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细致观察的女人总是让男人不安。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这样评价特别长于观察的德·斯达尔夫人：“她想要解释、理解和衡量一切事物，她拒绝接受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的东西。对她来说，任何事物只要不能被她的火炬照亮，那就是不存在的。”席勒给这位夫人下的结论是：“对于我们称之为诗歌的东西，她甚至连一点起码的感觉也没有。”
如此评论女人是过于粗鲁了，放在当下更是政治不正确。不过如果将席勒的评论对象转换为另外的事物，却令我有一番别样的认识。
所谓模糊不清的东西，很难加以不那么模糊的定义。清少纳言曾经列过一个给她带来模糊感觉的事物清单：老鼠窝、早上起来迟迟不洗手的人、白色的痰、吸着鼻涕走路的小孩、盛油的瓶子、小麻雀、大热天长久不曾洗澡的人、旧敝的衣服……我想，这些东西一定触碰到她内心的某个界线，让她感到不安。在那个界线的里面，定然包裹着某个核心。一旦它受到损害，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甚至让文学意义上的清少纳言不复存在。
我曾经想用“洁癖”来形容清少纳言式的文学观，却有人一语道破了实质：“清少纳言是一个势利的人。”（《阅读日记》，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确，唯有势利二字，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清少纳言。其实，席勒对那位特别长于观察的德·斯达尔夫人的评语里面，不也隐含着这个意思吗？“拒绝接受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的东西”，这种对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类情感的拒斥，正是势利的内在含义。
作为日本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位平安王朝宫廷女官的势利是否已融入日本人的血脉？答案也有人早已给出。1959年，哲学家科耶夫在访问日本后就断定，日本社会展示了另一种世界历史的选择，一种甚至可以超越美国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是因为日本人为人类发明了一种民主的势利观（snobbism）。这是一种肤浅的民主化与美国化的混合体。在这种观念下，武士道传统得以彻底地去政治化，日本人在茶道、俳句、剑道等各种“高贵而优美”的事物营构的精致美学中嬉戏，同时不妨碍现代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也不妨碍官僚体制有条不紊地运行。
到了1968年，再度访问日本的科耶夫发现民主的势利观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随后的演讲中他说：“日本是唯利是图的象征。800万日本人就是800万势利小人。”
并非只有日本才有势利小人。在我的经验范围内，800万恐怕是个小数目。势利的美国人口中常常用”loser（失败者）”互相谩骂，我也看见不少在美国混过几年的中国人用“loser”指代乞丐、流浪汉、没有晚礼服的作家、40岁还单身的女人和娶了相貌丑陋的亚裔女子为妻的白人老年男子。不久前，某商人对导演贾樟柯的指责，就可以视为中国式势利观的典型。但是，除了日本，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中，势利从未曾取得正当的地位。所以，我们能看到《汤姆·索亚历险记》，能看到《笑面人》《雾都孤儿》《阿Q正传》《许三观卖血记》，一直到最近的《船讯》。那些卑微的、始终要面对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之命运的小人物，仍然是文学的主角。
可是，文学始终面临着势利的侵袭。与那些令她烦扰的事物相对，清少纳言曾经将“优美的事物”列了一个清单：瘦长而潇洒的贵公子穿着直衣的身段；可爱的童女，特地不穿那裙子，只穿了一件开缝很多的汗衫，挂着香袋，带子拖得长长的，在勾栏旁边，用扇子遮住脸站着的样子；年轻貌美的女人，将夏天的帷帐下端搭在帐竿上，穿着白绫单衣，外罩浅蓝的薄罗衣，在那里习字……丝弦装订得很好看的薄纸本子、长须笼里插着五叶的松树……“在勾栏旁，有很可爱的猫，带着红脖绳，挂有白色铭牌，拖着索子，且走且玩耍，也是很优美的”。细心的读者不妨把这些文字与安妮宝贝的《莲花》做个比较，后者那种“白色亚麻衬衣”在门缝里转瞬即逝的调子不是也很“优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