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这种东西正在中国肆虐。这种病现在还不明白它的“来龙”，因此也就不能果决地预料它的“去脉”，知道它厉害，讲科学、讲卫生，谨慎防护，这都是应该的。我在电话中告诉女儿，“这就是瘟疫，爸爸也没有经历过，现在极老的老人也很少见过，要沉着精心应付……”她天真地反问：“连爸爸也不知道瘟疫吗？”
在女儿的心目中，我应该是什么都知道的。倒很惭愧，事实是知之甚少。
瘟疫是人类早就面临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场瘟疫席卷欧洲，死了有一千多万人吧？政治家忙打仗，千万百姓任由疫魔蹂躏；说来也可笑，不过是流行感冒而已。中国的瘟疫记载，那就更早得不知何时起。除了五胡十六国那许多短命王朝，任是哪一代都有，汉、唐、两晋、隋、宋、元、明、清等，都有瘟疫滋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记的就是灾异与人事的“联系”。他想“辩证”，用的却不科学，汉张角、唐黄巢……直到明代的白莲教们用的是“乘时而起”，似乎“天亡一朝”，所以“我朝当立”，是给一些民间野心家提供了造反机会。
我不认为腐败和“非典”有什么超自然的联系，“因为腐败所以非典”，倘这样说，肯定二月河神经有问题。
但是，但是……“非典”不由腐败生，腐败却能助“非典”，这个辩证，怕是无可掩饰。
中国的医生，讲究于病人有“割股之心”，中国的药店，门前挂的招牌是“但愿世上无病人，何愁架上药生尘”。遇到这样的灾异，坐堂的先生有义务，药店里非但不涨价，且多有舍药济民的。《三言二拍》中就不少这类记述，白娘子和许仙就是这样做的。年成收不好，大户人家、庙宇寺院，设棚赈饥的也不乏其人。然而“非典”折腾了这许久，所有舆论媒体开足马力宣教，我们见到的差不多都是“政府行为”。政府忙政府的、我忙我的。政府忙着救人，我忙着挣钱，掏腰包舍钱支援救灾的，除了几户“特大”集团之外，“舍药”的几乎不见，倒是趁危打劫，哄抬物价，卖假药、假防品的。打个比方，一包板兰根冲剂，几毛钱的东西，一下子抬到十几元、几十元——它治病不治病还不见得。甚或有劣质官员设卡收钱，发灾异民难财，打之不尽，报道不完。
缺德的医院、药店，缺德的官员，当此非常时期，应有非常手段，以雷霆之力击之。
天降灾难，对国家民族是一场考验，结局可能有两种，或者激动民族活力，万众奋发，在抗击中生同仇敌忾之心、之情，在患难中，从此凝聚起来，这叫“多难兴邦”；再就是在“祸不单行”中被一击又击，终归颓坍了去。这样的教训，也是史不乏书的。虽无天人感应之事，但忌年“事多”，应是镇定警惕。不见一九七六年？天降陨石雨、唐山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又历粉碎“四人帮”……颇是大事迭起！
“非典”在元月已在世界上发生，三月已是列国哗然，震惊全球，我们的卫生官还在那里“负责任地”胡吹“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头是哄骗媒体，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一头是一群知情不法商贩，甚有药物机关，乘机连送所谓防“非典”药物，发黑心财，反使灾情大作，在我们的“心脏”猖狂。
旧时代祛疫，有请和尚道士设祈祷消灾的，有民间鳏寡孤独跪天哀的，有放爆竹驱魔的，还有“打醋炭”辟邪的——这些花样当然是唯心主义在支配。但我不以为它们全然无效。祈祷，老天爷未必听得见，动心降祥，但是这样的社会行为有稳定人心的作用，放爆竹的硝烟，烧红了的炭淬醋的雾，有消毒的实效（醋场工人不患感冒，是情真的确）。
现在放爆竹烧醋炭恐怕都无效。一点不假，“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死亡人数看，实际上已超过伊拉克战争中死的美国人。
这“非典”嗅之无味，视之无色，医之无药，治之无术，有点像永州之蛇“以啮人，无御之者”，“对症治疗”是唯一可行之法，那就是说，只能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且是治疗中医生护士也“成批量”染病，同样只好“对症”——这玩意儿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