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密云不雨》中段中有回忆：记不得我们全家欢畅大笑，尤其是记不得父母有过开怀大笑的场景。我甚至无法设想：每星期，不，每半个月吧，我们如果能像听到一出好相声段子那样，全家能前合后仰大笑一场——我们家整个的“进序”会是什么样子？母亲是在不停地做事，虽然离的只有二里地，每星期最多只能匆匆回来吃顿饭，安排一下保姆，处理我们换洗衣服，她就“走了”，父亲有时也闪一下笑容：“你们不要学韩信，他功劳最盛时，请求刘邦给他免死权，兵刃不杀韩信，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吕后杀他，用的却是菜刀。也不要学李广，灞陵尉是喝醉了酒侮辱他，他当上将军还要记仇，他不能封侯是他自己的原因，小家子气，吃不得一点亏。”他的笑容是这样的，“嗯”——先这么轻轻一带，然后半张口，身子稍稍前倾，“啊哈……呵呵……”他笑得很真诚，也很有节制，时间也很短，再然后就平静了。父母亲都能静得秋水一样。母亲从法院回到家，也到父亲房里转一遭，轻轻地说几句，你不用心，还会以为房里没有人。然后母亲就平静地夹着“本子”，冲保姆微笑一下，手一摆就“走了”。她“回来”是什么样子真的没印象，也许那时我太粗心，但她“走了”是记得太清楚了：就我那时的心理，她离开我，我会一阵轻松。父亲是不问我的功课的，但母亲真的有点空闲的话，会搜看我的书包，找我的成绩单——我的成绩分数，自知很丢人——母亲每次看过都会说：“真丢人，吃僧。”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又“走了”。她一定每次都很失望。所以她能不失望“走了”我会一阵心里轻松：又过一关。
父母自身生活中缺乏笑的“原发动力”，我又“这样”，连他们开心欢笑的“继发动力”也没了，现在想起来，不孝莫此为甚，很丢人掉份子。
母亲病了之后，我家虽有保姆，但母亲的饮食起居，换洗衣服，洗澡如厕，不能起床时料理床褥，请医看病，父亲不让任何人插手，全部是他自己干，保姆只管买菜做饭和我们兄妹的换洗衣服。1963年到1965年母亲谢世，这两年中，我们倒是全家每天在一处（除了小妹玉萍），但母亲已基本失语，她想表达一个意思，要坐在椅中，嘴唇嚅动半天，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出来：“招（叫）——……院……——里——……孩……——蒙（们）……——轻——点……声……”父亲耳朵附在她嘴旁耐心地听，分析她的意思，明白了，就会出房来，把在院子里大声嬉闹的小孩子们赶走。
他想了很多办法让母亲快乐，买了最好的助听器、收音机。房子里有广播站的广播匣子，逢有相声、戏曲、广播剧就打开，坐在她身边陪着她听，院里温度适宜，阳光温暖，他会把躺椅掇在房前，铺上被子，让“老马躺上去”。也会让我用轮椅车推着她，看看“街上热闹”或到公园里去“游玩半天”，他则寸步不离守在我们旁边。偶尔地，星期天全家高兴，父亲会把我们都叫到一处，“各讲各的事，有好故事，都讲给你妈听。”这样，我们就会把一星期学校里发生的趣闻，讲给她听，我的父母很少插话，多数情况只是点头微笑，只有一次父亲打断了我。是我刚刚“下学”回来，在路上看到了公安局枪毙犯人的刑车，我只讲了个开头，立刻就被父亲打断了：“以后不许讲这些，要说高兴事，不高兴的事我们都不要听。”我大约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意识到任何情况下，都有个“场合”问题。
我是回忆到了这件事，终于回忆到有一次我讲故事逗得两位老人放声大笑的事。
二月河在寺庙前留影。那也是星期天，我讲故事给父母，先头讲的是东周列国里孙膑庞涓的事。这一类故事当然不能在父亲面前卖弄，但我讲给母亲听，父亲同样听得很认真，不停点头赞许。母亲则只是微笑——很明显的，她也很熟悉这故事，他们是在听我的说话能力——我的气一下子瘪了，又换了“安徒生童话”。我讲《海的女儿》，他们闭着眼听。讲《丑小鸭》、《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他们听得更认真。但是，他们都很平静，我觉得没把他们逗乐，就又讲了这样一个：
有两个英国人，在乡间小饭馆吃饭，他们旁边还坐着个穷乡下老头儿。吃饭中间，英国人忽然闻到一种奇怪的甜味，还有什么东西被火烧烫时，那样“吱——吱”的声音，仔细看，是一个装满东西的布口袋。一个英国人就问：“这是哪位的东西？靠在火炉上，要烤坏了。”那老头儿忙说：“是我的。”
“那是什么？”
“烂苹果。”老头儿说，“我刚从城里来，是我用东西换的。”
“外头下着大雪，这么冷的天你用什么东西换的？要烂苹果干什么？”
老头儿开始讲他的故事。
他今天进城赶集，牵着他家唯一的一匹马。在回来的路上，他看到一头奶牛，他想：这头牛可真好，我们家多么需要它，有了它，我和老伴就有牛奶喝了，还可以做奶酪。牵着它在草地上放牧，哼着歌儿多么惬意！——我就用我的马，换了这头牛。
又向前走，我看到放羊的。我又想：奶牛当然不错，但是喂两只羊会更好。晚上也不用打草打料照顾它们。照样可以喝到羊奶。白天把它们放在草地上就是了……我越想越对头，就用奶牛换了两只羊，赶着回家：心里别提多快活了。
……又走了一段路，到了小河边，我看到有两只鹅在那里游泳。这两只鹅又肥又大，羽毛雪白，长得可真漂亮。我想：我怎么没早点想到这一点啊！我的家就在河边，放养这两只鹅，在水里游，我和老伴在岸上看，该是多么开心！而且我们还有大大的鹅蛋吃……我就用我的两只羊换了两只鹅！
老头儿说得得意洋洋，两个英国人面面相觑。
……再往前赶鹅，我碰到一个苹果商。你们猜，他在干什么。这么好的烂苹果，他居然不要了，往河里倒。我想，我如果有一袋烂苹果，该多么好，家里喂的猪最爱吃这些了，老伴前天还说：“我们如果有袋烂苹果喂它们该多好。”我很快就和苹果商说好了，用我的两只鹅换了一袋烂苹果！我的老伴看见我这么能干，不知道有多么快乐呢！
“你的老伴会劈脸给你两个耳光，”一个英国人说，“然后把你赶出门去，夜里也不许你回家。”
“不！”老头儿说，“我的老伴一定会拥抱我，还会开心地在我脸上亲吻的！”
英国人是最爱打赌的，那英国人说：“我们打赌吧，如果听完你的故事，你的老伴拥抱亲吻你，我们给你一斗金币。”
于是两个英国人和老头儿一同去了他乡下的家。老太婆一听丈夫回来，冲门而出就和老头儿拥抱，她看也不看客人，只对丈夫说：“亲爱的，你回来了。昨天晚上我给你做的牛排，还有夹了奶酪的烤面包，都还在炉子上煨着，你尽情用吧！”英国人跟着老头儿进屋，心里想，这不过是刚见面，你这老家伙，等一会儿你就会知道她的厉害！
老头儿坐下吃面包牛排，开始讲他进城的故事……“我用我们的马换了一头奶牛。”
“真的！”老太婆高兴得脸上放光，“前天晚上做梦，我还梦见，我们有一头奶牛呢，我会把它带到草地上——我们有的是草坪——吃草。我每天挤奶，我们可以喝最新鲜的牛奶！”
老头儿若无其事地吃着，插上一句：“我把奶牛又换了两只羊。”
二月河在千年辛夷树下。“亲爱的老头子！”那老太婆看一眼满面诧异的英国人，说：“你可真能为我着想！羊当然比牛更好！把它们放在草地上自己吃草，我可以腾出手干别的活。有时我洗衣服，在河边一边洗，一边看它们欢蹦乱叫——像两个孩子——那是多叫人高兴的事！”
“可我又用它们换了两只鹅！”老头儿喝着肉汤又说，“我记得你说，门前小溪里有两只鹅该多好！”
老太婆拍着手一下子跳起来，笑得满脸都是皱纹：“是呀，是呀！我是说过，我们的小溪里太单调了，有两只鹅那该多好。它们不但好看，还会发出呃——呃——的声音，我在前面走，它们会摆动着身子紧紧跟着，还会孵出小鹅，我们这个家就会热闹起来啦！”老头子擦着嘴又说：“我把两只鹅又换了一袋烂苹果。”
“啊！上帝！我的老头子，你可真聪明！”老太婆一下子跳起来，“你做的事都是我梦想做的呀！昨天——对，就是昨天我们的邻居汤姆——你记得他的姨妈——还在说，他们家的猪太瘦了，如果能有一袋烂苹果，给猪吃，那该多好！我们的猪可以吃到烂苹果了——亲爱的，我非得亲你一下不可！”她一下子扑上来，再次拥抱了老头儿，在他面颊上狠狠地吻了一下……
那两个英国人已看得目瞪口呆。他们赌输了。英国人说，一个人总吃亏，总是保持快乐，这样的人比金子还要贵重！
父亲母亲听到老头子换东西的过程，已经开始笑了，他们开始还有点矜持——有时我在想，也许他们就是为了在儿女面前保持矜持的形象，才不肯大笑的——但讲到老太婆的反应时，父母亲便不再控制感情了，父亲笑得流出了眼泪。他是这样的，坐在矮凳子上，低着头，用拳头顶着前额，笑得全身都在哆嗦，笑得咳嗽打呛。母亲则是仰着脸笑，手中的药片都撒落在小桌子上，嘴里轻轻念叨了一句什么，父亲赶忙凑过去谛听，但母亲极清晰地重复了一句：“这个故事有意思！”
“这个故事好！”父亲擦着眼泪，他已经恢复了平静，“人，要吃得起亏。”
如果说，我家有过大笑，这是唯一的一次。
我一下子被点化得如醍醐灌顶。
父母亲是不是弥密得天衣无缝？不是的，虽然微不足道，也还是“有”的，除了反右斗争过后说到的“如果我划右派，会不会离婚”的问答，我感觉到父亲是“灵魂上中了一箭”那样的难过。再早年还有一件。
是1942年，父亲在昔西一区当区委书记，那时叫“区政委”。政委有“最后决定权”，比区长大了去。有一天，他区里一家人结婚，花轿吹吹打打从他面前过，他听到轿中新娘的哭声，越听越不对头，便忽地跳到路中间扬手拦住了轿，“你们停轿”，叫出新娘来询问情况：原来是她父母把她嫁给一个糟老头子，她心里难受忍不住哭了。父亲当即宣布：“抗日政府主张婚姻自主，这姑娘既然不愿意，我宣布这件婚姻作废！”
父亲很早就告诉我这件事，这故事充实一下，很可以“出戏”的，我以为也就是这么个事而已。我没有想到这个故事后边还真的“有戏”，戏文衍化，直至发展到母亲破门入伍。
这是否母亲入伍的决定因素？肯定不是，因素很多，这是“其中之一”吧。
1967年我到邯郸姑姑家住，一次偶然闲谈，我说起了这事，姑姑一下子笑起来，说：“孩呀，你不知道，就那么一会儿，那个女的（新媳妇）就看上了你爸，央人托己地找你爷，要把闺女说过来……”我说：“那我妈呢？”姑姑说：“所以我说那女的不要脸，不是个正经货——你妈当然不喜欢，他们来说亲说了好几回，意思是你爸和那女的有感情，让家里的离了，和他闺女成亲……”
我这才知道前头这个连环画本儿，还有续本，这事发生在1942年，1944年母亲“夜走太行”难说她有没有担心丈夫被“勾引”变心。
母亲的直接反应如何，据我哥哥《二月河源》中云，他曾和母亲也议及此事，母亲在床上看书，翻了个身说“狗拿耗子”，再也不言声。
这件事关系到母亲的入伍动机。“家有一口饭，谁肯上梁山？”母亲肯定是抗日热血青年，这一条是主线，因为她坚持八路军是抗日之先锋，她才不顾一切扑身太行老林的。具体的原因，那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爷爷是那一代人中正统人家的主家人，他和奶奶继承了我们民族特色中所有传统的观念。父亲说：“你大爷（伯伯）每次从太原回来，从来不敢先回自己小屋，要先去你爷奶家，带上捎回来的礼物，恭恭敬敬站在地下和你爷奶说话，然后你爷说：回屋看你媳妇哇……他这才敢慢慢退下……”
“你妈过门三天，要给婆婆交针线活。”父亲说，“你奶奶横看竖看也没挑出毛病——你奶奶要求是，补丁和衣服的原色要一样，补上和没补稍远一点看不出来，针脚要细要密要均匀……你妈不仅做到，而且连布纹都对上，一根线也不让它错……”
“你妈推磨，在磨房里用炭条练字……回去自己房里，做饭时悄悄趁着灶火看识字课本……”
就这些只言片语中，可以窥见到母亲在家中的处境与地位。这些话多数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和我们絮叨出来的，母亲在时，我一个字也没听到过。我还听到哥哥说，母亲对姑姑说过：“这个家冷漠，冷漠呀，冷漠透了。”你想，公公不和儿媳说话，婆婆只管“挑毛病”，丈夫不在家，嫂子出去过，膝下又无子，忍不住“冷漠”。我看这或许是促使母亲出走的另一直接原因。
归纳起来，日本人汉奸对我家的骚扰，在家庭中的孤独，思念丈夫，恐惧有别的女人渗入丈夫的感情生活……这诸多因素，母亲的个性在封闭的环境里不能得到任何舒展，而她又是一个性情刚烈，极其要强的人，所以就有个不畏虎豹豺狼，夜走太行参加革命的事。
母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南下干部”的实际情况看，是不是“大部分”？至少也可以说是“大量的”都和在家的原来夫人离了婚。徐光达大将每逢下级来谒，先问：“你也离婚了？”——这是当时一道时髦的社会风景。
父亲有没有这方面的事？我们兄妹在五十岁前一直认为他“没有”，因为我们亲眼见到他是那样珍惜母亲爱母亲，看到他在病榻前跪着，双手为母亲收拾大小便狼藉的铺位。但是父亲后来告诉我，是“有的”。他在部队认识了一个姓李的女同志，“非常的精明强干”，但是在战斗中牺牲了。如果再“但是”一下，那位李同志没有牺牲呢？这件事，父亲说时已是垂暮之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的人很能理解，就母亲的实际行动，证明她当时就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