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到机场接萨爹，回来路上想起一位朋友的嘱咐，便向萨爹打听数学家潘承洞先生的事情。大概因为萨写东西老出圈，萨爹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有杂志约稿啊？你想问什么？潘先生对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改进？不不不，萨赶紧叫暂停，心说您打住，您讲数学我可是没少吃过苦头，我这儿开车呢您给我讲哥德巴赫猜想？待会儿撞桥墩子算谁的啊？连忙解释，我这朋友是山东大学学数学的，想了解点儿老校长当年在北大的情况，如此而已。
这样，萨爹放心了，说潘承洞啊，那可是好学生。潘承洞、潘承彪当时都在数学力学系，都很有才，所不同处，承洞相貌粗犷些，承彪就秀气些，说起来，兄弟俩都是北大数学系最好的学生呢。
怎么是最好的学生呢？
那当然了，你知道吗？山东有一条“潘承洞路”，搞数学的这么多人，有哪个能命名一条路的？
萨承认，老爷子说的没错，能命名一条路的，要么是张自忠那样的民族英雄，要么是闵子骞那样的大贤，数学家？顶多也就是“杨辉三角”，还怎么听怎么别扭，老让人家对老先生的脸型产生不健康联想。
人不能入错行啊，看看体操里的“佳妮腾跃”，同样的用人名命名，那多好听啊。说起来数学家还不是最惨的，想想假如您要是研究病毒的呢？
萨爹看看窗外，悠然神往的样子，说，就因为他是最好的学生，差点儿毕不了业。
这下子我奇怪了，哪有好学生还毕不了业的？
慢慢解释来，竟然还真有这样的事。
好学生还毕不了业？
真的，按照萨爹的说法，潘承洞先生还真差点儿毕不了业，但这个责任并不在他。
萨爹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潘承彪和他是同学，潘承洞先生则给他们上课。
那时候的潘承洞先生身份十分特殊，说他是老师吧，他自己还没毕业，说他是学生吧，可他又给学生上课。
而且他还经管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萨爹记得有一年北京三建来维修学生宿舍，施工队有事找负责的老师，问他你找哪个老师？那施工队的负责人非常有灵气，用嘴巴这么一比，大伙儿就明白了，潘承洞先生的门牙有点儿向外凸，这个形象很鲜明。事后才知道，那几个施工的工人里面，居然有一位后来比潘先生还有名。多年以后，这位接见潘先生的时候叙旧，还提起来说那时候就是我给你们抹房顶呢——这位抹房顶的，就是当年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只是当初找潘先生的是不是李主席，可就说不准了。
潘先生那时候在系里年轻有精力，多担一点儿事情是正常的。但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大家都有点儿奇怪，这潘先生研究生读了五年，怎么还毕不了业呢？一来二去，学生们也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潘先生毕不了业，纯粹是教育部和北大闹矛盾造成的。
北大数学力学系，培养出不少好学生来，比如丁皓江、高庆狮、王选等等，其中是有一点秘诀的。那就是这个系分配学生的时候很有“私心”。最好的学生，除了科学院面子太大没办法只好给几个，其余的全部留校。因此，它的师资力量特别强。潘承洞先生1956年毕业以后，已经才名远播，也是顺利留校的。不幸的是他的才华太好，闵嗣鹤教授对他爱得不行，又把他收了做自己的研究生。没想到这下子给自己找麻烦了。
大概是1958年，因为学生的分配问题，北大和教育部较上劲儿了。当时教育部批了几年北大的留校学生终于觉得不对劲，给北大来文件了——你每年好学生都自己留下了，而且还留这么多？有必要吗？不能搞“儿孙满堂”，“近亲繁殖”啊，都分配下去到各省各部，不能截流！
北大这边也挺横——我培养出来的我不能先挑，还有没有天理了？没有好教师怎么能有好学生呢？你们眼光太肤浅。
官司打下来，自然是北大没有教育部的拳头大，只好捏着鼻子服从了。比如潘承彪先生，原来也是安排留校的，让这样一折腾，没办法只好改分配到农机学院了。
服从是服从，对潘承洞先生这样的，就实在舍不得。怎么办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系里的办法就是——干脆不给潘先生毕业，你没毕业怎么分配啊。就这样把潘先生“扣”在了北大。
1960年萨爹完成学业后，分配去科学院工作，回头一看，给自己讲课的潘承洞先生，咳，潘先生还没毕业呢……
直到1961年，北大才万般不舍地给潘先生办了毕业手续，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去了——总不能让人家念一辈子吧？
一个研究生从1956年读到1961年，潘先生在当时大概也是创了纪录的。