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的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
纽约华美协进社已退休的社长、前辈老朋友孟治先生是位美国名人。《全美名人录》里面为他所列举的多条光荣履历之一便是“曾在中国五四运动中被捕坐牢”，胡适之先生所反对的便是这个“孟治坐牢”的五四运动。
胡适为什么反对五四运动呢？他说因为这个“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们——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正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干扰”！［编按：参见胡适口述、唐德刚撰稿，《胡适的自传》第八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四期（1979年4月1日），页45—55］据他说，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不幸的是，罗家伦把宣言一贴，傅斯年大旗一摇，孟治坐起牢来，“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在胡适之先生看来，这个真能为中华民族“再造文明”、但是却被迫半途而废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便是他在纽约当学生时代所策动的“新文学运动”的扩大和延伸。而新文学运动又是他那《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刍”出来的，因而中国近数十年来深入群众的各项激进文化和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与他这篇文章有关。这些运动对国家、民族、人类是祸是福，这篇文章也是个总根，他老胡适都负有责任的。
不管胡先生这一逻辑能不能为历史学家和大众所接受，读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人，大概没有什么人能否定他这篇文章对近代中国文化运动的重大影响。
1956年6月2日，也就是《刍议》开始起草的四十周年，纽约市中国知识分子所组织的“白马文艺社”在胡氏当年写这篇文章的公寓九条街之外开讨论会之时，胡氏又把四十年前的故事详细地叙述了一遍。白马社其后也曾对中国现代文学里“传统与创造”这一问题，由鹿桥主讲，作过很长的讨论。笔者那时也是参加讨论者之一，会后也曾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上了些节要和私评。
最近因为要翻译胡先生的英语口述自传中有关文学改良这一章，所以我把二十多年前的旧日记也拿出来翻翻以作参考。读了旧时的日记，我才觉得自己没有长进，二十多年前的意见和我现在的意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收到汪荣祖教授的来信，他在主编一本有关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书，要我写一篇关于“胡适与‘五四’”的纪念文章。笔者糊口异邦，实在没空，然汪公盛意坚约，他又是适之先生和在下的小老乡，后来居上，盛情难却，因而把旧日记上我们讨论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的节略抄一段下来，略加修改补充，滥竽充数，以就正于高明。拙文虽与“五四”无直接关系，但也算是一点点有关“五四”背景的讨论吧。
下面一段便是笔者当年在鹿桥、艾山两兄有关“传统与创造”的长篇讲演之后，艾山且点名说我“唱梅派”（梅光迪派）的时候，我自己的发言，和其后一些零星私评的节要和增补：
我认为古往今来，任何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的价值，我们都应该把它们三七开或二八开，甚或一九开。他们的理论至多只有三分有永恒或较长时期的价值，其余的则只有些临时性的价值；时代一过，剩下的七分、八分，乃至九分都会变成糟粕，没有价值了。我们对任何至圣大贤的看法，我认为都应该如此。例如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程朱陆王、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康梁、杜威、胡适、鹿桥、艾山——尤其是艾山（全场大笑），都应该三七开。我们祖国这些年来把文化思想弄僵了的缘故，就是把一些权威大师们“全开”了的结果……
我们对胡适之先生的看法，也应该如此。胡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在1917年确是应该“全开”的，因为它具备七分的时代价值和三分的永恒价值。但是如今事隔整整四十年了，那三分“永恒价值”虽然还可继续存在，它那七分的“时代价值”就七、六、五、四、三地随时代的延长而递减了。它将来是否会递减到零，那只有等到四十年后再看了……
以上是我发言的要点。在大家讨论之后，我后来在日记里也把我自己的一些零星的意见总结了一下，写了个大纲。我认为胡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那篇文章里所列举的“八条”项目，在清末民初，真可谓“切中时弊”。因为我国有清三百年里的“官样文章”，都被我们安徽的老乡垄断了。说我们好的简直把敝老乡捧成“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说我们坏话的，则把咱老乡骂成“桐城谬种”，说他们根本不会写文章，涂鸦满纸，只是一套“桐城壳子”。
说良心话，那一套恭维话，实在是腐儒之见；骂“桐城谬种”是重了一点，“壳子”倒是真的。写起“桐城壳子”来，也真是“八弊皆全”：其一，言之无物；二、专仿古人；三、不讲求清晰的文法，却偏要吹“文成法立”；四、无病呻吟；五、专用滥调套语；六、有话不直说，遇事转弯抹角，用他个“典故”；七、有时还要耍花枪、做对句；八、绝不用大家都懂的俗字俗语。
青年胡适针对时弊，造他桐城老乡一个反，从徽州府炮轰安庆府，打他个安徽内战，把安庆府桐城县内的大小方刘姚都打得落荒而走。胡适之在这场“文改”里所策动的“八反运动”和后来在“土改”时期所搞的“三反”“五反”，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四十年过去了，徽州胡传的儿子，把桐城方东美的祖宗，早已打得灰溜溜见不得人。但是胡博士从此以后就能取方刘姚而代之，来他个“天下文章其在绩溪乎”了吗？四十年河东转河西，这个文艺界“徽州帮”“黑线专政”也该到了被造反的时候了吧！
第一，做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吗？屈原的《九歌》，就没有哪一“歌”里面是有物的，你能说屈原的文章不好？屈原是中国文学作家中第一个出个人文集的呢！——三千年来第一人！
写文章不应“模仿古人”吗？近四十年来，我的同学之中就不知出了多少小鲁迅、小胡适、小巴金。不模仿鲁迅、胡适，白话文就作不好。鲁迅早已做了“古人”，胡适那时虽然还未“作古”，但也已“生前原作古人看”了。不模仿古人还行？
写诗文“要讲求文法”？闻一多大师生前所最赏识的那种“看不懂、念不出”的艾山体新诗，就一点文法也没有，它硬是顶呱呱的好诗。今天时代已快进入80年代了，白话诗愈写愈好，也是我有见必读的“现代派”诸大诗翁的“新诗”也就愈不讲求文法了，还不是一样直承胡适之第三、四代衣钵的好诗！
“无病呻吟”不应该吗？萧伯纳说，情书就是美丽的谎言，情书写得愈好，谎也扯得愈大。写情书时，足下如有病，千万不可呻吟！无病，则务必大哼特哼！否则感动不了她，她就说你不是“情感中人”，和你绝交，那你就真要自杀了。我的朋友何灵琰的干爹的名著《爱眉小札》，就是惹得千万痴男情女着意模仿的最好的一本“无病呻吟”的“谎言书”。鲁迅那本读来不像“说谎”的《两地书》，也是一本最高明的无病呻吟的“谎言书”，比徐志摩的“谎”说得高明万倍。总之，如果只是有病才许呻吟的话，则李义山的千把来首诗都要真的被吴稚晖甩到茅坑里去了。
写文章用“滥调套语”也是个少不得的坏事（necessary evil），因为语言文字是个活东西，它也有生老病死，永远生存在新陈代谢之中。三十年代的“左联”，苍天！真是满口新名词，现在再说起来，则无一不是滥调套语。胡适之二十几岁所说的话，句句都新鲜，六十一岁在台大礼堂所说的，有哪一句不是滥调套语！红卫兵小将造反之初，也是句句新腔，三个月后，则没有一句不是霉烘烘的。当今在中国文学批评上作为胡适接棒人的夏志清教授告诉我，他只希望他的书“流传五十年”，第五十一年之后，如果不出个“冬志清”，则中国文学批评里的巨著，所剩的也只是些滥调套语了。
对对对子，也不是天大的坏事。事实上笔者本人就深受其惠，夏志清教授最近谬奖拙作，就是说我会写“三字经”、对对子。
本来嘛，中国的方块字就是与蟹行文不同。我们的文章在方格子里写出来，整整齐齐，就像国庆阅兵的仪仗队，不像番语写出来那样头齐脚不齐的。我们的声调，平平仄仄，读起来也可摇头摆尾，铿锵有致。番文番语怎能同我们比？可是这个秘密自周文王到魏武帝，都未被人发现，直到江东二陆以后，才被一些江南才子找到了。且看他们搞的什么“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你胡适之能说这不是好文章？老实说，我们在海外待久了，同洋人吵架也不算稀奇，抱两本洋书也吓唬不了老几，我就觉得西洋文学里突出的“纯文学”（belles-letters）就不一定比我们的“暮春三月”更美。我们能念得头动尾巴摇，他们能不能？只是我们六朝金粉里的兔子姑娘，在那些花花公子的俱乐部里捞久了，纵是野花也不香了。纽约的“无线电城”内那些“拉克”（rockettes）女郎还不是一样，那一百多条修长的大腿，踢起来多美！可是她们踢了四十年——从重孙女踢到曾祖母，就再没有人要看了，只好破产关门。
我们专门讲求对仗的“六朝文”还不是和这“拉克”差不多，不是她不美，只是“踢”腻了罢了，最后“踢”出个“诽韩案”的主角，要关她们的门。事实上韩退之的“文学改良刍议”里，也有其“七不主义”：不许脚高于顶，不许三点泳装，不许……只有胡适之的“不避俗字俗语”那一“不”，退老未想到而已。
胡适之先生要人家作文“不用典”，更办不到。因为他教人不用典的那篇《逼上梁山》的大文，文题本身就是大典故！正因为他用典，他那篇文章才有劲。不信？且看我把它换成个不用典的题目：“我本不要做呀，他们硬逼着我做啊！”写了这样一个题目不用典的文章，那胡适还能成其为胡适吗？
记得抗战胜利之后，在野党的领袖们想入阁做官，但面子上又不大好意思，弄得扭扭捏捏的。那时那个俏皮的《文汇报》就替他们做了篇社论，叫《袭人出嫁》。读者不用读内容，一看题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读文学史的人，如不以报废文，那笔者就主张打它个一百分，理由就是它用典用得好。“袭人出嫁”不是个典故？后来笔者在海外教书，教了些台大、政大毕业的高材生，我就一反我自己的老师对我“不用典”的教导，劝我的学生作文要用典——用像“袭人出嫁”那样的“典”。不用典的文章怎能（让我用句“滥调套语”）掷地有声？
俗字俗语，胡适之先生一直要我们“不避”。可是他老人家说话作文却避之唯恐不及。笔者在美国做学生工时，学了许多“四字真言”（four-letter words）。土包子当初不懂，去查《韦氏大辞典》也查不着，最后还是请教了一些同工同酬的活字典，才得其真义。这可算是真正的俗语俗字了，但是这些字我就未听见胡老师用过一个。笔者做了教书匠以后，在书桌抽屉内也贴了一张违反师训的座右铭：“教书时千万不可用俗语俗字。慎之！慎之！”自制“语录”以为警惕，否则便有被大学解聘的危险。
对胡老师“不避俗字俗语”这一教导，最忠实执行的，据我所知，只有胡公在北大的及门弟子——老友艾山诗人一人。且看艾山的《山居小草》这首诗里“植树”的那一节：
归一呐，一句话：
“妈的苗×，
老子的事，用着你管？
多嘴，给你吃卫生丸！”（《暗草集》，页19）
在原文里，艾山没有避“×”这个“俗字”，那是我抄诗时把它“避”掉了的。那时我就和艾山抬杠，我劝他不要让胡老师“牵着鼻子走”，俗字俗语还是避一避的好。
总之，话说回头，任何至圣大贤、哲学家、思想家，他们自己的时代一旦过去了，我们学习他们的“遗教”，就只能三七开，因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时过境迁，一切口号、教条、真理……往往也就意义全非，我们只顾盲目地跟着他们跑就不对了。问良心，这句话也是我老师胡适先生生前告诉我的，这也该是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有的警惕吧。
1979年1月23日于北美洲
原载《联合报》，1979年4月25日
附录 文学改良刍议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模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绝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模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模仿唐宋，亦不必模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
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
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
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模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唯作我自己的诗，则绝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模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模仿之作也），而唯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唯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唯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