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中国，从追求可以用数字衡量的目标，到追求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是一次巨大的转场。
小到一件事的细节，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迷路。作为一个干新闻的人，在开口谈改革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明确此时此刻的中国在哪儿，找到横轴和纵轴的坐标。我对目前中国的定位不妨用四个年份、四个数字，或者说四个跨度去定，即百年中国、六十年中国、十年中国和2012年的中国。
百年中国：从家国梦想到个体梦想
第一个跨度就是百年中国。
2011年是一个注定要跟历史结缘的年份。这一年，我们要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北京申奥成功十周年、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十周年，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更重大的纪念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当我们用一百年的跨度去衡量中国，恐怕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一百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一个以国家独立、富强为标志的“中国梦”，过渡到以个人梦想得到尊重、得到保障、得到维护、得到推动为主的新“中国梦”。
此时此刻的中国，正处在“中国梦”的转轨时期。为什么这么说？请问在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忧虑是什么？痛苦是什么？梦想是什么？回过头看，那时一些已经开办的报纸杂志，也在收集梦想，只言片语中承载的多是“家国大梦”。因为在一个四分五裂、哀鸿遍野、积弱积贫的国度里，国民恐怕很难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乃至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从1840年算起，“中国梦”大多都与个性无关，与个人无关。
在实现家国梦想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国民是愿意参与其中的，参与的方式就是抑制个人梦想，融汇到家国大梦之中。我们可以举无数的例子。比如说“三钱”当中的一位—钱伟长，日本入侵，国难当头，他突然意识到只有科学才能挽救国家命运，历史、文学都无能为力。于是他生生舍弃了世代家学，摒文从理。请问现如今的“80后”“90后”们，有几个人还愿意放弃自己的爱好和梦想，去为所谓的家国大梦扭转人生道路？
还有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在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河北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农民，年轻时给住在村里的战士送过饭。有二十三名战士在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中牺牲了，他把他们掩埋在村里，为他们守了六十多年墓。他家就在墓旁三百米的地方，从来没搬过，将来也不打算搬。因为他曾经见过这些活生生的年轻面孔，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尸体，心里割舍不下。
过去的岁月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因此，很多人说“中国压抑个性、不尊重个体”，我对这类说法持不同意见。一个弱不禁风的国家，没办法谈太多的人权、民主。我觉得要有一个历史的定位。
经过了一百年的浴血奋战，经过了一百年的奋发图强，经过了一百年的曲曲折折，我们走到今天，实现了和平崛起，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GDP第二，不能再算一个“弱国”了吧？连美国人都开始管中美叫“G2”，要“共治”。我说甭玩儿这个，“U2”还好一点儿，那是个乐队，可以听听；说中美是“G2”，是共治国家，这纯属忽悠。但是不管怎么着，我们已经绝对地实现了百年前的家国之梦了。
那么这时，我们要告别家国大梦为主的“中国梦”，开始进入实现个体梦想的通道。开始需要讲求公平和公正，尊重每一个人，很多历史的遗留不能再延续。
岁数小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崔健有一首歌叫《红旗下的蛋》。我们“60后”这批人当然是“红旗下的蛋”了，“80后”“90后”稍微模糊一点儿。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历史遗留的影子，家国梦曾经高于一切，指望一夜之间完全改变很难。
但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转向，很多政策调整也与此相关。过去提“富国”，现在提“富民”，说“要让公众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为本”。“尊严”和“幸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在考虑富了之后该做什么。未来五年或十年、二十年，还会有这么大的财税收入向中央集中吗？会不会向地方倾斜？向落后地区更倾斜？
总之，从一百年这个角度来算，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今后的梦想追求要以个体的保障、个体的尊严与幸福为更大的福祉和追求，这是第一个定位。
六十年中国：从“物化”向“非物化”目标的转变
第二个历史定位就是六十年。我说的六十年，是从1949年算起的六十年。
2009年，我们走过了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六十年，我在做国庆直播时感慨万千。六十年，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大数字，一个甲子，一个轮回。这六十年可以拆成两个三十年，再加上以2009年为起点的未来三十年，这三个三十年各自代表什么？
第一个三十年不用说太多，从1949到1978年，很曲折，很折腾。从民生和社会经济角度看，期间有很多的探索、失误、教训。用句玩笑话来形容：“头三十年最重大的收获，就是告诉所有中国人，这么走是走不通的。”但也不能这么简单地去评估这三十年，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国家的腰杆挺起来了。
第二个三十年，从1979年开始。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是1978年《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但真正的发令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核心思想—我见过真迹—是邓小平用铅笔写的一些字，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于是，改革大幕在1979年正式拉开了。
那么，第二个三十年完成了什么呢？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追求的是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标—温饱、小康、翻两番、万元户等。物质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世界排名由第十名升至第二名，不止翻了两番，财税的增长速度更是远超GDP增速。
毋庸置疑，这是在物质层面上突飞猛进的三十年，但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从2009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来，这个国家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开始确立一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新的改革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候，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深不可测是什么意思？“不可测”就是没法用数字来衡量了，对吗？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尊严？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幸福？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以人为本？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和谐社会？
深不可测，意味着不知道该怎么做。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看，前些年就开始强调“快”。最早的“快”诞生于“大跃进”的时候，但那个“快”不靠谱。真正的“快”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看过当时的介绍。
坐在“新干线”上，旁边的朋友向邓小平介绍“新干线”的时速，他就跟没有听到一样，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就感觉到快，在催人跑。”所以这个“快”字，成了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最重要的基调。
前几年，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快”变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过几年，出现了“又好又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跟江苏团聊天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了文件，在当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明确。“好”和“快”的顺序发生了改变。
现在的中国还是不能丢掉“快”，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GDP增长不能连续几年低于7%。如果低于7%，社会问题会显性化。
我一直是这样举例子的：中国是一辆自行车，骑着就稳，停下就倒，“骑”跟“停”的分界线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于；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与此同时，我们显然又在一个减速的过程中。减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仅仅减速，其他效益没上来，这是严重失误；如果速度适当下降，环境保护、经济转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这是对的。
我仔细研究过十七大报告，关键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后半本是民主。报告用两个章节探讨民主的问题，尤其在党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说法。
比如，在党章修改里面，“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没有了。请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党建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将来我们的领导干部是由党委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实行“票决制”。什么意思？这都是未来有关民主的某种粗框架模式的确立。
在十七大报告里，民主改革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叫“公民的有序参与”，先党内后党外，写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媒体在传播十七大报告的过程中是失职的，只强调了民生，几乎没强调民主。有关民主的报道也忽略了实现路径。
报告前半部分有两大主题。一大主题是强调一定要继续改革，因为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有一种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借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腾。另外一大主题也非常重要—统筹兼顾—在报告里列了十条，翻译成白话就是“走平衡木”。
什么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牺牲公平不行，牺牲效率也不行；不发展不行，发展太快不保护环境也不行；光讲究效率不照顾民生也不行，光考虑国内不考虑国际也不行……这十条强调的就是寻找中间路线，把握平衡。
回头看过去五年，这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重点不就是“平衡”吗？也正因如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有些“不过瘾”。在环保人士看来，依然有很多保护不力的地方，不过瘾；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为了环保对我们限制太多，也不过瘾。
这就是这一届领导人的宿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找平衡的阶段，“统筹兼顾”的结果一定是各方都得到了一点，但也都不太满意。
“统筹兼顾”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转折。意味着我们由前三十年的物化目标，向后三十年的非物化目标转折。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一句著名广告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今天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应该改成“效率就是金钱，公平就是生命”。
中国的一个显性的转变，就是要从追求效率向公平的方向转变，但此时的中国，仍是天平两端放着效率和公平，偏废哪边都不行。改革的难题全在于此。
我们现在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的效率，因为公平的诉求太强烈了；可是彻底满足公平、牺牲效率，显然又做不到。
比如高铁，时速原本是按照350公里设计的，降到300公里，就意味着效率和效益的牺牲。但是能不降吗？不能。“7·23”动车事故使得全社会对生命、对公平的诉求，达到了最高值，不牺牲效率过不去。
动车降速，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留在了2011年。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中国前行过程中的一则寓言，是改革这趟列车发生了事故，促使我们思考。它的背后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安全保障了，速度也可以再升回来。总之，要平衡。
再比如前些年，《劳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为什么？因为劳动者权益得到相当大幅度的提升的同时，社会要付出效率大幅降低的代价。过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和外国拼，一直拼的是劳动者超低的工资，和超高的工作时长—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在日本横滨的港口，一个货运公司负责人指着密密麻麻的汽车告诉我：“日本无法跟中国竞争。员工周末必须休息，所有的车都运不出去，只能停在这儿。”这句话深深地提醒了我，中国人的竞争优势变得非常具体。
欧洲很多国家，周末想买个东西都很难，商店不开门，要吃饭得去唐人街。在美国纽约也一样，采访到晚上9点还没吃饭，麦当劳都打烊了，怎么办？去唐人街。唐人街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灯火通明，从餐饮到足浴到按摩，什么都有。
我们可以认为，欧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2006年“世界杯”之前，我在德国待了一个月，在那儿亲眼见到德国人怎么干活。一摞木头，三个人搬，其中两个人都闲着，剩下一个人操作吊车，干了一下午还剩半摞没搬完。德国人，在欧洲还算勤奋的。而在中国，不要说农民工兄弟，让我自己干，估计半小时也够了，而且根本用不着机械。这时候我知道欧洲问题大了。
欧洲的劣势正是我们的优势，但回到国内，我也能清清楚楚看到我们自己的劣势。
因此，《劳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相当多的人表示担心。此时的中国，依然是效率略高于公平，但我想用不了几年，公平的诉求就会超过效率的诉求。这也是第三个三十年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麻烦事儿”还有很多。除了公平，老百姓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也在快速增长。互联网进入中国，显现出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搅拌能力”。
虽然在互联网上，“白岩松”隔三差五就“被自杀”“被封杀”“被辞职”，我依然是互联网的支持者。为什么？互联网启蒙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你可以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你要习惯与刺耳的声音共处，与糟糕的评论共处，与谎言共处—真理的价值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荒谬同在。
有人说应该控制互联网上的谣言，务必谨慎，并合理合法。正如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正常细胞，谣言被消灭了，真理也就跟着消失了。
真正需要强调的，是如何传播真理的声音。2011年《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目前的中国是改革和危机抢时间”，我非常认同，也曾多次援引。
社会上的群体事件，正从过去的不发达地区—贵州的“瓮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扩散到发达地区—“厦门PX项目事件”、“东莞水污染事件”。过去媒体人强调更多的，是监督政府权力的运营、监督法律的运营等，但是现在，媒体也要强调每个公民自我的改变。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改革的阶段性产物，也有民族性的根源，每一个人都该在其中承担责任。
十年中国：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第三个时间跨度，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十年”。
我很幸运地经历了从1994年恢复关贸总协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全过程。面对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曾有无数的担心、忧虑，但是当你走过第一个十年，并以此为节点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大多忧虑是没必要的。
比如汽车行业，最近三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汽车产量最大的国家—十年前谁能想得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思考的是中国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到了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毫无疑问，时候到了，然而一系列的矛盾都卡在这儿。
我举几个例子。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广东家长教育孩子经常这样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当公务员。”再看现在，公务员热成了什么样？很多腐败现象也正是从这里滋生出来。山西长治环保局，完全算不上“大衙门”，但一个家长为了帮女儿在这里谋个职位，要掏近十二万元行贿。这钱得多长时间才能挣回来？
可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从某些方面看，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最有吸引力的并不是与市场经济紧密挂靠的部门。“国考”成了“天字第一号”，比高考竞争还激烈。
还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也拥有了第一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我们强调私营、民营、集体、国有等企业一律平等。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做到了吗？
众多中小私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因为银行出于“避险”的考虑，不愿意给他们贷款。银行贷款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么琢磨的：给国企贷款出了问题，大家一起背黑锅；给民企贷款出了问题，就是个人的责任。可是在支撑就业方面的贡献，民营企业早已超过半壁江山。
很多年前，中央就制定政策，提出某些垄断行业可以更大范围地面向民营资本放开，但是实现不了。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都在考虑地方利益、部门利益。
还有关于财政收入高度集中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样的做法是对的，集中财力干大事，支持农村、支持西部，包括建设一些落后的公共事业等。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要不要为地方回补？
中央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愈演愈烈，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那天“北京地王”出来，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发明了“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这句话。几乎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市政府都搬迁了，为什么？就是要把老地卖个高价，再让一块没有价值的新地，随着市委市政府的迁入而升值，政府就能多一些收入去干事。不要总认为这里都是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的倒逼。是谁逼着地方搞土地财政的？将来中央跟地方的分税要不要进行改革？
无数个改革的需求摆在面前，迫在眉睫。
还有更加敏感的问题：政治体制要不要改革？
也许到了要改革的地步，因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十八大”之后我们要思考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问题，我们的程序如何合理？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共产党的民主模式是什么？我非常愿意相信，有可能是党内竞争。或许未来五到十年，会有这样的试点：某个县委书记或县长，由三名共产党员同时竞争，走民主程序。中国的民主投票权一定从党员开始，然后再向党外扩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愿意推动国家前行的人成为党员。
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总书记讲话谈到几个“风险”，第一次提到这个词—懈怠。这话值得玩味，明显是有所指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大家都有些松弛了，前行的动力不足。
同样是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还有一个重大转变。过去“发展”是第一要务，现在“稳定”和“发展”并列为第一要务、硬指标。围绕这些局面和细节，我们的确要想：改革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现在是不是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对于发展改革委的朋友，光有理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扛着所谓的理想大旗走在错误的方向上，比不走还糟糕。
2012年的中国：继续努力，并多些释怀
最后一个历史节点，就是此时此刻，2012年。
2012年，可以用很多“大事件”去定位。全世界的大领导都要换了。美国要换了，法国要换了，俄罗斯要换了，中国也要换了。
这一年，对媒体来说挑战很大，大家会下意识地说：“哎哟，换届之年得小心点儿。”可是，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你把对方当朋友，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适用于人与人相处、国与国相处，稍微改一改，也适用于人与年代的相处。“你把这一年当成改革年，改革就会推进；你把这一年当成停滞年，改革就会停滞。”
还有一句歌词，对我们这代人影响非常深远：“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年轻时认为，当然是“我们改变世界”了，要是被世界改变了岂不很悲剧？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走过的道路，才会发现事实的真相：我们改变了世界，世界也改变了我和你。
很多年前，龙永图告诉我：“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人生就是一场谈判，与梦想谈判，与时代谈判，与身体谈判，要懂得有所妥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金，又有谁可以圆满地实现理想呢？进一步，再退半步吧。任何一个时代，所谓的终极目标，永远无法达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朋友也要明白，你殚精竭虑地付出一生的努力，时代的病状依然不会彻底消除。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唐朝、宋朝、清朝都曾是盛世，但如果你能穿越回当时那些知识分子云集的酒馆，会发现他们也同样忧心忡忡。忧心忡忡是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
中国这列火车，我们希望它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但是别忘了，一定有人拦在车的前面把它往回推，也有人在侧面瞎推。更可气的是，还有相当多的人，坐在车顶上，事不关己。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但必须接受的现实。好，我们接受。但在接受的同时，确保自己是向前推动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就好了。
2012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己的读后感
去发改委谈改革，还呼吁多推动改革，好多人听说后嘲笑我：胆儿挺大的啊？那是2012年1月份，十八大还有近一年才开，“改革”与“中国梦”还不是热词，有机会进发改委，当然要说说。
现在，这两个词已经大热，很欣慰，但也到时候该谈谈别的了。
2015年春节，我给朋友自创短信贺年，最后我对新一年的祈愿，用了三个“开”：开放、开明、开心。
当改革重新热起来，并向深水区挺进的时候，我发现“开放”二字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可别忘了，中国改革的起步，“改革开放”是不可分割的黄金组合，甚至从某种角度说，开放，正是改革的一部分。
今天再提开放，不仅是开国门建特区的问题，更在于心灵、头脑与思维意识的开放。这些年，中国进步很大，相当多的人自信起来，这是对的。但如果自信到自以为是、封闭及老子天下第一的状态，那就错了。
而开明是期待中国能真的自信，因此更包容更多元更让人有安全的自由感。如果很多人都是担心、顾虑，说言不由衷的话，那时代与个体又如何真正地开心呢？
只有更开放更开明，我们才会更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