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63年，应该说还是个不错的年头——我没有饥饿的记忆，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所以长大后与几个比我年长三四岁的朋友玩，他们就会摆谱：没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就是幼稚。他们洋洋得意，因为饿过。
我母亲见过一个人活活饿死，一个活人，是怎样饿死的。她一天见到巷口围了一堆人，正想走过去，她胆小，只要见一堆人围着，也不管什么事，就先心跳。邻居小女孩恰巧一转身，看到我母亲，就喊：
“阿姨，阿姨，快来看饿死人！”
看完饿死人——人饿死之际抽搐着，会缩小，像揉皱一张纸。我不知道这是我母亲的说法，还是我的想象——我母亲呕吐。饿死的是一个孩子。我也不知道这呕吐是看到孩子饿死呢，还是妊娠反应。母亲语焉不详——她一直没告诉我是哪一年见到的，只笼统称说为三年自然灾害。如果是1962年，也有可能这呕吐是妊娠反应吧。该怀上我了。一边在死，一边要生。
后来我母亲就把这件事当作经典——常常向我说法。我太挑食了，她就说。后来我有了点正义，有了点同情心，就问道：
“你看着那个孩子饿死，就不想给他一点吃吗？”
母亲回答：
“那时候自己都没吃。”
我紧追不放：
“怎么你没有饿死？”
祖母听见，一巴掌打向我，连声怒斥：
“孽子！”
饿死的是一个孩子，在巷口。我的祖母闭口不谈这件事。巷里的老人们也闭口不谈这件事。他们觉得一个孩子饿死在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甚至几代的巷口，总不是件光彩事。他们觉得脸上无光，觉得不道德、可耻，觉得自己一世清白，被一个孩子——一个外来的、不知名的孩子饿死在巷口而被玷污。二十几年后，我去走访巷里的老人，有位老人说：
“饿死孩子？这件事不知道。我在这条巷住一辈子，从没听说过。”
我母亲见过一个孩子活活饿死的这件事，像是我童年的经典，六十年代的经典。我与母亲常常会谈起它，经典常读常新，但也有套路。母亲总是先用这个经典来教训我的挑食或者厌食，接下来是我对这个经典追问，最后是母亲力求经典回答。
“你看着那个孩子饿死，就不想给他一点吃吗？”
有一次，母亲回答：
“人在自身难保的时候，怎么可能去救人！”
但那个年代却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代，小巷里的粉墙上，刷着这样的标语：
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巷口，饿死的一个孩子，缩小，像一张纸揉皱。巷口，巷口照例有一根电线杆。六十年代的电线杆木质的，是一根原木。夜晚，一盏路灯泡出热气，照着冷冷清清的石子路。冬天的电线杆周围偶尔有雪花飞舞；夏夜的电线杆周围常常有蛾子环绕——环绕电线杆顶头的路灯飞舞，灯光一盏苦茶的颜色。灯光也有苦茶的味道。
六十年代的人们，几乎没有夜生活。即使精力充沛的青年，听完广播，也上床睡觉。广播在20：30后结束——地方台转播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就迅速结束。客堂顿时暗淡下来。
但我在六十年代，却有过几次夜生活。那时一有“最高指示”，即使深更半夜，单位里也要组织游行。敲锣打鼓呼口号，迎接“最高指示”指示到底——底层。而那时“最高指示”常常是在深更半夜传达。那时的人消息灵通，未卜先知，有一次，正吃着晚饭，姑母单位里的一个人来了，说，今晚要晚点睡，估计有“最高指示”。晚饭后，我洗脚上床，姑母客堂里转来转去，叔叔一边很羡慕地看着，他还没有工作，所以也就轮不上迎接。听完“新闻联播”，叔叔也睡了。大概已近22：00，我被姑母摇醒，姑母说，走，我们去吃馄饨。
姑母等“最高指示”等饿了，也等烦了。我们住在市中心，市中心有个广场，也是市里唯一的广场，游行队伍从四面涌来，到广场上集合，宣誓、庆祝、“拥护”、“打倒”一番之后，风流云散。所以姑母既是带我去吃馄饨，也是想去广场看看动静。祖母说都这么晚了，馄饨店早打烊。姑母说：
“今晚等最高指示，馄饨店也要游行，不会打烊的。”
那时候一说馄饨店，大家都知道是市中心那家。因为那时候市里只有这一家馄饨店，饮食行业的龙头老大，所以游行是断断少不了它的。馄饨店里果然灯火通明，我才吃几只，就见店里有些骚动起来，姑母说：
“快吃快吃，‘最高指示’要来了。”
这时，一个胖乎乎的人，戴着白帽，穿着白衣，有人喊他主任，他大概是馄饨店主任，站在门口急喊：
“打烊打烊打烊，‘最高指示’来了！”
我还没吃完馄饨——一碗馄饨十只，还剩六只呢，或许还剩七只，我记不清——就被姑母攥紧手臂，拖拉着朝广场跑去。
广场上人山人海，高音喇叭，明灯，标语，旗帜。姑母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一个人走来，给她一面旗，纸做的，纸做的小彩旗。他看看我，也塞一面旗给我。姑母的小彩旗火红，我的小彩旗黄的，或许翠绿。
迎接“最高指示”结束，那一个人又来，发给姑母一块“杏仁酥”，那一个人看看我，我以为也要发一块给我，但他掉头走了。
都是如此，夜里迎接“最高指示”，结束时都要发点糕饼。姑母深更半夜被“最高指示”指示后，第二天吃早饭我一般能吃到“杏仁酥”“袜底酥”“枣泥麻饼”。枣泥麻饼属于奢侈性食物，迎接“最高指示”之际恰逢领袖生辰之时，才吃得到。
“袜底酥”，仅仅样子像布袜的底，决没有布袜或穿过的布袜味道，你们尽可放心食用，我敢向毛主席保证。
“向毛主席保证”，那时的口头语。
小辫子拿过我的玻璃弹子，被他一打，打到阴沟里。
我要他赔，小辫子说：
“向毛主席保证，我明天赔你。”
他见我一脸不相信，就撩起左袖管，用右手在左手臂上砍三下，小辫子说：
“‘哒哒哒’骗你，我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保证，明天赔你一只玻璃弹子。”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我们所见的画片上所听的广播中，都排在毛主席前面，我们就觉得他们比毛主席还大。在“向毛主席保证”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就是加强保证的信用。而撩起左袖管，用右手在左手臂上砍三下，边砍边说“‘哒哒哒’骗你”，也是60年代的时尚，与“向毛主席保证”这一句口头语一样，一直流行到70年代末——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在我们成长的岁月。
看枪毙人，那是我童年的另一个经典——经典故事，留作下回回忆吧。
几个60年代出生的人回忆着60年代，一个朋友说，那时候对他而言，是个节日，他父母双知识分子，家教较严，他一直低声下气，不料时候一到，该他扬眉吐气，他去图书馆烧书，他到老师家抄家，他把右派家养的母鸡抓来，在肛门里塞一只鞭炮，然后点着，“嘭！”
想不到这个动不动引经据典间或说上几句洋文的副教授——坐我对面，曾有这样的童年生活。
人人都有一份——生于60年代的人债台高筑。
60年代，我生活的城市是江苏省苏州市。
60年代，我居住的小巷是调丰巷。
60年代，市中心广场是东方红广场，但市民叫惯察院场。
60年代，市中心广场附近馄饨店招牌是井冈山馄饨店或者延安馄饨店，但市民叫惯绿杨馄饨店。
2001年，我离开江苏省苏州市，已近四年。
2001年，我居住的小巷调丰巷早在七八年前拆掉。
2001年，市中心广场在十几年前已被建成商业区，并恢复旧名察院场。
2001年，察院场附近井冈山馄饨店或者延安馄饨店招牌恢复旧名绿杨馄饨店，也已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