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在北大朗润园拜见汤一介先生，谈话间说到季羡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彼时周先生去世已三年，而季先生刚入院疗养。谈及两位师友，汤先生颇有感触。其中他引周先生的一句话来评价老一代知识分子，我一直记得前半截：“毕竟是书生”。
季先生之西去可谓哀荣备至，很自然地我又联想起了周先生。季先生的学术如何，成就如何，多少人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于是大家就像天桥的看客，专拣惊人的讲——“学贯中西”是一定要的，所谓精通多门语言也是“硬指标”。季先生当然了得，精通12门语言（不知这结论如何得出），读周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新版的随笔集《书生本色》（北京大学出版社），才知周先生也不遑多让，少说也会七八门。他在哈佛呆了七年，不仅拿了博士，还做了两年日文教员。七年之中通了七门语言，英文、日文纯熟不必言，梵文也已达“享受从容研讨的乐趣”，德文、法文流畅，还能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
当年周先生在学术上取得大成就原是众所期待的——留美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邀他任历史组的组长，并向胡适推荐说：“周一良恐怕要给他教授，给教授也值得。”赵元任也说史语所要有“新血”，周一良乃第一要紧之人，万万不可放过。归国之后，周先生已定下追随陈寅恪的心，暂回燕大停留，即赴清华执教。诚如后来杨联陞、余英时等人所讲，周先生是当时青年学者中“公认可传陈寅恪衣钵者”。周先生对陈之倾服不必说，陈对周也是青眼有加。早在周先生于燕大做研究生时，就“翻墙”去听陈寅恪的课。他形容自己听得过瘾，“就像听了一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毕竟是书生》）1942年，陈寅恪则在一篇论文的前言中怀念留学美国的周一良，说过去他俩一个在北平，一个在南京，书信往复讨论南北朝时期的疆域氏族问题，各自皆所获颇丰。而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可见他对周先生期许之重。
然而形势遽变，世事迫人，周先生的学术之路可谓半途而废。季羡林先生曾回忆当年的牛棚岁月，每逢批斗，他与周一良、侯仁之三人的名字总是在高音喇叭里一并报出，仿佛“三位一体”。周之坎坷，因误入“梁效”更多一重，到后来在学术上“重获新生”，已是“时不我与”了。
说起书生的话题想不到也这般沉重，不如讲个小故事博读者一乐。周先生自幼受的是私塾教育，没进新式学校，到北平求学时就遇到了没有文凭的麻烦。想不到的是，当时北平制造假文凭乃是流行，琉璃厂的刻字铺就兼做这个营生。周先生就假借家乡一所中学的名义，找刻字铺伪造了一张高中毕业的假证书。
据周先生详细介绍，当时北平一般的大学是不会费事去核实文凭真伪的，但是比较知名的五所大学（北大、师大、清华、燕京、辅仁）情况则各有不同。其中只有辅仁大学因成立不久，尚有隙漏，故而他得以蒙混过关。
除了缴验文凭一关，更重要的一关是入学考试，其中最难是数学。而当时学界也有绝招儿：找人替考。周先生将准考证上的相片拿去照相馆做了“PS”，再请他的工程师表兄孙师白替其入了考场。据周先生说，当时代人考大学司空见惯，他的爱人也曾替朋友去考过中国大学，后来的大学同学中，也不乏报名顶替者。
联想到今日诸多的考场弊案，情节几乎雷同。问题是，今日作弊与“求学”二字还有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