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愚蠢却勤奋。
眼下这个时代的不够公平，是通往更高层次的公平的必经之途。
今天，主持人的开场白为我拉了很大的大旗，也扯了很多的虎皮，其实所有的头衔和奖项全是虚的，讲得不好，大家照样可以喝倒彩。
同时我希望，今天不是我单方面的讲话，而是我们共同来沟通。我需要开放、自由，甚至反叛，甚至怀疑。大家和我一起去制造这样的一种气氛。你们要相信，白岩松说的很多话不是句号，而是问号；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白岩松不是要给你灌输什么，而是在碰撞中把问号留在你的心里，然后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给出答案。
当然我还要说，校方给我出的题目是“人生、理想、责任”，题目太大了，无论其中哪一项，都不是短短一个小时能谈完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心理上面临的三对矛盾：痛苦和快乐；理智和情感；梦想和现实。
治标更要治本
很多人曾经问我，《痛并快乐着》这本书是不是在写你的个人经历？我说不是，我没有这样的欲望，去写一本反映自己经历的书，但我们可以谈谈“痛苦”和“快乐”的概念。
我个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每个中国人都会有的一种内心的触动：快乐不是单纯的，痛苦也不是绝对的，它们混杂在一起。比如，当你的亲属或你自己在改革的环境下，在竞争的机制中，向前迈了很大一步的同时，可能会有另外一个亲属下岗了，或者在竞争中成为一个失败者。
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的心情总在起起伏伏，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但是只要始终在向前一步一步地迈进，我认为就是非常可喜的。
我不敢奢望所谓的“大踏步向前进”，不敢奢望“一马平川”“一帆风顺”，那不是中国。前进一步退半步，再前进一步再退半步，这是正常的，而且足以让我们感到快乐了，因为总体方向是向前的。如果前进半步退一步，再前进半步再退一步，即使处在前进的这半步当中，又有什么可快乐的？因为总体趋势是向后的。
我是1989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离开校园十一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三个字：不要急。当初在校园里，我也是像大家一样的热血青年，希望很多事情能够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但是现在不会了，虽然血依然是热的。
我特别相信“不要急”这三个字里所蕴藏的一种力量。
当然，有些变革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但那对于中国是摧残性的，这个国家承受不起。几百年历史沿革中，中国已经积累了很多伤口，很多病患，仅用西医祛除“表征”是不行的，需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治本”。大家知道，中医疗效很慢，但是效果是非常稳固的。
我只是用西医和中医做一个比喻，请大家不要理解成我反对西医，我是一个所有先进文明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怕师弟、师妹们在这一点上发生误解，所以要特别声明。
中国改革就是这样，需要用“治本”的方法建立起一种机制。
曾经有很多人跟我探讨：《焦点访谈》是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我说不是。
在这里我可以先列一组数字：《焦点访谈》一年播出三百六十五期，满打满算批评性报道二百多期，也就是说一年能解决二百多个具体问题。但是我们每天通过来信、来电、电报接到的投诉事件都有上千件，也就是说一年播出的节目也解决不了一天的投诉。那么显然，《焦点访谈》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绝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也解决不了。它所做的，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去督促一种机制的建立。
改革改的是什么？改的是机制。我们要建立一种奔着百年老店、千年老店去的机制。
今天上午还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反腐败？我说反腐败绝对不是处置几个高官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必须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活中，建立起非常良性的机制，使腐败行为的实施者由“不想”转变成“不敢”和“不能”。
人性有很多弱点，包括贪欲在内，绝不是靠思想教育工作就可以全部解决的。一方面需要思想教育工作，让人们“不想”做坏事；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合理机制，让人们“不敢”“不能”做坏事。
“不敢”是很大的觉悟，“不能”才会让人真的放心。
比如偷税漏税这件事，也许美国的税务局局长在年关的时候，可以对所有国民说这样一句话：“欢迎偷税漏税，但是请别被我抓到。”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抓到。在中国呢，很多公共场所的广告牌上都写着“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但是很多人都在偷税漏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被抓到。
腐败也是这样，成本太低了，只要运气不是太差就不会被抓到，那么腐败的滋生面就会变得很宽，被大多数人习以为常。
我1996年采访过大庆市的市长。这是一位老劳模了，江苏常州人，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就分到大庆，吃苦受累，暴风雪中干打垒，最后一步一步成为市长，为大庆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大半生心血。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那次采访，跟着他回老家，看到他对家乡仍然怀有满腔热血，尽己所能为家乡人民做事，也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但是有那么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个人去找他，希望他给批一个原油指标。这原本是他分内的工作，但那个人暗示他，如果您给我批这个条儿，我给您姐姐二十万块钱。当时他姐姐就在现场。
他可能也没太认真，隔了几天就把条儿批下来让人家领走了，没想到那人还很实在，后来真给他姐姐送去二十万块钱。他姐姐拿了钱很着急，来找弟弟，说这是别人送你的钱。他看都没看就说，你留着花吧。
所以说，中国的腐败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如果都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谨小慎微、周密计划，才能进行腐败，说明腐败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事实恰恰是，就在某一个很平常的下午，很平常的工作往来中，腐败就轻易发生了，然后很快就被遗忘了。它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轻易性和随意性。
后来，这件事情暴露之后，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老泪纵横。我想他可能这时才意识到，这就是腐败，这就是贪污受贿。这么轻易的没过大脑的一个举动，要用十年牢狱生涯去弥补，太对不起自己一生的付出了。
还有他的老姐姐，钱，一分也没落到手，却因为这一念之差让弟弟坐了十年牢，据说他在牢里的头几年，不断地闹绝食，想自杀。想到这些，姐姐的后半生该怎么过？
这个故事，以及所有和它类似的故事，都让旁观者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和我们的制度有关。但是当你走过一段回头看，发现很多事都向好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又是快乐和欣慰的。
不说国家，具体到个人经验，大学时代不也是这样苦乐交织吗？变革有变革的痛苦，快乐有快乐的代价。
我哥哥和他的同龄人是七十年代末上的大学，他们根本不担心毕业分配，会有无数个单位抢着要他们。但是到我们八十年代末毕业的那批学生，就已经没那么抢手了，得自己去联系单位，努力表现，多争取印象分。
现在的大学生就更痛苦了，恨不得刚上大一就要开始考虑未来，在数百人、数千人中间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你们拥有更多选择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更多的竞争；自由更充分，决定也必须更慎重。
生逢改革这样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痛苦和快乐相互纠缠，是我们这代人和你们这代人，甚至好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宿命。当然，即使没有改革带给人们的心理振荡，痛并快乐着也是人生的永恒主题。
季羡林老先生在《八十述怀》这篇散文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
老人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说，他依然有梦想，梦想牵着他向前走。
谁能读懂“韬光养晦”的痛苦？
我要谈的第二对矛盾，是理智和情感。这个话题就跳出了个人的感觉，更多是中国面临的现状。
比如1999年南联盟中国使馆被炸，如果当时任由我们的“爱国情感”爆发，我相信会是这样的局面：两天之内美国驻中国所有的大使馆、领事馆都不见了，一个礼拜之内所有的美国人都鼻青脸肿，一个月之内连长得像美国人的少数民族同胞都很危险了……但是它能解决什么问题？放纵情感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至今依然庆幸，当初中国处理这件事的策略十分得体，人们首先有一个情感的大爆发，接下来理智就占了上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5月9日凌晨4点，我在为《东方时空》特别节目写结束语，当时很矛盾，想用一种非常“过瘾”的方式来表达愤怒，但最终没有选择用这种写法来简单粗暴地拱起人们心中的火，而是写下这样一段话：
“今天是5月9日，母亲节，一个原本充满了温馨的日子，但是我们都不能温馨地过了。一个母亲和一个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妻子，在昨天的炮火声中消失了，今天我们要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分担痛苦……但是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善良，不公、不仁、不义，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这一刻我们最应该记住的是，只有让中国强大起来，才是真正的雪耻。”
以理智甚至某种压抑的态度来写结束语，是因为当时我想起邓小平很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绝不当头，韬光养晦”。一个大国的领导者，用到“韬光养晦”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也经历了理智与情感的巨大冲突。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个曾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辉煌的民族，在当今世界，不得不“韬光养晦”，这是一种痛苦。
慰问南联盟使馆死难者家属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朱镕基总理被人搀走，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我想他在内心里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痛苦，一样隐忍。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中国真正的强大在于，我们能写下“韬光养晦”这四个字。时常叫嚣愤怒的人不可怕，可敬的是暗暗积蓄力量的人。
2000年台湾“大选”，很多人都在对台湾喊打，这个状态一度令我非常担忧。现在中国最需要是时间。按当前的发展速度、稳定局面，还有人民的精气神，再给中国五到十年，我们就能拥有足够的资本去愤怒，去“叫板”。如果真的早早地造成一场战争，结果就不是与台湾论输赢了，而是一场更大战争的开始。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正式停止，谁能为这一后果负责？
这又是一场理智和情感的冲突。
关于台湾问题，我一直认为现在更需要用政治智慧去化解，去解决。曾经有一位专家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台湾回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当整个世界都默认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时候，相当于默认了中国在亚洲的“老大”地位，拥有台湾的中国是一支太过强大的力量。
但是紧接着，这位专家又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的国力还没有强大到民族复兴的程度，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更久。”
过去，我们谈及台湾的回归，说的是血浓于水、水乳交融。但仅有情感上的意向是不够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需要双方以政治智慧破除坚冰，走到谈判桌前实质接触，让彼此的利益裹挟在一起，以经济、文化互通有无的形式来诠释水乳交融。当它们往来密切、不可分割的那一天，自然实现了回归，也许是另一种回归，这同样需要时间。
对改革代价如何看待，也需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
1996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我是在上海度过的。那天晚上我们要做直播，去拍黄浦江边的一个迪厅，记得一张门票一百六十八块钱。当时上海的时尚男女们买起票来眼都不眨，把迪厅挤得爆满。迪厅门口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在卖烟，我相信他一晚上卖烟挣的钱，都不够买一张迪厅门票，跟他一聊，果不其然。他跟我暴骂当前种种不公，怀念改革前的“大锅饭”。
我充分理解和同情这位老兄，他的生活处境，他所感受到的落差，足以让他心理上充满愤怒。他怀念过去时代的“公平”，但他不会想到站在更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那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公平”。
总有人愿意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对不起，也许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可偷的。
低层次的公平注定会被打破。
比如我，出身在教师家庭，从小生活的大院里全是教师，工资差距不过几块钱，每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区别顶多是你家孩子的裤子补丁打在膝盖上，我家的打在屁股上。所以那时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利益冲突，相处特别融洽。物质上越匮乏，情感上越互助，人与人彼此支撑驰援的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尽管回忆起那时的生活，依然会感觉温馨，而相似的场景在今天的物质社会已经消失殆尽，但我并不认为那就应该是美好社会的终极画面。
改革剧变的进程中，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时，不能将自己的视角建立在前进的立场上，可能会得出很多错误的结论：过去好，现在不好；过去公平，今天不公平。
是，眼下这个时代是不够公平，但这是通往更高层次的公平的必经之途。只不过要让那些付出代价的人，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扶助和援手，要让他们不得不经历残酷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些温馨，这个社会才稳定。
如果说到改革中的失误，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安全网”编织得太晚，也就是社会保障系统建立得太迟，比实际需要落后了十年。如果早一点着手于此，面临的困难会减少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观察一个时代，观察人们的欢喜、埋怨、愤怒，都应该让自己的情感和理智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简单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难免会得出偏激的结论。
走，就有希望
在我今天谈到的三个主题中，最后一个主题可能是跟大家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我走过很多高校，承蒙弟弟妹妹们给我很多鲜花和掌声，但我不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我非常清楚，大家的鲜花与掌声不是给我个人的，我是在替很多新闻同行来面对这些赞赏和首肯；也包括一些授予我个人的奖项，比如“十大杰出青年”，我同样认为自己是在替众多同行领奖。
另一方面，这些鲜花和掌声，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你们自己送给自己的。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比如，希望未来能像白岩松一样，走上新闻传媒这条道路，希望和白岩松近似的人生经历在自己身上上演。于是你们为自己的梦想鼓掌。
我鼓励做梦，也相信梦想，但是梦想和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它不是直通车，而是区间车，中间可能有很多停顿、曲折，甚至是过山车，会经历一些大的跌宕起伏。
当你们走出校园，面临社会这个巨大的沼泽地，大概会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一脚踩进去，走了几步，发现是沼泽地，不好！转身往回跑。往回跑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是继续读书，缓一缓再离开校园；也可能是调整人生规划，选择一种与世无争的方式，消极回避。
第二种，在沼泽地里苦苦行进，勉为其难，觉得对岸实在太远了，梦想实在太远了，于是坚持不住，中途被沼泽吞噬。
第三种，我相信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经历写照。一开始也很失望，很艰难，觉得梦想很遥远。既然遥远，就不去想它，只管低下头深一脚浅一脚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走着走着，居然走出了一些挣扎的乐趣，走出些自我价值的承认和肯定。再走着走着，猛一抬头，发现自己已在岸边，梦想近在咫尺。
我在书里写过一句话，叫作“走，就有希望”，就是这个道理。总远远惦记着梦想，会被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差距打败；不如暂时忘记梦想，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生活迟早会回馈你一份厚礼。
除了直面琐碎的耐心和恒心，大家还必须拥有一种直面残酷竞争的勇气和智慧。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一辈子只为一个单位服务的例子越来越少了，每个人一生中都要下好几次岗，你们这代人更是如此。但是下岗不是坏事，每一次下岗都是一次转折，一次重新出发。
今天上午一个同学来找我，对我说，他正在遭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没考上清华的研究生，简直不想活了。
我当时就反问他：你以为这就叫挫折吗？
真正的挫折是跟生命相关的大悲大落，学业、事业乃至情感历程中遭遇的一些不如意，不过是一段经历而已。但是，由于你很少遇到真正的挫折，就会把种种“局部经历”放大为“人生磨难”，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如果你连这些小小的困境都走不出去，化解不了，未来步入社会以后，心态只会更加不平衡，道路只会更加不平坦。有句话很逗，说的是“越把事儿当事儿，它就越是个事儿”，其实凡事可大可小，全然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
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强大更开阔呢？
一方面要为自己的心找朋友。对我而言，其中一个朋友就是音乐，音乐是我的心理医生。我也这样告诉我儿子：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对你背转身去，音乐依然在你身边。你会在生活中遭遇很多不顺，但别担心，早在几百年前，已经有人为你写下了足以慰藉心灵的旋律，等你去发现，去聆听。
另一个朋友是体育。我从来不认为运动最大的意义仅仅在于保持身体健康，它是一项能够激发你的潜能、活力，鼓励你自己和自己较劲，在较劲中不断成长、翻新的行为。而且很多体育项目，更像群体游戏，一帮人一起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和同伴在一起，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单纯地沉浸在奔跑和竞技中，难道这不是一种特别好的心理治疗吗？
最后，我想引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算是和大家相互提醒。有人用四个词—聪明、愚蠢、勤奋、懒惰—来概括世界上所有的人：最优秀的人聪明而勤奋；二等人聪明但懒惰；三等人愚蠢又懒惰；最糟糕的是四等人，愚蠢却勤奋。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一个愚蠢又懒惰的人，顶多是不给社会做贡献，也不会造成什么破坏，但是一个愚蠢的人，却偏要勤奋起来，那就太可怕了。
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将来都成为最优秀的人。也别忘了，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白岩松正扮演着愚蠢而勤奋的角色的时候，请千万告诉我。
2000年 中山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字都是近几年的，但您刚看过的这篇是2000年的，距今最为遥远。在当下的中国，十五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东西面目全非。我特别要留下这篇文章，看一下十五年前的自己，看一下十五年前。
那时候谈到的“反腐”，如今正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也果真是按着“不敢、不能、不想”的思路发展。可还是得承认，“不敢”的力度大了，离“不能”“不想”还有距离。
那时候谈中国“韬光养晦”，可现在你的体量太大，光低头当鸵鸟也不太可能，怎样承担更多责任且依然低调着，也是个考题。
那时，我真乐观，字里行间都感受得到。现在，依然乐观，不过打点儿折扣，也谨慎多了。面对未来，不乐观又能怎样呢？然而我更明白，可不能瞎乐观，因为容易忘了去推动去改变。所以，不太乐观容易有紧迫感，也是一种推动力。我给“东西联大”写的一句座右铭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
那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要急”，因为中国太大了，要有点儿历史眼光。可我得承认，现在与那时相比，“有点儿急”。因为十五年过去，很多改变进步大家看得到，可有些东西改变得有点儿慢，有的甚至还会倒退。你说，能不急吗？
十五年后，我们是急还是不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