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代价的这篇稿子，我迟迟不能落笔。因为很多事情，也许是被公认为代价，但在当事人心中，那未必就是代价。虽然那是付出，但身在其中，旁人觉得是苦，自己却不一定是那样的感受。
比如最近流行的关于“蚁族”的说法。有无数的惊呼哀叹，说他们是第四大弱势群体，仅排在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之后。
先是有一本名为《蚁族》的书出版，接着有无数的媒体对于这个现象进行报道。
这种关注当然有其正面价值，但同时，也有可能给人一些误导，觉得，“蚁族”这样的生活真是悲惨啊。
我回想起广州九十年代后期的几大城中村，城中村因为居住便宜，很多怀抱新闻理想来到广州的年轻人都聚居于此。与他们毗邻而居的有可能是卖毒品的，也有可能是性工作者。
城中村的治安非常差，于是每户人家的窗子都伸出朝向各个方向的，呈扇形的防护刺网。从窗口望出去，就能望见天空被无数的尖刺划开。
但这也不是那么管用。
我知道南都有个记者，住在报业大楼旁的员村。有一日，正在上班，从单位大楼里望出去，正好看见一个小偷在他租住的房子的楼顶跑过。
他在这边着急呼喊，但那边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
2000年我到广州的时候，第一站是落脚于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女友家。就在那天，她走在住家的附近，被人从手里抢走了手机，她跑了两步，没敢再追，她觉得那人看起来像是一个“粉仔”。我一到就听到这件事，觉得很可怕，她却觉得没关系。她和她搞IT的男友，居住在混乱的冼村，一样生活得开心快活。
现在广州的城中村是差不多消失了，但我现在细想，觉得广州的城中村对广州的贡献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容下了那些初进媒体的年轻人。广州有全国最好的媒体，有全国最自由的声音，这跟当时那些住在城中村的年轻人分不开。
这样的生活，我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也曾经历。
当时，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只能拿极少的工资，是正式员工的工资的十分之一，只能租住在郊区的拆迁房里。住的地方不通公路，要走一里多的荒地，才能走到公路上。住的地方没有暖气，连烤火的炉子也装不下。冬天，全靠电热毯取暖。所以，那时我白天和晚上在报社的两个部门打两份工，除了能有多一点的收入，更主要的是，解决了取暖和吃饭的问题。
但那时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生活艰苦，只是把有些生活安定的媒体前辈感动坏了。有位前辈看了我的生活，甚至想组织他的手下来我的住处参观，要让他们忆苦思甜。
我当时有个在远方的好友，她也正处于漂泊状态。她对我说：“现在已经是最低点，以后怎么走都是在往上走了。”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实习记者》里记叙了这个状态。我把我那时的生活，移植到主人公杨蔓的身上。那种乐观向上，身处物质的窘境，却有最丰富坚强的精神，杨蔓不是一个孤例。只要怀抱着理想，就能忽视这物质的困顿。而年轻，有无数试错的机会，这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因此，我以为，现在大家眼中的那些“蚁族”的困难，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许多人会把这些称为“代价”，我觉得这种说法严重了。我觉得这只是成长的土壤，而这种土壤是富含养分的。所有的经历都是心灵的养料。
所以，我在《实习记者》的序里写道：
“有的人青春期结束，人就定型了，不再成长，此后漫漫一生，只发生生理改变。但有些人，成长将伴其终身，他们经历的事情是他们心灵的养料，辛苦和甜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宝贵，他们有时能感到像竹子拔节一样，忽然打通了一些关节，感到自己长了一大截，有时，自己都意识不到，好多东西沉淀下来，自己已经变得更通达更包容，坚硬的部分更坚硬，只有柔软的心灵一如既往。但愿这样的成长，伴我们一生。”
这个祝愿，不仅送给年轻人，也送给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