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女性写作有一个大忌，就是喃喃自语。很多女性写作都逃不开这个问题，通常会从头到尾都充满呓语，喋喋不休，自爱自怜，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美女，多情多才，同时，男人不是好东西，自己所遇通通非人。
自述式写作，对于女人非常容易上手。这可能和女性思维方式相关，女人思维直接感性，心理活动细腻纷繁，直接记叙下来似有一点文学性。所以，不少女性一开始写作就从第一人称出发，从我出发，直抒心怀，把所受的情感创伤全部放进作品，就容易落入这个泥坑。
因此，很多有文学理想的女作家，会从一开始就避免第一人称写作，她们选择了更理性的角度，选择了和女人本性更远一些的距离。
但我惊讶地发现，法国女作家妙丽叶·芭贝里的《刺猬的优雅》是个意外。
《刺猬的优雅》是第一人称的作品，但完全不是上述的那种女性自恋型小说，那种是苍白无聊，除了作者外没人能读的作品，而《刺猬的优雅》却出人意料的有趣。
这首先跟作者设定的人物有关。主人公是个有意思的角色：一个看起来丑陋贫穷的女门房，却是内心无比丰富，非常有学问的人。她要把自己隐藏在门房的身份里，为此，还要装出大众想象中的门房的样子，买庸俗的大众食品，看肥皂剧，说话不讲究语法。但其实她有一颗骄傲优雅的心，她读了非常多的书，热爱托尔斯泰，关心艺术和电影，自己跟自己讨论哲学。
这样一个角色，再从她的内心出发，显然，我们就不会看到一般女性第一人称写作会呈现出的那种面貌。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有趣的内心活动。看到女主人公冷静地旁观她所处的那幢大楼里的上流人士，看到庸俗、自私、无情、愚蠢、自大、势利和绝望。她一边观察世界，一边读书，一边做哲学思考。
仅这些哲学思考都十分好玩。这可能跟作者是哲学教授，同时又是女人有关。这些哲学和艺术的思考，碎碎的，唠唠叨叨的，从笛卡尔、康德、马克思，到拉斐尔、鲁本斯、霍珀、普鲁斯特，甚至到小津安二郎。
这些有趣的流动状态的思考，导致了这本小说读起来轻松惬意。我想，这本书获得法国书商奖，销售超过一百万册，跟这种既有意味，又轻松好读有关。
当然，我以为，这本书在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那么受大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书中对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的热爱。
女门房最终遇见了一个能勘破她身份的人，一个日本人。那个人甚至也叫小津，并且还是小津安二郎的亲戚。
小津是个优雅的人，有文化，有教养，没有等级观念。同时，两人在思想和兴趣上，惊人的一致。小津带着日本的优雅而来，带来一个新的世界。
小说里有大量对日本文化的向往和歌颂。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假想自己是个西方人，觉得只有日本才有真正的优雅。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思维角度。
在小说里，作者借主人公的絮叨，歌颂日本文化的一切。茶道、推拉门、优雅的女人、山茶花、日本漫画、日本电影、盆景、不对称的家庭陈设……
这种对日本的向往，并不是作者的个人特质。法国乃至欧洲对日本文化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倾慕。早在印象派画家中，就有许多人对浮世绘进行研究和模仿。
哲学家科耶夫说：“日本已经推出一种文雅的、审美的生活文化——文学、戏剧、插花艺术、艺妓、武士——在这种生活文化中，即使没有‘历史’，也能很好地生活，这是一种由仪式、礼仪、风格、模仿和模拟组成的生活文化。”科耶夫认为，法国与英国的文化与此相比，简直是没教养，日本的生活文化是使附庸风雅民主化，日本的模式预示了未来社会。
其实，这也是小说《刺猬的优雅》的主题。
门房在世人眼里是粗俗卑贱的，只有日本人小津才能发现她的优雅，才能与她相知。
说到主题，就还要提一下“刺猬”这个概念。
小说中借桀骜聪慧的小女孩帕洛玛之口说：刺猬外表丑陋，包裹得很严实，但内心却细致优雅。但这绝不是作家对“刺猬”的全部解释。要记住，作家是个女哲学教授，她已经在作品中大量地放入了她的哲学思索，她不可能不放入“刺猬”这个哲学中的经典解释。
以赛亚·伯林在当初提出“狐狸和刺猬”的概念时，认为人分为两类，“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伯林在文中集中讨论了托尔斯泰就是典型的“刺猬”。
《刺猬的优雅》中，主人公也非常热爱托尔斯泰，甚至和小津相知也是起源于此。显然，作者想说，这两人都是刺猬，有着大知，他们所钟爱的日本文化，也是刺猬。
小说中充满着这种思考和讨论，顺滑流畅，繁多却有些清浅，没有多少外在情节和冲突，对于一个中国读者来说，它是标准的法国式的，细腻精致的。我想，对于那一百万的西方读者，吸引他们的，可能是这种有东方感的，对东方文化有些幻想和描摹的况味。
对他们来说，是日本寿司，对中国读者来说，它却是法式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