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采访吴文光，问到他的作品是给什么样的人看的，他说，是给一些心怀野念的人，那些人是极少数，但他们存在。
心怀野念的人。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说法。
我想这种人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群体，只因为一些内心的野念，他们生机勃勃，与众不同。
前日搬家，搬家公司派来了三个民工。其中一个见我扔了一地的书不带走，忍不住想弯下腰来仔细看。其实那些书大都是些不好的书，我经常会以扔掉某本书，或者把某本书拿来垫桌子来表示我对某个作者的愤怒。
我对那个工人说，你想要就拿走吧。他真的挑了一本，而且非常准确地选出了其中相对最好的一本。后来在等电梯的空档，他又在我的家当中拿出一本画册来看，先是看了画作，后来又仔细地在读前面一学者写的深奥莫名的文章。我开始注意他，他其实太不像一个民工了，完全是一副书生气质。我跟他做简单地交谈，只知道他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其间走了很多城市。
在更早以前，一个给我修水管的年轻工人还跟我讨论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观点精到。
而我平时接触的大众更像我的北京房东。他们全家搬到郊外住平房，把房子租给我，我成了她家的唯一经济支柱。她年纪不算大，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坐很久的汽车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工作，她说，我二十岁都不上班，为什么四十岁反而要去上班？上班不就是打工吗？打工我可不干。
那些大众里的异类，就是我眼中的心怀野念的人，他们拒绝命运的安排。
昨日到北师大参加一个活动，看纪录片《铁路沿线》。杜海滨拍的。
他在一个春节前后记录下了一个车站附近的一群人。一群流浪者。
他们有青年，有老人，更多的是少年，半大的孩子。
他们有的是有家难归的，也有的有家而不愿回的，以一种松散的方式，过着流浪的公社式的生活。
这个群体中也有一些有野念的人，怀揣着一些梦想，哪怕遥不可及。
在杜海滨的镜头前，他们自然呈现着他们的状态和想法。
片子演起来很漫长，杜海滨肯定花了很多的精力在里面，也投注了个人的情感，所以他舍不得剪辑，差不多150分钟的长度。这样的长度，又没有连贯的故事，明确的线索，看的人居然都很耐心很专心，时不时会发出一点笑声，因为这帮流浪者身上的勃勃生机和生活的幽默支撑着观众的兴趣。特别是看到流浪者在春节前夜围在火边唱起自编的流浪歌谣时，观众居然和片中人同时鼓起了掌。
吴文光的纪录片《江湖》讲述的那一个大棚马戏班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和杜海滨拍的群体有很多共通之处。
我就想到为什么国内现在好的纪录片都拍的是这样相似的群体，为什么不涉及城市生活。是城市生活限制了人的野念，还是被掩藏起来不易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