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是张镇芳的儿子，他家和袁世凯有戚谊。在袁世凯总督直隶时代，镇芳参与帷幕，故其荣达，都由袁一手所造成。辛亥革命之际，他代理直隶总督，继任河南都督，提出“豫人治豫”的口号，用以巩固他的地位和势力。民国三年，作参政院议员，洪宪这出丑剧，他也是剧中人之一。可是儿子伯驹看在眼里，是很不以乃翁为然的。伯驹和袁世凯第二子袁寒云为表弟兄，却很相得，因寒云有讽劝父亲不要做皇帝的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二人同一志趣。寒云逝世，他很痛悼，拟搜罗寒云遗作，刊为专集，寒云晚年流寓沪上，其作品散见沪上出版的各刊物。伯驹知道我收藏这类刊物较多，便托我助之搜采。当时我较闲暇，为其效劳，成绩很不差。
张伯驹
我录存的寒云作品有：《新华私乘》《辛丙秘苑》《三十年闻见行录》《雀谱》《叶子新书》《斝斋随笔》《日下春尘》《流水音记》《龟庵杂诗》《儒林余屑》等，可是这个专集，始终没有印出来，仅油印了一册《洹上词》，和他自己的《丛碧词》，成为姊妹编而已。
谈到《洪宪纪事诗》，最初出于南社耆宿刘成禺之手。他是史学家，又是诗人，他把史和诗结合起来，约三百篇，章太炎为序，孙中山作跋，收入《禺生四唱》中。所谓《禺生四唱》，即以《洪宪纪事诗》为首唱，配以《广州杂咏》《金陵今咏》《论板本绝句》。但所谓《四唱》仅有二唱，最后的《金陵今咏》《论板本绝句》，有目无书。我所购得的仿宋铅字本，线装，扉页上且有成禺亲笔识语，尤为珍贵。《纪事诗》为白文，没有注释，很难索解。此后禺生把在《逸经》半月刊上陆续发表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汇刊为单行本，无奈抗战时期，物力维艰，用土纸印，字迹模糊，很不醒目。
实则成禺对于洪宪一段事迹，无非凭着报纸所载及道听途说，凑掇而成，远不及张伯驹的目睹亲闻，较为确实。若以“杜陵诗史”为比，那么这《诗史》在伯驹不在成禺了。伯驹这部书，名：《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凡一百零三首，注释之详，尤属后来居上。我友吴德铎早向伯驹索得原稿，配合成禺的二种，加以整辑，刊成《洪宪纪事诗三种》以问世，这真是一件大好事。
伯驹喜蓄砚，所藏很多佳品，他最得意认为生平唯一巧遇的，那是柳如是的蘼芜砚、钱牧斋的玉凤朱砚，各有人藏，而旦夕之间，均归了他，成为丛碧斋头长物。事情是这样的，他和清宗室溥雪斋往还很密，某晚，他访溥闲谈，溥适得柳如是的蘼芜砚，质极细腻，镌有云纹，有四眼，作星月状，砚背为篆书铭文，下隶书款“蘼芜”，右上角镌：“冻井山房珍藏”，下侧为“美人之贻”四字。又有“河东君遗砚”“水岩名品罗振玉审定”，都属隶书。匣为花梨木原装，古泽有光。伯驹看到，爱不释手，便商诸溥氏，愿加值请让，溥毅然见允，当夜携归，摩挲竟夕。次晨，有琉璃厂商出一砚求售，视之乃钱牧斋的玉凤朱砚，砚为玉质，雕作凤形，亦有篆书铭文，款“牧斋老人”，下刻阴文“谦益”，明代紫檀木原装匣，伯驹即如值留下，并出蘼芜砚配对，商深悔索值之廉。夫妇砚合璧，是真难能可贵了。
伯驹擅绘事，其夫人潘素的花卉，也名盛艺苑。夫妇俩合作的直幅，迄今犹存，可是伯驹已不在了。他的《春游琐谈》六集，乃油印本，我尚保存。当时撰写者，均列名末页，以年龄为序，年龄高的，如卢慎之九十岁，陈云诰八十九岁，叶恭绰八十二岁，我也厕列其间，时年七十二岁。年龄较轻的周汝昌四十七岁，张牧石三十七岁，胡蘋秋三十六岁。距今已隔三十年左右，健存者已不多了。
伯驹熟悉京剧，能袍笏登场，演来声情并茂。他和袁寒云为表兄弟，伯驹为寒云印《洹上词》一册。蒙见贻，他在书眉亲笔加着附识，述及他和寒云一同演剧事，如云：“某岁，寒云与余演戏于开明戏院，寒云与王凤卿、少卿父子，演《审头刺汤》，寒云饰汤勤。余演《战宛城》，饰张绣，红豆馆主溥同饰曹操，九阵风饰婶娘，钱宝森饰典韦、许德义饰许褚。散场已夜二时余，寒云与余去曲院饮，夜雪，寒云作书，右挥毫，左持盏，赋词记之，余和之云：“银烛垂消，金钗欲醉，荒鸡散动还无睡，梦回珠幔漏初沉，夜寒定有人相忆。酒后情肠，眼前风味，将离别，更嫌憔悴，玉街归去暗无人，飘摇密雪如花坠。四时余，余始冒雪归家。”可见当时兴致之高。数年前，上海张文渭女演员，特地乘车赴北京，拜伯驹为师。一九七四年，伯驹缅怀往事，撰《红毹纪梦始注》，洋洋若干万言，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为梨园极珍贵之史料。吴小如更有《读红毹纪梦诗注随笔》，小如对于戏剧，也很熟悉，说来似数家珍。以后，如重印该书，这《随笔》大可附在书后，那就相得益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