为据。
集体情绪比集体意识更敏锐地预告着时代的到来。
五四的典型情绪:怀疑与愤怒。
据此，我们说五四时代是革命的时代。
与其说，激进主义是一种信念，一种立场，一种思想一一实践方式，毋宁说是一种特定的情感形式。
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激进主义既可以成为左翼，也可以成为右翼，其表现内容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新文化运动被称为激进主义，其实并非诬枉；只是它既不同于此前的英国激进派和法国激进党，也不同于此后的德国法西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尚未超出文化的范畴，是精神上的反叛行动。这批文化革命的先驱，力图颠覆个人-民族的奴隶地位，所以不可能不是激进的。
易卜生被斯特林堡称为“欧洲的最愤怒的人”。他在戏剧《布朗德》中，借主人公宣说一种哲学：“全有或全无”；恰如另一位怀疑论者克尔凯郭尔的命题：“非此即彼”。倘要“整体革命”，便要激进主义。
真正革命的行动主义者，决不会平和地讲说“客观”和“克制”除非场外的学者。在一个奴役的国度里，即使人道主义，也会被目为“过激”的。场外与场内不同。场内总是倾斜的，旋转的，满布飞扬的沙粒。
激进主义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相对的。譬如，相对于陈独秀，相对于鲁迅，胡适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者或温和主义者了罢?然而，他的那些提倡“白话”的文字，在林琴南们看来便是激进得可以；又如鼓吹“人权”的文字，在政府那里，其激进则已到了必须制裁的地步。正因为语意模糊，学者便常常借批评“激进主义”，而唾弃五四的内核。
胡适在推进新文化运动时，可谓“去志已决”；但在检讨自己的历史时，仍然不无惭愧地说，自己的态度太和平了，如果按照他的态度做去，而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探讨与尝试。
有学者批判五四的激进主义，危言其危害之烈，居然延及“文革”。作为历史性事件，“文革”的构成，远比五四运动为复杂。说到激进主义，既有红卫兵的自下而上式的，也有权力者的自上而下式的，未可一概而论。即说红卫兵的激进主义，也不是清一色的。应当承认，其对官僚体制的冲决，自有五四的血脉在。可是，六十年代的革命模仿者，他们的暴力行为，却多的是最古典最保守的流氓主义；从口号到实践，山呼万岁，“誓死捍卫”，明显是封建时代正统意识形态的产物。而这些，与五四运动并无相近之处。
激进主义于是有了最后的分野:它是奴役的?抑或是解放的?
本世纪的第七个年头，一个留学青年在荒岛上呼喊：“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十年后，终于出现了《新青年》的一群！
在人类思想解放运动中，作为战士，大约总是成群地产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沙俄时期的彼得堡，流亡的法兰克福学派，塞纳河左岸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围拢着，用热血和理智点燃了一堆又一堆篝火。如果失去它们的照引，人类不会跋涉到黎明的河边，而将长久地在蒙昧中匍匐……
分裂是伟大的，也是悲哀的。
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太早，太迅速，其实它是被迫中断的，未完成的。现代启蒙精神的沦亡，虽或同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而知识分子集体人格的先天缺失，则几乎是致命的。
陈独秀们向左转，擎起政党的大旗；胡适们向右转，徐徐踱进研究室，由学者而政客还是后来的事情；周作人们从叛徒到隐士，从此追遥起来……经过一场恶斗，结果战士风流云散，惟余一片旧战场……
独有鲁迅一人，肩负黑暗与虚空，继续作唐吉诃德式的战斗。
鲁迅不是一个人而来，
但是他是一个人留在那里。
3
关于启蒙，康德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对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通过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勇气来自激情。在这里，正是激情与理性，铸就了启蒙思想者手中的双刃剑。
启蒙首先是反叛，决裂，扫荡，是部分到整体的破坏；建设是随之而来的，是破坏的必然。五四思想者群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打倒孔家店”再一个是“全盘西化”，都是对传统文化一社会结构的彻底性颠覆。
价值重估。偶像破坏。没有神圣之物。尼采、易卜生等名噪一时，与其说是新偶像，毋宁说是精神领袖，现实中的文化英雄。正是他们，引领一代青年知识者走向新的自我。个性解放的结果导向多中心主义。多中心即元中心。不必说盛行一时的虚无主义一无政府主义，即说蔡元培式的兼容并包，其实也是无中心。历史上任何启蒙思想运动，都是对“中心”的解构。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是辛亥一五四一代人的“圣经”。虽然，至今有学者指当年的“进化论”如何错误，但是正是这“错误”，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先导。
五四启蒙战士，动荡的知识者群，从来不曾考虑把“破坏”和“建设”分开，一如后来的学者。他们创办了许许多多社团，刊物，载运生气勃勃的思想《新青年》，《新潮》，《新女性》，《狂飘》，《洪水》，《莽原》，《贡献 》，《创造》；还有《晨曦》，《太阳》；还有《少年中国》，《浅草》，《未名》和《语丝》......全是新的，力的，梦的，光明的和前进的。知识者深信，未来在他们后面。他们勇于充当开路的先锋。
别尔嘉耶夫指出，在俄国“理性也将与德国的大炮、地球仪一起从国外进口，舍此别无他途。”
中国亦然。
世界主义战胜民主主义。
激进主义战胜保守主义。
五四大旗书写着两个新鲜的语词:民主与科学。
这就是有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虽然在西方，它们已经流行了数百年。
在这里，民主与科学是一种精神，而且只能是一种精神。不能说精神不是重要的。正是这精神，把五四的一代同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清末一代区分开来。它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挣破“中体西用”的紧身衣，跨越唯重器物的阶段，而有可能进入照耀着理性之光的纵深地带。
科学作为一个口号，是在五四的浓厚的人文空气里产生的；一旦空气流失，所谓科学理性，就会被民族化为宋代的新儒学一样的扼杀人性和创造力的东西。而技术主义，不过是唯理性主义的一种物质形态而已。民主也一样。如果民主不是首先意味着民主精神，它便永远是“大多数”的代名词。即使名义上已经“共和”，议会政治代替了君主立宪，最后也将逃不出极权的领袖和善变的政客的玩弄。中国的传统，由来是借众凌寡的，“少数派”根本得不到保护。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三结合”，“群众专政”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有一个叫“十六条”的白皮书写道：“要保护少数。”试看除了意在起用有数的几个佞臣，还有什么“少数”曾经被“保护”过?
精神大于物质。
物质是具体的，为精神所包容，所渗透，所改变。其实，精神也是物质，一种异质性物质。古代把“五行”一一金木水火土一一看作“生化之源”，精神当是第六元素。在现代，没有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参与，“现代化”的生命源泉一一现代性一一就有可能枯竭。
然而，作为精神的、观念的民主与科学，毕竟缺乏社会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失去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依托，所以五四过后，“娜拉走后怎样”也就必然成为面临的一个象征性的问题。
历史的悖论。
三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期，思想知识界虽先后发动两次被命名为“新启蒙”的运动，但都旋即销声匿迹了。无论时间的长度，还是震荡的幅度，都无法与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相比拟。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后者虽然夭折了，但是，它仍然以“破坏主义”的革命姿态，和所揭示的系列重大的文化命题，成为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发掘不尽的精神资源。
三十年代的“新启蒙”，从思想到组织，都受制于一定的党派性。救亡不是必然地压倒启蒙的。鲁迅就是在救亡声中坚持启蒙的例子。在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难时刻，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要不要做奴隶?做谁的奴隶?是不是做本国人的奴隶就比做外国人的奴隶为好?在著名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所以不畏“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赞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化”的口号，其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五四的启蒙立场。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一阵噪音淹没了。
及至八十年代，出版过一种名为《新启蒙》的刊物，但当压力一来，就立即停顿了。随着环境的迁流，“新启蒙”人物也便渐渐以“国学大师”的面貌出现。刊年谱，印日记，翻故纸，弄古董，功成名就，志得意满，乃至讥评起从前的启蒙者的激进倾向来。奇怪的是，有学者居然为之鼓吹，把这样一种复古主义一保守主义行为称为“另一种启蒙”。
启蒙学者是战斗的学者，十足的“刺猬”。
大约战士与学者是很难统合的，甚至天然地处于对立的状态。学者一旦批评起来，势必打破高贵的宁静，所以为保守计，首先便须过滤激情。激情是“学理”的死敌。对学者来说，雷池就是雷池“学术规范”是不能跨越的。
据说，标准学者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正如标准文艺家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但是，在启蒙时期，却几乎没有哪一个知识者不是“为人生”的，虽则打着学术和艺术的旗子。
启蒙运动的落潮，乃从知识者自身的蜕变开始。
4
革命从产生之日始，便遭诅咒；甚至连革命者后来也都回过脸去，跟着痛骂起来。
流亡者梁启超，这样讲说革命的恶果：“革命只能产生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文学革命”的旗手之一，启蒙主义者胡适说：“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
九十年代复有著名学者联抉登台，宣称“告别革命”！
一一革命到底是什么呢?
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又说人“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当被压迫者起而维护自己的生存权，而又遭到阻遏时，革命便成了自然的选择。所谓“逼上梁山”，革命的情势其实早经历史安排停当，说到底并非出于革命家的蓄意的宣传。
革命倘能和平进行是好的，可惜不能。革命往往免不了污秽和血。然而，真正的革命者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真正成功的革命，也就只能以最小的本钱换取最大的利息。至于连本钱也无须支付的便宜买卖，无论如何鼓吹，史书上是不见纪录的。在今日的中国学者看来，英国政体恐怕是最稳重最具风度的政体了罢?其底座仍然混有昨夜的血渍！
“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革命以必要的牺牲表达社会正义，而在实质上，它是敬畏生命的。在这里，生命是复数，也是单数。当革命同生命个体发生关系时，它应当成为个人主义一自由主义的守护神；但同人类群体联系起来时，它就是人道主义的伟大的母亲。
既有革命，必有反革命，亦有伪革命。鲁迅指出，中国有一个革命党，就是靠造反起家的“阿Q党”。但是，国人对此竟毫无反应。
革命革命，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
法国大革命乃是革命的经典之作。
对于法国大革命中使用暴力，历来褒贬不一。有一个美国人摩尔，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极力为之辩护。他指出，革命是随着贵族的攻势开始，而在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当时的立宪议会，一群在起义中被挽救的执法者，在旧制度走向灭亡的重大时刻，确曾颁布过一些法令，实行公开选举，废除个人的封建租金义务，废除官职出售，以及禁止“什一税”，等等；但所以这些，都是在手枪的威逼下，在普遍的政治动乱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摩尔说：“如果我们不顾当时的背景，用统治阶级愿意作出让步这一现象来证明革命激进主义是不必要的，那么，我们就会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他认为，“用暴力摧毁旧秩序，是法国走上民主制漫长道路的决定性的一步。”针对把暴力与专制并论的陈腐看法，他进而指出，暴力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整个西方民主道路的起点就是暴力革命。
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了一个被掩盖了的历史镜面:被人们普遍攻击的大革命的种种劣迹，其实是旧制度的遗产。于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偏袒旧制度而竟不加以谴责?
某一种理论被概括为“不断革命论”。革命到底有没有本质的规定性?有没有一定的范畴?倘若有，它可以是无限扩展的吗?
在鲁迅那里，革命的边界是清楚的，有限的。 1927年，当他带着梦幻来到被称作“革命的策源地”的广州以后，相当集中地发表了一些有关革命和革命文学的言论。他认为，“'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就是“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无论暴力与非暴力，倘一味维持现状，便不能称作“革命”。相应地，这时候的文学，随之颂扬新政权，“奉旨革命”；甚至在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都不能称作“革命文学”。
5
在文艺复兴时期，自主性思想得到人们普遍的颂扬，尤其是人文主义者。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自主性原则是启蒙运动时期基本的价值标准之一。
中国新文化运动如此。
世界上任何思想解放运动也如此。
罗素说:“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创造出一种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里再度有可能媲美希腊人的成就，而且个人天才也能够在自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就绝迹了的自由状况下蓬勃生长。”
中国新文化运动则通过移植西方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和思想观念，从而创造出一种气氛。这种气氛的活跃程度，可以与古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相媲美；但是，那已经不复是王权时代的游士的代言，而是知识者自由个体在民族历史上的首次亮相。
别尔嘉耶夫说到恰达耶夫对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哲学家梅斯特尔和博纳德，以及德国哲学家谢林的思想遗产的继承时，说：“对于西欧来说，这些思想是保守的。而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些思想则表现为革命的。”
中国的情形与俄国极为相似。在辛亥一五四时期，许多西方的保守的、过时的思想，也都成为了中国的革命的思想。
在正统意识形态中，集体从来享有比个人更高的价值，集体主义则对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怀有天生的敌意。
新文化运动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创造了许多具有抗击力量的知识者个体。这些个体从内心里摆脱了宗法社会的权威，而在事实面前，保持着自主和自由的情感，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从家族类似性来说，这些先驱者更像德国的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者群，而不太像重社会秩序的法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像谋求政府参预的英美式自由主义者。
五四时期的新“偶像”，孤独的斗士易卜生，一生标榜“自我”。他鼓懂说：“我首先希望你具有真正强烈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一时会促使你我把同你自己有关的东西看成是惟一有价值的和重要的东西，而把其他的一切当作是不存在的东西。不要把这个看作是我的兽性的一种表露。要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自己的本质。”
“个人主义”一词，最早来自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来源，即启蒙运动的思想的反动。法国革命证明了这样的思想，即:个人理性的行使，将有损于国家的稳定。这种观点，可以远溯到法国天主教复辟主义的思想家那儿去； 而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思想家中间，把个人理性看作是联合的致命敌人，也相当普遍。卡贝认为，自世界诞生以来，是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制度造成人类的分裂和两极化；布朗基亦断言，共产主义是个人的保护者，个人主义则是他的根绝者。作为一个术语“个人主义”被系统地使用，还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圣西门主义者。
但是，个人主义也有另一种阐释。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承认，“个人主义的原则把个人从社会中剥离出来，使他成为了周围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唯一评判者，赋予他以登峰造极的权力，而没有向他表明他的责任，使他沉湎于他自己的权力，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则宣布自由放任。”但是，他依然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个人主义的积极意义。他说：“个人主义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它为被抑制和压迫达如此之久的人类思想提供了呼吸的空间和活动的范围，使人类思想恢复了自豪和胆魄；使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独立地判断全部的传统、时代，他们的成就以及他们的信念；有时把人置于充满着焦虑、危险的独立无援的境地，但有时却又使他充满着崇高的庄严之感。而且还使他在无穷尽的斗争中，在普遍争论的骚动中，能够亲自解决自己的幸福与命运的问题……”
当社会主义被制度化以后，个人主义这颗坚硬的砂粒，很快就被运动着的磨床粉碎了。
密尔在《论自由》中写道:文明生活的核心问题，是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被管理者的自由之间的关系。
现代国家是从一种权力主义制度的基础开始的。而自由主义，最初则作为制度的抗议和批判出现。霍布豪斯通过对自由思想史的考察，指出自由主义在一个长时期内，它在消除自上而下的压力，砸烂桎梏，清扫障碍等方面的作用是主要的。他认为，产生自由主义的环境，足以说明批判性和破坏性的工作何以占主要地位，而无需由此推断缺乏最终的重建力。
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是回避破坏的。
从密尔到伯林，如果自由主义真的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指称的是自主性，那么他是同个人主义必然地连在一起的。但是，也有自由主义者对个人主义加以怀疑和拒斥的，甚至如托克维尔。他认为，个人主义属于民主的血统，只要具有平等的社会环境，就有发展起来的危险。个人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将会给国家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提供了场地和机会。在他看来，只有美国是一个例外。因为在美国那里，有着自由的组织和制度，以及双极的公民责任和权利，所以能够避免个人主义的破坏性后果:不是用强制，而是用自由征服了个人主义。
6
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代表性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
胡适一生都在反复申说自由主义。而鲁迅，是从来未曾公开标榜过什么主义，惟在私信中，自述有“个人无治主义”思想，但从来不曾提及自由主义。他翻译过一篇题为《说自由主义》的文章，但随即声明这并非是他看重的文字，只是为了尊重作者，顾及原书的全貌而已。他表示说:“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
陈独秀也曾一度鼓吹个性和自由。然而不久，个性融涵于党派性；在一个组织之内，多次论及党内民主，殊属难得，但所争已是另一种自由了。
无须回溯启蒙时期，即使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鲁迅仍然把争取中的最紧迫的自由定位为“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里的言论，则主要是指反对政府的言论，违背法律的言论，是一种异质的声音。
个人观念，与孤傲的气质，多疑而又固执的性格相结合，形成为鲁迅的强韧不拔的独立人格。他一无所有，惟靠人格的力量，“改造世界的思想”，对抗种种迫害；不但无视于政府的通缉，文氓的攻击，书报审查官的禁令，而且蔑视“革命营垒”内部的“元帅”的指示，和“实际解决”的威吓。他的灵魂犹如一面战旗，弹痕累累，百孔千疮，然而始终屹立在原处，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的高度。
在鲁迅那里，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纠缠在一起，而互为背景。由于人道主义的存在，任何过激的个人主义行动都不至于使个人脱离社会；个人主义的拒绝融化的力量，则又使人道主义免于沦为大众的工具，不失自我的立场。
不是思维的辩证法，而是生命的辩证法。
鲁迅说：“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一一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
胡适与新月社批评家于1929年发起的“人权”运动，是以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懵主政治”为前提的。关于这样一个政府，第一，它是从“清党”运动的血泊中上浮起来的，明显是反动的，野蛮的政府。二，它不是在共和原则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是根本不合法的政府；三，从建制的情况看， 它是赤裸裸的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党在国上的独裁政府。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竟指望这样的政府改善人权，实行法治，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何谓人权?
法国《人权宣言》公称：“这些人权是自由，财产，安全，及对压迫的反抗。”古典自由主义者洛克强调“革命的人权”，亦指出其中可能包括“制造动乱的权利”。人权是人民主权的具体化。按照卢梭创立的人民主权理论，政府一旦失去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人民就有权力推翻它！
正是蒋介石汪精卫取决于武力进行血腥清党之后，胡适倡言曰：“所以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计，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都应该平心静气考虑一条最底限度的共同信仰，......既是汪蒋俩先生感电提出的‘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的坦坦大路。”在这里，胡适明显参与了党国政府的政治欺骗。 1934年，在有关新式独裁(相当于“新权威主义”)之争中，胡适又倡言曰：“政府应该明令中央与各省的司法机关从速组织委员会来清理全国的政治犯，结束一切证据不充分的条件，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并且应该明令一切党政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而逮捕拘禁人民。”“他们(按，指‘因思想言论而受逮捕拘禁的青年人’)的新闻有错误，政府可以命令他们更正；言论有失当，政府与党部可以驳正。......”
胡适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的言论算什么言论呢?鲁迅给了一个很恰切的说法，即《红楼梦》贾府里的焦大式言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耍弄不下去了。”即使对党国有一点微词，也无非“挥泪以维持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
一个反动的政府，连像胡适一流的最温和的批评一一鲁迅称之为“好药料主义”一一也不能优容。结果，新月书店被查，伙计被捕，仍用鲁迅的比方，即等于焦大被塞了一嘴马粪。这时，罗隆基复引西洋的经典与事例，为了论证，争辩，要求“政府守法”。“法”为政府所订，何“守”之有?不指政府存在之荒谬，乃指政府所属执法者越职侵权，正是罗隆基本人之所谓“顾小失大”。所谓“大”者，当是对政府现行统治的挑战。舍此而讨论如何“保障人民权利”，“达到法制目的”，倘非欺世，便属空谈。
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自一一
胡适：“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按，为汪精卫)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谏友。”
傅斯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般人(按，指孔、宋家族)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蒋廷黻：“我们应该积极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
丁文江：“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
胡适晚年曾为《自由中国》杂志写下《容忍与自由》一文，称引康乃尔大学史学家布尔的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认为，能够容忍“异己”是难得的，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容忍，在这里并非指共存的客观实在，而是代表了一种中庸退让与苟且因循的主观态度。
容忍是批判精神的反动。
容忍也即宽容。倘要借用意义相近的外来术语，便有所谓“费厄泼赖”。有关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主张，二十年代曾经有过;到了八十年代，竟会留声机一般重现，简直丝纹不差。
在专制主义政体底下，且由焦大式人物来奢谈自由主义，实在很有一点喜剧意味。
鲁迅论及我们中国人决没有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它扑灭它的力量时，说到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现状，说：“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胡适和鲁迅都曾以乌鸦鸱鸮之类不祥之鸟自喻。胡适说：“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结果他很快变作“王谢堂前燕”了，而鲁迅仍作着“枭鸣”。
7
世界现代化进程是同大学联系在一起的。
大学不复如神学院一般，惟以传递信仰的薪火为职志；它敞开大门，广泛散布科学知识、真理，自由民主的思想。大学是重要的。莫斯科大学，就是俄国革命的火药库；巴黎高师是思想家的产床；许许多多的科学巨子，都出自大学之门......
北京大学是中国文化启蒙的发祥地。它所以引起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经久不息的向往之情，惟在“敢为天下先”的自由创造和理性反抗的精神。
知识具有实践性，也具有形而上学性；知识者可以走向社会，也可以留在书斋里，埋首于自己的专业而不闻窗外的风声雨声。但是，无论如何，大学总不失为一具独立的大脑。如果连学术教育都必须取媚于权力的话，那么，不管大学的声名如何煊赫，它的生命实际上已经完结了。
蔡元培是北大精神的培育者，也是北大精神的损坏者。
1922年，校内数十名学生因反对征收讲义费而闹起风潮，蔡元培带头辞职，直到大部分学生也反对风潮，并且公推代表挽留，才宣告复职。虽然校方最终取消了讲义费，但也相应地作出了一个旨在维护当局权威的决定，就是:把发动风潮的学生领袖，一个分明有为的青年开除出校！
见微而知著。北大校徽的设计者鲁迅，对此表示了他的忧愤，有文章《即小见大》为证。然而舆论界是沉默的。
大约因为权力的存在，尤其是政治强权的支配势力，作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北大的维持是艰难的。
鲁迅甘于以政敌所诬的“北大派”自居。他的眼中，北大是“常为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又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虽然中了暗箭，背了谣言，还是活的，生长的，向上的精神始终一贯，不见松懈。及至三十年代再度打量，面目已非，遂有“北大堕落”之叹。他戏集“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的联语，与其说寄托一种茫漠的希望，毋宁说是哀悼一个知识者启蒙时代的终结。
马寅初：“我虽已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梁漱溟：“1974年 1月，北京有所谓批孔运动发生，其实迅猛，我不肯附和，闭户写出此文，且容得便在海外发表之。”
冯友兰：“尊孔和批孔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斗争问题。更重要的是使我进一步认识，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遵照毛主席屡次教导的，转变阶级立场，改造世界观。”
三人均出于北京大学。
另有三人，也出于北京大学。
他们的名字，分别标志着本世纪中叶中国三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延安整风，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其中一人为“托派”王实味，《野百合花》是他的绝唱；二是“反革命”胡风，曾经上书“三十万言”；余下年轻的“右派”学生叫林昭，劳教期间，仍然以病弱之躯，积极参与编印地下刊物《星火》。从野百合的凋谢到星火的熄灭，时间间隔三十年一一长久乎?短暂乎?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一百年风云际会。一百年人世沧桑。一百年北大校格安然无恙?一百年北大精神已然堕落抑且高扬?
北大百年庆典，在一座有着古希腊神庙的廊柱和中国古代宫殿的琉璃瓦顶的庄严宏伟的建筑里举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盛大的王者气象，渲染着世纪末的氛围；一种钟声，压倒了嘈杂和岑寂……
大家都做了列车上的旅客。目的地早经确定，只要上了轨道，便只管隆隆隆地向前开行……
8
五四“新女性”是觉悟的第一代中国妇女。她们以知识为镜，反照几千年的被压迫被凌侮的苦难记忆；凭理性的微光，从社会，从家庭，从众多不同的和相同的性别中寻出“自我”，并设法加以拯救，虽然难免依旧没人冷酷的敌意和深浓的黑暗之中。
“三一八”惨案。
北京女师大学生从容辗转以致仆倒于政府的子弹之前。
她们不是家鸡，她们是猛禽，因此整个的天空是她们的意志，而非栅栏和锁链。中国女性闪耀在“死地”里的勇毅，友爱，百折不回的精神，使一位汉子深为感动，于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下借以作为纪念的文章。他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然而，还是血，还是血......
五四运动是人的教育，而不是男人的教育。
当时的“新女性”要冲破一切束缚而做一个“人”，不是做男人似的人。首先是奴隶与主人的区别，而不是女人与男人的区别。作为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五四不同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性解放运动；它更为广延，在同一时限里，把伦理问题同政治社会问题统合起来。
以男性作为参照，结果回到男性那里去；惟有以独立的“人”作为目标，才可能实现女性的全部。
首先有人权，然后有女权。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作为独立的运动，可以看作是人权运动的继续。正是人权运动，培养了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如果没有经过争取人权的斗争，没有在斗争中实行关于人权的常识性教育，很难设想会出现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
男性的占有首先表现为经济占有。娜拉虽然因为自由的匮乏而出走，却可能因为经济的匮乏而归来。
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两性关系都比同性关系更富有精神上的联系。任何快感和美感，都是精神上的体验。但是精神是不稳定的，脆弱的，易逝的，而且常常需要呼应，不同于物质可以构成单方面的实在。因而，在世俗社会中，尤其是家庭中，作为生成中的精神，很难避免物质现实的入侵，腐蚀，损害和最后的吞噬。
家庭是一个经济实体，具有某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家庭意识形态由于靠日常生活，基于狭小空间中的大量凡庸，琐碎，反复然而必须的物质材料的积累与运动来维持，因此，比国家意识形态更趋向于亲和性。处于前家庭阶段的爱恋行为不构成意识形态，惟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交往，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游离性，使男女双方易于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中国的婚姻是无爱的婚姻，所以，所谓家庭的和谐，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规定，相当于国家的“法治”，它已沦为对于男性中心和奴性习惯的坚守与防卫。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父亲》中说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中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何等悲怆的声音！在这里，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乃因为爱情的戏剧未及上演，便已降下帷幕，其沉重有如闸门。
觉醒的一代，是牺牲的一代。
五四时代不存在“第三者”问题。男女之间，只有布伯式的“我一你”关系，永远没有他(她)。当他(她)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障蔽，便已随即变做我与你了。
五四运动前后是民族精神的高扬期和震荡期。革命是最富于精神气质的。多少青年男女走出大门深院，又紧靠了故家的莓墙相爱，在十字街头相爱，在动荡的精神氛围里相爱。他们的关系史，构成中国婚姻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页精神罗曼史。
五四时代是初吻的时代，爱的时代。
鲁迅在《伤逝》里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确，物质生活是生命的根本；但是对两性关系来说，要首先不失为爱。所谓爱，既不是一个人搓着另一个人的衣角，更不是分手以保各自的生存，而是共同的创造，且在创造中更新。爱就是爱，温暖、柔韧，为物质所滋养，却不能为物质所劫持。
子君是悲惨的。她为了爱而忘却翅子的扇动，结果所得只有威严，冷眼，与空虚。然而，子君仍然是美丽的，因为她毕竟勇敢无畏地爱过!
子君死了。
《伤逝》所伤，是人间至爱的亡逝，精神的亡逝。爱以它的纯净，高尚而成为永远的乌托邦。伊甸园就是乌托邦。
从莎菲出发，走向杜晚香。
在莎菲与杜晚香之间，丁玲写过一篇《三八节有感》,对延安的妇女受到普遍的轻视和责难的现象，表示了一个准女权主义者的温和的抗议。然而，立即受到了批判。四十年以后，一样是三八节，一样是女作家，而且在一样性质的报纸上著文，一样有感于在妇女和家庭问题上，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大，说:只差“三从四德”没有说就是了！如一箭之入大海，不受注意，更不受批判一一
谁说历史不是在走向进步呢?
中国的女报，女刊，长成一群花指甲的长舌妇。它们教女性如何讨好男人，如何妥协，如何取巧，如何保持家庭“和谐”；从来未尝言及矛盾和痛苦，言及危机，言及不合理，未及反抗，未尝促进男女共同体的崩解。
安娜·卡列尼娜受到严重的关注以及种种非议，在中国，而且在八十年代。
同样在八十年代，乃有选美的盛举，据说不为帝王而为俗众。后来，居然野火一般延及北大......
娼妓像成群的黑蝙蝠，在黄昏悄悄起飞......
中国女性只有容貌，没有声音。
妇女解放被演变成胴体的解放，体力的解放，攻击本能的解放。男女平等观念被演变成“半边天”观念。一半对一半：分裂，对峙，同级斗争，于是所有不同性别的眼睛不复关注全体。
成群的女童失学；
成群的女工下岗；
成群的妇女被拐卖......
在私人房间里， 知识女性静静地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
中国女性遗留了古老的妻性和妾性，还有娼妓性，却失落了女儿性。至于博大的母性，却是由来缺乏的。
9
储安平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其实，由来存在着对“自由”一词的不同解读。毛泽东说得明白：“自由”是有阶级性的。所以，直至八十年代，仍然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叫运动的运动。
从北大到西南联大，从左联到鲁艺；留学则从日本到苏俄，从欧陆到英美......不同的路线，不同的网络，构成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全部景观。
十年是小周期，百年是大周期。
中国新文学发轫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是鼎盛期，四十年代是衰退期，五十年代是颠覆期，直到八十年代，出现颠覆的颠覆。然而，此时仍然不能称做文艺复兴。当历史精神一旦衰歇，恢复就不是一代人的事；而且事实上，赵翼所言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并非真确，荒芜与死亡是可以蔓延许久的。
所以说五四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除去客观环境不说，单说被称为“五四人物”者的素质，便无以伦比。一，他们学贯中西，知识资源十分深厚。二，他们都各各有着个人的理想，个人的主义，几乎一个人 一个主义。他们那么忠实于时代，却又那么忠实于自己；如果不是出于真理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决不退让的。三，他们富于创造力，连“打倒孔家店”这类破坏性口号， 其实也是一种创造。二千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喊出来的声音，从无到有，这样的革命精神就是创造精神。四，他们的心态是自由的，健康的，无所顾忌的。
五十年代人不同，从履历看，他们是革命战争过来的一代，知识贫弱的一代，服从的一代。以阶级一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意识报态，先天地具有反智倾向。
一面制造沙漠，一面打井。
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唯在沙漠里打井。
五四前夕，科举，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教育考试及官僚选拔制度，随同一个完全失去了社会控制力的政府的衰败而提前消亡。“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正值当立未立之际， 元“家”可归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再度成为“游士”。这是一群无组织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终身服务的对象已不再是君王和权臣，而是新兴的报刊，不是人而是物。这些报刊首先是个人的，同人的，不是哪一个党派的；即使为党派所有，也不为党派所垄断。
知识分子一旦拥有报刊，就拥有了广场，拥有了向全社会发言的权利，控告和抗争的权利。
循环往复，无有终己的政治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实质上是近于“围猎”一样的游戏。
如果说目的在于猎获的话，几只小动物，既不会给盛大的筵宴增添特别的美味，也不至于因此便可改善捕猎者的胃口。最大的目的，恐怕仍在于发现和追逐本身。
这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发动的“亚战争”。由此，捕猎者可以饱览遍地鹰犬，火光薄天，兵车雷动，鼓角争鸣的大场面。毛泽东喜欢而且多次建议党内阅读的枚乘《七发》其中就有“校猎之至壮”一段。至收获掌功时，“高歌陈唱，万岁无歝”，征服的陶醉更是无上的快乐。
天生弱质的知识分子却不堪其苦。在雕弓与死亡之间，是无边的惊恐，绝望，焦虑，卑怯，嫉妒，侥幸......精神于是变态。
知识分子本出于民间，却长期被视作劳动大众的对立面。
正统理论是重视实践的。然而，实践之于知识分子，并非学术艺文方面的实践，而是专业之外的体力劳动。所谓“知识分子劳动化”，“接受再教育”之类，无非打了漂亮的旗子，把知识者群驱赶到绝境中去，不停顿地折磨手脚而让大脑闲置起来长草。
思想实践也是实践，而且，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实践。取消思想实践的权利而代之以奴役性劳动，如“右派分子”的劳动改造，以及后来的“五七干校”，都是以消灭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目的的。身为知识分子而不带一定的社会思想，如技术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却可能被赐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就仍然“保护”了原子能专家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有人把这种将知识和思想溺毙于劳动大众之中的行为称为“民粹主义”，其实不确。的确，民粹主义是土生土长的，带有相当封闭和野蛮的倾向，但是，它是对民间，对农民，对劳动者世界的自觉的皈依，而不是“革命”的宰制。
知识和思想都构巢于人格。人格具有凝聚力。没有人格的知识和思想，只能是一堆零散的无用的废料。而人格的高尚与卑污，则可以使知识和思想呈现出各种不同方式和不同质量的组合。
奥威尔说：“对知识的尊严直接的、有意识的打击，就来自于知识分子自己。”这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卑贱性。在专制主义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卑贱性将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人称 1957年“反右”运动为大悲剧，对部分“右派分子”而言，实乃大误会，原因盖上下缺乏沟通，所以“隔膜”之故。李慎之自述说，被打成“右派”以后，尝书龚定庵诗，匿名寄呈最高领袖以明心迹。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苏联作家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从此成为一个象征，被人用以指称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敢于否定斯大林，却不敢清理斯大林身边的赃物；在悄悄推行自由体制的同时，始终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直到同僚们阴谋地把他从舞台上给弄下来为止。
九十年代末，有学者著书描述中国改革，亦名曰：“解冻时代”。
1898年，诗人高尔基写道：“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说‘不'。”等到成为政论家高尔基以后，相反便说“是”了。
五四是说“不”的时代，随后是说“是”的时代。
五四时期，有一批作家相继崛起，如郭沫若，茅盾，曹禺，巴金等，再后来简直化作金刚一般，被供于机构化了的文坛之上。他们后半生的写作，几乎都可以当作胡话和废话而存留。除了获得官职，可以说，他们失去的是全部:从人格到艺术。
所幸的，是巴金还来得及补做《随想录》。
周扬从延安时期起，即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一一人道主义。据说进了一趟秦城监狱，大彻大悟，乃趁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改而大颂人道主义了。其颂未毕，即遭批判，且锋芒来自老伙伴胡乔木。如此曲折冲突，无以名之，或可称“戏剧性”。
一分为二。
仿佛为了给这一东方最古老而又最现代的哲学制造根据，人格分裂成了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尤其在政治运动中。
考据家无从判断：何者为共相？何者为殊相？何者为面具？......
最后，连考据家也变得面目模糊了。
政治运动是一种不定期施行的惩罚制度。避免惩罚，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奖励，可以鼓励各种机会主义的产生。
知识分子唯在行政惩罚及奖赏中感受政治的力量。
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是“为人生”的。
鲁迅则主张不但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人生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历来的文学只有瞒和骗，“为人生”则以自身的诚实与经过的真实，建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其后，新式的“文以载道”论起来，于是不复为人生，乃为所谓的“政治”。现实中的主体消失了，人生以及感悟人生的内容消失了，文学只好退回到古典主义那里去，退回到阿谀取容，矫揉造作，拘谨保守那里去，退回到老化和僵死那里去。
蒲宁的目光极其锋锐，在1928年就注意到了大嗡大嚷的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他的诗作已经粗具雏形的古典主义，并且预告说：“在未来，无论马雅可夫斯基如何不愿意，他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放肆地造反了。”
作家修改作品是经常的，但是受命修改是少见的，接受无形的命令而修改更是罕有的。
中国作家长期处于待命状态而拼命涂改自己。
有所谓“样板戏”者，它的出现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奇迹。
样板戏是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不特是荒诞的正剧而已。它是强行制作的。进入“新时期”以后，传播加剧，可谓越数十年而不衰。除巴金老人神经衰弱，惊为恶梦者外，举国上下，不以为意。
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是如何丧失的?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特操”。然而，当他无情地抨击变节者之余，却又说，中国论人未免过于苛酷。他是把问题归究于个人呢?抑或环境呢?还是由两者纠缠而成的死结?
中国作家协会"四大“代表”为“创作自由”口号鼓掌，热烈达数分钟。殊不知“创作自由”同“思想自由”一样，都是假问题，其实质是“出版自由”。
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时，尚在17世纪。西欧知识分子经过多么漫长的斗争，包括制宪斗争，才廓清中世纪的禁锢，使言论和出版自由成为可能。
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五四一代的口号中，独缺争取“出版自由”一项。当时，无论“叛徒”和“吊客”， 都可以大声呼号而无须避忌。他们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文化的斗争，而非政治的斗争。况且，当时的政府已无力顾及。结果，他们把“出版自由”的难题留给了来者。
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府，也是第一个建立新闻审查制度的反现代政府。
中国出版界为打击各种不良现象，至九十年代，全国统一管理书号，限额配给出版社。
记者评云:乱子从兹少矣！
中国作家协会诸分会为作家评定级别，以相应规定住房及薪饷多少。其实，这正好继承了老传统，无须乎大惊小怪。春秋时养士就是分等级的。在孟尝君那里，有士冯驩，级别不高，故有“食无鱼，出无车”的弹铗之举。因为出格，史书遂有记载焉。
奥威尔说，想像力是不能围起来驯养的，就像有些野兽一样。大约这是针对文学而言的。其实，世界上有哪些野兽是不可驯服的呢?
就像鲁迅所举的狮虎鹰晕，当是最“伟美”的罢，也仍然可以“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根本的问题唯在有没有被驯养。只要野兽有过被豢养的经验，本性肯定会有所改变。
驯养便有驯良的文学，在野便有野性的文学。
洛扎诺夫：“正如希腊毁于哲人，罗马毁于寄生虫。”
个人崇拜，在五四时代近乎绝迹。唯有到了统一的时代，集权的时代，才得以复生。由于个人崇拜源于信仰—青感方面，所以文人集团特别适宜发挥其专业特长；即使不是始作俑者，也是推波助澜一流。
1976年9月，毛泽东辞世。创造社元老，著名诗人郭沫若应约写了两首诗，授与《诗刊》。原诗起句云：“伟大领袖比爷亲。”其时，“史无前例”的现代造神运动已近尾声。雅人作俚语，此可记也。
1997年3月. 《天涯》杂志载作家梁晓声答问:
曾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中，哪些人的心里负荷最大?”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当然就是政治局的成员们。中国这个斯芬克斯给他们出的难题太多了。”中国知识分子愤于分配不公，以一贯从事“简单劳动”之引车卖浆者流为参照，见有所改善，即呼为“倒挂”。
文化界名流诉讼成风，当属一朝盛事。
在经典的阶级论中，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以致在实际的社会操作中，竟无立锥之地。由于它的无根性，故能浮游于各阶级之上，超越自身的利益而获致二个普遍的高度。但也恰恰因为无根，所以容易依附他者，而难于独立支持。
声称代表全民族全社会的集团或机构，往往是最狭隘，最自私的；而一贯喜欢标榜“自我”的知识分子个人或集团，却可能代表社会全体。
大约也为此，索尔仁尼琴说: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政府。
然而，政府的吸附能力极强。它可以把一个或一群知识分子倒吸过去，变着法子使用，而知识分子不能。
五四知识分子:非此即彼；
后五四知识分子:亦此亦彼。
10
愈往后的人们，愈是与历史疏离。本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一个悲观的结论说:与历史脱节是现时代的特点。
人类当下的生存与过往的人物和事件，贯穿其间的历史精神，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联系是有选择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没有极限的选择，然而一经选择就变做了现实。地球上的人类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者。即使选择是天赋的权利，而且与未来的福祉相关，人们仍然把现实当成唯一合理的事实加以接受，从而放弃选择。
现实的合理性其实是无法证明的，除非进行再选择。
唐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历史也许同潮水有关，也许竟是空城;但见山苍苍，水茫茫，现实之波涵盖一切......
1998年5-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